弗蘭納里·奧康納的人生并不長，只有39年。因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她人生的大多數時光只能蝸居家中。1952年，在被查出患有此病后，奧康納便回到家鄉的農場，每天上午寫作，下午用于閱讀和休息，直至去世。
在這樣的環境中，她的短篇作品里卻出現了令人驚訝的深度，其中不僅包括對美國當時社會運動、黑人平權、麥卡錫主義等社會現象觀察的深度，還有對人性的描寫深度。而正是后者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讓她成為文學史上一顆耀眼的流星。
一株綻放的天竺葵
弗蘭納里·奧康納于1945年畢業于美國佐治亞女子州立大學，之后又進入了艾奧瓦大學的寫作班，在這期間她發表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作品《天竺葵》。國內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天竺葵》除了收錄這篇作品外，還收錄了奧康納其余幾個早期的短篇作品，可以從中看到奧康納文學風格的早期雛形和一些閃耀的文學特質。
作為奧康納的第一篇作品，《天竺葵》已經具有比較豐富的人物形象。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叫做老杜德利的男人，他過去一直生活在鄉村，最近才被女兒接到了紐約這個大城市來居住。小說開頭，我們就能讀到老杜德利對這種生活的不適應，在開篇第一段老杜德利就對他每天在城市里看到的鄰居陽臺上那盆天竺葵感到不屑，“老家有很多天竺葵，比這里的更好看。我們那塊兒的天竺葵才叫天竺葵呢，老杜德利心想，才不像這些淡不拉嘰的粉紅玩意兒，還系著綠色的紙蝴蝶結。”同時，他也回憶著河流旁的生活，無法適應紐約擁擠的地鐵。
在這篇作品的開頭部分，奧康納所勾勒出的老杜德利形象很容易引發我們讀者的共情——一個老人，來到了全是陌生人的大都市，無法適應這里的生活。我們會感覺這個老人有一些可憐，會跟隨著他的思緒，幻想著老人所思念的鄉村也許是比城市公寓樓更適合他的環境。然而，隨著老人具體懷念事物的出現，我們能夠發現，老杜德利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關鍵之處卻是黑人。他懷念家鄉的鄉村生活，是因為在那里有聽話的、守本分的黑人，一切都規規矩矩，但是在紐約這個現代城市里，一切都亂了套，在他無法忍受城市擁擠地鐵的表象下，他更為厭惡的是和黑人擠在一起。“他完全被困在這個地方，這個黑鬼可以稱你為‘老伙計’的地方。他可不愿意被困在這種地方，絕對不行。他轉了轉靠在椅背上的頭，好舒展一下沉甸甸的脖子。”
當我們在老杜德利身上感受到的憐憫情緒因此而消失時，小說的敘述會讓我們將情感的關注點轉向那位剛剛與老杜德利打照面的黑人鄰居。他會是個友好的黑人、正義的黑人還是因此感到委屈的黑人——都不是，奧康納將他描寫成一個普通的、與城市冷漠環境契合的人。在老杜德利哭著詢問他那盆天竺葵去了哪里的時候，他和鄰居黑人的對話會讓我們心里對任何由膚色而衍生的同情心消除。老杜德利在意的并不僅僅是那盆能夠勾起他腦中家鄉回憶的天竺葵，還有“在那里的應該是它，而不是你”這樣的緣故。鄰居黑人則將天竺葵從陽臺推下去摔了個粉碎，他狠狠地表示自己不愿意讓別人每天盯著自己居住的地方看，“這話我只說一遍”。從最后的結局里，我們最終感受到的只有那無法抹除的隔閡感。至于小說開頭的天竺葵，無論是被放在陽臺上用于回憶也好，被摔個粉碎也好，我們需要面對這篇小說問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個世界上是否能有一個讓天竺葵安靜生存的角落。
在最初的故事里，奧康納已經讓我們看到了她的文學特質。她的小說大量以黑人在社會上遭受的歧視與隔閡為主題，但并不終結于此，在她的筆下，對黑人的共情和憐憫屬于已經過去的、黑人運動之前的東西，而奧康納故事所要面對的，是平權運動之后那些藏在暗處的隔閡，也就是人性之中那些幽暗的事物，而這些主題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膚色問題。加之南方文學的特性，讓她的故事時常以幽默的外殼呈現，具有些許諷刺意味，同時又總是以冷峻且令人絕望的方式結尾。在另一篇早期作品《理發師》中，奧康納描寫了一個大學教授在理發店所爆發的關于選舉的爭論，我們一方面能夠看到理發店人員對政治、社會理想的無知嘲諷，會感到他們無法與之討論崇高理念的平庸之輩，又能從大學教授那精心準備演講、試圖以此打動理發店聽眾的教條行為感受到另一種意義上的平庸，終歸它會讓我們誕生一個與《天竺葵》類似的問題——不平庸的事物在現實生活中真有立足之處嗎。
然而，奧康納早期作品也存在著一些尚不完美的地方。也許是出身寫作班的緣故，她的故事發展機制十分完備，但這偶爾會導致一種故事懸念感過于突出，從而使一些故事讀起來不太自然的現象。《火雞》或許就是這樣一篇，盡管主人公在圍獵火雞的路上，跟隨著失去火雞、找到火雞的過程產生了具有變化和懸念的思考，但最后火雞被搶走從而讓萬事歸無的結尾會顯得整個小說格式化。而在她后期的成熟作品里，人性的發展則超越了小說的故事機制，成為更具深度的存在。
后期作品的深邃冷峻
奧康納后期的經典短篇作品包括《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格林利夫》《天啟》《你不會比死人更慘》等等。在這些作品里，奧康納對內心人性的描寫更加細膩，盡管這些故事的主題都與黑人相關，卻通過內心的描寫達到了直抵人性善惡的效果。
在《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這篇經典作品中，奧康納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對母子截然對立的思想狀態。朱利安的母親是一個典型的舊觀念白人，而朱利安呈現的則是具有激進的現代意識的青年人。在陪同母親去上減肥課的公交車上，母子之間便由暗到明爆發了這種矛盾。朱利安的母親一直緬懷黑人解放之前的舊時代，她有著一套看起來很溫和的思想來為自己的想法辯護，在朱利安母親的心里，她不曾虐待過黑人，讓他們吃好穿好，她并不反對黑人的獨立運動，但是卻對黑人運動之后重構的社會秩序感到混亂，“他們做奴隸的時候，生活要好得多……荒唐，這根本不現實。他們應該站起來，沒錯，可是總得在籬笆后面他們自己那一邊呀。”從根本上來講，朱利安母親無法接受的是階層特權的喪失。
而朱利安作為想法激進的青年人，對母親的觀念抱有憎惡。他心中斷斷續續幻想著各種刺激母親的方式，比如他幻想著母親突然病倒在路邊，然后來救她的是一個黑人醫生；他在公交車上碰到了和母親戴同款帽子的黑人，他很想脫口而出對自己的母親說，那頂帽子黑人戴著要比你好看。母子二人矛盾爆發的高潮，是公交車上出現一個黑人小男孩的時候。這個小孩子讓朱利安母親發自內心感覺到可愛，然后她采用了一種極具歧視意味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喜愛——下車的時候賞她們一枚硬幣。對此，攔都攔不住的朱利安只能看著自己的母親在掏出一枚硬幣后，被黑人小男孩的母親怒罵并癱坐在路邊的結果。
看到這一幕的朱利安反而有點高興，在他看來，自己的母親終于受到了應有的教訓。“照他看來，不解釋一下這個教訓的意義以示贊同，就沒理由放過它。‘整個有色人種都不會再拿你恩賜的鋼镚啦。那女人是你的黑色版本。她可以戴和你一樣的帽子，而且說真的，’他無緣無故加上這么一句（因為他覺得這很好笑），‘她戴著比你戴著更好看。’”沒想到，朱利安的母親在突如其來的這些刺激中，堅持著在路邊蹣跚了幾步后倒地去世。
我們不會喜歡這個故事里的任何人。朱利安母親的行為無疑是一種偽善，也是奧康納在小說中經常暴露并批判的主題。朱利安腦中有鮮明的對錯立場，是舊觀念的抨擊者，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們會發現很多人類的基礎情感已經淡化。
奧康納小說的冷峻特征正源于此，她的小說富有張力，時而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和人物的某些特征達成情感的一致，時而又暴露出該人物在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缺點來令我們反思。偽善是奧康納小說里經常向我們警示的一個主題，尤其是在同情以及共情這些概念已經近乎泛濫的今天。共情是一個聽起來比同情更現代也更平等的詞語，但它依舊存在（或者說注定不可避免）立場上的問題，而且它很容易變成我們理解外部事物的一種方式甚至是最高形式。在《天啟》這篇小說中，同樣是代表舊觀念的特平夫人在醫院候診室中看到自己的同情之心摔得粉碎，回家后又罕見地對著飼養的豬群誕生了一些共情之心，她最后對自我產生了迷失，她在幻覺中看到一群升入天堂的人，而自己排在隊伍的最末尾，“每樣東西都有一點……邁著極莊嚴的步伐前進……然而，從他們震驚且變形的臉上她能看出，就連他們的美德，也正在被燒毀。”美德，同情，共情，本身都并非負面的詞語，然而奧康納小說讓我們意識到，它們只是接近于善的概念，是一種人造的思想式的善良。朱利安母親展現的同情是如此，站在黑人立場上抨擊母親的朱利安也是如此。奧康納小說的冷峻不僅在于她撕開了對錯和善惡立場之間的界限，通過讓“愛”這個元素缺失的方式展示了種種外部審視的隔閡，同時也讓我們在看到對各種人物行為的諷刺之后思考——天然的善，是否還能在這個世界上被尋覓到呢。
弗蘭納里·奧康納的人生并不長，只有39年。因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她人生的大多數時光只能蝸居家中。1952年，在被查出患有此病后，奧康納便回到家鄉的農場，每天上午寫作，下午用于閱讀和休息，直至去世。
在這樣的環境中，她的短篇作品里卻出現了令人驚訝的深度，其中不僅包括對美國當時社會運動、黑人平權、麥卡錫主義等社會現象觀察的深度，還有對人性的描寫深度。而正是后者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讓她成為文學史上一顆耀眼的流星。
一株綻放的天竺葵
弗蘭納里·奧康納于1945年畢業于美國佐治亞女子州立大學，之后又進入了艾奧瓦大學的寫作班，在這期間她發表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作品《天竺葵》。國內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天竺葵》除了收錄這篇作品外，還收錄了奧康納其余幾個早期的短篇作品，可以從中看到奧康納文學風格的早期雛形和一些閃耀的文學特質。
作為奧康納的第一篇作品，《天竺葵》已經具有比較豐富的人物形象。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叫做老杜德利的男人，他過去一直生活在鄉村，最近才被女兒接到了紐約這個大城市來居住。小說開頭，我們就能讀到老杜德利對這種生活的不適應，在開篇第一段老杜德利就對他每天在城市里看到的鄰居陽臺上那盆天竺葵感到不屑，“老家有很多天竺葵，比這里的更好看。我們那塊兒的天竺葵才叫天竺葵呢，老杜德利心想，才不像這些淡不拉嘰的粉紅玩意兒，還系著綠色的紙蝴蝶結。”同時，他也回憶著河流旁的生活，無法適應紐約擁擠的地鐵。
在這篇作品的開頭部分，奧康納所勾勒出的老杜德利形象很容易引發我們讀者的共情——一個老人，來到了全是陌生人的大都市，無法適應這里的生活。我們會感覺這個老人有一些可憐，會跟隨著他的思緒，幻想著老人所思念的鄉村也許是比城市公寓樓更適合他的環境。然而，隨著老人具體懷念事物的出現，我們能夠發現，老杜德利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的關鍵之處卻是黑人。他懷念家鄉的鄉村生活，是因為在那里有聽話的、守本分的黑人，一切都規規矩矩，但是在紐約這個現代城市里，一切都亂了套，在他無法忍受城市擁擠地鐵的表象下，他更為厭惡的是和黑人擠在一起。“他完全被困在這個地方，這個黑鬼可以稱你為‘老伙計’的地方。他可不愿意被困在這種地方，絕對不行。他轉了轉靠在椅背上的頭，好舒展一下沉甸甸的脖子。”
當我們在老杜德利身上感受到的憐憫情緒因此而消失時，小說的敘述會讓我們將情感的關注點轉向那位剛剛與老杜德利打照面的黑人鄰居。他會是個友好的黑人、正義的黑人還是因此感到委屈的黑人——都不是，奧康納將他描寫成一個普通的、與城市冷漠環境契合的人。在老杜德利哭著詢問他那盆天竺葵去了哪里的時候，他和鄰居黑人的對話會讓我們心里對任何由膚色而衍生的同情心消除。老杜德利在意的并不僅僅是那盆能夠勾起他腦中家鄉回憶的天竺葵，還有“在那里的應該是它，而不是你”這樣的緣故。鄰居黑人則將天竺葵從陽臺推下去摔了個粉碎，他狠狠地表示自己不愿意讓別人每天盯著自己居住的地方看，“這話我只說一遍”。從最后的結局里，我們最終感受到的只有那無法抹除的隔閡感。至于小說開頭的天竺葵，無論是被放在陽臺上用于回憶也好，被摔個粉碎也好，我們需要面對這篇小說問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個世界上是否能有一個讓天竺葵安靜生存的角落。
在最初的故事里，奧康納已經讓我們看到了她的文學特質。她的小說大量以黑人在社會上遭受的歧視與隔閡為主題，但并不終結于此，在她的筆下，對黑人的共情和憐憫屬于已經過去的、黑人運動之前的東西，而奧康納故事所要面對的，是平權運動之后那些藏在暗處的隔閡，也就是人性之中那些幽暗的事物，而這些主題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膚色問題。加之南方文學的特性，讓她的故事時常以幽默的外殼呈現，具有些許諷刺意味，同時又總是以冷峻且令人絕望的方式結尾。在另一篇早期作品《理發師》中，奧康納描寫了一個大學教授在理發店所爆發的關于選舉的爭論，我們一方面能夠看到理發店人員對政治、社會理想的無知嘲諷，會感到他們無法與之討論崇高理念的平庸之輩，又能從大學教授那精心準備演講、試圖以此打動理發店聽眾的教條行為感受到另一種意義上的平庸，終歸它會讓我們誕生一個與《天竺葵》類似的問題——不平庸的事物在現實生活中真有立足之處嗎。
然而，奧康納早期作品也存在著一些尚不完美的地方。也許是出身寫作班的緣故，她的故事發展機制十分完備，但這偶爾會導致一種故事懸念感過于突出，從而使一些故事讀起來不太自然的現象。《火雞》或許就是這樣一篇，盡管主人公在圍獵火雞的路上，跟隨著失去火雞、找到火雞的過程產生了具有變化和懸念的思考，但最后火雞被搶走從而讓萬事歸無的結尾會顯得整個小說格式化。而在她后期的成熟作品里，人性的發展則超越了小說的故事機制，成為更具深度的存在。
后期作品的深邃冷峻
奧康納后期的經典短篇作品包括《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格林利夫》《天啟》《你不會比死人更慘》等等。在這些作品里，奧康納對內心人性的描寫更加細膩，盡管這些故事的主題都與黑人相關，卻通過內心的描寫達到了直抵人性善惡的效果。
在《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這篇經典作品中，奧康納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對母子截然對立的思想狀態。朱利安的母親是一個典型的舊觀念白人，而朱利安呈現的則是具有激進的現代意識的青年人。在陪同母親去上減肥課的公交車上，母子之間便由暗到明爆發了這種矛盾。朱利安的母親一直緬懷黑人解放之前的舊時代，她有著一套看起來很溫和的思想來為自己的想法辯護，在朱利安母親的心里，她不曾虐待過黑人，讓他們吃好穿好，她并不反對黑人的獨立運動，但是卻對黑人運動之后重構的社會秩序感到混亂，“他們做奴隸的時候，生活要好得多……荒唐，這根本不現實。他們應該站起來，沒錯，可是總得在籬笆后面他們自己那一邊呀。”從根本上來講，朱利安母親無法接受的是階層特權的喪失。
而朱利安作為想法激進的青年人，對母親的觀念抱有憎惡。他心中斷斷續續幻想著各種刺激母親的方式，比如他幻想著母親突然病倒在路邊，然后來救她的是一個黑人醫生；他在公交車上碰到了和母親戴同款帽子的黑人，他很想脫口而出對自己的母親說，那頂帽子黑人戴著要比你好看。母子二人矛盾爆發的高潮，是公交車上出現一個黑人小男孩的時候。這個小孩子讓朱利安母親發自內心感覺到可愛，然后她采用了一種極具歧視意味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喜愛——下車的時候賞她們一枚硬幣。對此，攔都攔不住的朱利安只能看著自己的母親在掏出一枚硬幣后，被黑人小男孩的母親怒罵并癱坐在路邊的結果。
看到這一幕的朱利安反而有點高興，在他看來，自己的母親終于受到了應有的教訓。“照他看來，不解釋一下這個教訓的意義以示贊同，就沒理由放過它。‘整個有色人種都不會再拿你恩賜的鋼镚啦。那女人是你的黑色版本。她可以戴和你一樣的帽子，而且說真的，’他無緣無故加上這么一句（因為他覺得這很好笑），‘她戴著比你戴著更好看。’”沒想到，朱利安的母親在突如其來的這些刺激中，堅持著在路邊蹣跚了幾步后倒地去世。
我們不會喜歡這個故事里的任何人。朱利安母親的行為無疑是一種偽善，也是奧康納在小說中經常暴露并批判的主題。朱利安腦中有鮮明的對錯立場，是舊觀念的抨擊者，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們會發現很多人類的基礎情感已經淡化。
奧康納小說的冷峻特征正源于此，她的小說富有張力，時而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和人物的某些特征達成情感的一致，時而又暴露出該人物在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缺點來令我們反思。偽善是奧康納小說里經常向我們警示的一個主題，尤其是在同情以及共情這些概念已經近乎泛濫的今天。共情是一個聽起來比同情更現代也更平等的詞語，但它依舊存在（或者說注定不可避免）立場上的問題，而且它很容易變成我們理解外部事物的一種方式甚至是最高形式。在《天啟》這篇小說中，同樣是代表舊觀念的特平夫人在醫院候診室中看到自己的同情之心摔得粉碎，回家后又罕見地對著飼養的豬群誕生了一些共情之心，她最后對自我產生了迷失，她在幻覺中看到一群升入天堂的人，而自己排在隊伍的最末尾，“每樣東西都有一點……邁著極莊嚴的步伐前進……然而，從他們震驚且變形的臉上她能看出，就連他們的美德，也正在被燒毀。”美德，同情，共情，本身都并非負面的詞語，然而奧康納小說讓我們意識到，它們只是接近于善的概念，是一種人造的思想式的善良。朱利安母親展現的同情是如此，站在黑人立場上抨擊母親的朱利安也是如此。奧康納小說的冷峻不僅在于她撕開了對錯和善惡立場之間的界限，通過讓“愛”這個元素缺失的方式展示了種種外部審視的隔閡，同時也讓我們在看到對各種人物行為的諷刺之后思考——天然的善，是否還能在這個世界上被尋覓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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