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是現象級作家，有關他的研究汗牛充棟，有厚夫、張艷茜、曉蕾、海波、王擁軍等寫成的多個版本的傳記，另有《守望路遙》《路遙畫傳》等記錄或專題研究，堪稱“全方位，無死角”。
在此基礎上，還有必要再寫一本《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王剛、王曉飛著，2024年10月第一版）嗎？它加上附錄才250頁，能寫出路遙的“深度”嗎？
細細讀過，才知它試圖突破“路遙研究”的兩大瓶頸：
其一，注釋長于原文：“路遙研究”的文本總量已遠超路遙的創作量，瑣碎解讀、過度解讀比比皆是，有些問題是研究者制造出來的，爭論不休，卻意義有限。
其二，主觀評論多于客觀陳述：許多“研究”充滿“朝圣”意味，不加分辨地將“文本中的路遙”、“我理解的路遙”和“路遙本人”混為一談，彼此推漲。
文學應有激情，研究卻要冷靜。《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無獨家秘辛，它以中立視角、言簡意賅、融匯眾說，助讀者“拉開距離看路遙”。
路遙的人生還有另一面
路遙研究之難，在其人生充滿傳奇性，與他的小說相互輝映。成長中的貧窮記憶、屢遭挫折的自尊、對理想的執著追求、苦難成就的高尚情懷，構成完整的敘事鏈，即“遭遇苦難—克服苦難—超越苦難”，易使人“共情”。
但這個傳奇性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帶有虛構性？
學者孫萍萍在《“路遙熱”中的“冷”思考》中指出：“貧窮苦難并非路遙早年的全部底色”，“路遙在學校并不是自卑的、被人輕視的，而是調皮的孩子王，學習好”。
據路遙的同學回憶，少年路遙“成績一直在班上是前幾名，還當上了班長”“談吐越來越自然，知識面越來越廣，大家都很佩服”。作家海波在《人生路遙》中稱：“（中學時代的路遙）引起了老師和一些學生家長的注意，和在農村時一樣，城里人也覺得這個孩子前途不可限量……等到上六年級時，他已經是全校最著名的學生了，不但同學們這樣看，老師也這樣看。”
路遙較少提及“孩子王”的風光，更多強調：“童年，貧窮饑餓，且又有一顆敏感自尊的心……當七歲上父母養活不了一路討飯把你送給別人，你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冷酷的現實。你獨立做人從這時候就開始了。”
《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呈現路遙另一面：多次得到“貴人相助”。
小學畢業后，無錢上初中，村領導劉俊貴籌借2升黑豆，充作學費，路遙報到晚了半個月，已失入學資格，延川中學校長杜永福惜才，將他收入。
工作后，路遙一度陷入低谷，詩人曹谷溪幫路遙發表作品，介紹他到“宣傳隊”工作，路遙因此走上文學道路。
三年大學還沒畢業，路遙被《陜西文藝》看中，賀抒立、王丕祥等老編輯通過復雜的手續，將路遙留在編輯部。路遙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被多家雜志拒絕，女友林達托母親，輾轉投給熱心培養新人的秦兆陽，經20多天修改，發表在《當代》上，獲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二等獎……
這些無私幫助改變了路遙的命運，也影響了路遙的寫作：
其一，相信奇跡。路遙小說中的主人公，也會遇到“貴人相助”;
其二，強調道德。為了讓低概率事件呈現出合理性，路遙往往突出主人公的道德因素， “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
敘事清晰帶來的深度模糊
在路遙小說中，有異常清晰的故事線索，這種“清晰”可能來自心理創傷。
路遙8歲時，因家貧，被過繼到伯父家。父親沒告訴路遙真相，只說帶他到伯父家住幾天，路遙假裝不知道，他后來回憶：“（我）趁家里人不知道，躲在村里一棵老樹后，眼看著父親踏著蒙蒙的晨霧，夾著包袱，像個小偷似的從村子里溜出去，過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近乎冷酷的筆調中，蘊含著巨大的苦痛。寫出來，是一種療傷，但也可能導向誤會：將“發生—發展—高潮—結尾”視為本質，以發現這個“潛在邏輯”為智慧，這會限制一個人的靈性，使他無法看到邏輯外的世界。
現實世界如此寬闊，但對創深巨痛者，它異常狹窄、無趣和重復。這可能是路遙刻意追求簡單化的原因——在人們眼中，路遙是文學的“苦行僧”，不修邊幅、不善交際、不懂生活，全部精力聚焦在創作上。
學者程文采訪路遙昔日好友曹谷溪時，曹谷溪表示：“路遙是個好漢，但是，路遙也是一個兒貨（陜北方言：魯莽憨直的人）。”
其實，路遙并非活在真空中，他也有強烈的現實感。
路遙上大學時，林達將省下的工資都給了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銷量不佳、第二部無處發表，曾在陜西插隊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輯葉詠梅用“小說連播”的方式，將其推廣，連播126天，聽眾達3億人次。
不斷跨圈是路遙成功的關鍵，但不同圈層的游戲規則不同、對個體的要求亦不同，當個體無法概括這些復雜經驗時，路遙有了“近乎極端的唯意志論傾向”。
翻譯家孔保爾回憶：“有一天下午，他（路遙）坐在那把爛藤椅上，對我和觀勝（作家王觀勝）說，像我們這種人，專心致志去干一件事情，把它干好，小事情壓根就不要去管它，瑣碎的事情不是我們干的，就是油瓶子倒了都不要去扶。”
恰在此時，路遙夫人林達搬蜂窩煤走過，路遙視而不見、繼續端坐，孔保爾說“你還不快去幫嫂子搬煤”，路遙說：“我剛說過，你咋就忘了……怎么翻譯家也是死腦筋。”
與復雜現實之間磕磕碰碰
大事、小事之別，往往由敘事方式決定。一方敘事中的大事，可能是別人敘事中的小事，由此引發沖突。意識到故事太簡單、無法匹配現實的多元，懷疑故事、背叛故事，是成熟的必經之路。
路遙的困難在于，逼仄的成長空間迫使他快速拿出解決方案，無暇擴充經驗與思考，這使他很難擺脫故事的誘惑。可執著于故事，又會與復雜現實磕磕碰碰。
路遙對妻子苛刻，對四弟王天樂也有時苛刻。他幫王天樂進了城、當上記者，因而要王天樂照顧自己。據航宇回憶，路遙在延安醫院住院時，王天樂沒及時來看望（王天樂病重，查出有乙肝，怕丟工作，只好偷偷治療，且擔心傳染給路遙），“路遙唉聲嘆氣地說，你看天樂，一滿就不是以前的天樂了，翅膀硬了，一滿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
在市場大潮沖擊下，路遙亦有進退失據的一面。他曾向朋友張曉光求助：“我實在窮得可怕，你認識那么多企業家，能不能幫我找一個經理廠長，我給人家寫篇報告文學，給我掙幾個錢。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點稿費，還不夠我這幾年抽煙的錢。”
出版《路遙文集》，也是因“實在沒錢用了，只能勉強為之”，可路遙同時又“借了錢，大興土木，裝修房子”。
路遙病倒后，在醫生們的幫助下，病情一度好轉，使他對主治醫生、實習醫生有了信任感，“只要有一天見不到這兩位醫生，路遙就會變得急躁、惶恐、不踏實”。主治醫生不久轉去治其他病人，實習醫生結束實習、回校讀書，路遙的情緒“一下子跌到了萬丈深淵，整天默默無語、消極”，致病情再度惡化。
路遙的強烈的生命意志中，包含著自毀意識：寫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時，他口吐鮮血，卻不讓王天樂告訴別人。路遙蔑視身體，將其視為完成“大事”的工具，隨時可以犧牲。
沒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平凡的世界》正趕上現代主義風起云涌，莫言、劉索拉、馬原、格非等以全新的寫法，引起文學編輯們的關注，路遙的寫作被忽略。即使在《平凡的世界》引起轟動后，仍有評論家認為它的“藝術成就不高”，稱路遙即使不是英年早逝，也將“在眾聲喧嘩中……被忽略不聞，嘗盡寂寞滋味”。
《平凡的世界》的成功有客觀因素：
一方面，社會轉型，“熟人社會”奉行的“以道德為中心”的價值觀開始松動，“陌生人社會”奉行的“以法律為中心”的價值觀尚未建立。人們普遍產生了迷茫感和無力感——為何奉行千年的“好人有好報”突然失靈？生命的價值何在？《平凡的世界》提供了新的道德榜樣。
另一方面，路遙用燃盡生命的方式去完成一部小說的悲壯，重振了人們對崇高、理想主義的信任。
“人的一生總應有個覺悟時期（當然也有人終生不悟）。但這個覺悟時期的早晚，對我們的一生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說我們應該做什么人，選擇什么樣的人生道路。”經進化論、啟蒙主義、意識形態等的輪番耕耘后，路遙的這些表述能深入普通讀者的心中。
作家的才華就在于，他能聽懂人們的自我安慰，能理解集體的焦慮，并給出自己的回應。無數從小鎮和農村來到大城市的年輕人，行囊中都揣過《平凡的世界》，在復雜的利益關系中，《平凡的世界》描繪了一個理想世界，它伸手可及。
文學不應終日困守在書齋里，只研究“怎么寫”，還需概括時代、把握時代，這需要寫作者付出巨大的真誠，這正是路遙的長處。內心創傷成就了路遙的殉道者情懷，正如蘇東坡所說：“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而后工也。”時代給路遙以無法從容的人生，卻也給了他“肉身成圣”的機會。對于不再仰望高處，甘心困在現實中的現代人來說，路遙就是傳說。
不論讀過多少種路遙傳記，《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仍值得一看，它呈現了一個更開放、更多可能的路遙。我們永遠無法抵達“路遙本人”，只能沿著“文本中的路遙”，去建構“我理解的路遙”。
路遙是豐富的、生動的，只要后人還在建構，路遙就依然活著。
路遙是現象級作家，有關他的研究汗牛充棟，有厚夫、張艷茜、曉蕾、海波、王擁軍等寫成的多個版本的傳記，另有《守望路遙》《路遙畫傳》等記錄或專題研究，堪稱“全方位，無死角”。
在此基礎上，還有必要再寫一本《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王剛、王曉飛著，2024年10月第一版）嗎？它加上附錄才250頁，能寫出路遙的“深度”嗎？
細細讀過，才知它試圖突破“路遙研究”的兩大瓶頸：
其一，注釋長于原文：“路遙研究”的文本總量已遠超路遙的創作量，瑣碎解讀、過度解讀比比皆是，有些問題是研究者制造出來的，爭論不休，卻意義有限。
其二，主觀評論多于客觀陳述：許多“研究”充滿“朝圣”意味，不加分辨地將“文本中的路遙”、“我理解的路遙”和“路遙本人”混為一談，彼此推漲。
文學應有激情，研究卻要冷靜。《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無獨家秘辛，它以中立視角、言簡意賅、融匯眾說，助讀者“拉開距離看路遙”。
路遙的人生還有另一面
路遙研究之難，在其人生充滿傳奇性，與他的小說相互輝映。成長中的貧窮記憶、屢遭挫折的自尊、對理想的執著追求、苦難成就的高尚情懷，構成完整的敘事鏈，即“遭遇苦難—克服苦難—超越苦難”，易使人“共情”。
但這個傳奇性是真實存在的，還是帶有虛構性？
學者孫萍萍在《“路遙熱”中的“冷”思考》中指出：“貧窮苦難并非路遙早年的全部底色”，“路遙在學校并不是自卑的、被人輕視的，而是調皮的孩子王，學習好”。
據路遙的同學回憶，少年路遙“成績一直在班上是前幾名，還當上了班長”“談吐越來越自然，知識面越來越廣，大家都很佩服”。作家海波在《人生路遙》中稱：“（中學時代的路遙）引起了老師和一些學生家長的注意，和在農村時一樣，城里人也覺得這個孩子前途不可限量……等到上六年級時，他已經是全校最著名的學生了，不但同學們這樣看，老師也這樣看。”
路遙較少提及“孩子王”的風光，更多強調：“童年，貧窮饑餓，且又有一顆敏感自尊的心……當七歲上父母養活不了一路討飯把你送給別人，你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冷酷的現實。你獨立做人從這時候就開始了。”
《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呈現路遙另一面：多次得到“貴人相助”。
小學畢業后，無錢上初中，村領導劉俊貴籌借2升黑豆，充作學費，路遙報到晚了半個月，已失入學資格，延川中學校長杜永福惜才，將他收入。
工作后，路遙一度陷入低谷，詩人曹谷溪幫路遙發表作品，介紹他到“宣傳隊”工作，路遙因此走上文學道路。
三年大學還沒畢業，路遙被《陜西文藝》看中，賀抒立、王丕祥等老編輯通過復雜的手續，將路遙留在編輯部。路遙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被多家雜志拒絕，女友林達托母親，輾轉投給熱心培養新人的秦兆陽，經20多天修改，發表在《當代》上，獲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二等獎……
這些無私幫助改變了路遙的命運，也影響了路遙的寫作：
其一，相信奇跡。路遙小說中的主人公，也會遇到“貴人相助”;
其二，強調道德。為了讓低概率事件呈現出合理性，路遙往往突出主人公的道德因素， “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
敘事清晰帶來的深度模糊
在路遙小說中，有異常清晰的故事線索，這種“清晰”可能來自心理創傷。
路遙8歲時，因家貧，被過繼到伯父家。父親沒告訴路遙真相，只說帶他到伯父家住幾天，路遙假裝不知道，他后來回憶：“（我）趁家里人不知道，躲在村里一棵老樹后，眼看著父親踏著蒙蒙的晨霧，夾著包袱，像個小偷似的從村子里溜出去，過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近乎冷酷的筆調中，蘊含著巨大的苦痛。寫出來，是一種療傷，但也可能導向誤會：將“發生—發展—高潮—結尾”視為本質，以發現這個“潛在邏輯”為智慧，這會限制一個人的靈性，使他無法看到邏輯外的世界。
現實世界如此寬闊，但對創深巨痛者，它異常狹窄、無趣和重復。這可能是路遙刻意追求簡單化的原因——在人們眼中，路遙是文學的“苦行僧”，不修邊幅、不善交際、不懂生活，全部精力聚焦在創作上。
學者程文采訪路遙昔日好友曹谷溪時，曹谷溪表示：“路遙是個好漢，但是，路遙也是一個兒貨（陜北方言：魯莽憨直的人）。”
其實，路遙并非活在真空中，他也有強烈的現實感。
路遙上大學時，林達將省下的工資都給了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銷量不佳、第二部無處發表，曾在陜西插隊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輯葉詠梅用“小說連播”的方式，將其推廣，連播126天，聽眾達3億人次。
不斷跨圈是路遙成功的關鍵，但不同圈層的游戲規則不同、對個體的要求亦不同，當個體無法概括這些復雜經驗時，路遙有了“近乎極端的唯意志論傾向”。
翻譯家孔保爾回憶：“有一天下午，他（路遙）坐在那把爛藤椅上，對我和觀勝（作家王觀勝）說，像我們這種人，專心致志去干一件事情，把它干好，小事情壓根就不要去管它，瑣碎的事情不是我們干的，就是油瓶子倒了都不要去扶。”
恰在此時，路遙夫人林達搬蜂窩煤走過，路遙視而不見、繼續端坐，孔保爾說“你還不快去幫嫂子搬煤”，路遙說：“我剛說過，你咋就忘了……怎么翻譯家也是死腦筋。”
與復雜現實之間磕磕碰碰
大事、小事之別，往往由敘事方式決定。一方敘事中的大事，可能是別人敘事中的小事，由此引發沖突。意識到故事太簡單、無法匹配現實的多元，懷疑故事、背叛故事，是成熟的必經之路。
路遙的困難在于，逼仄的成長空間迫使他快速拿出解決方案，無暇擴充經驗與思考，這使他很難擺脫故事的誘惑。可執著于故事，又會與復雜現實磕磕碰碰。
路遙對妻子苛刻，對四弟王天樂也有時苛刻。他幫王天樂進了城、當上記者，因而要王天樂照顧自己。據航宇回憶，路遙在延安醫院住院時，王天樂沒及時來看望（王天樂病重，查出有乙肝，怕丟工作，只好偷偷治療，且擔心傳染給路遙），“路遙唉聲嘆氣地說，你看天樂，一滿就不是以前的天樂了，翅膀硬了，一滿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
在市場大潮沖擊下，路遙亦有進退失據的一面。他曾向朋友張曉光求助：“我實在窮得可怕，你認識那么多企業家，能不能幫我找一個經理廠長，我給人家寫篇報告文學，給我掙幾個錢。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點稿費，還不夠我這幾年抽煙的錢。”
出版《路遙文集》，也是因“實在沒錢用了，只能勉強為之”，可路遙同時又“借了錢，大興土木，裝修房子”。
路遙病倒后，在醫生們的幫助下，病情一度好轉，使他對主治醫生、實習醫生有了信任感，“只要有一天見不到這兩位醫生，路遙就會變得急躁、惶恐、不踏實”。主治醫生不久轉去治其他病人，實習醫生結束實習、回校讀書，路遙的情緒“一下子跌到了萬丈深淵，整天默默無語、消極”，致病情再度惡化。
路遙的強烈的生命意志中，包含著自毀意識：寫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時，他口吐鮮血，卻不讓王天樂告訴別人。路遙蔑視身體，將其視為完成“大事”的工具，隨時可以犧牲。
沒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平凡的世界》正趕上現代主義風起云涌，莫言、劉索拉、馬原、格非等以全新的寫法，引起文學編輯們的關注，路遙的寫作被忽略。即使在《平凡的世界》引起轟動后，仍有評論家認為它的“藝術成就不高”，稱路遙即使不是英年早逝，也將“在眾聲喧嘩中……被忽略不聞，嘗盡寂寞滋味”。
《平凡的世界》的成功有客觀因素：
一方面，社會轉型，“熟人社會”奉行的“以道德為中心”的價值觀開始松動，“陌生人社會”奉行的“以法律為中心”的價值觀尚未建立。人們普遍產生了迷茫感和無力感——為何奉行千年的“好人有好報”突然失靈？生命的價值何在？《平凡的世界》提供了新的道德榜樣。
另一方面，路遙用燃盡生命的方式去完成一部小說的悲壯，重振了人們對崇高、理想主義的信任。
“人的一生總應有個覺悟時期（當然也有人終生不悟）。但這個覺悟時期的早晚，對我們的一生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說我們應該做什么人，選擇什么樣的人生道路。”經進化論、啟蒙主義、意識形態等的輪番耕耘后，路遙的這些表述能深入普通讀者的心中。
作家的才華就在于，他能聽懂人們的自我安慰，能理解集體的焦慮，并給出自己的回應。無數從小鎮和農村來到大城市的年輕人，行囊中都揣過《平凡的世界》，在復雜的利益關系中，《平凡的世界》描繪了一個理想世界，它伸手可及。
文學不應終日困守在書齋里，只研究“怎么寫”，還需概括時代、把握時代，這需要寫作者付出巨大的真誠，這正是路遙的長處。內心創傷成就了路遙的殉道者情懷，正如蘇東坡所說：“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而后工也。”時代給路遙以無法從容的人生，卻也給了他“肉身成圣”的機會。對于不再仰望高處，甘心困在現實中的現代人來說，路遙就是傳說。
不論讀過多少種路遙傳記，《路遙傳：無法從容的人生》仍值得一看，它呈現了一個更開放、更多可能的路遙。我們永遠無法抵達“路遙本人”，只能沿著“文本中的路遙”，去建構“我理解的路遙”。
路遙是豐富的、生動的，只要后人還在建構，路遙就依然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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