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韓起瀾的代表著作《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以下簡稱《蘇北人在上海》），甫一再版就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
近兩年來，以上海話為主要使用語言的海派影視作品不斷涌現，《繁花》里的“玲子”被人認為說話帶有蘇北口音，《愛情神話》里扮演城管的錢小昆和扮演小皮匠的寧理，都說著一口蘇北話。有脫口秀演員也拿蘇北人“砸掛”，稱自己有“蘇北血統”。
其實，早在100多年前，上海的滑稽戲就喜歡用蘇北口音“玩梗”。1915年，錢化佛在“文明戲”《西太后》中首次加入“獨角戲”元素，用江蘇揚州方言演唱京劇《空城計》片段，還用揚州話說了一段“淮揚菜名”，從而增加了喜劇效果。
很多上海人如果向前追溯兩三代，可能就來自蘇北地區。資料統計，1949年，大約150萬蘇北人居住在上海，占當時該市人口的1/5。雖然很多人注意到了上海人對于“蘇北人”的偏見，但在《蘇北人在上海》一書出版之前，很少有人探尋其形成的原因，關于“蘇北”和“蘇北人”，還有諸多謎團等待解開。
作為族群的蘇北人
《蘇北人在上海》英文原版中的主標題為“創建中國族群”（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這個標題也揭示了本書的核心觀點，即蘇北人是由原籍同鄉所界定的族群。
這一觀點的提出源自韓起瀾在研究上海棉紗廠女工時發現的現象。1979年，韓起瀾來到上海進行為期兩年的調查和研究，并于1982年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姐妹們與陌生人：上海棉紗廠女工，1919—1949》。韓起瀾注意到，來自貧窮地區的女工與上海等富裕地區的女工形成競爭，互相排斥，即使在同一個工廠也難以交流，彼此所住之處亦涇渭分明。韓起瀾認為，在上海這座移民城市里，籍貫構筑了社會等級結構，形塑了大眾“傲慢與偏見”的流行意識。因此，在中國的語境下，蘇北人有可能被建構為族群。
在西方，人們往往用“Nation”來指代民族，其概念源自17世紀出現于西歐的“民族主義”，而“Ethnic Group”則在20世紀初在美國學界使用較多，用來表示多族群國家內部具有不同發展情況的歷史。在第八章《籍貫的族群含義》里，韓起瀾對她所界定的族群給予進一步的解釋：蘇北人作為族群概念，是由江南人和上海人“并不總是自覺地或有意地，并不總是一貫地建構和界定它的”。在江南人和上海人眼中，江蘇北部就是貧窮、落后以及從事底層工作的代名詞。此外，這一理論是否能夠在特定時間段成立，還有一個隱含的基礎，即蘇北人很難進行階層流動。如果是在當下，那么這一理論就自然無法適用。
盡管韓起瀾的觀點有待商榷，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其觀察的視角中獲益良多。當我們從第三方角度去理解“蘇北人”的形成和發展，或許能更好地體會和挖掘《蘇北人在上海》一書的重要價值。比如一個棘手但又至關重要的問題：究竟何為蘇北？
界定“蘇北”的困惑
從地理上看，江蘇省境內的長江以北之地乃為蘇北。但也有人提出疑問，那么淮河以北地區是蘇北嗎？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還有地處長江南岸的一些區域，比如鎮江、南京是否屬于蘇北，同樣眾說紛紜。更有甚者，認為山東和安徽等地也屬于蘇北。韓起瀾梳理文獻，從語言和文化等角度對蘇北地區進行界定，發現同樣很難有統一的意見。如北方以揚州方言為主，南方以吳語為主，但在1960年進行的一次江蘇方言調查中，江南的南京、江寧、句容各地和溧水、鎮江與蘇北屬于同一方言區，而長江以北某些地方則說吳語。此外，用文化也同樣難以區隔。例如處在長江以北的靖江，婦女流行剪發、穿長旗袍，這與南方女性別無二致。
最終，韓起瀾發現，大多數人認知的蘇北，其實是由經濟來界定的，即“窮者為蘇北”。長江以南的貧困地區同樣被視為蘇北的一部分，而長江以北的富裕地區則被認為是南方的一部分。江蘇與其他省份不同，它在歷史上分分合合，所轄范圍多有變化。作者提到1905年的時候，慈禧太后曾想將江蘇長江以北單獨建省，名曰江淮，但該計劃執行3個月便被撤銷。隨后，也有人不斷呼吁將江蘇分為南北兩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長江以北和長江以南還分別建立了蘇北和蘇南行署區，直至1952年才合并到一起。
韓起瀾并沒有梳理江蘇省的歷史沿革，這里我們不妨做一點追溯。元代設立行省，今天江蘇以北地區被劃在了河南江北行省，而江南地區則歸屬江浙行省。與設江浙行省出于搜刮財富和鎮遏南宋疆域的作用不同，河南江北行省設立的目的在于控馭漢地和輔承京師。到了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江蘇地區被并入南直隸地區。清朝順治時期，南直隸被改為江南省。隨后，清政府為了方便征繳錢糧，將江南省劃分為兩個區域，即江南和江北。隨后，為了更加有效控遏長江下游，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建立江蘇省和安徽省（有學者認為是在乾隆二十五年，即1760年）。
梳理江蘇省行政區劃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江蘇地區是由于軍事、政治、經濟等原因而被統合到一起的。蘇北和江南地區在歷史上始終未能在經濟、文化上很好地融合，這也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何到了近代，江蘇省的行政區劃會有多次變更的情況。如今網絡上流傳的“江蘇十三太保”“散裝江蘇”現象，也可以從歷史上找到根源。
“蘇北人”觀念的迭變
黃河多次改道導致蘇北地區洪水泛濫，百姓無法生活。此外，太平天國運動使江南地區人口銳減，近代的工業化發展增加了就業機會，于是大批蘇北人前往蘇州、無錫、常州、南京、上海地區。韓起瀾認為，在上海之外的地區，蘇北人與江南人是“本地—移民”的關系。只有在上海，蘇北人和江南人都屬于移民，“蘇北人”的族群身份才能夠凸顯出來。
在上海，蘇北人通過捍衛居住地與爭奪上海文化兩種手段來建構自己的身份。當時，蘇北人主要居住在臨時搭建的簡陋棚戶區。棚戶區的草棚弱不禁風，墻洞權當窗戶，一片舊布便是大門。草屋內用不上自來水，只能從當地井口提取少量骯臟的井水。每逢大雨過后，這里便成為一片汪洋，男女在草棚內行走，污水齊膝深。火災也是嚴重的威脅，而且由于道路狹窄，工部局救火隊經常無法進入。工部局多次想要拆除草棚，卻引起了蘇北人的反抗，他們多次聚集并遞交請愿書。韓起瀾認為，在棚戶區問題上的斗爭，讓蘇北人團結起來，有了群體意識。
蘇北人帶來的地方戲（如淮劇、揚劇）、衣著、飲食等，在上海遭到冷遇，這導致蘇北文化只能單獨存在，處于邊緣地位。作為邊緣群體，蘇北人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自然會更加艱難。在《族群因素的作用》一章中，韓起瀾對蘇北人的職業做了具體的考察。比如，蘇北人多從事出苦力工作，如拉黃包車、貨物搬運、清掃垃圾等，即使在工廠里，蘇北人同樣從事最底層的工作、賺最少的薪水。那為何蘇北人無法通過辛勤的勞作實現階層的躍升呢？主要是因為蘇北人沒有什么私人關系可資利用。在20世紀40年代工部局的商業董事名單中，蘇北企業家只占8%，并都從事黃包車、理發店、澡堂和建筑業等行業，這也是蘇北人多從事此類工作的原因。
蘇北人內部的“鄙視鏈”呈現出群體內部的復雜性。蘇北人堅持自己的原籍身份，意在避開“蘇北”這個丑化的稱號，但另一方面則加深了蘇北等于貧窮的認知，蘇北人的形象仍然難有改變。即便到1949年后，其影響的消除還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無形的不平等》一章，敘述了1949年后蘇北人所遇到的一些經歷。從中可以看出，盡管蘇北人的境遇與舊社會相比已有較大改觀，一些人成為勞動模范得到表彰，但由于歷史慣性和生活條件差異，部分上海市民對蘇北人仍存有偏見。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這種偏見逐漸消失在城市化浪潮之中，如“三灣一弄”、虹鎮老街、楊樹浦等地的改造，在改變城市風貌的同時，也帶走了屬于蘇北人的昨日記憶。脫口秀中帶有調侃意味的“蘇北”元素，留給觀眾的多是會心一笑，而不再是郁結的群體記憶。從憤懣到坦然，蘇北人形象的轉變，亦是城市更新與時代進步的縮影。
偏見的形成，是歷史與現實的產物，將某一群體賦以單一的標簽，無助于群體間的融合，反而容易滑向污名化的深淵，造成群體隔閡與對立。作為一部探究族群邊界與文化認同的經典之作，《蘇北人在上海》用譜系式的分析，依托珍貴的口述資料和檔案文獻，為我們記錄下了曾經加諸蘇北人身上的偏見，其生成與消退，對于我們了解“蘇北人”觀念的形成具有莫大的幫助，留給我們諸多關于城市發展和群體融合的思考。
美國學者韓起瀾的代表著作《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以下簡稱《蘇北人在上海》），甫一再版就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
近兩年來，以上海話為主要使用語言的海派影視作品不斷涌現，《繁花》里的“玲子”被人認為說話帶有蘇北口音，《愛情神話》里扮演城管的錢小昆和扮演小皮匠的寧理，都說著一口蘇北話。有脫口秀演員也拿蘇北人“砸掛”，稱自己有“蘇北血統”。
其實，早在100多年前，上海的滑稽戲就喜歡用蘇北口音“玩梗”。1915年，錢化佛在“文明戲”《西太后》中首次加入“獨角戲”元素，用江蘇揚州方言演唱京劇《空城計》片段，還用揚州話說了一段“淮揚菜名”，從而增加了喜劇效果。
很多上海人如果向前追溯兩三代，可能就來自蘇北地區。資料統計，1949年，大約150萬蘇北人居住在上海，占當時該市人口的1/5。雖然很多人注意到了上海人對于“蘇北人”的偏見，但在《蘇北人在上海》一書出版之前，很少有人探尋其形成的原因，關于“蘇北”和“蘇北人”，還有諸多謎團等待解開。
作為族群的蘇北人
《蘇北人在上海》英文原版中的主標題為“創建中國族群”（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這個標題也揭示了本書的核心觀點，即蘇北人是由原籍同鄉所界定的族群。
這一觀點的提出源自韓起瀾在研究上海棉紗廠女工時發現的現象。1979年，韓起瀾來到上海進行為期兩年的調查和研究，并于1982年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姐妹們與陌生人：上海棉紗廠女工，1919—1949》。韓起瀾注意到，來自貧窮地區的女工與上海等富裕地區的女工形成競爭，互相排斥，即使在同一個工廠也難以交流，彼此所住之處亦涇渭分明。韓起瀾認為，在上海這座移民城市里，籍貫構筑了社會等級結構，形塑了大眾“傲慢與偏見”的流行意識。因此，在中國的語境下，蘇北人有可能被建構為族群。
在西方，人們往往用“Nation”來指代民族，其概念源自17世紀出現于西歐的“民族主義”，而“Ethnic Group”則在20世紀初在美國學界使用較多，用來表示多族群國家內部具有不同發展情況的歷史。在第八章《籍貫的族群含義》里，韓起瀾對她所界定的族群給予進一步的解釋：蘇北人作為族群概念，是由江南人和上海人“并不總是自覺地或有意地，并不總是一貫地建構和界定它的”。在江南人和上海人眼中，江蘇北部就是貧窮、落后以及從事底層工作的代名詞。此外，這一理論是否能夠在特定時間段成立，還有一個隱含的基礎，即蘇北人很難進行階層流動。如果是在當下，那么這一理論就自然無法適用。
盡管韓起瀾的觀點有待商榷，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其觀察的視角中獲益良多。當我們從第三方角度去理解“蘇北人”的形成和發展，或許能更好地體會和挖掘《蘇北人在上海》一書的重要價值。比如一個棘手但又至關重要的問題：究竟何為蘇北？
界定“蘇北”的困惑
從地理上看，江蘇省境內的長江以北之地乃為蘇北。但也有人提出疑問，那么淮河以北地區是蘇北嗎？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還有地處長江南岸的一些區域，比如鎮江、南京是否屬于蘇北，同樣眾說紛紜。更有甚者，認為山東和安徽等地也屬于蘇北。韓起瀾梳理文獻，從語言和文化等角度對蘇北地區進行界定，發現同樣很難有統一的意見。如北方以揚州方言為主，南方以吳語為主，但在1960年進行的一次江蘇方言調查中，江南的南京、江寧、句容各地和溧水、鎮江與蘇北屬于同一方言區，而長江以北某些地方則說吳語。此外，用文化也同樣難以區隔。例如處在長江以北的靖江，婦女流行剪發、穿長旗袍，這與南方女性別無二致。
最終，韓起瀾發現，大多數人認知的蘇北，其實是由經濟來界定的，即“窮者為蘇北”。長江以南的貧困地區同樣被視為蘇北的一部分，而長江以北的富裕地區則被認為是南方的一部分。江蘇與其他省份不同，它在歷史上分分合合，所轄范圍多有變化。作者提到1905年的時候，慈禧太后曾想將江蘇長江以北單獨建省，名曰江淮，但該計劃執行3個月便被撤銷。隨后，也有人不斷呼吁將江蘇分為南北兩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長江以北和長江以南還分別建立了蘇北和蘇南行署區，直至1952年才合并到一起。
韓起瀾并沒有梳理江蘇省的歷史沿革，這里我們不妨做一點追溯。元代設立行省，今天江蘇以北地區被劃在了河南江北行省，而江南地區則歸屬江浙行省。與設江浙行省出于搜刮財富和鎮遏南宋疆域的作用不同，河南江北行省設立的目的在于控馭漢地和輔承京師。到了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江蘇地區被并入南直隸地區。清朝順治時期，南直隸被改為江南省。隨后，清政府為了方便征繳錢糧，將江南省劃分為兩個區域，即江南和江北。隨后，為了更加有效控遏長江下游，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建立江蘇省和安徽省（有學者認為是在乾隆二十五年，即1760年）。
梳理江蘇省行政區劃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江蘇地區是由于軍事、政治、經濟等原因而被統合到一起的。蘇北和江南地區在歷史上始終未能在經濟、文化上很好地融合，這也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何到了近代，江蘇省的行政區劃會有多次變更的情況。如今網絡上流傳的“江蘇十三太保”“散裝江蘇”現象，也可以從歷史上找到根源。
“蘇北人”觀念的迭變
黃河多次改道導致蘇北地區洪水泛濫，百姓無法生活。此外，太平天國運動使江南地區人口銳減，近代的工業化發展增加了就業機會，于是大批蘇北人前往蘇州、無錫、常州、南京、上海地區。韓起瀾認為，在上海之外的地區，蘇北人與江南人是“本地—移民”的關系。只有在上海，蘇北人和江南人都屬于移民，“蘇北人”的族群身份才能夠凸顯出來。
在上海，蘇北人通過捍衛居住地與爭奪上海文化兩種手段來建構自己的身份。當時，蘇北人主要居住在臨時搭建的簡陋棚戶區。棚戶區的草棚弱不禁風，墻洞權當窗戶，一片舊布便是大門。草屋內用不上自來水，只能從當地井口提取少量骯臟的井水。每逢大雨過后，這里便成為一片汪洋，男女在草棚內行走，污水齊膝深。火災也是嚴重的威脅，而且由于道路狹窄，工部局救火隊經常無法進入。工部局多次想要拆除草棚，卻引起了蘇北人的反抗，他們多次聚集并遞交請愿書。韓起瀾認為，在棚戶區問題上的斗爭，讓蘇北人團結起來，有了群體意識。
蘇北人帶來的地方戲（如淮劇、揚劇）、衣著、飲食等，在上海遭到冷遇，這導致蘇北文化只能單獨存在，處于邊緣地位。作為邊緣群體，蘇北人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自然會更加艱難。在《族群因素的作用》一章中，韓起瀾對蘇北人的職業做了具體的考察。比如，蘇北人多從事出苦力工作，如拉黃包車、貨物搬運、清掃垃圾等，即使在工廠里，蘇北人同樣從事最底層的工作、賺最少的薪水。那為何蘇北人無法通過辛勤的勞作實現階層的躍升呢？主要是因為蘇北人沒有什么私人關系可資利用。在20世紀40年代工部局的商業董事名單中，蘇北企業家只占8%，并都從事黃包車、理發店、澡堂和建筑業等行業，這也是蘇北人多從事此類工作的原因。
蘇北人內部的“鄙視鏈”呈現出群體內部的復雜性。蘇北人堅持自己的原籍身份，意在避開“蘇北”這個丑化的稱號，但另一方面則加深了蘇北等于貧窮的認知，蘇北人的形象仍然難有改變。即便到1949年后，其影響的消除還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無形的不平等》一章，敘述了1949年后蘇北人所遇到的一些經歷。從中可以看出，盡管蘇北人的境遇與舊社會相比已有較大改觀，一些人成為勞動模范得到表彰，但由于歷史慣性和生活條件差異，部分上海市民對蘇北人仍存有偏見。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這種偏見逐漸消失在城市化浪潮之中，如“三灣一弄”、虹鎮老街、楊樹浦等地的改造，在改變城市風貌的同時，也帶走了屬于蘇北人的昨日記憶。脫口秀中帶有調侃意味的“蘇北”元素，留給觀眾的多是會心一笑，而不再是郁結的群體記憶。從憤懣到坦然，蘇北人形象的轉變，亦是城市更新與時代進步的縮影。
偏見的形成，是歷史與現實的產物，將某一群體賦以單一的標簽，無助于群體間的融合，反而容易滑向污名化的深淵，造成群體隔閡與對立。作為一部探究族群邊界與文化認同的經典之作，《蘇北人在上海》用譜系式的分析，依托珍貴的口述資料和檔案文獻，為我們記錄下了曾經加諸蘇北人身上的偏見，其生成與消退，對于我們了解“蘇北人”觀念的形成具有莫大的幫助，留給我們諸多關于城市發展和群體融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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