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遭遇不如意之事，如何自處？在歲末年初的交替之時，或許正是時候重溫古人的智慧。
古今往來，數不清的文人遭受過屈辱和不公正待遇。那些仕途受挫、生活潦倒打不垮的角斗士，反而觸底反彈。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一語道破諸多先賢的逆境重生：“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危機的盡頭就是轉機，沒有絕望的路，只有絕望的心，無論受困被拘，還是被貶放逐，甚至身體抱恙，都無法阻擋他們著書立說，曲線實現人生理想，抒發“痛的領悟”，告誡后輩引以為鑒。
李白一生游歷過大半個中國，看遍人間繁華，悟透人情世故，寄情山水飲酒賦詩。王維仕途不順時半官半隱，禪意生活賦予他的詩詞別樣境界。蘇軾一生經歷了多次貶謫和仕途起伏，眾所周知的是他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身份，除此之外，他還在工程、水利、醫學上有所建樹，多重跨界，玩得不亦樂乎，妥妥的“斜杠青年”。
和那些名聲大振、著作等身的文學家相比，清代文學家沈復一生功名利祿全無，只留下了一部自傳《浮生六記》。這部手稿在他去世之后四處漂泊將近半個世紀，可見沈復對于著書傳世的態度相當佛系，所幸被塾師楊引傳在蘇州冷攤發掘出來，并交與其妹夫、《申報》的主筆王韜。他慧眼識珠，于光緒三年（1877年）將其付梓，自出版以來，已有百余版本問世，至今仍暢銷不衰，“晚清小紅樓”的美譽可以見得其在文學史上不可小覷的地位。
干貨滿滿的生活手賬
成了經典之作
沈復，字三白，號梅逸，出生于太平盛世乾隆年間（1763年），成長在姑蘇滄浪亭士大夫之家，受家庭影響，自幼愛好詩文書畫，尤其在園藝插花上有著獨特品位。18歲時與神仙眷侶陳蕓成婚，奉父命游宦習幕，曾在安徽績溪、江蘇青浦及揚州等地作幕客。依人作嫁，見盡熱鬧場中卑鄙之狀，內心實屬厭惡，中年下海經商，徒勞無功。嘉慶十三年（1808年），朝廷派遣翰林院編修齊鯤出使琉球冊封其國王，沈復經其“總角之交”石韞玉推薦，赴琉球謀職。閏五月十七日抵達，十月初二日返航。琉球四個半月，在海上艱險，九死一生，發“浮生若夢”之感慨，于那霸之天使館內寫成了這部《浮生六記》……
后世對沈復身世和《浮生六記》的考證層出不窮，俞平伯所撰《重刊〈浮生六記〉序》不乏溢美之詞，“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制作精微的痕跡”；平實樸素，“無酸語、贅語、道學語”；有對《浮生六記》后二記真偽問題的研究，如陳毓羆的《〈浮生六記〉足本考辨》；另有對陳蕓形象研究，如林語堂所寫的《兩個中國女子》；再有從《浮生六記》的寫作手法和技巧上挖掘其思想內涵，或是通過文本比較，將《浮生六記》和其他文獻做對比的研究。還有從《浮生六記》的多語種譯本闡釋中西方不同理解的。如林語堂首譯漢英對照本，俞平伯的《德譯本〈浮生六記〉序》等等。
沈復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受到如此多的關注，在于他在《浮生六記》中的“非常態”敘述。《浮生六記》原有六記，現僅存前四記：卷一《閨房記樂》秀恩愛，抒寫伉儷情深，卷二《閑情記趣》回味生活瑣事中的樂趣，卷三《坎坷記愁》里家庭矛盾、疾病纏身種種麻煩一地雞毛，卷四《浪游記快》記錄旅途見聞，出去玩才是正經事。《浮生六記》在布局謀篇上有悖于從時間維度縱向梳理個人生活或重要事件的傳統書寫，而是細數沈復陳蕓夫婦日常生活中的居家片段和各地見聞，以剪影拼湊出他們各自完整的人格，看一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如何苦中作樂，在重蹈覆轍的日子里埋下快樂彩蛋，特別是他在園藝上的巧思，足以詮釋中式生活美學的意境。歷盡千帆，看破放下，自在隨緣，沈復的生活稱得上中國古代千萬底層文人的范本。
當時桐城派的復古風潮方興未艾，也有作為宣揚人文主義色彩和思想解放的先鋒人物，李贄公然反對以封建倫理道德扼殺人的生活欲望，他曾有言：“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事實上，穿衣吃飯是最基本的文明，《浮生六記》字里行間對日常生活的觀照可圈可點，這也是沈復在敘事上的精妙之處。有別于明清盛行的以家庭倫理和婚姻觀念為主題的世情小說，《浮生六記》有著鮮明的現實主義色彩，作者的真實親歷更具說服性。與其說沈復的寫作手法另辟蹊徑，不如說他將生活的高光片段代入到文本中。因此，比起虛構作品，《浮生六記》這樣的自傳散文更容易撬動讀者的好奇心。在沈復陳蕓這對“神仙眷侶”的故事里，沒有需要提前鋪墊的背景以及酸腐艱深的文辭，他們的生活和市井百姓并無二致，然而看似尋常的家庭生活，想要在平凡中過出彩，對素人來說也絕非易事。在口傳文學流行的年代，沈復陳蕓的愛情經由大眾的腦補和番外被傳唱、重構、改寫甚至神化，被坊間奉為古偶愛情天花板，特別是中式BE（悲劇結尾）美學的結局，引發了夫婦“人設”的熱議，陳蕓的戀愛腦最終被沒有擔當的沈復所辜負。《浮生六記》的情節很飽滿，但現實很骨感。財務不自由的魔咒一天不解套，日子就不得好過。沒有柴米油鹽的愛情，只是一場浮生夢。
家庭造就性情，反之亦然。越是低賤窮困的人，脾氣越暴躁；越是優雅的人，越是待人接物不緊不慢，沒脾氣。年輕時的沈復可謂順風順水，家庭的優越賦予他與生俱來的松弛感，只為快樂買單；到了35歲這道坎，命運急轉直下，失業下崗，家人反目，妻子重病，每況愈下。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沈復公子哥的做派一時間背不起中年塌方的鍋，天生的自由反骨扛不住生活的重壓。遇到困難習慣性繞行，與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馬。他不看重頭銜身份的晉級，而是滌除世俗塵埃，品味溫潤如茶，盛開如花的生活。如俞平伯所說，“中國大多數的家庭的機能：只是穿衣，吃飯，生小孩子，以外便是你我相傾軋，明的為爭奪，暗的為嫉妒。不肯做家庭奴隸的未必即是天才，但如有天才是絕不甘心做家庭奴隸的。《浮生六記》一書，即是表現無數驚濤駭浪相沖擊中的一個微波的印痕而已。但即算是輕婉的微波之痕，已足使我們的心靈震蕩而怡。”若是在今天，沈復就是不折不扣的生活博主。也許是天妒沈復的神仙日子，后兩卷佚失，現存的后兩卷《中山記歷》和《養生記道》文風與前四卷差異較大，已被確認為后人狗尾續貂之作，好在現存四卷大可管窺沈復的私生活。楊絳鐘情于此書，將其散文集取名為《干校六記》，錢鍾書在楊絳《干校六記》的“小引”中也寫道：“《浮生六記》——一部我不很喜歡的書——事實上只存四記……誰知道沒有那么一天，這兩部書缺掉的篇章會被陸續發現，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世間的缺陷。”
沈復一生不走尋常路，明清兩朝科舉風行，然而詩文俱佳的他既沒有經歷“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人士大夫的為官之路，在世時也并未名震九州。他前半生依仗父輩，后半生顛沛流離，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不得不自我放逐浪跡天涯。他終生在游歷中為墨客、為商賈、為幕僚，嘗人生之百味，品情愫之變遷。沈復縱身于日常歡愉，在幾番出入官場之后才意識到生活中的小確幸彌足珍貴。
1792年，沈復夫婦因卷入為家族債務擔保風波，不幸被父親誤會并逐出家門，落腳在了朋友魯半舫家的蕭爽樓暫避風頭。那時的沈復，正在私塾里求學，經濟來源主要靠父母資助。這次變故無疑斬斷了他們原有的經濟來源，生活變得拮據，只能靠妻子陳蕓的刺繡維持日常開銷。然而短暫擺脫了封建家庭的約束，也意味著他們夫婦新生活的開始。
不拉踩不炫富的文人派對
人生如戲，在自己生活中當回主角太難了，往后余生給人做配角是常事。沈復顯然不愿意就這樣被命運擺布，盡管生存壓力重重，即便身陷囹圄也不忘“嗨皮一下”。即便世界再薄涼，生活總有一道光。沈復并未被眼前的困境所束縛，他依然樂觀豁達，經常邀請朋友們到蕭爽樓小聚，品詩論畫。在雅集派對上，沈復和朋友約法三章，提出了“四忌四取”的樓規：“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不談升遷時政、八股文章以及賭博等不入流的低級游戲，而推崇慷慨豪爽、風流多才、不拘小節、沉靜內斂的品格。沈復和蘇軾，無論是性情還是遭遇，都極其相似，雖然仕途坎坷，但二人皆是豁達率真之人，愛交友好美食，喜歡游山玩水。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由于蘇軾與其政見相左，被排擠出朝廷，貶至密州做地方官，作《文與可字說》發出“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的感慨，他對權勢名利的“三忘”和沈復的“四忌四取”異曲同工。朋友們在沈復面前別用自己當了多大的官，做生意賺了多少錢刷存在感，誰顯擺他就拉黑誰。而在如今的聚會上多是互相攀比的套路，用他人的功名成就裝飾自己的面子，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困在別人的牢籠里。塵世的爾虞我詐都被沈復隔絕在滄浪亭畔之外，社交底線不僅是他對精神生活品質的苛刻追求，也巧妙地劃定了人際交往中的邊界感。
蕭爽樓吸引來一批與沈復氣味相投的伙伴：擅長人物畫的楊補凡、精通山水的袁少迂以及專于花卉翎毛的王星瀾。他們惺惺相惜，共同策劃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詩詞大會，蕭爽樓儼然成了煙火氣十足的文化沙龍。《閑情記趣》里重現了當時的場景：夏日悠長無事可做，他們便以對對子為樂，每次聚會八人，每人攜帶二百銅錢作為籌碼。抓鬮決定順序，第一名做主考官，負責監督比賽，第二名則負責記錄，其余人輪流上陣。主考官出五言七言詩，以燃香計時，應試者站著獨立構思，將所作詩投入匣子。未入選或者超時均要罰錢，一天之內舉辦十場，儼然神仙打架，累積下來不少酒錢，足夠大家暢飲盡興。妻子陳蕓更是被特別允許作為“官卷”，允許坐著慢慢構思，即便“落榜”也免于處罰，這樣的安排既是對女性才華的尊重，又巧妙地平衡了游戲的規則與樂趣，讓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舒適圈內發揮最佳狀態。
借住蕭爽樓的時光，沈復夫婦和好友不止宅在家里，也時不時到蘇城的南園與北園戶外露營。晚明時代的私家園林大多是江南士大夫迎合當時社會風尚而建，這些彰顯身份與財富的花園引得各路商人紛紛打造同款以提升其個人的高雅格調。到了清代，士大夫打開自家大門，私家園林在時令游園季限時向公眾開放，讓底層百姓有機會一睹上層社會的審美。私家園林受眾外擴下沉，打破階級壁壘，逐漸演變為市民休閑娛樂的公共空間，像拙政園、留園、虎丘，如今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著名景點。古代文人出游頗為講究，除了攜帶必備的飯盒筷子、酒杯酒壺、茶點小菜等餐飲器具，還有坐墊和香爐這樣烘托氛圍的神器。張岱在《瑯嬛文集》列出清單，請召集人準備：“凡游以一人司會，備小船、坐氈、茶點、盞箸、香爐、薪米之屬，每人攜一簋、一壺、二小菜。游無定所，出無常期，客無限數。六人則分坐二舟，有大量則自攜多釀。”沈復的文藝友人“各出杖頭錢”眾籌野餐派對，一向勤儉持家的陳蕓主打一個“精致窮”，炊具不夠，外援來湊。好在園林附近集市上有擺攤的小販，雇傭了賣餛飩的小販搬來鍋灶，陳蕓帶上半成品現場加熱，省時省力也不礙他們一伙人在暖陽微風中享受美食美景雙重盛宴。
中國的很多買賣都是從一根扁擔起家的，比如貨郎擔、剃頭擔這樣的流動攤位，免去了門店的租金和裝修，很多自由職業者靠著一門手藝走街串巷謀生路。餛飩擔是南方街頭一道別致的風景，竹木制成的擔子上刻有雕花，一頭是爐火灶，另一頭則是裝有半成品的抽屜，自然少不了油鹽醋、蔥花榨菜等調料，類似于現在的預制菜。攤主擔著它吆喝著走過鬧市，路遇食客，立等可取。魯迅《準風月談·偶成》里有，“臺上群玉班，臺下都走散。連忙關廟門，兩邊墻壁都爬塌，連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擔餛飩擔。”戲班不景氣，但不礙著餛飩擔做生意。
餐后眾人攜帶著野餐墊移步至南園，在柳蔭下幽靜之地席地圍坐，烹茶品茗，暖酒烹肴，就連小販也被這份歡樂感染，被拉入席間共飲，過往游人無不投來羨慕的目光。人生苦短，且行且珍惜。李碧華的量化分法細品扎心，“人生不過七十，除了十年的懵懂，十年老弱，只剩下五十……那五十中，又分了日夜，只剩下二十五……遇上刮風下雨，生病，危難，東奔西跑，還剩下多少好日子？——還不如要眼前歡笑。”于沈復而言，身處異鄉，生活拮據，學業暫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什么都是浮云，而很多人卻認真了一輩子，這個道理沈復在20多歲就悟透了，他只要眼前的快樂。沒福硬享縱情歡歌，總好過自憐自艾，畢竟苦也是一天，樂也是一天。聽起來像是自嘲，現實中的失敗者不愿被社會設定的“成功模板”綁架，選擇沉浸在自己的節奏里，哪怕條件有限，也要活出自我，享受每一刻的真實與純粹。上帝給你關上一扇門，你就為自己打開一扇窗，治愈創傷，對自己好一點總歸沒錯。沈復夫婦二人將這段寄人籬下的日子，編織成了舒心暢快、難以忘懷的田園牧歌。
窮游打卡的苦與樂
當然，沈復這個超級玩家絕不限于家門口這一畝三分地，他因生活所迫進入官場，然而當差事小，游玩事大。一提正事就習慣性擺爛躺平，什么都不如說走就走的旅行。前三卷是沈復家庭生活的散記，卷四《浪游記快》則是他個人自由行的獨白，“余游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除了四川、重慶和云南，他幾乎游遍了大半個中國。最東到過上海，最南到過廣州，最西至華山，最北到達“帝都”。沈復的跨時代老鄉徐霞客早他100年就為窮游中國打了樣板，徒步行走30年游遍20余省，寫成了《徐霞客游記》。二人在家庭背景上也極其相似。其高祖徐經乃江陰巨富，與唐寅是舊交，二人因科考舞弊案入獄。徐霞客的父親徐有勉鑒于祖輩的遭遇，對仕途斬斷念想，也不愿與權勢交往，獨愛游山玩水，徐霞客的游玩基因得到了完美遺傳，他不拘泥于“父母在，不遠游”的鄉土情結，還帶著母親和他一同前往宜興短途游。心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想，曾放言“大丈夫當朝游碧海而暮蒼梧”。《荀子·勸學》里有“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只有親身體驗俯瞰全局，才能看清世界的真相。
在古代，離鄉遠游需要莫大的勇氣，舟車勞頓耗時耗力，沒有導航的加持，途中路線未知，自然環境莫測，甚至路遇歹徒強盜，諸多不確定因素疊加導致旅途磨難重重。因此對于像徐霞客、沈復這樣的文弱書生來說，旅行期間沒有多少浪漫，反倒是件苦差事。晚明時代內憂外患，社會不安定，《徐霞客游記》里記載他在江西、湘江分別遭遇盜匪，而且他遇上的絕不是單槍匹馬作案的小蟊賊，而是相當有規模，武器裝備齊全的團伙，經過幾次洗劫，保住性命已是萬幸。沈復被大雪擋在了江口，幸好路遇好心人才得以順利過江。徐霞客旅游為的是著書立說，傳與后世，而沈復呼朋喚友，游山玩水則是純粹的游玩，只留下了《浪游記快》。
明清時的蘇州是全國的經濟文化重鎮，士大夫的游歷產出了數不勝數的文人筆記和文人畫，其精神文化的提升也推動了旅游和相關產業的擴張。沈復的浪游可以追溯到少年時代，游學期間到過浙東吼山，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此山養狗捕鹿，《越絕書》記載了山名的由來：“勾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這座山因鬼斧神工的“棋盤石”聞名天下，加之大魚出沒的傳說，又因紹興方言里，“吼”與“狗”發音相近，久而久之世世代代神化了這座山的來歷。沈復在杭州打卡的地方都是乾隆爺曾經翻過牌的景點，沈復首推龍井，“乾隆六下江南”有四次到過龍井游覽品茗，創作過三十余首以此為題的詩作，不枉龍井以名茶、名泉、名地多重身份“出道”。還有一地令他流連忘返，即是清中期和江寧府瞻園、蘇州府獅子林、海寧州安瀾園并稱為“江南四大名園”的“小有天園”，那里的山石取天竺山的飛來峰，城隍山的瑞石古洞，水則取玉泉，在南屏山慧日峰山腰還有乾隆御制詩《游小有天園登絕頂》題刻，就連西泠橋邊的蘇小小墓地也因乾隆南巡兩度造訪而為人所知。盛夏時節，沈復和同學在棲霞嶺五洞之首的紫云洞納涼野餐，登高俯瞰整個杭州城，聽南屏晚鐘，而此地也和乾隆有著淵源。當時乾隆爺滿頭大汗走到洞口，剛進洞就感寒氣逼人，添了衣服等他走到洞口又熱得不知所措，忽冷忽熱的他作詩《紫云洞口號》：“春暄攀陟汗流漿，牝洞入才迫體涼。卻上丹梯不數武，轉溫仍欲換衣裳。”
沈復的父親在紹興趙明府縣令的衙門里做幕僚，眼看兒子讀書沒有出路，只好退而求其次動了讓他接班的念頭，“官二代”沈復踏入官場，也正式開啟了人生暢游模式。在論詩品畫上，沈復獨抒己見劍走偏鋒，不屑于人云亦云，在游覽名勝時也有著獨到的態度，他不在乎所到之處是否有名氣，卻更鐘情于像“世外桃源”上沙村、“火云洞天”這樣雅致且無人工雕琢的非主流景點。他結識同路人，登山游船不亦樂乎，工作三心二意，不是曠工就是和同事不合，看遍了種種官場黑暗，他又棄官從商，去嶺南闖蕩。但他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好不容易賺的錢禁不住揮金如土，也難怪他快樂一時，落魄半生。在廣州，他游河艷遇，沉迷聲色犬馬，還和妓女有了瓜葛。在“男權至上”的時代，陳蕓不僅支持他四處游蕩，還主動為他納妾。好景不長，妻子重病，沈復不得不結束了兩年幕僚生活，回家開了書畫鋪子，生活落魄也擋不住他出去旅行的腳步。友人見其生活窘迫，給了他十兩銀子貼補家用，沒想到他轉手就拿著這筆飛來橫財出去玩了。父親亡故、妻離子散都拉不回他放飛自我的心，沈復終于墮落成了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孤家寡人，走出悲傷低谷之后更加肆無忌憚，畢竟這世上再也沒有他牽掛的人了。客居他鄉得過且過，沒有盤纏就把衣物典當了再買酒，鑼鼓來敲打作樂，沒有任何人和事可以指望，所有惦念和煩惱自然拋到九霄云外。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時代的開拓者，但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故事的主角。沈復的放蕩不羈背負上了渣男的罵名，但不得不說，他從來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這樣的精神狀態領先當代人一個多世紀。他在困頓中不失風雅，用一支筆勾勒出生活的酸甜苦辣，以《浮生六記》里的浪漫與苦澀，繪就了一幅跌宕起伏的人生畫卷。他不追名逐利，不代表不熱愛生活；他選擇躺平，是因為他深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立足于世。幸福，不在于你擁有多少，而在于如何看待你所擁有的；成功，不在于外界的評價，而在于內心的平和滿足。在紛擾世界中尋找一片屬于自己的寧靜之地，哪怕那片樂土并不肥沃，甚至布滿荊棘。即使在最不起眼的日子里，也能發現美好。用心感受生活的每一份饋贈，無論是甘甜還是苦澀，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滋味。
當我們遭遇不如意之事，如何自處？在歲末年初的交替之時，或許正是時候重溫古人的智慧。
古今往來，數不清的文人遭受過屈辱和不公正待遇。那些仕途受挫、生活潦倒打不垮的角斗士，反而觸底反彈。司馬遷在《報任安書》里一語道破諸多先賢的逆境重生：“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危機的盡頭就是轉機，沒有絕望的路，只有絕望的心，無論受困被拘，還是被貶放逐，甚至身體抱恙，都無法阻擋他們著書立說，曲線實現人生理想，抒發“痛的領悟”，告誡后輩引以為鑒。
李白一生游歷過大半個中國，看遍人間繁華，悟透人情世故，寄情山水飲酒賦詩。王維仕途不順時半官半隱，禪意生活賦予他的詩詞別樣境界。蘇軾一生經歷了多次貶謫和仕途起伏，眾所周知的是他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身份，除此之外，他還在工程、水利、醫學上有所建樹，多重跨界，玩得不亦樂乎，妥妥的“斜杠青年”。
和那些名聲大振、著作等身的文學家相比，清代文學家沈復一生功名利祿全無，只留下了一部自傳《浮生六記》。這部手稿在他去世之后四處漂泊將近半個世紀，可見沈復對于著書傳世的態度相當佛系，所幸被塾師楊引傳在蘇州冷攤發掘出來，并交與其妹夫、《申報》的主筆王韜。他慧眼識珠，于光緒三年（1877年）將其付梓，自出版以來，已有百余版本問世，至今仍暢銷不衰，“晚清小紅樓”的美譽可以見得其在文學史上不可小覷的地位。
干貨滿滿的生活手賬
成了經典之作
沈復，字三白，號梅逸，出生于太平盛世乾隆年間（1763年），成長在姑蘇滄浪亭士大夫之家，受家庭影響，自幼愛好詩文書畫，尤其在園藝插花上有著獨特品位。18歲時與神仙眷侶陳蕓成婚，奉父命游宦習幕，曾在安徽績溪、江蘇青浦及揚州等地作幕客。依人作嫁，見盡熱鬧場中卑鄙之狀，內心實屬厭惡，中年下海經商，徒勞無功。嘉慶十三年（1808年），朝廷派遣翰林院編修齊鯤出使琉球冊封其國王，沈復經其“總角之交”石韞玉推薦，赴琉球謀職。閏五月十七日抵達，十月初二日返航。琉球四個半月，在海上艱險，九死一生，發“浮生若夢”之感慨，于那霸之天使館內寫成了這部《浮生六記》……
后世對沈復身世和《浮生六記》的考證層出不窮，俞平伯所撰《重刊〈浮生六記〉序》不乏溢美之詞，“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制作精微的痕跡”；平實樸素，“無酸語、贅語、道學語”；有對《浮生六記》后二記真偽問題的研究，如陳毓羆的《〈浮生六記〉足本考辨》；另有對陳蕓形象研究，如林語堂所寫的《兩個中國女子》；再有從《浮生六記》的寫作手法和技巧上挖掘其思想內涵，或是通過文本比較，將《浮生六記》和其他文獻做對比的研究。還有從《浮生六記》的多語種譯本闡釋中西方不同理解的。如林語堂首譯漢英對照本，俞平伯的《德譯本〈浮生六記〉序》等等。
沈復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受到如此多的關注，在于他在《浮生六記》中的“非常態”敘述。《浮生六記》原有六記，現僅存前四記：卷一《閨房記樂》秀恩愛，抒寫伉儷情深，卷二《閑情記趣》回味生活瑣事中的樂趣，卷三《坎坷記愁》里家庭矛盾、疾病纏身種種麻煩一地雞毛，卷四《浪游記快》記錄旅途見聞，出去玩才是正經事。《浮生六記》在布局謀篇上有悖于從時間維度縱向梳理個人生活或重要事件的傳統書寫，而是細數沈復陳蕓夫婦日常生活中的居家片段和各地見聞，以剪影拼湊出他們各自完整的人格，看一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如何苦中作樂，在重蹈覆轍的日子里埋下快樂彩蛋，特別是他在園藝上的巧思，足以詮釋中式生活美學的意境。歷盡千帆，看破放下，自在隨緣，沈復的生活稱得上中國古代千萬底層文人的范本。
當時桐城派的復古風潮方興未艾，也有作為宣揚人文主義色彩和思想解放的先鋒人物，李贄公然反對以封建倫理道德扼殺人的生活欲望，他曾有言：“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事實上，穿衣吃飯是最基本的文明，《浮生六記》字里行間對日常生活的觀照可圈可點，這也是沈復在敘事上的精妙之處。有別于明清盛行的以家庭倫理和婚姻觀念為主題的世情小說，《浮生六記》有著鮮明的現實主義色彩，作者的真實親歷更具說服性。與其說沈復的寫作手法另辟蹊徑，不如說他將生活的高光片段代入到文本中。因此，比起虛構作品，《浮生六記》這樣的自傳散文更容易撬動讀者的好奇心。在沈復陳蕓這對“神仙眷侶”的故事里，沒有需要提前鋪墊的背景以及酸腐艱深的文辭，他們的生活和市井百姓并無二致，然而看似尋常的家庭生活，想要在平凡中過出彩，對素人來說也絕非易事。在口傳文學流行的年代，沈復陳蕓的愛情經由大眾的腦補和番外被傳唱、重構、改寫甚至神化，被坊間奉為古偶愛情天花板，特別是中式BE（悲劇結尾）美學的結局，引發了夫婦“人設”的熱議，陳蕓的戀愛腦最終被沒有擔當的沈復所辜負。《浮生六記》的情節很飽滿，但現實很骨感。財務不自由的魔咒一天不解套，日子就不得好過。沒有柴米油鹽的愛情，只是一場浮生夢。
家庭造就性情，反之亦然。越是低賤窮困的人，脾氣越暴躁；越是優雅的人，越是待人接物不緊不慢，沒脾氣。年輕時的沈復可謂順風順水，家庭的優越賦予他與生俱來的松弛感，只為快樂買單；到了35歲這道坎，命運急轉直下，失業下崗，家人反目，妻子重病，每況愈下。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沈復公子哥的做派一時間背不起中年塌方的鍋，天生的自由反骨扛不住生活的重壓。遇到困難習慣性繞行，與其逼自己一把，不如放自己一馬。他不看重頭銜身份的晉級，而是滌除世俗塵埃，品味溫潤如茶，盛開如花的生活。如俞平伯所說，“中國大多數的家庭的機能：只是穿衣，吃飯，生小孩子，以外便是你我相傾軋，明的為爭奪，暗的為嫉妒。不肯做家庭奴隸的未必即是天才，但如有天才是絕不甘心做家庭奴隸的。《浮生六記》一書，即是表現無數驚濤駭浪相沖擊中的一個微波的印痕而已。但即算是輕婉的微波之痕，已足使我們的心靈震蕩而怡。”若是在今天，沈復就是不折不扣的生活博主。也許是天妒沈復的神仙日子，后兩卷佚失，現存的后兩卷《中山記歷》和《養生記道》文風與前四卷差異較大，已被確認為后人狗尾續貂之作，好在現存四卷大可管窺沈復的私生活。楊絳鐘情于此書，將其散文集取名為《干校六記》，錢鍾書在楊絳《干校六記》的“小引”中也寫道：“《浮生六記》——一部我不很喜歡的書——事實上只存四記……誰知道沒有那么一天，這兩部書缺掉的篇章會被陸續發現，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世間的缺陷。”
沈復一生不走尋常路，明清兩朝科舉風行，然而詩文俱佳的他既沒有經歷“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人士大夫的為官之路，在世時也并未名震九州。他前半生依仗父輩，后半生顛沛流離，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不得不自我放逐浪跡天涯。他終生在游歷中為墨客、為商賈、為幕僚，嘗人生之百味，品情愫之變遷。沈復縱身于日常歡愉，在幾番出入官場之后才意識到生活中的小確幸彌足珍貴。
1792年，沈復夫婦因卷入為家族債務擔保風波，不幸被父親誤會并逐出家門，落腳在了朋友魯半舫家的蕭爽樓暫避風頭。那時的沈復，正在私塾里求學，經濟來源主要靠父母資助。這次變故無疑斬斷了他們原有的經濟來源，生活變得拮據，只能靠妻子陳蕓的刺繡維持日常開銷。然而短暫擺脫了封建家庭的約束，也意味著他們夫婦新生活的開始。
不拉踩不炫富的文人派對
人生如戲，在自己生活中當回主角太難了，往后余生給人做配角是常事。沈復顯然不愿意就這樣被命運擺布，盡管生存壓力重重，即便身陷囹圄也不忘“嗨皮一下”。即便世界再薄涼，生活總有一道光。沈復并未被眼前的困境所束縛，他依然樂觀豁達，經常邀請朋友們到蕭爽樓小聚，品詩論畫。在雅集派對上，沈復和朋友約法三章，提出了“四忌四取”的樓規：“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不談升遷時政、八股文章以及賭博等不入流的低級游戲，而推崇慷慨豪爽、風流多才、不拘小節、沉靜內斂的品格。沈復和蘇軾，無論是性情還是遭遇，都極其相似，雖然仕途坎坷，但二人皆是豁達率真之人，愛交友好美食，喜歡游山玩水。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由于蘇軾與其政見相左，被排擠出朝廷，貶至密州做地方官，作《文與可字說》發出“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的感慨，他對權勢名利的“三忘”和沈復的“四忌四取”異曲同工。朋友們在沈復面前別用自己當了多大的官，做生意賺了多少錢刷存在感，誰顯擺他就拉黑誰。而在如今的聚會上多是互相攀比的套路，用他人的功名成就裝飾自己的面子，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困在別人的牢籠里。塵世的爾虞我詐都被沈復隔絕在滄浪亭畔之外，社交底線不僅是他對精神生活品質的苛刻追求，也巧妙地劃定了人際交往中的邊界感。
蕭爽樓吸引來一批與沈復氣味相投的伙伴：擅長人物畫的楊補凡、精通山水的袁少迂以及專于花卉翎毛的王星瀾。他們惺惺相惜，共同策劃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詩詞大會，蕭爽樓儼然成了煙火氣十足的文化沙龍。《閑情記趣》里重現了當時的場景：夏日悠長無事可做，他們便以對對子為樂，每次聚會八人，每人攜帶二百銅錢作為籌碼。抓鬮決定順序，第一名做主考官，負責監督比賽，第二名則負責記錄，其余人輪流上陣。主考官出五言七言詩，以燃香計時，應試者站著獨立構思，將所作詩投入匣子。未入選或者超時均要罰錢，一天之內舉辦十場，儼然神仙打架，累積下來不少酒錢，足夠大家暢飲盡興。妻子陳蕓更是被特別允許作為“官卷”，允許坐著慢慢構思，即便“落榜”也免于處罰，這樣的安排既是對女性才華的尊重，又巧妙地平衡了游戲的規則與樂趣，讓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舒適圈內發揮最佳狀態。
借住蕭爽樓的時光，沈復夫婦和好友不止宅在家里，也時不時到蘇城的南園與北園戶外露營。晚明時代的私家園林大多是江南士大夫迎合當時社會風尚而建，這些彰顯身份與財富的花園引得各路商人紛紛打造同款以提升其個人的高雅格調。到了清代，士大夫打開自家大門，私家園林在時令游園季限時向公眾開放，讓底層百姓有機會一睹上層社會的審美。私家園林受眾外擴下沉，打破階級壁壘，逐漸演變為市民休閑娛樂的公共空間，像拙政園、留園、虎丘，如今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著名景點。古代文人出游頗為講究，除了攜帶必備的飯盒筷子、酒杯酒壺、茶點小菜等餐飲器具，還有坐墊和香爐這樣烘托氛圍的神器。張岱在《瑯嬛文集》列出清單，請召集人準備：“凡游以一人司會，備小船、坐氈、茶點、盞箸、香爐、薪米之屬，每人攜一簋、一壺、二小菜。游無定所，出無常期，客無限數。六人則分坐二舟，有大量則自攜多釀。”沈復的文藝友人“各出杖頭錢”眾籌野餐派對，一向勤儉持家的陳蕓主打一個“精致窮”，炊具不夠，外援來湊。好在園林附近集市上有擺攤的小販，雇傭了賣餛飩的小販搬來鍋灶，陳蕓帶上半成品現場加熱，省時省力也不礙他們一伙人在暖陽微風中享受美食美景雙重盛宴。
中國的很多買賣都是從一根扁擔起家的，比如貨郎擔、剃頭擔這樣的流動攤位，免去了門店的租金和裝修，很多自由職業者靠著一門手藝走街串巷謀生路。餛飩擔是南方街頭一道別致的風景，竹木制成的擔子上刻有雕花，一頭是爐火灶，另一頭則是裝有半成品的抽屜，自然少不了油鹽醋、蔥花榨菜等調料，類似于現在的預制菜。攤主擔著它吆喝著走過鬧市，路遇食客，立等可取。魯迅《準風月談·偶成》里有，“臺上群玉班，臺下都走散。連忙關廟門，兩邊墻壁都爬塌，連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擔餛飩擔。”戲班不景氣，但不礙著餛飩擔做生意。
餐后眾人攜帶著野餐墊移步至南園，在柳蔭下幽靜之地席地圍坐，烹茶品茗，暖酒烹肴，就連小販也被這份歡樂感染，被拉入席間共飲，過往游人無不投來羨慕的目光。人生苦短，且行且珍惜。李碧華的量化分法細品扎心，“人生不過七十，除了十年的懵懂，十年老弱，只剩下五十……那五十中，又分了日夜，只剩下二十五……遇上刮風下雨，生病，危難，東奔西跑，還剩下多少好日子？——還不如要眼前歡笑。”于沈復而言，身處異鄉，生活拮據，學業暫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什么都是浮云，而很多人卻認真了一輩子，這個道理沈復在20多歲就悟透了，他只要眼前的快樂。沒福硬享縱情歡歌，總好過自憐自艾，畢竟苦也是一天，樂也是一天。聽起來像是自嘲，現實中的失敗者不愿被社會設定的“成功模板”綁架，選擇沉浸在自己的節奏里，哪怕條件有限，也要活出自我，享受每一刻的真實與純粹。上帝給你關上一扇門，你就為自己打開一扇窗，治愈創傷，對自己好一點總歸沒錯。沈復夫婦二人將這段寄人籬下的日子，編織成了舒心暢快、難以忘懷的田園牧歌。
窮游打卡的苦與樂
當然，沈復這個超級玩家絕不限于家門口這一畝三分地，他因生活所迫進入官場，然而當差事小，游玩事大。一提正事就習慣性擺爛躺平，什么都不如說走就走的旅行。前三卷是沈復家庭生活的散記，卷四《浪游記快》則是他個人自由行的獨白，“余游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除了四川、重慶和云南，他幾乎游遍了大半個中國。最東到過上海，最南到過廣州，最西至華山，最北到達“帝都”。沈復的跨時代老鄉徐霞客早他100年就為窮游中國打了樣板，徒步行走30年游遍20余省，寫成了《徐霞客游記》。二人在家庭背景上也極其相似。其高祖徐經乃江陰巨富，與唐寅是舊交，二人因科考舞弊案入獄。徐霞客的父親徐有勉鑒于祖輩的遭遇，對仕途斬斷念想，也不愿與權勢交往，獨愛游山玩水，徐霞客的游玩基因得到了完美遺傳，他不拘泥于“父母在，不遠游”的鄉土情結，還帶著母親和他一同前往宜興短途游。心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理想，曾放言“大丈夫當朝游碧海而暮蒼梧”。《荀子·勸學》里有“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只有親身體驗俯瞰全局，才能看清世界的真相。
在古代，離鄉遠游需要莫大的勇氣，舟車勞頓耗時耗力，沒有導航的加持，途中路線未知，自然環境莫測，甚至路遇歹徒強盜，諸多不確定因素疊加導致旅途磨難重重。因此對于像徐霞客、沈復這樣的文弱書生來說，旅行期間沒有多少浪漫，反倒是件苦差事。晚明時代內憂外患，社會不安定，《徐霞客游記》里記載他在江西、湘江分別遭遇盜匪，而且他遇上的絕不是單槍匹馬作案的小蟊賊，而是相當有規模，武器裝備齊全的團伙，經過幾次洗劫，保住性命已是萬幸。沈復被大雪擋在了江口，幸好路遇好心人才得以順利過江。徐霞客旅游為的是著書立說，傳與后世，而沈復呼朋喚友，游山玩水則是純粹的游玩，只留下了《浪游記快》。
明清時的蘇州是全國的經濟文化重鎮，士大夫的游歷產出了數不勝數的文人筆記和文人畫，其精神文化的提升也推動了旅游和相關產業的擴張。沈復的浪游可以追溯到少年時代，游學期間到過浙東吼山，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此山養狗捕鹿，《越絕書》記載了山名的由來：“勾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這座山因鬼斧神工的“棋盤石”聞名天下，加之大魚出沒的傳說，又因紹興方言里，“吼”與“狗”發音相近，久而久之世世代代神化了這座山的來歷。沈復在杭州打卡的地方都是乾隆爺曾經翻過牌的景點，沈復首推龍井，“乾隆六下江南”有四次到過龍井游覽品茗，創作過三十余首以此為題的詩作，不枉龍井以名茶、名泉、名地多重身份“出道”。還有一地令他流連忘返，即是清中期和江寧府瞻園、蘇州府獅子林、海寧州安瀾園并稱為“江南四大名園”的“小有天園”，那里的山石取天竺山的飛來峰，城隍山的瑞石古洞，水則取玉泉，在南屏山慧日峰山腰還有乾隆御制詩《游小有天園登絕頂》題刻，就連西泠橋邊的蘇小小墓地也因乾隆南巡兩度造訪而為人所知。盛夏時節，沈復和同學在棲霞嶺五洞之首的紫云洞納涼野餐，登高俯瞰整個杭州城，聽南屏晚鐘，而此地也和乾隆有著淵源。當時乾隆爺滿頭大汗走到洞口，剛進洞就感寒氣逼人，添了衣服等他走到洞口又熱得不知所措，忽冷忽熱的他作詩《紫云洞口號》：“春暄攀陟汗流漿，牝洞入才迫體涼。卻上丹梯不數武，轉溫仍欲換衣裳。”
沈復的父親在紹興趙明府縣令的衙門里做幕僚，眼看兒子讀書沒有出路，只好退而求其次動了讓他接班的念頭，“官二代”沈復踏入官場，也正式開啟了人生暢游模式。在論詩品畫上，沈復獨抒己見劍走偏鋒，不屑于人云亦云，在游覽名勝時也有著獨到的態度，他不在乎所到之處是否有名氣，卻更鐘情于像“世外桃源”上沙村、“火云洞天”這樣雅致且無人工雕琢的非主流景點。他結識同路人，登山游船不亦樂乎，工作三心二意，不是曠工就是和同事不合，看遍了種種官場黑暗，他又棄官從商，去嶺南闖蕩。但他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好不容易賺的錢禁不住揮金如土，也難怪他快樂一時，落魄半生。在廣州，他游河艷遇，沉迷聲色犬馬，還和妓女有了瓜葛。在“男權至上”的時代，陳蕓不僅支持他四處游蕩，還主動為他納妾。好景不長，妻子重病，沈復不得不結束了兩年幕僚生活，回家開了書畫鋪子，生活落魄也擋不住他出去旅行的腳步。友人見其生活窘迫，給了他十兩銀子貼補家用，沒想到他轉手就拿著這筆飛來橫財出去玩了。父親亡故、妻離子散都拉不回他放飛自我的心，沈復終于墮落成了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孤家寡人，走出悲傷低谷之后更加肆無忌憚，畢竟這世上再也沒有他牽掛的人了。客居他鄉得過且過，沒有盤纏就把衣物典當了再買酒，鑼鼓來敲打作樂，沒有任何人和事可以指望，所有惦念和煩惱自然拋到九霄云外。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時代的開拓者，但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故事的主角。沈復的放蕩不羈背負上了渣男的罵名，但不得不說，他從來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這樣的精神狀態領先當代人一個多世紀。他在困頓中不失風雅，用一支筆勾勒出生活的酸甜苦辣，以《浮生六記》里的浪漫與苦澀，繪就了一幅跌宕起伏的人生畫卷。他不追名逐利，不代表不熱愛生活；他選擇躺平，是因為他深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立足于世。幸福，不在于你擁有多少，而在于如何看待你所擁有的；成功，不在于外界的評價，而在于內心的平和滿足。在紛擾世界中尋找一片屬于自己的寧靜之地，哪怕那片樂土并不肥沃，甚至布滿荊棘。即使在最不起眼的日子里，也能發現美好。用心感受生活的每一份饋贈，無論是甘甜還是苦澀，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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