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覺醒的女性和她們不一樣的人生受到了越來越多關注。2024年9月上映的電影《出走的決心》，由自媒體“@50歲阿姨自駕游”的擁有者蘇敏的真實經歷改編而成。國內原創圖書市場也涌現多部關注女性日常與個體命運女性書寫的作品：如楊本芬以《秋園》為代表的三部曲、范雨素的《久別重逢》、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等。
大時代里女性命運起伏，更多潛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動人故事還在持續被挖掘。從這個角度而言，《阿包》就是這樣一本書，記述了一位名叫阿包的女性平靜又內斂、微末卻不卑躬屈膝、充滿生命活力與勇氣的一生。
識字都困難的她，卻寫出了自己的一生
阿包漢語名字叫李玉春，苗族名字叫“包里給”。“包”是她的名字，“里”是她爸爸的名字，“給”是她爺爺的名字，按照苗族傳統，家鄉人都叫她“阿包”。她生于1968年，8歲母親去世，父親和改嫁的后媽重組了家庭。阿包只上到小學二年級便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和后媽的反對輟學了。她幾乎不識字，智能手機的語音轉換功能讓她獲得了使用文字表達的機會，她把想要表達的內容說出來，語音識別之后再用本子抄下來，完成了一部關于自己一生的敘事。
可能有人會質疑：阿包連識字都困難，她能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她的語言是否會阻礙她對情節的敘述？美國非虛構寫作與創意寫作的領軍人物威廉·津瑟在他的《寫作法寶：非虛構寫作指南》中指出：好的寫作的秘訣就是剝離每一句話中的雜物，只存留其最潔凈的部分；簡潔，再簡潔。寫作的一個基本準則是：做你自己。阿包就做到了做自己，也正契合了葉圣陶先生倡導的“寫作必須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的觀點。
100年前，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發出這樣的詰問：“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么去？”
世紀之交的2001年央視《半邊天》欄目記者張越采訪了后來感動了無數人的農婦劉小樣，她發出了令人動容的吶喊：“現在時代都走到哪里了，還要女人總是這樣，還守在家里，那她就不平靜了……外表變化了穿得好了，但是你的心里還是停頓在過去給女人定的模式上……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很滿足。”
20年后，在厭倦了一成不變的生活以及一個不合格的丈夫帶來的窒息感后，50歲的蘇敏選擇自駕游，她也感嘆道：“以前都是家庭、父母、孩子，出來活動這么久以后，才感覺自己也可以排第一位一段時間。”時光越過百年，女性的覺醒和行動力都在借助各種媒介被越來越多的人看見。人們或贊同或感動。
而阿包，在感慨自己像牲口一樣卑微又脆弱的命運時，終于拿起了筆，記錄下塑造她與無數和她一樣的女人、記錄她和她們的抗爭與無奈，記錄歲月變遷中她們真實的生活，這又何嘗不是一趟勇敢的內心突圍與覺醒的旅程。
一位普通農村婦女的一生
阿包的一生，折射出了普天之下農村婦女的一生，少數民族、單親、再組合家庭、文盲、被拐賣、被收容、遭遇婚姻危機、含辛茹苦拉扯一雙女兒長大，親人迭遭絕癥侵襲、被電信詐騙……所有這些都不曾擊垮一個女人強韌的生命力，這些沉重又飽含血淚的過往，更彰顯了一個平凡女性的堅強與偉大。面對如西西弗斯周而復始推著巨石一般的苦難，阿包沒有更多的抱怨，頂多就是抱怨一句：“我是一個很苦命的女人。我受的那些苦每每想起來都讓我掉眼淚，但是我不怪誰，我只怪我自己的命不好。”
在組建家庭擁有女兒之后，阿包為了掙錢補貼家用，想盡一切辦法去干活。她說：“那時候我真的狠下心來，到老趙他們單位上找活干，什么活我都干。我累也不怕，臟也不怕，只要有活我就去做。”但是因為超生，終于用勤勞的汗水換來了一些存款有一點底氣開始憧憬未來生活時，卻迎來了區計生委的抄家，生活的希望幾乎被澆滅了，但是阿包也只是在感慨一聲：我因為走錯了路來到人間，卻依舊沒有改變一生是牲口一樣的命運？而后繼續面臨生活的挑戰。
阿包在人才市場求職，被騙后拐賣到河北，面對同樣貧窮和被欺騙的買家家庭。萬幸對方并沒有像電影《盲山》里黃德貴一家那樣窮兇極惡。阿包在自身還沒脫困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讓人贊嘆的同理心。她說：“因為這地方人家雖然都普遍貧窮，但我也一直是在貧窮中生活過來的呀，我并不害怕貧窮，我最怕的就是被人打，被人歧視，被人當成牲口來看待。”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懼之后，在離家近2000公里的孤立無援的境地下，阿包終于還是逃回了貴陽。因為有個信念支撐著她，同時也是阿包第一次想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什么初衷：“我太可憐我的孩子了，我從小就嘗夠了沒有媽媽的滋味，不希望我的孩子還走我的老路，那么小就沒有媽媽，所以我真的很慶幸我沒有死在北方。”
我們不提倡歌頌苦難，但我們應當正視深陷苦難中的人的處境，應當思考是什么樣的環境造成了這樣的苦難，以及在苦難中人們如何抗爭與尋求解脫之道。我們應當更深刻地理解苦難的本質，激發我們為改善社會環境、消除苦難根源而努力的決心和行動。
羅曼·羅蘭在《米開朗琪羅傳》中寫道：“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義，它只教人不去注視人生的苦難和心靈的弱點。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視世界的真面目——并且愛世界。”正是苦難，讓我們看到了阿包內心蘊藏的那種英雄主義，那種不被苦難擊垮的頂天立地的脊梁。
用文字對抗遺忘
在回到貴陽之后，阿包通過朋友介紹在貴陽市婦幼保健院做起了保潔。這和《我的母親做保潔》中張小滿的母親春香的境遇和經歷，有一定的相似性。春香也曾試圖去做58同城那種上門做衛生的鐘點工，但是她識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學不會導航，無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種復雜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罷。每當這種時候，她都會一遍遍感嘆：如果天下有后悔藥，她小時候一定去念書。阿包也正是因為沒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只能從事保潔、打零工等一些重體力活。但是阿包心地善良又勤勞肯干，她說：“我是一個好心人，又勤快，所以到哪里人家都喜歡我。”
如果說《我的母親做保潔》是通過第三人稱視角，即女兒的細膩觀察，展現了作為母親的女性在生存境況中的堅韌及其背后保潔職業群體的普遍狀態與社會現狀，那么《阿包》則是基于完全的個人經驗與第一人稱的深切“在場感”，深刻體悟并記錄了主人公自己的人生軌跡。巧合的是，這兩部非虛構作品的主角都主要依賴保潔工作作為謀生手段。阿包，一個缺乏文化的女性，卻憑借自己不懈的勤勞、接人待物時流露出的真誠，以及那份不畏艱難、不怕勞累的堅毅精神，贏得了包括雇主和幫工家庭在內的廣泛尊敬。這不僅是中國女性在面對生活挑戰時所展現出的最質樸的生存智慧，也是她們在無可奈何的命運面前，憑借自身力量贏得尊嚴與認可的生動寫照。
阿包還經歷了婚姻危機、家人罹患重癥花光所有積蓄、遭遇電信詐騙等種種厄運。但阿包仍然能用平實的日常語言，冷靜又隱忍地敘述一幕幕悲慘的命運場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苦澀里樂觀向上。這是一個永遠不向厄運低頭，在困境中始終讓自己生命之火閃閃發亮的堅強女性。所有的這些經歷，譜出了一首鄉下女人在城市里艱難謀生的史詩。
契訶夫在四幕劇《三姊妹》結尾寫道：“時間會流逝，我們會一去不返的，我們也會被后世遺忘的，連我們的面貌，我們的聲音，都會被人遺忘的。甚至一共有多少像我們這樣的人，后世也不會記得的。然而，我們現在的苦痛，一定會化為后代人們的愉快；幸福與和平，會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來。后代的人們，會懷著感謝的心情來追念我們的，會給活在今天的我們祝福的。啊！我的親愛的妹妹們，我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呢。我們要活下去！”
阿包用自己的文字來對抗遺忘，讓更多人關注同她一樣的農村女性的生存境遇與難題，直面回應女性就該是卑微的這種亙古存在而又荒誕的疑問。她回答：“這本書會對別人有用嗎？會對社會有用嗎？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像我經歷過的這些苦日子不要再發生在孩子們的身上”。
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有一首小詩《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然而陽光已使我的荒涼/成為更新的荒涼。
阿包通過回憶和講述，把自己一生的掙扎與奮斗毫無保留地袒露在世界面前，逐漸驅散了她生命中那些黑暗與荒涼，不能說前路都是陽光撒布，但是沖破黑暗的信念已經無法禁錮，阿包可能還是會慨嘆自己生命的卑微，但是生活的河流定會向前奔騰不息。
近年來，覺醒的女性和她們不一樣的人生受到了越來越多關注。2024年9月上映的電影《出走的決心》，由自媒體“@50歲阿姨自駕游”的擁有者蘇敏的真實經歷改編而成。國內原創圖書市場也涌現多部關注女性日常與個體命運女性書寫的作品：如楊本芬以《秋園》為代表的三部曲、范雨素的《久別重逢》、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等。
大時代里女性命運起伏，更多潛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動人故事還在持續被挖掘。從這個角度而言，《阿包》就是這樣一本書，記述了一位名叫阿包的女性平靜又內斂、微末卻不卑躬屈膝、充滿生命活力與勇氣的一生。
識字都困難的她，卻寫出了自己的一生
阿包漢語名字叫李玉春，苗族名字叫“包里給”。“包”是她的名字，“里”是她爸爸的名字，“給”是她爺爺的名字，按照苗族傳統，家鄉人都叫她“阿包”。她生于1968年，8歲母親去世，父親和改嫁的后媽重組了家庭。阿包只上到小學二年級便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和后媽的反對輟學了。她幾乎不識字，智能手機的語音轉換功能讓她獲得了使用文字表達的機會，她把想要表達的內容說出來，語音識別之后再用本子抄下來，完成了一部關于自己一生的敘事。
可能有人會質疑：阿包連識字都困難，她能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她的語言是否會阻礙她對情節的敘述？美國非虛構寫作與創意寫作的領軍人物威廉·津瑟在他的《寫作法寶：非虛構寫作指南》中指出：好的寫作的秘訣就是剝離每一句話中的雜物，只存留其最潔凈的部分；簡潔，再簡潔。寫作的一個基本準則是：做你自己。阿包就做到了做自己，也正契合了葉圣陶先生倡導的“寫作必須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的觀點。
100年前，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發出這樣的詰問：“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么去？”
世紀之交的2001年央視《半邊天》欄目記者張越采訪了后來感動了無數人的農婦劉小樣，她發出了令人動容的吶喊：“現在時代都走到哪里了，還要女人總是這樣，還守在家里，那她就不平靜了……外表變化了穿得好了，但是你的心里還是停頓在過去給女人定的模式上……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很滿足。”
20年后，在厭倦了一成不變的生活以及一個不合格的丈夫帶來的窒息感后，50歲的蘇敏選擇自駕游，她也感嘆道：“以前都是家庭、父母、孩子，出來活動這么久以后，才感覺自己也可以排第一位一段時間。”時光越過百年，女性的覺醒和行動力都在借助各種媒介被越來越多的人看見。人們或贊同或感動。
而阿包，在感慨自己像牲口一樣卑微又脆弱的命運時，終于拿起了筆，記錄下塑造她與無數和她一樣的女人、記錄她和她們的抗爭與無奈，記錄歲月變遷中她們真實的生活，這又何嘗不是一趟勇敢的內心突圍與覺醒的旅程。
一位普通農村婦女的一生
阿包的一生，折射出了普天之下農村婦女的一生，少數民族、單親、再組合家庭、文盲、被拐賣、被收容、遭遇婚姻危機、含辛茹苦拉扯一雙女兒長大，親人迭遭絕癥侵襲、被電信詐騙……所有這些都不曾擊垮一個女人強韌的生命力，這些沉重又飽含血淚的過往，更彰顯了一個平凡女性的堅強與偉大。面對如西西弗斯周而復始推著巨石一般的苦難，阿包沒有更多的抱怨，頂多就是抱怨一句：“我是一個很苦命的女人。我受的那些苦每每想起來都讓我掉眼淚，但是我不怪誰，我只怪我自己的命不好。”
在組建家庭擁有女兒之后，阿包為了掙錢補貼家用，想盡一切辦法去干活。她說：“那時候我真的狠下心來，到老趙他們單位上找活干，什么活我都干。我累也不怕，臟也不怕，只要有活我就去做。”但是因為超生，終于用勤勞的汗水換來了一些存款有一點底氣開始憧憬未來生活時，卻迎來了區計生委的抄家，生活的希望幾乎被澆滅了，但是阿包也只是在感慨一聲：我因為走錯了路來到人間，卻依舊沒有改變一生是牲口一樣的命運？而后繼續面臨生活的挑戰。
阿包在人才市場求職，被騙后拐賣到河北，面對同樣貧窮和被欺騙的買家家庭。萬幸對方并沒有像電影《盲山》里黃德貴一家那樣窮兇極惡。阿包在自身還沒脫困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讓人贊嘆的同理心。她說：“因為這地方人家雖然都普遍貧窮，但我也一直是在貧窮中生活過來的呀，我并不害怕貧窮，我最怕的就是被人打，被人歧視，被人當成牲口來看待。”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懼之后，在離家近2000公里的孤立無援的境地下，阿包終于還是逃回了貴陽。因為有個信念支撐著她，同時也是阿包第一次想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什么初衷：“我太可憐我的孩子了，我從小就嘗夠了沒有媽媽的滋味，不希望我的孩子還走我的老路，那么小就沒有媽媽，所以我真的很慶幸我沒有死在北方。”
我們不提倡歌頌苦難，但我們應當正視深陷苦難中的人的處境，應當思考是什么樣的環境造成了這樣的苦難，以及在苦難中人們如何抗爭與尋求解脫之道。我們應當更深刻地理解苦難的本質，激發我們為改善社會環境、消除苦難根源而努力的決心和行動。
羅曼·羅蘭在《米開朗琪羅傳》中寫道：“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義，它只教人不去注視人生的苦難和心靈的弱點。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視世界的真面目——并且愛世界。”正是苦難，讓我們看到了阿包內心蘊藏的那種英雄主義，那種不被苦難擊垮的頂天立地的脊梁。
用文字對抗遺忘
在回到貴陽之后，阿包通過朋友介紹在貴陽市婦幼保健院做起了保潔。這和《我的母親做保潔》中張小滿的母親春香的境遇和經歷，有一定的相似性。春香也曾試圖去做58同城那種上門做衛生的鐘點工，但是她識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學不會導航，無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種復雜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罷。每當這種時候，她都會一遍遍感嘆：如果天下有后悔藥，她小時候一定去念書。阿包也正是因為沒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只能從事保潔、打零工等一些重體力活。但是阿包心地善良又勤勞肯干，她說：“我是一個好心人，又勤快，所以到哪里人家都喜歡我。”
如果說《我的母親做保潔》是通過第三人稱視角，即女兒的細膩觀察，展現了作為母親的女性在生存境況中的堅韌及其背后保潔職業群體的普遍狀態與社會現狀，那么《阿包》則是基于完全的個人經驗與第一人稱的深切“在場感”，深刻體悟并記錄了主人公自己的人生軌跡。巧合的是，這兩部非虛構作品的主角都主要依賴保潔工作作為謀生手段。阿包，一個缺乏文化的女性，卻憑借自己不懈的勤勞、接人待物時流露出的真誠，以及那份不畏艱難、不怕勞累的堅毅精神，贏得了包括雇主和幫工家庭在內的廣泛尊敬。這不僅是中國女性在面對生活挑戰時所展現出的最質樸的生存智慧，也是她們在無可奈何的命運面前，憑借自身力量贏得尊嚴與認可的生動寫照。
阿包還經歷了婚姻危機、家人罹患重癥花光所有積蓄、遭遇電信詐騙等種種厄運。但阿包仍然能用平實的日常語言，冷靜又隱忍地敘述一幕幕悲慘的命運場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苦澀里樂觀向上。這是一個永遠不向厄運低頭，在困境中始終讓自己生命之火閃閃發亮的堅強女性。所有的這些經歷，譜出了一首鄉下女人在城市里艱難謀生的史詩。
契訶夫在四幕劇《三姊妹》結尾寫道：“時間會流逝，我們會一去不返的，我們也會被后世遺忘的，連我們的面貌，我們的聲音，都會被人遺忘的。甚至一共有多少像我們這樣的人，后世也不會記得的。然而，我們現在的苦痛，一定會化為后代人們的愉快；幸福與和平，會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來。后代的人們，會懷著感謝的心情來追念我們的，會給活在今天的我們祝福的。啊！我的親愛的妹妹們，我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呢。我們要活下去！”
阿包用自己的文字來對抗遺忘，讓更多人關注同她一樣的農村女性的生存境遇與難題，直面回應女性就該是卑微的這種亙古存在而又荒誕的疑問。她回答：“這本書會對別人有用嗎？會對社會有用嗎？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像我經歷過的這些苦日子不要再發生在孩子們的身上”。
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有一首小詩《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然而陽光已使我的荒涼/成為更新的荒涼。
阿包通過回憶和講述，把自己一生的掙扎與奮斗毫無保留地袒露在世界面前，逐漸驅散了她生命中那些黑暗與荒涼，不能說前路都是陽光撒布，但是沖破黑暗的信念已經無法禁錮，阿包可能還是會慨嘆自己生命的卑微，但是生活的河流定會向前奔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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