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秋，齊白石隨夏午詒到西安，教夏的如夫人姚無雙學畫。1903年舊歷四月初五，又隨夏午詒到北京。他們在前門站下火車，乘騾車走過城西的護城河，往南經過曾聞其名的琉璃廠，在騾馬市大街西頭菜市口南邊的北半截胡同夏午詒家住了下來。
菜市口南的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多會館和名居。魯迅1912年到北京即住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在這里寫出了《狂人日記》；他常去吃的廣和居飯莊即在北半截胡同。譚嗣同瀏陽會館的“莽蒼蒼齋”也在北半截胡同內。夏午詒住在名人群聚的南、北半截胡同應該說自有緣由。
這是年屆“不惑”的齊白石生平第一次“落腳”于北京城城西，不知這是不是“命定”他將終生與這塊地界打交道，他后來主要的活動地域即在西城。這次，齊白石在北京共盤桓了73天。
把齊白石打“蒙”的遭際
當年四月十八日（公歷5月14日），齊白石到北京后已有半個月的時光了，他下決心要去“國門”大清門觀光一次。找了一同來北京的鐘雨濤作陪伴，從菜市口雇了馬車，往東經騾馬市大街到珠市口，然后北拐直行，走過“庚子事變”時被搶掠殘敗正在恢復的前門大街，繞過三年前被焚毀剛剛開始復建的正陽門箭樓、城樓，大清門就在眼前了：
……至大清門，車馬如蟻，擁不可進，車塵萬丈，目不能稍開。余立片刻，紛紛無可名狀。但見洋人來去，各持以鞭坐車上。清國人車馬及買賣小商讓他車路稍慢，洋人以鞭亂施之。官員車馬見洋人來，早則快讓，庶不受打。大清門側立清國人幾數人，手持馬棒。余問之雨濤，知為保護洋人者，馬棒亦打清國人也。余倦欲返……始歸，尚疑是夢。問之雨濤，答：“白日與之同去，非夢也。君太勞耳。”
“大清國”四十歲的血性男兒齊白石從幾千里外的家鄉先到了西安，然后到首都來，在自己的“國門”口，遇到的就是這一幕。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后，分兵把控大清門地區的是美國、英國軍隊。齊白石面對的就是這樣窮兇極惡的入侵者以及甘當奴才走狗的清朝官員。齊白石這里純粹是素筆紀實，未加絲毫渲染，他寫日記留給自己，沒有半點寫“文章”的意思。可以說，122年前中國首都的這一遭際，把中年好漢齊白石打“蒙”了。
齊白石初“淘”琉璃廠
齊白石16歲從周子美學木工雕花，27歲拜胡沁園學工筆花鳥，1902年秋以“美術教師”的身份隨夏午詒到西安教授其如夫人無雙學畫。在家鄉，在西安，于來往人士的口頭上及他所看到的舊書上，他無數次地接觸過“琉璃廠”。所以，來到北京從“琉璃廠”這一長街西側經過的時候，光是地名三個字就如同家鄉的花鼓戲的板鼓敲響，“美術教師”的心中涌動著一陣陣亢奮。四月初十（公歷5月6日），齊白石稍住下來的第一游，即由夏午詒陪著，從菜市口北行宣武門外大街，約莫一里來地處東拐，不遠即西琉璃廠、東琉璃廠了。“永寶齋石印頗多，田黃價三十換，白壽山三十換。凡石溫潤者，高有一寸，價或十兩或八兩，中等石或六兩……”他倆一逛就是溜溜半天，這是齊白石關于琉璃廠的第一筆記錄，可以看出作為篆刻家，他對石料是十分關注并且相當內行的。
齊白石是個很有計劃又嚴格安排時間的人。看他四月初十以后的日記，在完成所任的業務即上完無雙學畫輔導課之后，四月廿一、廿三、廿五、廿七，他如同自己也去上課一樣，安排著每隔一日的廠甸之行。鱗次櫛比錯落叢雜的店鋪，金石碑帖、書法繪畫、文房用品、文玩雜項……是大市場，也是大學校，他每一逛都如山陰古道上行，目不暇接。但他豈是“空逛”？當然也會買些東西。
廿一日（公歷5月17日），“余購得銅器二，石印一”（他還注記石印是“方三分，高五分，去價一萬二千”），以為“可佳”。
廿三日，在廠肆又購石印后，“過楊梅竹斜街成興齋購紙”。成興齋乃街上名店，其羅紋宣紙以獨特的質地和紋理為石濤繪畫所愛。
廿五日，“于清秘閣購詩箋二十篋（詩箋每篋四十頁，貴四錢），又詩筒十五篋（詩筒每篋十只，貴二錢）皆貴極。”清秘閣在琉璃廠西街中部路南，與“榮寶齋”斜對門，始創于清乾隆年間，所制文房信箋、八寶印泥等“清”（純粹）“秘”（稀少）至珍。詩箋，印有淺淡精美圖案的信紙；詩筒，用以裝信紙的信封。白石這次花在清秘閣十一元錢。離開清秘閣又到永寶齋，“購白壽山石三方”；但是白石采取的是“以物換物”的方法，“留贈三菊”（畫家留下了自己的三幅菊花畫），他自忖是以三幅菊花圖抵了三方壽山石，還是很劃算的！白石每逢掏出真金白銀往往“肉疼”，他寧可拿自己的其他勞動成果來換，因為那也意味著對方對自己作品的價值認可。
后來的舊歷“五月”與“閏五月”，齊白石仍舊流連于廠肆之間，漸成習慣。1903年的北京之行，粗數一下他73天里去廠肆至少有十幾趟。琉璃廠是一塊吸力強大的磁石，各地的文人與書畫家紛如鐵屑，不被它遠遠地吸附過去那才怪。
這里還不妨拉過魯迅來說。1912年魯迅初到北京，他是民國政府教育部的官員，一年俸祿710元，但他在琉璃廠等處買書籍碑帖等花去160元——他自然是比無名分的齊白石“闊綽”多了，仍舊發出“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的嘆息。
“齊老師”的眼力
盡管齊白石后來常常強調自己是“詩第一，印第二，書第三，畫第四”，但他終究是以“畫家”身份名世的。夏午詒聘他做“家教”，請的是“畫師”而不是“詩人”。有“粉絲”到居所找“湘潭齊璜白石先生”，也是慕他的畫名而去的。齊自己命其北半截胡同的臨時居處為“北萍精舫”或“北萍舫”，走的也是從畫的路子。20世紀初年的琉璃廠坊肆間，庚子變亂的傷痕猶在，許多豪門巨戶的藏品流入市面，嘉道以來南地、北方的“蘇州造”、“長沙造”、“后門造”更洶涌地撲入流通，在廠肆間出入，賞真，鑒偽，品評優劣，對齊白石也是一個硬邦邦的考驗。他有幸遇到不少好東西。
四月十五（公歷5月11日），某大官宦家仆攜八大山人（朱耷）冊頁六幅、大滌子（石濤）中幅山水來兜售，白石前件討至五百金，后件討至六百金，對方非合至千四百金不賣。白石遺憾地在后件畫隙鈐自己的“眼福”印，記錄下“曾經我眼”舍去。
四月廿五（公歷5月21日），齊白石經過他半月前買了壽山石的永寶齋，見大滌子中幅山水（白石稱贊“畫機洩盡，有天然趣”）和金冬心一幅佛像（白石贊嘆“筆情得古法，神品”），白石再三賞讀嘆贊不置，最后終因囊底不厚擱了回去。
五月廿七（公歷6月22日），齊白石在到北京后結識的新朋友收藏家李瑞荃（字筠庵，家即住琉璃廠東街北火神廟側西太平巷，其兄李瑞清，字梅庵，即著名書法家“清道人”，白石說“筠庵豐神渾樸，所談書畫皆遠時俗氣”）的家里，看到孟麗堂的一冊頁，高鳳翰的一冊頁，白石贊為“佳絕”；尤其是陽湖（今江蘇常州）人孟麗堂，晚年專工花鳥，雖然雙目幾近失明，猶自摩挲作畫，“視朱為碧、以方為圓”，繪畫“全以神行”，白石認為他別饒逸致，“天趣勝人”。他在另一回看孟麗堂畫冊，稱之為“畫中高品”，說“當時海上諸名家之作與此翁之作并看，任阜長、張子祥等皆愧死，比賣笑倚門兒不若矣”。白石這里放膽品評，痛快淋漓。近些年來任阜長、張子祥的作品還不難見到，似乎是孟麗堂很難遇到了。
當然，在那個魚龍混雜的市場上，也不可避免地會撞上贗品。
四月廿四日（公歷5月20日），齊白石到北京的第二十天，在琉璃廠李瑞荃的家里，有畫商送來冊頁及畫幅共數十件，他一一看過，愣沒件真貨。
四月廿六，永寶齋和延清閣等五家店送上一批書畫請選。白石判定其中八大山人冊純屬偽本，“其稿無當時海上名家氣”，乃“臨八大山人本無疑”。
四月廿七，“游廠肆，得觀大滌子真跡畫，超凡絕倫；又金冬心畫佛，即是贗本稿亦佳。”在李瑞荃家中，見“冬心先生墨竹偽本，格局用筆無妙不臻殊”，“今人見之，便發奇想”。齊白石是金冬心的大“粉絲”，他書法上、繪畫上都曾極力效仿金冬心，見金氏畫佛、繪竹之贗本，仍舊在藝術上給予肯定。
白石成年以后曾披覽大量古今名畫，他“閱千劍而識器”，腦里得積累，心中有準星，對孰真孰贗斷判篤定，對具藝術水準的贗品也不簡單排斥。步入不惑的齊老師的大膽判定、自信十足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盡管，對于錯綜萬象的市場，也難以說白石未有偏頗。
出行千里 柔腸百結
齊白石四月初五到北京，四月初八即“發家書”報平安。春天暑熱來得早他嘆“日之熱過于故鄉伏日”，夏至降雨他說“今日之雨比故鄉有一潑零”——此處他還著意注上“故鄉土人每下雨大小，知有‘一潑、兩潑’之多”。身隔悠悠數千里，心猶絲絲系家鄉。北京城里的天涼天熱，北京城里的刮風下雨，他首先聯想到的是家鄉的風晴雨霽。在琉璃廠出入，漸次遇到故鄉人黎松安（“龍山七子”之一）、郭葆生（齊早年住過郭家公館）、李翰屏（齊出鄉前給李家畫過像）等人，大家聚宴一次，齊白石記曰：“數千里得晤故鄉舊友三四人，喜極，尚疑是夢。”
五月十四日（公歷6月9日），他在日記中難得詳細地描摹了自己的心境：“昨夜達旦不能成寐，心中若有所失。不知一家老小何似。”他說半年未得家書，其心“無時不在杏塢白石間也”。“遠離日深，欲哭，淚已盡之久矣。”對家鄉家園的深深愛戀，對家人老小的牽腸掛肚，白石這些記錄感人心扉。
家鄉人五月十九日（公歷6月14日）寄出家書，他在閏五月初五（公歷6月29日，郵路上走半個月）接到了，知家老少無恙才放心。但獲知其母的哥哥于三月間逝去，他不禁憶到：去年秋舅舅來家住，只聽他咳不止。白石便與妻春君商量請醫生來療治，舅答：這病能治的話早就治了，我恐不久于人世了。白石勸舅無論如何多住些日。四月初寄家的信，還與春君說：要好好侍奉舅爺，把他說的“沒幾天”當作“很久遠”，萬萬不可輕待。我買了些阿膠等頤養品，待回家再給舅爺奉上……最后白石寫：“書此日記時，三更人靜，泣不能已，不能終其恨也。”白石午夜獨自一人，思緒飛回幾千里外的親人身邊，他直抒心懷的這些字句，讓人讀來不能不動情。
齊白石本來是以夏午詒聘請的“輔導教師”的身份隨來北京的。每天輔導教畫的時間（日記中用的詞是“課畫”）顯然不是很長，白石還有許多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就用來篆刻、繪畫以及逛店、交友等。齊奉守的是“舊規矩”，夏家給了他“授課費”（束脩），他就自覺地全心力服務夏家，不“接外活兒”，不“掙外快”。
五月初四（公歷5月30日）某大宦官差人來買白石畫，他辭卻；對方還以更高的價，白石說這不是價高價低的事，“不可高其價應之”。
閏五月初四（公歷6月28日）又有宋姓富人以10塊大洋求一幅山水，白石辭；后又以4大洋求一人物，白石亦辭。他說，是夏午詒請我過來的，“重金輕情，非君子也”！反過來，隨夏在北京的這些天里，他為主人刻了許多方印章，還留下《白云紅樹圖》《青藤書屋圖》《借花吟館圖》等數件代表性的畫作。當然，因為齊白石與夏午詒親若兄弟的關系，齊白石的一些賣石與鬻畫也得到夏午詒的鼎力支持。
白石自勵亦感人
人們把“日記本”或稱為“記事本”，蓋日記中多以記那些個“事”為主；當然日記中不少人也會記一些想法，這方面內容多了則可命之為“沉思錄”。40歲的齊白石寫日記流水一樣地記事，但很有意思的是他也錄下了自己的某些思緒。
四月廿三日（公歷5月19日）他記：“昨夜夢中痛泣”，因為從家鄉出來后“不曾看書”；他早年曾經說自己要識三百字，以二百字作詩，余下的一百字湊合記得可以——可夜夢中自己只識一百五十字了，所以急得他痛哭起來！完全靠自學出來的白石深切知道識字長學問的重要，他自警：“余三日不讀書，語言無味。”“不識字做官可矣——純是空腔；或欲自娛，或欲醫俗，非識字所不能也！”是啊，做官的人整日價那些空話、套話足以應付；但凡要自己去掉無知，能夠提高，只有不斷學習才能達到。他逼迫著自己活到老學到老，“晚歲破除年少懶，誰教姓字世都知”！
四月廿四日，幾位朋友聚談至倦，有朋友勸酒，白石點到即止，絕不多飲，在座的摯友李筠庵出面解釋，說白石是“生平自醒，非他人至死沉醉者”。白石把朋友的良言錄入日記，當然體現的是他的尊重與自覺。齊白石畫過數不清的《醉酒圖》《盜甕圖》《菊酒圖》，但他是不是沒有過一次喝得爛醉呢？他自己的日記不少，別人回憶他的文章更多，可以說沒有一次是記白石醉酒的。
五月廿五日（公歷6月20日），白石為夏午詒篆刻“無愁”二字印，夏請他在邊款上落“白石先生”四字。白石思忖了一下，坦言說：“以‘先生’自稱，施之于君則可（夏較齊小四歲，又極熟稔），施之于人覺自愧。”夏午詒還是開著玩笑說，你看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這千百年，你稱“白石先生”也絕不辜負歷史！“余聞汗面，故紀之于日記。老當自加琢磨，方不負良友之譽有益我也。”當晚白石鄭重其事地記下了這段對談，囑咐自己多“琢磨”，“不負良友”。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絕不自滿自足，保持謙慎不以“先生”自居的精神，他才能不斷增進，最后到達藝事的巔峰。反觀今日一些人動輒以“大師”、“專家”自居，其格局與前景自然可以料想。
翻開白石的畫集，看他畫作上的落款，是“老民”“山翁”“木人”“借山館主者”“寄萍堂老人”等，七老八十仍舊稱對方是“先生”“方家”“大兄”而自道為“小弟”等。這是我們民族文化中傳統的自謙自抑的精神。
由此不禁想到今天，前些天去參加一個文化團體的什么會，與會者見面大多有個自我介紹，“我是畫家”，“我是作家”，“我書法家”……“我是詩人”——“詩人”這一稱乃是文藝之神璀璨的桂冠啊——沒承想，與會一眾人中，有好幾頂桂冠閃爍！
齊白石122年前寫的這冊日記，如今靜藏在北京畫院的大庫里。翻讀他這些記錄，我們可以了解他的時代，他的人生，他游歷大清門，出入琉璃廠，鑒定書畫，交往朋友以及他自勵不息勇往直前的追求，都足以使我們獲益良多。
1902年秋，齊白石隨夏午詒到西安，教夏的如夫人姚無雙學畫。1903年舊歷四月初五，又隨夏午詒到北京。他們在前門站下火車，乘騾車走過城西的護城河，往南經過曾聞其名的琉璃廠，在騾馬市大街西頭菜市口南邊的北半截胡同夏午詒家住了下來。
菜市口南的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多會館和名居。魯迅1912年到北京即住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在這里寫出了《狂人日記》；他常去吃的廣和居飯莊即在北半截胡同。譚嗣同瀏陽會館的“莽蒼蒼齋”也在北半截胡同內。夏午詒住在名人群聚的南、北半截胡同應該說自有緣由。
這是年屆“不惑”的齊白石生平第一次“落腳”于北京城城西，不知這是不是“命定”他將終生與這塊地界打交道，他后來主要的活動地域即在西城。這次，齊白石在北京共盤桓了73天。
把齊白石打“蒙”的遭際
當年四月十八日（公歷5月14日），齊白石到北京后已有半個月的時光了，他下決心要去“國門”大清門觀光一次。找了一同來北京的鐘雨濤作陪伴，從菜市口雇了馬車，往東經騾馬市大街到珠市口，然后北拐直行，走過“庚子事變”時被搶掠殘敗正在恢復的前門大街，繞過三年前被焚毀剛剛開始復建的正陽門箭樓、城樓，大清門就在眼前了：
……至大清門，車馬如蟻，擁不可進，車塵萬丈，目不能稍開。余立片刻，紛紛無可名狀。但見洋人來去，各持以鞭坐車上。清國人車馬及買賣小商讓他車路稍慢，洋人以鞭亂施之。官員車馬見洋人來，早則快讓，庶不受打。大清門側立清國人幾數人，手持馬棒。余問之雨濤，知為保護洋人者，馬棒亦打清國人也。余倦欲返……始歸，尚疑是夢。問之雨濤，答：“白日與之同去，非夢也。君太勞耳。”
“大清國”四十歲的血性男兒齊白石從幾千里外的家鄉先到了西安，然后到首都來，在自己的“國門”口，遇到的就是這一幕。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后，分兵把控大清門地區的是美國、英國軍隊。齊白石面對的就是這樣窮兇極惡的入侵者以及甘當奴才走狗的清朝官員。齊白石這里純粹是素筆紀實，未加絲毫渲染，他寫日記留給自己，沒有半點寫“文章”的意思。可以說，122年前中國首都的這一遭際，把中年好漢齊白石打“蒙”了。
齊白石初“淘”琉璃廠
齊白石16歲從周子美學木工雕花，27歲拜胡沁園學工筆花鳥，1902年秋以“美術教師”的身份隨夏午詒到西安教授其如夫人無雙學畫。在家鄉，在西安，于來往人士的口頭上及他所看到的舊書上，他無數次地接觸過“琉璃廠”。所以，來到北京從“琉璃廠”這一長街西側經過的時候，光是地名三個字就如同家鄉的花鼓戲的板鼓敲響，“美術教師”的心中涌動著一陣陣亢奮。四月初十（公歷5月6日），齊白石稍住下來的第一游，即由夏午詒陪著，從菜市口北行宣武門外大街，約莫一里來地處東拐，不遠即西琉璃廠、東琉璃廠了。“永寶齋石印頗多，田黃價三十換，白壽山三十換。凡石溫潤者，高有一寸，價或十兩或八兩，中等石或六兩……”他倆一逛就是溜溜半天，這是齊白石關于琉璃廠的第一筆記錄，可以看出作為篆刻家，他對石料是十分關注并且相當內行的。
齊白石是個很有計劃又嚴格安排時間的人。看他四月初十以后的日記，在完成所任的業務即上完無雙學畫輔導課之后，四月廿一、廿三、廿五、廿七，他如同自己也去上課一樣，安排著每隔一日的廠甸之行。鱗次櫛比錯落叢雜的店鋪，金石碑帖、書法繪畫、文房用品、文玩雜項……是大市場，也是大學校，他每一逛都如山陰古道上行，目不暇接。但他豈是“空逛”？當然也會買些東西。
廿一日（公歷5月17日），“余購得銅器二，石印一”（他還注記石印是“方三分，高五分，去價一萬二千”），以為“可佳”。
廿三日，在廠肆又購石印后，“過楊梅竹斜街成興齋購紙”。成興齋乃街上名店，其羅紋宣紙以獨特的質地和紋理為石濤繪畫所愛。
廿五日，“于清秘閣購詩箋二十篋（詩箋每篋四十頁，貴四錢），又詩筒十五篋（詩筒每篋十只，貴二錢）皆貴極。”清秘閣在琉璃廠西街中部路南，與“榮寶齋”斜對門，始創于清乾隆年間，所制文房信箋、八寶印泥等“清”（純粹）“秘”（稀少）至珍。詩箋，印有淺淡精美圖案的信紙；詩筒，用以裝信紙的信封。白石這次花在清秘閣十一元錢。離開清秘閣又到永寶齋，“購白壽山石三方”；但是白石采取的是“以物換物”的方法，“留贈三菊”（畫家留下了自己的三幅菊花畫），他自忖是以三幅菊花圖抵了三方壽山石，還是很劃算的！白石每逢掏出真金白銀往往“肉疼”，他寧可拿自己的其他勞動成果來換，因為那也意味著對方對自己作品的價值認可。
后來的舊歷“五月”與“閏五月”，齊白石仍舊流連于廠肆之間，漸成習慣。1903年的北京之行，粗數一下他73天里去廠肆至少有十幾趟。琉璃廠是一塊吸力強大的磁石，各地的文人與書畫家紛如鐵屑，不被它遠遠地吸附過去那才怪。
這里還不妨拉過魯迅來說。1912年魯迅初到北京，他是民國政府教育部的官員，一年俸祿710元，但他在琉璃廠等處買書籍碑帖等花去160元——他自然是比無名分的齊白石“闊綽”多了，仍舊發出“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的嘆息。
“齊老師”的眼力
盡管齊白石后來常常強調自己是“詩第一，印第二，書第三，畫第四”，但他終究是以“畫家”身份名世的。夏午詒聘他做“家教”，請的是“畫師”而不是“詩人”。有“粉絲”到居所找“湘潭齊璜白石先生”，也是慕他的畫名而去的。齊自己命其北半截胡同的臨時居處為“北萍精舫”或“北萍舫”，走的也是從畫的路子。20世紀初年的琉璃廠坊肆間，庚子變亂的傷痕猶在，許多豪門巨戶的藏品流入市面，嘉道以來南地、北方的“蘇州造”、“長沙造”、“后門造”更洶涌地撲入流通，在廠肆間出入，賞真，鑒偽，品評優劣，對齊白石也是一個硬邦邦的考驗。他有幸遇到不少好東西。
四月十五（公歷5月11日），某大官宦家仆攜八大山人（朱耷）冊頁六幅、大滌子（石濤）中幅山水來兜售，白石前件討至五百金，后件討至六百金，對方非合至千四百金不賣。白石遺憾地在后件畫隙鈐自己的“眼福”印，記錄下“曾經我眼”舍去。
四月廿五（公歷5月21日），齊白石經過他半月前買了壽山石的永寶齋，見大滌子中幅山水（白石稱贊“畫機洩盡，有天然趣”）和金冬心一幅佛像（白石贊嘆“筆情得古法，神品”），白石再三賞讀嘆贊不置，最后終因囊底不厚擱了回去。
五月廿七（公歷6月22日），齊白石在到北京后結識的新朋友收藏家李瑞荃（字筠庵，家即住琉璃廠東街北火神廟側西太平巷，其兄李瑞清，字梅庵，即著名書法家“清道人”，白石說“筠庵豐神渾樸，所談書畫皆遠時俗氣”）的家里，看到孟麗堂的一冊頁，高鳳翰的一冊頁，白石贊為“佳絕”；尤其是陽湖（今江蘇常州）人孟麗堂，晚年專工花鳥，雖然雙目幾近失明，猶自摩挲作畫，“視朱為碧、以方為圓”，繪畫“全以神行”，白石認為他別饒逸致，“天趣勝人”。他在另一回看孟麗堂畫冊，稱之為“畫中高品”，說“當時海上諸名家之作與此翁之作并看，任阜長、張子祥等皆愧死，比賣笑倚門兒不若矣”。白石這里放膽品評，痛快淋漓。近些年來任阜長、張子祥的作品還不難見到，似乎是孟麗堂很難遇到了。
當然，在那個魚龍混雜的市場上，也不可避免地會撞上贗品。
四月廿四日（公歷5月20日），齊白石到北京的第二十天，在琉璃廠李瑞荃的家里，有畫商送來冊頁及畫幅共數十件，他一一看過，愣沒件真貨。
四月廿六，永寶齋和延清閣等五家店送上一批書畫請選。白石判定其中八大山人冊純屬偽本，“其稿無當時海上名家氣”，乃“臨八大山人本無疑”。
四月廿七，“游廠肆，得觀大滌子真跡畫，超凡絕倫；又金冬心畫佛，即是贗本稿亦佳。”在李瑞荃家中，見“冬心先生墨竹偽本，格局用筆無妙不臻殊”，“今人見之，便發奇想”。齊白石是金冬心的大“粉絲”，他書法上、繪畫上都曾極力效仿金冬心，見金氏畫佛、繪竹之贗本，仍舊在藝術上給予肯定。
白石成年以后曾披覽大量古今名畫，他“閱千劍而識器”，腦里得積累，心中有準星，對孰真孰贗斷判篤定，對具藝術水準的贗品也不簡單排斥。步入不惑的齊老師的大膽判定、自信十足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盡管，對于錯綜萬象的市場，也難以說白石未有偏頗。
出行千里 柔腸百結
齊白石四月初五到北京，四月初八即“發家書”報平安。春天暑熱來得早他嘆“日之熱過于故鄉伏日”，夏至降雨他說“今日之雨比故鄉有一潑零”——此處他還著意注上“故鄉土人每下雨大小，知有‘一潑、兩潑’之多”。身隔悠悠數千里，心猶絲絲系家鄉。北京城里的天涼天熱，北京城里的刮風下雨，他首先聯想到的是家鄉的風晴雨霽。在琉璃廠出入，漸次遇到故鄉人黎松安（“龍山七子”之一）、郭葆生（齊早年住過郭家公館）、李翰屏（齊出鄉前給李家畫過像）等人，大家聚宴一次，齊白石記曰：“數千里得晤故鄉舊友三四人，喜極，尚疑是夢。”
五月十四日（公歷6月9日），他在日記中難得詳細地描摹了自己的心境：“昨夜達旦不能成寐，心中若有所失。不知一家老小何似。”他說半年未得家書，其心“無時不在杏塢白石間也”。“遠離日深，欲哭，淚已盡之久矣。”對家鄉家園的深深愛戀，對家人老小的牽腸掛肚，白石這些記錄感人心扉。
家鄉人五月十九日（公歷6月14日）寄出家書，他在閏五月初五（公歷6月29日，郵路上走半個月）接到了，知家老少無恙才放心。但獲知其母的哥哥于三月間逝去，他不禁憶到：去年秋舅舅來家住，只聽他咳不止。白石便與妻春君商量請醫生來療治，舅答：這病能治的話早就治了，我恐不久于人世了。白石勸舅無論如何多住些日。四月初寄家的信，還與春君說：要好好侍奉舅爺，把他說的“沒幾天”當作“很久遠”，萬萬不可輕待。我買了些阿膠等頤養品，待回家再給舅爺奉上……最后白石寫：“書此日記時，三更人靜，泣不能已，不能終其恨也。”白石午夜獨自一人，思緒飛回幾千里外的親人身邊，他直抒心懷的這些字句，讓人讀來不能不動情。
齊白石本來是以夏午詒聘請的“輔導教師”的身份隨來北京的。每天輔導教畫的時間（日記中用的詞是“課畫”）顯然不是很長，白石還有許多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就用來篆刻、繪畫以及逛店、交友等。齊奉守的是“舊規矩”，夏家給了他“授課費”（束脩），他就自覺地全心力服務夏家，不“接外活兒”，不“掙外快”。
五月初四（公歷5月30日）某大宦官差人來買白石畫，他辭卻；對方還以更高的價，白石說這不是價高價低的事，“不可高其價應之”。
閏五月初四（公歷6月28日）又有宋姓富人以10塊大洋求一幅山水，白石辭；后又以4大洋求一人物，白石亦辭。他說，是夏午詒請我過來的，“重金輕情，非君子也”！反過來，隨夏在北京的這些天里，他為主人刻了許多方印章，還留下《白云紅樹圖》《青藤書屋圖》《借花吟館圖》等數件代表性的畫作。當然，因為齊白石與夏午詒親若兄弟的關系，齊白石的一些賣石與鬻畫也得到夏午詒的鼎力支持。
白石自勵亦感人
人們把“日記本”或稱為“記事本”，蓋日記中多以記那些個“事”為主；當然日記中不少人也會記一些想法，這方面內容多了則可命之為“沉思錄”。40歲的齊白石寫日記流水一樣地記事，但很有意思的是他也錄下了自己的某些思緒。
四月廿三日（公歷5月19日）他記：“昨夜夢中痛泣”，因為從家鄉出來后“不曾看書”；他早年曾經說自己要識三百字，以二百字作詩，余下的一百字湊合記得可以——可夜夢中自己只識一百五十字了，所以急得他痛哭起來！完全靠自學出來的白石深切知道識字長學問的重要，他自警：“余三日不讀書，語言無味。”“不識字做官可矣——純是空腔；或欲自娛，或欲醫俗，非識字所不能也！”是啊，做官的人整日價那些空話、套話足以應付；但凡要自己去掉無知，能夠提高，只有不斷學習才能達到。他逼迫著自己活到老學到老，“晚歲破除年少懶，誰教姓字世都知”！
四月廿四日，幾位朋友聚談至倦，有朋友勸酒，白石點到即止，絕不多飲，在座的摯友李筠庵出面解釋，說白石是“生平自醒，非他人至死沉醉者”。白石把朋友的良言錄入日記，當然體現的是他的尊重與自覺。齊白石畫過數不清的《醉酒圖》《盜甕圖》《菊酒圖》，但他是不是沒有過一次喝得爛醉呢？他自己的日記不少，別人回憶他的文章更多，可以說沒有一次是記白石醉酒的。
五月廿五日（公歷6月20日），白石為夏午詒篆刻“無愁”二字印，夏請他在邊款上落“白石先生”四字。白石思忖了一下，坦言說：“以‘先生’自稱，施之于君則可（夏較齊小四歲，又極熟稔），施之于人覺自愧。”夏午詒還是開著玩笑說，你看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這千百年，你稱“白石先生”也絕不辜負歷史！“余聞汗面，故紀之于日記。老當自加琢磨，方不負良友之譽有益我也。”當晚白石鄭重其事地記下了這段對談，囑咐自己多“琢磨”，“不負良友”。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絕不自滿自足，保持謙慎不以“先生”自居的精神，他才能不斷增進，最后到達藝事的巔峰。反觀今日一些人動輒以“大師”、“專家”自居，其格局與前景自然可以料想。
翻開白石的畫集，看他畫作上的落款，是“老民”“山翁”“木人”“借山館主者”“寄萍堂老人”等，七老八十仍舊稱對方是“先生”“方家”“大兄”而自道為“小弟”等。這是我們民族文化中傳統的自謙自抑的精神。
由此不禁想到今天，前些天去參加一個文化團體的什么會，與會者見面大多有個自我介紹，“我是畫家”，“我是作家”，“我書法家”……“我是詩人”——“詩人”這一稱乃是文藝之神璀璨的桂冠啊——沒承想，與會一眾人中，有好幾頂桂冠閃爍！
齊白石122年前寫的這冊日記，如今靜藏在北京畫院的大庫里。翻讀他這些記錄，我們可以了解他的時代，他的人生，他游歷大清門，出入琉璃廠，鑒定書畫，交往朋友以及他自勵不息勇往直前的追求，都足以使我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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