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博雅講習教授吳志攀，辦公室曾在二層，里面層層疊疊堆滿了書，以至于當時管后勤的副校長多次來查看，說是怕他把樓壓塌了。
這個風格的書房，大概是有傳承的。吳志攀的導師芮沐先生，住過蔚秀園，書房面積很小，除了書，只有一桌一椅。學生去找他，師母就搬出一把折疊椅，支起來讓學生坐。政治學家趙寶煦也是吳志攀的老師，晚年搬到藍旗營的大房子，有不小的書房，可里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著之外，其他座椅上也堆著書，客人來了，得搬開這些書，才有地方坐……
“我的老師們就這樣，所以我也這樣，而且比老師們還不講究，這可不能都怪我。”吳志攀為自己辯解。在他作序的《坐擁書城：北大學者書房》，以及續作《第一等好事：北大學者書房》中，共收錄了31位當代北大學者的書房。
書房能看出一個人的個性、習慣、格局等，他們選擇什么樣的書籍、怎么安放這些書籍，都在不經意間透露出很多信息。
書的計量單位普遍是“墻”
推開戴錦華書房的門，映入眼簾的是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書墻，書架上擺放著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各種書籍。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笑著說：“我的書房是一個‘混沌’。”
經歷過書籍匱乏的時代，戴錦華曾經“逢書必買”。所有空間都被書侵占了，她幾乎無法從中找到想要查閱的書籍，著急用的時候只能再買一本，原來那本早已“云深不知處”。
戴錦華在“電影與現實”課程直播中曾說，自己把書當成食物，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書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讀的。她認為，現在很多人家里的書房可能裝飾性大于實用性，但她的書房仍然是一個專屬于自己的，可以自由閱讀、思考和工作的空間，“書房不是一種陳設、一種情調。我不會在書房里玩”。
經過20多年的涓滴以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教授羅新的藏書，已經超過1萬冊。朗潤園的書齋只是冰山一角，3面書墻環繞兩張桌案，書架的每一格都疊著內外兩層書。古代漢籍、內亞文獻、中亞史書、突厥語詞典，還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多為旅行紀實，透露出主人的專業和偏好。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賀桂梅的辦公室，書架占據了整整一面墻，從《創業史》《紅旗譜》到金庸小說，從《丁玲全集》《趙樹理全集》到《后宮·甄嬛傳》，勾勒出現當代文學的光譜。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有這樣的一個情節，費爾南達“一天大部分時間都關在書房里”。對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主任、《百年孤獨》譯者范曄來說，文學和閱讀也是他的日常。
范曄家中沒有獨立的書房，但書籍幾乎擺入每個房間，所以也可以說，范曄家中無處不是書房。書籍最集中的客廳，書架頂天立地，書籍鋪滿了3面墻，原木的顏色，讓人想起拉丁美洲的草澤與曠野。
范曄被稱為“拉美文學的頭號迷弟”，西語美洲文學類書籍占據書架的半壁江山。他在書架中劃出特定的區域，放置他翻譯過的作家的相關書籍，科塔薩爾、馬爾克斯、波拉尼奧、因凡特……有關馬爾克斯的書籍一排放不下，拐了個彎。
給書組“CP”、全屋都是貓，書房是一種心境
戴錦華的書架上不僅有厚重的書，還有不少有趣的小擺件：朋友送的潮玩手辦、學生折的大罐五角星和千紙鶴、從俄羅斯帶回來的套娃、各種毛絨玩具……“我有一些很個人的愛好，比如我喜歡毛絨玩具，所以到處都有。”戴錦華說。
“有趣”和“好玩”，是范曄經常提及的詞，這不僅是他遴選書籍、建構書房的理念，還是他生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喜歡動物，自稱“貓科動物之友”，書架間的擺件是美洲豹、大食蟻獸等各類“珍禽異獸”。他還會精心裝扮它們，比如給南浣熊戴上一頂毛線睡帽，讓恐龍化石騎上自行車……
書房也是范曄的“玩具房”，他經常把書搬來搬去，如同孩子的積木，擺放和重組，遵循自己的獨特設計。比如，有一些按照書脊色彩的搭配來擺放，還有一些是他給書籍組的“CP”——《捉貓故事集》和《如何屠龍》并列，因為兩個詞組好像能形成對照和反差；西方現代小說奠基之作《堂吉訶德》與歐洲文藝復興先聲《神曲》放在一起，“我想堂吉訶德和但丁，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意見”。
在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長聘副教授賈妍的書房中，沙發上的抱枕、書架上的擺件、墻面上的拼圖……俯拾皆是“貓”。連書房的名字“繆書房”，都源于貓在埃及語中的發音。多年前，還在歷史系攻讀埃及學的賈妍，與書中一只名叫“塔繆”的古埃及貓邂逅，“因為覺得很可愛，所以暗暗把這只‘名存實無’的貓安排進了自己的未來”。
賈妍笑稱，藝術史是一個可以名正言順“玩物喪志”的學科。她鐘愛收集工藝品、小擺件。但她堅稱，自己是讀書人，而非廣搜博采的藏書家。“人類進入文明史的初期，圖像和文字的區隔并非那么涇渭分明，比如一尊鏤刻銘文的雕像，很難斷言究竟是文物還是文獻。”
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程美東而言，擁有一間獨立書房曾經是一個夢想，但現在，除了滿滿當當的通頂書架，電子書數目已經遠遠超過紙質書。他相信，書的概念肯定是要與時俱進的。
北京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長聘副教授蘇祺，更是與團隊打造了一個智能化數字圖書館，接連研發出了文獻溯源分析平臺、識典古籍閱讀與整理平臺，以及《永樂大典》高清影像數據庫系統、《朱子年譜》可視化系統等。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說，真正的書房在心中，是一種心境、一種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真正的書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帶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飛機上，在火車里；甚至在開會，在聽報告，在調查研究中。但心中始終保持著對事物、對現象、對社會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討論詩歌、愛情與理想，他們是書房的“國王”
吳志攀說，書房好比為學者量身定做的“衣服”，他們穿著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學者，也就是書生，手無寸鐵，無權無勢，只有這幾平方米的書房是屬于他自己的，他就是這里的“國王”，怎么舒服就怎么來。
在動輒以“墻”為單位統計書籍數量的眾多學者書房中，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王詩宬的書柜毫不起眼。書不多，大多是與數學相關的讀物，尤其是拓撲學。但即便在專業書中，依然能隱約看出他的閱讀興趣——他喜歡讀詩。書桌上放著一本《魏晉南北朝詩精選》，書架上的《唐詩別裁集》也傲然擠進左右的數學公式里。
1977年，24歲的王詩宬到北京探望哥哥，坐公交車前往頤和園時路過北京大學，跳下車來，進了校門。他當時想不明白一個數學命題——6個人中，如果沒有其中3個人兩兩相識，則一定有3個人兩兩不相識。后來成為北大數學科學學院首任院長的姜伯駒面對這個貿然上門的陌生年輕人，鼓勵他學數學，第二年，王詩宬考上了北大的碩士研究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在“低維流形”的課堂上，王詩宬在黑板上寫了兩句詩。他的學生沒有感到奇怪，拓撲學和曹丕之間有什么關系不重要，反正王老師喜歡樂府詩。
53歲那年，羅新用15天時間，沿著元代輦路的路線，從北京的元大都走向內蒙古的元上都，完成了450公里的徒步。這段經歷被他寫成《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一書。他愿意采取一種回溯性的視角，立足于當下的經驗逆流而上，“只有從現實、從當前的生活經驗出發，我們才能靠近并辨認過去”。
賀桂梅很愿意去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活的文化，比如觀察周圍的人、觀察社會心理，去看熱播的電視劇、電影、網劇，“這在廣義上也是一種閱讀”。她呼吁“人文學的想象力”就是打開自己，將個人的問題、文學的問題，放到一個大的社會結構關系層面來討論，重新激活文學的力量。
距離翻譯《百年孤獨》已經過去了十幾年，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永遠留在了馬孔多，但燕園的范曄還要繼續追尋屬于他的前方：以書房為原點，拓開無限廣闊的西語世界。他把文學史課堂搬到石舫上，帶著學生在春天的未名湖畔讀詩。他告訴學生，討論詩歌、愛情與理想的歲月，是青春中“一倍惜年華”的閃光時分。
王詩宬在一次北京大學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給畢業生們送上了“不內卷”的祝福：你們在人生鮮花盛開的年華，已經鮮花盛開了。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雅講習教授吳志攀，辦公室曾在二層，里面層層疊疊堆滿了書，以至于當時管后勤的副校長多次來查看，說是怕他把樓壓塌了。
這個風格的書房，大概是有傳承的。吳志攀的導師芮沐先生，住過蔚秀園，書房面積很小，除了書，只有一桌一椅。學生去找他，師母就搬出一把折疊椅，支起來讓學生坐。政治學家趙寶煦也是吳志攀的老師，晚年搬到藍旗營的大房子，有不小的書房，可里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著之外，其他座椅上也堆著書，客人來了，得搬開這些書，才有地方坐……
“我的老師們就這樣，所以我也這樣，而且比老師們還不講究，這可不能都怪我。”吳志攀為自己辯解。在他作序的《坐擁書城：北大學者書房》，以及續作《第一等好事：北大學者書房》中，共收錄了31位當代北大學者的書房。
書房能看出一個人的個性、習慣、格局等，他們選擇什么樣的書籍、怎么安放這些書籍，都在不經意間透露出很多信息。
書的計量單位普遍是“墻”
推開戴錦華書房的門，映入眼簾的是從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書墻，書架上擺放著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各種書籍。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笑著說：“我的書房是一個‘混沌’。”
經歷過書籍匱乏的時代，戴錦華曾經“逢書必買”。所有空間都被書侵占了，她幾乎無法從中找到想要查閱的書籍，著急用的時候只能再買一本，原來那本早已“云深不知處”。
戴錦華在“電影與現實”課程直播中曾說，自己把書當成食物，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書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讀的。她認為，現在很多人家里的書房可能裝飾性大于實用性，但她的書房仍然是一個專屬于自己的，可以自由閱讀、思考和工作的空間，“書房不是一種陳設、一種情調。我不會在書房里玩”。
經過20多年的涓滴以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教授羅新的藏書，已經超過1萬冊。朗潤園的書齋只是冰山一角，3面書墻環繞兩張桌案，書架的每一格都疊著內外兩層書。古代漢籍、內亞文獻、中亞史書、突厥語詞典，還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多為旅行紀實，透露出主人的專業和偏好。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賀桂梅的辦公室，書架占據了整整一面墻，從《創業史》《紅旗譜》到金庸小說，從《丁玲全集》《趙樹理全集》到《后宮·甄嬛傳》，勾勒出現當代文學的光譜。
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有這樣的一個情節，費爾南達“一天大部分時間都關在書房里”。對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主任、《百年孤獨》譯者范曄來說，文學和閱讀也是他的日常。
范曄家中沒有獨立的書房，但書籍幾乎擺入每個房間，所以也可以說，范曄家中無處不是書房。書籍最集中的客廳，書架頂天立地，書籍鋪滿了3面墻，原木的顏色，讓人想起拉丁美洲的草澤與曠野。
范曄被稱為“拉美文學的頭號迷弟”，西語美洲文學類書籍占據書架的半壁江山。他在書架中劃出特定的區域，放置他翻譯過的作家的相關書籍，科塔薩爾、馬爾克斯、波拉尼奧、因凡特……有關馬爾克斯的書籍一排放不下，拐了個彎。
給書組“CP”、全屋都是貓，書房是一種心境
戴錦華的書架上不僅有厚重的書，還有不少有趣的小擺件：朋友送的潮玩手辦、學生折的大罐五角星和千紙鶴、從俄羅斯帶回來的套娃、各種毛絨玩具……“我有一些很個人的愛好，比如我喜歡毛絨玩具，所以到處都有。”戴錦華說。
“有趣”和“好玩”，是范曄經常提及的詞，這不僅是他遴選書籍、建構書房的理念，還是他生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喜歡動物，自稱“貓科動物之友”，書架間的擺件是美洲豹、大食蟻獸等各類“珍禽異獸”。他還會精心裝扮它們，比如給南浣熊戴上一頂毛線睡帽，讓恐龍化石騎上自行車……
書房也是范曄的“玩具房”，他經常把書搬來搬去，如同孩子的積木，擺放和重組，遵循自己的獨特設計。比如，有一些按照書脊色彩的搭配來擺放，還有一些是他給書籍組的“CP”——《捉貓故事集》和《如何屠龍》并列，因為兩個詞組好像能形成對照和反差；西方現代小說奠基之作《堂吉訶德》與歐洲文藝復興先聲《神曲》放在一起，“我想堂吉訶德和但丁，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意見”。
在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長聘副教授賈妍的書房中，沙發上的抱枕、書架上的擺件、墻面上的拼圖……俯拾皆是“貓”。連書房的名字“繆書房”，都源于貓在埃及語中的發音。多年前，還在歷史系攻讀埃及學的賈妍，與書中一只名叫“塔繆”的古埃及貓邂逅，“因為覺得很可愛，所以暗暗把這只‘名存實無’的貓安排進了自己的未來”。
賈妍笑稱，藝術史是一個可以名正言順“玩物喪志”的學科。她鐘愛收集工藝品、小擺件。但她堅稱，自己是讀書人，而非廣搜博采的藏書家。“人類進入文明史的初期，圖像和文字的區隔并非那么涇渭分明，比如一尊鏤刻銘文的雕像，很難斷言究竟是文物還是文獻。”
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程美東而言，擁有一間獨立書房曾經是一個夢想，但現在，除了滿滿當當的通頂書架，電子書數目已經遠遠超過紙質書。他相信，書的概念肯定是要與時俱進的。
北京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長聘副教授蘇祺，更是與團隊打造了一個智能化數字圖書館，接連研發出了文獻溯源分析平臺、識典古籍閱讀與整理平臺，以及《永樂大典》高清影像數據庫系統、《朱子年譜》可視化系統等。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說，真正的書房在心中，是一種心境、一種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真正的書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帶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飛機上，在火車里；甚至在開會，在聽報告，在調查研究中。但心中始終保持著對事物、對現象、對社會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討論詩歌、愛情與理想，他們是書房的“國王”
吳志攀說，書房好比為學者量身定做的“衣服”，他們穿著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學者，也就是書生，手無寸鐵，無權無勢，只有這幾平方米的書房是屬于他自己的，他就是這里的“國王”，怎么舒服就怎么來。
在動輒以“墻”為單位統計書籍數量的眾多學者書房中，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王詩宬的書柜毫不起眼。書不多，大多是與數學相關的讀物，尤其是拓撲學。但即便在專業書中，依然能隱約看出他的閱讀興趣——他喜歡讀詩。書桌上放著一本《魏晉南北朝詩精選》，書架上的《唐詩別裁集》也傲然擠進左右的數學公式里。
1977年，24歲的王詩宬到北京探望哥哥，坐公交車前往頤和園時路過北京大學，跳下車來，進了校門。他當時想不明白一個數學命題——6個人中，如果沒有其中3個人兩兩相識，則一定有3個人兩兩不相識。后來成為北大數學科學學院首任院長的姜伯駒面對這個貿然上門的陌生年輕人，鼓勵他學數學，第二年，王詩宬考上了北大的碩士研究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在“低維流形”的課堂上，王詩宬在黑板上寫了兩句詩。他的學生沒有感到奇怪，拓撲學和曹丕之間有什么關系不重要，反正王老師喜歡樂府詩。
53歲那年，羅新用15天時間，沿著元代輦路的路線，從北京的元大都走向內蒙古的元上都，完成了450公里的徒步。這段經歷被他寫成《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一書。他愿意采取一種回溯性的視角，立足于當下的經驗逆流而上，“只有從現實、從當前的生活經驗出發，我們才能靠近并辨認過去”。
賀桂梅很愿意去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活的文化，比如觀察周圍的人、觀察社會心理，去看熱播的電視劇、電影、網劇，“這在廣義上也是一種閱讀”。她呼吁“人文學的想象力”就是打開自己，將個人的問題、文學的問題，放到一個大的社會結構關系層面來討論，重新激活文學的力量。
距離翻譯《百年孤獨》已經過去了十幾年，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永遠留在了馬孔多，但燕園的范曄還要繼續追尋屬于他的前方：以書房為原點，拓開無限廣闊的西語世界。他把文學史課堂搬到石舫上，帶著學生在春天的未名湖畔讀詩。他告訴學生，討論詩歌、愛情與理想的歲月，是青春中“一倍惜年華”的閃光時分。
王詩宬在一次北京大學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給畢業生們送上了“不內卷”的祝福：你們在人生鮮花盛開的年華，已經鮮花盛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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