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不僅只是坐臥的實用器，也關乎空間、布局與人。空間是人置身其中的，布局是讓空間形成層次的，但歸根結底，家具的精神，是它與人的關系。中國古典家具功能之外的敘事，都是在設計、結構和造型的基礎上，以人為中心，充分考慮到使用者的個性，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盡管長期以來，古代陳設器物更多通過位置的空間安排來表現儒家禮制、尊卑等級的精神主題，但古典家具那極簡的造型，靈動的線條，以及在生活空間里虛實相生的巧妙變換，更多考慮到了人置身其內的心理感受。它們不僅是家具，更多是注入人類情感的物質載體。
從家具中，我們可以試圖找尋回歸歷史的感覺。它們靜靜擺在那里，供人欣賞，很難說會讓現代人有身臨其境之感——誰還會記得古人和它們的關系。但每一把圈椅、交椅、玫瑰椅、官帽椅，每一張榻，每一件屏風，都曾見證他們的情感世界。其中可能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可能曾是某個士大夫著書立作的場所、某個閨房女子坐臥倚靠的精神慰藉。正是這些家具，承載了歷史上無數鮮活個體的人生。萬物都會消殞，但我們可以挖掘見證這一流逝的歷史，讓古典家具重新喚醒人性中隱秘的部分。它們也可能只是一種隱喻，召喚我們在未來某個時刻——重新審視它們，就像讀一首清雅的詩，看一幅恢弘的畫，經歷一種別樣的人生。
格調、詼諧與浪漫
在據傳為宋徽宗趙佶創作的《聽琴圖》里，皇帝作道士打扮，身旁立一香幾。他低頭撥弄琴弦，一張古琴被穩妥地安置在一張琴桌上。聽琴者三人，除童子外，其余兩人左右對坐，凝神聆聽。畫里的人物與家具、器物形成了巧妙平衡。一幾一桌，讓藝術家皇帝脫掉黃袍，化身道人，在現實和夢境中成功轉換。除了畫面中心的人物，幾與桌，都是讓爐、琴得以平衡的關鍵，人物的格調就在一幾一桌之間，游移幻化，水月難分。
徽宗的畫，說明家具與人的氣質緊密相連。回溯這種關聯，歷史上的淵源更早。三國時的管寧與華歆曾一起在園中鋤地種菜，看到地上有一片金子，管寧照樣揮鋤，金子在他眼里形同瓦石，華歆卻把金子撿起來再扔掉。后來，此二人同坐在一張席上讀書，又有做官的乘坐華貴的馬車從門外經過，管寧專注讀書，華歆卻扔下竹簡跑出去看。于是，管寧割斷席子與華歆分開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割席，成了一種人格的象征，通過一張席子，隱喻清高與世俗的截然對立。
體現格調的還有榻和幾。東晉的郗鑒派門生送信給朋友王導，想在王家子侄中找一位女婿。王導直接讓信使到王家東廂房去，隨意挑選一位。這位信使回去后，對郗鑒說：“王家有很多郎君，氣質都很好，但他們聽說你找女婿，都顯得很拘謹。只有一個郎君，在榻上袒胸裸腹地躺著，好像什么都沒聽見。”郗鑒說：“這一位才好！”再去打聽，原來這位未來的東床快婿，就是王羲之，郗鑒于是把女兒嫁給了他。
東晉羊綏的次子羊孚，年少時就有卓越超人的才智。有一次他到朋友謝混家吃飯，還未開席，謝混的朋友王熙和王爽也來了。他們先前互不相識，王氏兄弟落座時面露不悅，想讓羊孚離開。羊孚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只把雙腳擱在小幾上，瀟灑自在地吟詠詩句，令王氏兄弟刮目相看。
除了格調，還有詼諧。北宋蘇軾路過鎮江，當地知州設宴招待他。酒宴結束后，歌伎們改編黃庭堅所作的茶詞，其中有這樣一句歌詞：“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意思是，只有這杯茶，懂得我們想留住客人的心情。蘇軾卻說：“卻留我吃草！”惹得那些靠在蘇軾身后、倚著交椅的歌妓們，笑得前俯后仰，結果把交椅都壓斷了，蘇軾也跌落到地上。最終主客們在一片嬉鬧歡笑中散了席。
其他場合，蘇軾的交椅更多代表的是優雅。他在《點絳唇·閑倚胡床》里說：“閑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胡床，有人說是馬扎，也可以是交椅。閑來無事，坐在交椅上向窗子朝外望去，遠山像千朵鮮花開放。我到底和誰一同倚坐？明月、清風和我。
晚明時，公安三袁里的老二袁中郎曾在湖北老家修了一個杜園。中郎死后，有一年三弟袁小修趴在一張書案上讀書，突然聽到遠處山上傳來虎嘯聲。他想起往年同袁中郎以及朋友龔散木在杜園讀書的情景。龔散木這個人詼諧幽默，當時山林里藏著一只老虎，三人經常聽到虎嘯聲，杜園的院墻不是很高，大家都有點驚懼。某個夜晚，夜深人靜，中郎和小修同坐在這張書案前讀書寫文章，龔散木悄悄做了一個假虎頭套，披著繡被，跳到桌子底下，差點把兄弟兩人嚇死。圍繞這件書案的小事讓袁小修念念不忘，專門寫下文章，動情處潸然淚下。
近代明式家具收藏大家王世襄也有一件有名的軼事。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因住房有限，他曾將自己收藏的一些古代家具堆擠在逼仄的屋子里，夫婦倆吃住都與古代家具挨著一起。為了節省居所面積，王世襄索性卸下兩件款署明萬歷年制大柜的四扇柜門，將柜子面對面擺放，柜膛橫木和柜頂架設鋪板。如此，柜內睡人，柜頂堆書，很是穩當。當時恰逢唐山發生大地震，王世襄自嘲說：“柜子里安全，房子震塌了也壓不著我，如果屋頂漏雨濕書，也只能聽之任之了。”后來，朋友黃苗子為他寫了一副妙聯貼在萬歷大柜的側面：“移門好就櫥當榻，仰屋常愁雨濕書。”橫額：“斯是漏室。”
家具也承載了古人的浪漫。北宋秦觀曾填有一首《御街行》，內有“夜闌人靜曲屏深，惜寶瑟、輕輕招手。一陣白蘋風，故滅燭、教相就”，這幾句話其實是紀實性的蒙太奇。宋人筆記里說，秦觀那天路過揚州，去朋友劉太尉家做客，劉太尉讓家里的歌伎樂伎出來陪酒。秦觀和主人坐在禪椅上，一旁有一位女子彈得一手好箜篌，而且曲調優美，世間罕有其匹。這位樂伎早就聽說秦觀大名，私底下頗為愛慕，借夜宴的機會一直偷瞄秦觀。巧的是，主人劉太尉暫時離席去解手，又恰好一陣風吹滅了堂里的蠟燭，箜篌女孩乘機擠到秦觀坐的禪椅上，兩人借著黑暗，有了短暫的親密接觸。在家仆重新點燃蠟燭之前，女孩在秦觀耳邊悄悄說了一句：“今日為君消瘦了一半。”這張容得下兩人卻又將其縮近距離的禪椅，成了才子佳人耳鬢廝磨的私密空間。
在古代版畫里，人們通過家具視角，往往也能窺探到有趣的情調。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里第十三折“月下佳期”，記錄了張生和鶯鶯的幽會，晚上紅娘攜了衾枕，將崔鶯鶯送入書生房內。在藝術史家巫鴻的評論里，明代早期版畫里對張生和鶯鶯的幽會，都借用了紅娘的視角，也即讀者往往先是看到窗外窺視的紅娘，然后順著她的視線，才看到臥室中幽會的戀人。到了晚明，這種觀察的角度在視覺作品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家具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例如在一幅托名仇英的畫作里，紅娘的角色被削弱，轉而是一張大床被單獨作為主體，占據了主要空間。架子床拉下的帷幔屏蔽了張生和鶯鶯的幽會，迫使紅娘只能在外面偷聽。
歡宴、市井與煙火氣
在古代藝術里，家具與極具生活化的人物活動難舍難分。例如，中唐以后的畫家為了避免過去單調的畫面可能造成的枯燥敘事，使用了如同現代連環畫一樣重復的手段加以彌補，如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就是個中典型。這張絹本繪畫的主體，除了其中人物，無疑就是那些屏風和床榻。畫家利用它們使畫面形成不同段落，更巧妙地把家具重復對稱地布局在畫面上。如此，繪畫就形成類似電影畫面一般的效果。畫家有意為之的重復，讓人物的行為舉止隨著位置方向產生變化。這些深謀遠慮的技巧，更讓家具成為渲染人物性格的點睛之筆。雖然是宋人摹本，但我們現在觀察這張畫，仍然能透過屏風和床榻營造的段落，窺探到主人公韓熙載因身處南唐末世，而隱匿于內心深處的隱憂與苦惱。
在其他場合，人與家具的關系除了歡宴，還有具體的市井商業活動。例如《金瓶梅》第九回中提到，西門慶花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描金床，作為對比，書中還提到他同時又用五兩和六兩銀子分別買下兩個婢女；而到后面第二十九回，當潘金蓮知道西門慶為李瓶兒買了一張螺鈿床后，大為不滿，跟西門慶發大脾氣，西門慶立刻就用了六十兩銀子買了一張螺鈿床送給潘金蓮。一邊是耗資不菲的開銷只是買一張奢侈的架子床，另一邊則是婢女的相對廉價，這種對比在晚明小說里比比皆是。
具體的收藏行為可能更為昂貴。如晚明張岱在《陶庵夢憶》里記下一件事情。他的叔父張聯芳年少時跟隨朱渭陽游學，因而精通賞鑒。萬歷癸卯年，他在某地發現一張鐵梨木材質的天然幾案，六丈長，三尺寬，光滑亮澤，堅實柔潤，更重要是有著罕見的木質紋理。當地一位賣家花一百五十兩銀子沒能買下來，張聯芳卻用巧計只花了二百兩銀子得到了。那位買家心理極不平衡，大怒之下派人追趕，最終沒追上，只能空手而回。
晚明以后，大量文人不但以藝術家的視角審視家具，更以工程師、發明家的創造力改善器物，甚至積極參與到家具的設計制作中。其中，冬天讀書受凍的戲曲家李漁，就被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家具設計師。老先生冬天窩在書房讀書寫曲，縱使走到一旁可以圍爐取暖，也不能將爐子挪近木質家具。為此，李漁為自己設計了暖椅。訣竅是在腳柵之下裝了一個抽屜。抽屜用木板做成，底部嵌上薄磚，四周鑲銅。抽屜里面放上炭灰，像香爐里燒香用的灰一樣，須得很細。使用的時候將燒紅的炭放在中間，其上用灰覆蓋。這樣熱氣不會過于猛烈，卻能讓坐在椅子上的身子溫暖舒適。
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可見，家具妙處在生活，生活妙處在平常。無數像李漁那樣的古人，用他們元氣淋漓的心靈，告訴我們家具的另一面：天地之間，何物不能入心，何物不能至美？正是生活本身讓古典家具為人服務，更把詩意棲居的理想照進我們的現實，最終成就了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東方生活美學，就像蘇軾說的那樣：“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
家具，不僅只是坐臥的實用器，也關乎空間、布局與人。空間是人置身其中的，布局是讓空間形成層次的，但歸根結底，家具的精神，是它與人的關系。中國古典家具功能之外的敘事，都是在設計、結構和造型的基礎上，以人為中心，充分考慮到使用者的個性，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盡管長期以來，古代陳設器物更多通過位置的空間安排來表現儒家禮制、尊卑等級的精神主題，但古典家具那極簡的造型，靈動的線條，以及在生活空間里虛實相生的巧妙變換，更多考慮到了人置身其內的心理感受。它們不僅是家具，更多是注入人類情感的物質載體。
從家具中，我們可以試圖找尋回歸歷史的感覺。它們靜靜擺在那里，供人欣賞，很難說會讓現代人有身臨其境之感——誰還會記得古人和它們的關系。但每一把圈椅、交椅、玫瑰椅、官帽椅，每一張榻，每一件屏風，都曾見證他們的情感世界。其中可能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可能曾是某個士大夫著書立作的場所、某個閨房女子坐臥倚靠的精神慰藉。正是這些家具，承載了歷史上無數鮮活個體的人生。萬物都會消殞，但我們可以挖掘見證這一流逝的歷史，讓古典家具重新喚醒人性中隱秘的部分。它們也可能只是一種隱喻，召喚我們在未來某個時刻——重新審視它們，就像讀一首清雅的詩，看一幅恢弘的畫，經歷一種別樣的人生。
格調、詼諧與浪漫
在據傳為宋徽宗趙佶創作的《聽琴圖》里，皇帝作道士打扮，身旁立一香幾。他低頭撥弄琴弦，一張古琴被穩妥地安置在一張琴桌上。聽琴者三人，除童子外，其余兩人左右對坐，凝神聆聽。畫里的人物與家具、器物形成了巧妙平衡。一幾一桌，讓藝術家皇帝脫掉黃袍，化身道人，在現實和夢境中成功轉換。除了畫面中心的人物，幾與桌，都是讓爐、琴得以平衡的關鍵，人物的格調就在一幾一桌之間，游移幻化，水月難分。
徽宗的畫，說明家具與人的氣質緊密相連。回溯這種關聯，歷史上的淵源更早。三國時的管寧與華歆曾一起在園中鋤地種菜，看到地上有一片金子，管寧照樣揮鋤，金子在他眼里形同瓦石，華歆卻把金子撿起來再扔掉。后來，此二人同坐在一張席上讀書，又有做官的乘坐華貴的馬車從門外經過，管寧專注讀書，華歆卻扔下竹簡跑出去看。于是，管寧割斷席子與華歆分開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割席，成了一種人格的象征，通過一張席子，隱喻清高與世俗的截然對立。
體現格調的還有榻和幾。東晉的郗鑒派門生送信給朋友王導，想在王家子侄中找一位女婿。王導直接讓信使到王家東廂房去，隨意挑選一位。這位信使回去后，對郗鑒說：“王家有很多郎君，氣質都很好，但他們聽說你找女婿，都顯得很拘謹。只有一個郎君，在榻上袒胸裸腹地躺著，好像什么都沒聽見。”郗鑒說：“這一位才好！”再去打聽，原來這位未來的東床快婿，就是王羲之，郗鑒于是把女兒嫁給了他。
東晉羊綏的次子羊孚，年少時就有卓越超人的才智。有一次他到朋友謝混家吃飯，還未開席，謝混的朋友王熙和王爽也來了。他們先前互不相識，王氏兄弟落座時面露不悅，想讓羊孚離開。羊孚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只把雙腳擱在小幾上，瀟灑自在地吟詠詩句，令王氏兄弟刮目相看。
除了格調，還有詼諧。北宋蘇軾路過鎮江，當地知州設宴招待他。酒宴結束后，歌伎們改編黃庭堅所作的茶詞，其中有這樣一句歌詞：“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意思是，只有這杯茶，懂得我們想留住客人的心情。蘇軾卻說：“卻留我吃草！”惹得那些靠在蘇軾身后、倚著交椅的歌妓們，笑得前俯后仰，結果把交椅都壓斷了，蘇軾也跌落到地上。最終主客們在一片嬉鬧歡笑中散了席。
其他場合，蘇軾的交椅更多代表的是優雅。他在《點絳唇·閑倚胡床》里說：“閑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胡床，有人說是馬扎，也可以是交椅。閑來無事，坐在交椅上向窗子朝外望去，遠山像千朵鮮花開放。我到底和誰一同倚坐？明月、清風和我。
晚明時，公安三袁里的老二袁中郎曾在湖北老家修了一個杜園。中郎死后，有一年三弟袁小修趴在一張書案上讀書，突然聽到遠處山上傳來虎嘯聲。他想起往年同袁中郎以及朋友龔散木在杜園讀書的情景。龔散木這個人詼諧幽默，當時山林里藏著一只老虎，三人經常聽到虎嘯聲，杜園的院墻不是很高，大家都有點驚懼。某個夜晚，夜深人靜，中郎和小修同坐在這張書案前讀書寫文章，龔散木悄悄做了一個假虎頭套，披著繡被，跳到桌子底下，差點把兄弟兩人嚇死。圍繞這件書案的小事讓袁小修念念不忘，專門寫下文章，動情處潸然淚下。
近代明式家具收藏大家王世襄也有一件有名的軼事。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因住房有限，他曾將自己收藏的一些古代家具堆擠在逼仄的屋子里，夫婦倆吃住都與古代家具挨著一起。為了節省居所面積，王世襄索性卸下兩件款署明萬歷年制大柜的四扇柜門，將柜子面對面擺放，柜膛橫木和柜頂架設鋪板。如此，柜內睡人，柜頂堆書，很是穩當。當時恰逢唐山發生大地震，王世襄自嘲說：“柜子里安全，房子震塌了也壓不著我，如果屋頂漏雨濕書，也只能聽之任之了。”后來，朋友黃苗子為他寫了一副妙聯貼在萬歷大柜的側面：“移門好就櫥當榻，仰屋常愁雨濕書。”橫額：“斯是漏室。”
家具也承載了古人的浪漫。北宋秦觀曾填有一首《御街行》，內有“夜闌人靜曲屏深，惜寶瑟、輕輕招手。一陣白蘋風，故滅燭、教相就”，這幾句話其實是紀實性的蒙太奇。宋人筆記里說，秦觀那天路過揚州，去朋友劉太尉家做客，劉太尉讓家里的歌伎樂伎出來陪酒。秦觀和主人坐在禪椅上，一旁有一位女子彈得一手好箜篌，而且曲調優美，世間罕有其匹。這位樂伎早就聽說秦觀大名，私底下頗為愛慕，借夜宴的機會一直偷瞄秦觀。巧的是，主人劉太尉暫時離席去解手，又恰好一陣風吹滅了堂里的蠟燭，箜篌女孩乘機擠到秦觀坐的禪椅上，兩人借著黑暗，有了短暫的親密接觸。在家仆重新點燃蠟燭之前，女孩在秦觀耳邊悄悄說了一句：“今日為君消瘦了一半。”這張容得下兩人卻又將其縮近距離的禪椅，成了才子佳人耳鬢廝磨的私密空間。
在古代版畫里，人們通過家具視角，往往也能窺探到有趣的情調。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里第十三折“月下佳期”，記錄了張生和鶯鶯的幽會，晚上紅娘攜了衾枕，將崔鶯鶯送入書生房內。在藝術史家巫鴻的評論里，明代早期版畫里對張生和鶯鶯的幽會，都借用了紅娘的視角，也即讀者往往先是看到窗外窺視的紅娘，然后順著她的視線，才看到臥室中幽會的戀人。到了晚明，這種觀察的角度在視覺作品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家具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例如在一幅托名仇英的畫作里，紅娘的角色被削弱，轉而是一張大床被單獨作為主體，占據了主要空間。架子床拉下的帷幔屏蔽了張生和鶯鶯的幽會，迫使紅娘只能在外面偷聽。
歡宴、市井與煙火氣
在古代藝術里，家具與極具生活化的人物活動難舍難分。例如，中唐以后的畫家為了避免過去單調的畫面可能造成的枯燥敘事，使用了如同現代連環畫一樣重復的手段加以彌補，如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畫家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就是個中典型。這張絹本繪畫的主體，除了其中人物，無疑就是那些屏風和床榻。畫家利用它們使畫面形成不同段落，更巧妙地把家具重復對稱地布局在畫面上。如此，繪畫就形成類似電影畫面一般的效果。畫家有意為之的重復，讓人物的行為舉止隨著位置方向產生變化。這些深謀遠慮的技巧，更讓家具成為渲染人物性格的點睛之筆。雖然是宋人摹本，但我們現在觀察這張畫，仍然能透過屏風和床榻營造的段落，窺探到主人公韓熙載因身處南唐末世，而隱匿于內心深處的隱憂與苦惱。
在其他場合，人與家具的關系除了歡宴，還有具體的市井商業活動。例如《金瓶梅》第九回中提到，西門慶花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描金床，作為對比，書中還提到他同時又用五兩和六兩銀子分別買下兩個婢女；而到后面第二十九回，當潘金蓮知道西門慶為李瓶兒買了一張螺鈿床后，大為不滿，跟西門慶發大脾氣，西門慶立刻就用了六十兩銀子買了一張螺鈿床送給潘金蓮。一邊是耗資不菲的開銷只是買一張奢侈的架子床，另一邊則是婢女的相對廉價，這種對比在晚明小說里比比皆是。
具體的收藏行為可能更為昂貴。如晚明張岱在《陶庵夢憶》里記下一件事情。他的叔父張聯芳年少時跟隨朱渭陽游學，因而精通賞鑒。萬歷癸卯年，他在某地發現一張鐵梨木材質的天然幾案，六丈長，三尺寬，光滑亮澤，堅實柔潤，更重要是有著罕見的木質紋理。當地一位賣家花一百五十兩銀子沒能買下來，張聯芳卻用巧計只花了二百兩銀子得到了。那位買家心理極不平衡，大怒之下派人追趕，最終沒追上，只能空手而回。
晚明以后，大量文人不但以藝術家的視角審視家具，更以工程師、發明家的創造力改善器物，甚至積極參與到家具的設計制作中。其中，冬天讀書受凍的戲曲家李漁，就被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家具設計師。老先生冬天窩在書房讀書寫曲，縱使走到一旁可以圍爐取暖，也不能將爐子挪近木質家具。為此，李漁為自己設計了暖椅。訣竅是在腳柵之下裝了一個抽屜。抽屜用木板做成，底部嵌上薄磚，四周鑲銅。抽屜里面放上炭灰，像香爐里燒香用的灰一樣，須得很細。使用的時候將燒紅的炭放在中間，其上用灰覆蓋。這樣熱氣不會過于猛烈，卻能讓坐在椅子上的身子溫暖舒適。
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可見，家具妙處在生活，生活妙處在平常。無數像李漁那樣的古人，用他們元氣淋漓的心靈，告訴我們家具的另一面：天地之間，何物不能入心，何物不能至美？正是生活本身讓古典家具為人服務，更把詩意棲居的理想照進我們的現實，最終成就了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東方生活美學，就像蘇軾說的那樣：“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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