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旅游

真正的包容性顯現在流動和碰撞中

2025-04-14 12:11:11 來源：解放日報

觀看：67

2017年夏天，歷史學家楊斌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到澳門大學任教，他發現，小小的澳門島上，居然有著兩座哪吒廟。

其實，不只是澳門，在中國東南沿海、臺灣地區，甚至是東南亞地區，哪吒信仰不僅廣泛存在，且香火旺盛。人們相信，哪吒擁有神力，可以庇佑孩童、驅除病魔。

從這兩座哪吒廟出發，楊斌開啟了一場跨越時空的“追溯”之路，途經敦煌、印度、伊拉克、敘利亞，最后到達埃及。在這里，他發現了中國明清以來的哪吒信仰與古埃及的蓮信仰緊密相連。

也是從哪吒出發，楊斌所著的《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龍涎香與坦博拉》以9個微觀切片，拼合出了一幅全球化早期的奇妙圖景，勾連起全球史寫作的多元維度。

哪吒的“多重宇宙”

幾乎每個人都能在哪吒身上觀照到自己，因為每個人都會在青少年時期經歷叛逆、敢于對舊秩序提出挑戰，并擁有熱血而青春的獨特精神

讀書周刊：在中國，關于哪吒信仰的著作不多，但關于哪吒形象的文藝創作卻層出不窮，哪吒為什么成為如此受人喜愛，且具有辨識度的文化符號？

楊斌：今天的哪吒形象是經歷過高度“中國化”的，這個“中國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民間喜愛不斷“加載”的過程。

在印度佛教中，哪吒既是毗沙門天王的第三個兒子，又是夜叉首領，法力無邊。也有學者認為哪吒的另一個原型是童神奎師那，其皮膚呈黑色或藍色，主要任務是斬妖除魔，其中一個重要情節是打敗巨蛇，這也是哪吒馴龍的原型。

大約在公元5世紀初，哪吒作為佛教的護法神傳到中國，其形象也是如其在印度一般猙獰。但不久之后，作為天王之子，哪吒的形象逐漸被塑造成了青少年甚至童子的形象。

在敦煌壁畫《毗沙門天王赴哪吒會》中，我們發現一個白凈粉紅、手持寶花的男子形象，其面容已經有很明顯的華夏特征。以中國臺灣地區為例，盡管哪吒被認為是中壇元帥，但他的形象依然是少年。

之后，哪吒的人物形象在《西游記》和《封神演義》中逐漸豐滿，“少年感”成為哪吒形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從“哪吒鬧海”到“剔骨還父，割肉還母”，這種“少年感”中寄托著一種來自青春的反叛精神。這一方面代表著人們對固有的僵化的等級制度和禮俗觀念的反抗，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這種反抗屬于存在于大眾心理層面的“潛意識”乃至“無意識”中的某種“愿景”。

于是乎，幾乎每個人都能在哪吒身上觀照到自己，因為我們或多或少都會在青少年時期經歷叛逆、敢于對舊秩序提出挑戰，并擁有熱血而青春的獨特精神。

讀書周刊：但其實哪吒的“反叛”也是很有中國精神的。

楊斌：的確。有人調侃說，哪吒最后是“考公上岸”了，一邊在天庭擔任重要官職，一邊跟著父親托塔李天王南征北戰，他最終還是回歸到了家庭和原有的秩序上。

實際上，從起初的“父子相殺”，太乙真人或佛祖成為替代的父親并從中調和，到最后“析骨剔肉”彰顯孝道、重塑肉身，哪吒的一整套故事，完全是中國化的發明，它把中國傳統戲劇大團圓的結局融進去了，最終呈現出一種反叛之后的“和解”。

可以說，在吸收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文化元素時，中華文化在創造哪吒形象的過程中，充分顯示了其主體性、包容性和開放性。

讀書周刊：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在全球多地區上映后，很多人擔心外國人看不懂，但您在書中寫到哪吒的形象在北非、西亞、印度都有很深的淵源。

楊斌：其實，無論是考古、文獻還是圖像，都證明了哪吒的“蓮生”觀念不僅存在于以哪吒為代表的佛教和道教之中，而且存在于印度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文化之中，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

哪吒的形象在不同文化中也存在著諸多不同“分身”，如埃及法老圖坦卡蒙、印度佛陀釋迦牟尼或毗沙門三太子……我想，回溯哪吒的前世今生，如果能引入更宏大的世界觀，加入這些全球史的哪吒元素，說不定會成為《哪吒之魔童鬧海》打開埃及、印度等北非、南亞市場的一把鑰匙。

蓮化重生的“證據鏈”

古埃及蓮花元素傳到印度后，通過當地文化的融合逐漸凝聚出三個重要的象征意義：王權、復活、兒童。這三重意義是哪吒文學形象在中國改造誕生的重要根基

讀書周刊：在對哪吒信仰的追溯中，您重點關注了哪吒“蓮生/蓮化”的這個特質。在您之前，對這一特質的考察似乎并不十分透徹。

楊斌：在過去的研究中，人們通常會將哪吒形象追溯到印度佛教中，但佛教中的哪吒常被塑造成一個青面獠牙的憤怒金剛形象，這與我們腦海中的那個面白無須的“蓮花童子”是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的。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哪吒形象有更早的原型或更多其他的可能性呢？

在我讀書期間，美國電影《木乃伊》曾掀起一股“埃及熱”，當時不少科普節目都聚焦1922年少年法老圖坦卡蒙墓的發掘工作。我印象很深的是，圖坦卡蒙的墓穴中就散落著蓮花。

遵循這一線索，我發現除了蓮花之外，墓中還出現了一個非常新奇的圖像——底座是一朵盛開的蓮花，蓮花中涌現出少年圖坦卡蒙的半身像，分明是一位濃眉大眼的東方少年。

如此一來，“蓮花”和“少年”這兩個要素都齊全了。

那么，埃及的圖坦卡蒙墓與東方的哪吒信仰是否存在關聯呢？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向來找到“證據鏈”。

很幸運，人們在伊拉克尼姆魯德找到了關鍵性的證據。公元前7世紀末的一個陶土印記，描繪了一朵蓮花，一個裸體的少年正從蓮花上蹦出來。

據考證，這個印記可能是模仿敘利亞象牙制品中荷魯斯誕生的意象。而荷魯斯又是埃及一位非常重要的神祇，他的四個兒子就是站在蓮花上的。這意味著，在古埃及和伊拉克之間，敘利亞的證物能夠完成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傳遞性和承續性。

讀書周刊：“蓮生童子”的意象出現在埃及，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

楊斌：這與當地的自然、地理有著緊密的關聯。埃及本土出產兩個蓮花物種，分別是白蓮和藍蓮。其中，白蓮一般夜晚開放，而藍蓮則在夜晚閉合沉入水面以下，早晨時再從水底升起，向著太陽盛開。

因此，很自然地，人們開始將藍蓮花與太陽、創世以及生命的延續關聯起來。古埃及人相信蓮花可以治病。后來，這種復活的觀念也經由西亞傳入了印度和東亞，成為蓮化情節的重要依托。

讀書周刊：從世人熟知的晉人陶淵明的愛菊到宋人周敦頤的愛蓮，在中國的歷史中，為什么發生了物的轉換？

楊斌：物的轉換并非簡單的個人興趣騰挪，背后的巧合是埃及的蓮印文化恰巧此前傳入中國，對社會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古埃及蓮花元素傳到印度后，通過當地文化的融合逐漸凝聚出三個重要的象征意義：王權、復活、兒童。這三重意義是哪吒文學形象在中國改造誕生的重要根基。

海貝龍涎香的“環球旅行”

誰曾想到，區區龍涎香改變了中西方交流的歷程，成為西方進入中華帝國的“敲門磚”

讀書周刊：在研究哪吒之前，您從事全球史寫作已有近二十年，本書中關于“海貝”的研究章節應該就與您之前的寫作經歷有關吧？

楊斌：說到海貝，就不得不說到云南。一切都是從云南開始的。

在全球史研究中，“邊疆”是具有跨文化、跨區域特性的基本空間，也是文化、技術和觀念的“熔爐”。因此，我決定將博士研究的主題放在位于中國西南邊疆的云南。

后來，在昆明的一家書店中偶然看到一本有關貝幣研究的書，我大吃一驚。我們都知道，海貝是中國最早的貨幣，但那指的是中原地區。而云南地處內陸，為什么會使用海洋生物作為貨幣呢？

當我把這個疑問告訴我的導師，她從書架上抽出了一本叫《西非貝幣和奴隸貿易》的書。原來，西非也使用海貝作為貨幣。這讓我大開眼界，感慨事物之間的聯系竟如此微妙。這也促使我持續研究，后寫下《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書。

讀書周刊：通過全球史的視野和方法對云南地區的海貝進行研究之后，您有哪些新發現？

楊斌：主要的觀點有兩個，一個是海貝的用途，另一個是海貝的來源。

從用途上看，學術界普遍認為商周時期的海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但我認為，盡管商周時期的海貝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們還不是貨幣，更像是一種“禮器”。

從來源上看，商周時期的海貝雖然出現在黃河上游、中游和下游，但它們的來源并不是東海或者南海，而是來自印度洋。印度東北孟加拉地區是貝幣的起源地，這些海貝是自印度洋打撈之后送到印度，然后經過北印度、中亞到我國西北，最后到達黃河上游，再到黃河中下游的。

這兩個發現都是具有原創性的，近年來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層面的證實和學者們的認可。

讀書周刊：目前，您對海貝的研究還在繼續？

楊斌：從2000年到現在，20多年的時間幾乎沒有間斷，現在也還在做研究，因為不斷有新的考古發現和新的話題。

當我們知道云南的海貝來自印度洋后，還需考察它們是如何抵達云南的。一開始是經緬甸、泰國，走陸上絲綢之路，宋元之后，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印度洋的海貝繞了一個圈，走海上絲綢之路，先到長江中下游，再經水路到云南。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以云南的海貝運輸為線索，可以串聯起中國、東南亞和印度洋這三大區域之間的關系。在這其中，海洋貿易的載體是什么？貿易路線為何會發生變化？運輸過程中還有哪些特別的商品？這些都成為我們可以研究的對象，例如“泉州一號”“琉球進貢的馬爾代夫海貝”等。而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書中找到部分回答。

讀書周刊：在全球史的研究中，似乎很容易從一處疑問延伸出更多的疑問，例如，您注意到“泉州一號”這艘南宋沉船中不僅有大量海貝，還有龍涎香，這是您對龍涎香進行考察的契機嗎？

楊斌：是這樣的。這也是一個充滿偶然性和宿命感的故事。龍涎香的“來與不來”，一度成為困擾大明王朝的巨大焦慮，這種焦慮在多重因素的疊加之下，造就了利瑪竇的“西來”的契機。

我們都知道，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的近40年中，葡萄牙人使用了各種手段，始終無法叩開明朝“海禁”的大門，無法在東亞地區獲得落腳點。

那么，是什么改變了這種狀況呢？

原來，當時中國開發出龍涎香的醫藥功能，并將其視為修煉金丹的關鍵成分，嘉靖皇帝數十年間不斷求購。加上鄭和下西洋之后的海禁政策讓印度洋的龍涎香難以送達中國，從皇帝到大臣，乃至東南沿海的官員都為此心憂。

而葡萄牙人卻通過龐大的海洋貿易網絡在印度洋獲得了龍涎香，并借此讓沿海官員妥協。

于是，既不是大炮軍艦，也不是外交，而是依靠一味香料，讓葡萄牙人完成了入駐澳門的許可交換。誰曾想到，區區龍涎香改變了中西方交流的歷程，成為西方進入中華帝國的“敲門磚”。

歷史學家的想象力

在時間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看似“邊緣”的，或者是“被卷入”的所謂地方性的部分，事實上同樣都是參與、塑造全球化的力量

讀書周刊：在書中，您選取了哪吒、龍涎香和坦博拉火山等9個不同主題的內容，挑選它們的標準是什么？

楊斌：這本書分享的其實是我這十幾年來的一部分研究，空間上覆蓋亞歐非大陸以及太平洋、印度洋，時間上幾乎跨越上下五千年，主題則涵蓋了海洋史、物質史、貿易史、科技史和藝術史。在我看來，這些主題的背后都有一個關鍵詞就是“流動”，通過研究這些跨文化、跨區域、跨專業的“流動”要素，試圖揭開全球史的一部分神秘面紗。

比如書中關于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發的研究，其實就在于引入環境氣候史的視角，通過追蹤火山灰沉降的物理軌跡，結合氣候異常數據，來對歷史上1816年這個“無夏之年”進行解釋。

讀書周刊：從《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到《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龍涎香與坦博拉》，您的寫作始終兼顧學術性與趣味性，將龐雜的歷史轉化為有趣的故事，這個過程難度大嗎？

楊斌：我認為對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是至關重要的。而一個好故事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則往往是因為它提出了一個人們從未設想過的問題。

1974年，“泉州一號”沉船被發現，它是唯一一艘海上運輸的貨品中有海貝的船只。然而，在我談到海貝問題之前，沒有人注意到船里的海貝——它的來源是哪里？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為什么出現在南宋的沉船上？這些問題、這些故事都隱沒在了大海的波濤之中。

另外，我想歷史學家可能是更需要想象力的，因為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往往會有一個偶然的開端。

歷史學家則需要從千頭萬緒中抽絲剝繭，又從無數細碎的片段中恢復和還原一點點真實，讓其在時空上真正連在一起。我想正如陳寅恪先生當年所說的，做歷史研究，要有數學家的邏輯和文學家的想象。

讀書周刊：近些年來，帶著“全球史”這種大視角的歷史書寫似乎重新受到人們的歡迎，您對此怎么看？

楊斌：全球史興起的時間較晚，在美國和歐洲也就近三四十年出現的作品比較多，傳播到中國也就是十幾年左右。但無論是私人史還是全球史，其實都是分析和還原歷史的一種方法，只是把握和研究的尺度不同。

就像當我們用天文望遠鏡觀測宇宙，看到一顆很亮的星星時，往往會認為這顆星就是夜空中最亮的一顆星，但當我們把望遠鏡撤離，會發現茫茫宇宙中，這顆星也許就是眾多星辰中渺小的一顆。這就是我們做的歷史科學研究的“標尺”問題，只是全球史能讓我們在比較大的標尺中看到一些跨文化、跨區域的聯系。

舉個例子，單從中國歷史來看，哪吒就是中國的哪吒。但當你跨地域、跨文化地看，才有可能從澳門追溯到印度的佛教傳入，追溯到伊拉克和敘利亞，追溯到埃及。當我們將它放到亞非歐大陸當中就會發現，哪吒信仰當中最重要的情節，已經完成了一次全球跨越。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提到，全球史的理想和愿景是“著眼于兩個以上區域間的流動與互動，甚至是真正地理意義上的全球現象”，這些和當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否有些針鋒相對？

楊斌：我認為現在所謂的“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們常說，歷史研究是隨著時間變化而產生的變化或者延續。那么，其實延續也是一種變化，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延續。

現在的“逆全球化”浪潮，看似是在反對“全球化”，但它自身恰恰就是全球化的一個內容、一個組成部分和一種表現。而全球史不僅修正區域、國別史，同時也深度研究了區域、國別史，比如說，民族國家就是一個全球的現象。因此，全球史本身的發展也是全球化的產物。

讀書周刊：有人提到“全球史是一種理解他者的訓練”，您認為，全球史是否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歷史觀？

楊斌：歷史是一門跨越時間的學科。在時間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看似“邊緣”的，或者是“被卷入”的所謂地方性的部分，事實上同樣都是參與、塑造全球化的力量。真正的包容性，或許正在流動和碰撞中顯現。

全球史的一個出發點和立場，就是批判和反思各種“中心主義”，這也讓許多被各種“中心主義”邊緣化甚至被忽視、漠視的人群、社會和因素，都能得以“回歸”他們本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