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一詞，不知闖入過多少人的夢境，搖蕩過多少人的心旌。從古老的《詩經》開始，一直到戴望舒的《雨巷》、鄭愁予的《錯誤》、余光中筆下系列的江南寫意，都為我們描摹了一部詩的江南史。江南幾乎成了全體華人的精神原鄉，整個中國文化的原型母題，業已沉淀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牢牢地根植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
劉士林教授團隊積20余年研究之功，為我們獻上了這部《我欲因之夢吳越：江南文化十二講》。“它道破了江南文化歸宿感的密碼！”這是我在讀完全書之后的直覺判斷。
何處是江南？何時有江南？
何處是江南，這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首要問題。“江南”雖然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但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過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
劉士林從對“江南”不同時期的稱謂（江東、江左、江表等）的厘定開始，到“以江東為主體空間的古典江南”，再到“八府一州為核心空間的明清江南”，一直到“以長三角為基本空間的當代江南”這一脈絡清晰地回溯和梳理，算是為“江南文化研究”廓清了最基本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確定好地理空間和方位，緊接著就是歷史的源流問題。“江南”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是如何誕生、成長和壯大的？
“江南是蠻荒之地”“江南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南遷的結果”……從民間到學界，這些觀點都曾經盛極一時。劉士林在肯定了江南文化源于良渚文化，但并沒有馬上認定那就是江南文化本身，而是首先給出了一個前提——必須得定型，定型之后才能稱之為“文化”。而定型的標志，就是文化形態和精神品格的養成。
正是在這里，本書通過對比史前時代原始文化、漢代的倫理文化和中原地區的實用理性文化，發現了江南文化的獨特個性：詩性文化。這一江南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就是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遷徙，也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覺醒期，這一時期正是古典的、詩性的江南文化形成期。
江南文化的獨特個性是“詩性”
江東、江左、江表和江南，在措辭上明明是不一樣的方位，但在內涵上指向了同一個中心。一地多名的背后，有著不同的情感態度和內涵意蘊，而這正好構成了“文化”的核心要件，使得那些名詞不再只是一個空間方位的概念，而是獲得了文化的內涵。
想說某朝偏安一隅，不圖北上，不思進取，就叫它“江左”；想形容民心可用，豪氣干云，就叫它“江東”；想“思退”“思歸”“思隱”，就叫它“江南”；想以“中原文化為中心”自居，就叫它“江表”……
江南的一地多名，反映的恰是政治、經濟、軍事等不同視域中的江南，也正說明“江南”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只有獲得了獨特的“文化個性”和“個性文化”的江南，江南才稱得起江南。
僅僅“經濟發達”不是江南獨有的，同一時期的西南“天府之國”同樣擁有雄厚的財富實力；僅僅“文化昌盛”也不是江南獨有的，同一時期的齊魯文化可能更有資格代表文化的高原。江南之所以是江南，它比“財富”和“文化”要多那么一點點的藝術和審美。
這樣獨特的精神氣質，與以儒家為代表的齊魯文化更關心的是人在吃飽穿暖之后“更應該向善”不同，它更關心的是人在吃飽穿暖之后“向何處去”的終極問題。“鄉關何處”，這才是江南文化的獨特魅力。
如果說北方的中原、齊魯、燕趙，所代表的是一種“政治-倫理-秩序”的文化范式，那么吳越、滬上、皖南所代表的則是一種“經濟-審美-自由”的文化范式。這才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底色和精髓，特色和質地。
誰的江南？
文化的主體是人，文化的本質是人化，那么問題來了，誰才是江南文化的創造者、承擔者？江南首先是誰的江南？
劉士林將目光鎖定在了“遺民”“流人”“山人”“學人”這4個類別上。真正將“政治”與“審美”融會貫通、開辟新境的既不是以“脊梁鐵硬”與“馬革裹尸”自詡的北方烈士，也不是一直泡在“杏花春雨”與“小橋流水”中的江南才子，而是那些一直在現實與理想、黑暗與光明、邪惡與正義、倫理與審美之間徘徊、奔走、選擇、掙扎的詩人政治家。他們的生命歷程始于“哀民生之多艱”的現實承擔，中經“為江南文化所化”之階段，而臻于“表里俱澄澈”的自由之境界。
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學。確切地說，除了江南的自然山水風物有著強大吸引力之外，更具有吸引力的是超越這種自然山水風物之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態度、生活觀念等。
江南人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審美主義”之上的“窮且益堅，不墜享樂之志”。劉士林為這一生活方式找到了一些極具典型意義的代表人物——李漁、張岱、沈復。這3個人物都是中國文化史上頂頂有趣的人物，無論窮達，都沒有忘記追尋生活的詩意。
這讓我們想起美學發展到今天所引出的一個大命題——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者叫審美的日常生活化。回想一下，其實早在張岱、沈復和李漁的時代，人家就過上了這種生活。
以李漁而論，其生活不只是詩意，人家還總結出了一種生活的美學；再以沈復的《浮生六記》而論，夫妻都被公婆趕出了家門，卻絲毫沒有減缺生活的審美；張岱就自不必說了，一部《桃庵夢憶》就是其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最好注腳。他們真真是把生活過成了詩的一族，江南因為有了他們才成其為江南。
人生在世，不僅要活在真實中，更要活在文明中、活在幸福中。異域風光固然充滿強大的誘惑，但“連根拔起”的漂泊感、“水土不服”的陌生感，以及遠離故土的孤獨寂寞感，還有不同文化所帶來的疏離感等，同樣可以使人身心俱疲。那么，有沒有一個地方既可以消弭這些困境、又可以完全滿足我們對生活的奢望呢？
如果有，那一定是“江南小鎮”。原因無他，就在于江南文化本身特有的詩性：既超越庸常生活敘事、又超越家國宏大敘事的詩性精神。一切的學術研究，最終都必須作用于人生，江南文化研究也應作如是觀。
一別江南歲月多，我這個曾經的“過客”渴望成為“歸人”。
作者：田崇雪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百家講壇主講人
“江南”一詞，不知闖入過多少人的夢境，搖蕩過多少人的心旌。從古老的《詩經》開始，一直到戴望舒的《雨巷》、鄭愁予的《錯誤》、余光中筆下系列的江南寫意，都為我們描摹了一部詩的江南史。江南幾乎成了全體華人的精神原鄉，整個中國文化的原型母題，業已沉淀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牢牢地根植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
劉士林教授團隊積20余年研究之功，為我們獻上了這部《我欲因之夢吳越：江南文化十二講》。“它道破了江南文化歸宿感的密碼！”這是我在讀完全書之后的直覺判斷。
何處是江南？何時有江南？
何處是江南，這是“江南文化研究”的首要問題。“江南”雖然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但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過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
劉士林從對“江南”不同時期的稱謂（江東、江左、江表等）的厘定開始，到“以江東為主體空間的古典江南”，再到“八府一州為核心空間的明清江南”，一直到“以長三角為基本空間的當代江南”這一脈絡清晰地回溯和梳理，算是為“江南文化研究”廓清了最基本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確定好地理空間和方位，緊接著就是歷史的源流問題。“江南”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是如何誕生、成長和壯大的？
“江南是蠻荒之地”“江南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南遷的結果”……從民間到學界，這些觀點都曾經盛極一時。劉士林在肯定了江南文化源于良渚文化，但并沒有馬上認定那就是江南文化本身，而是首先給出了一個前提——必須得定型，定型之后才能稱之為“文化”。而定型的標志，就是文化形態和精神品格的養成。
正是在這里，本書通過對比史前時代原始文化、漢代的倫理文化和中原地區的實用理性文化，發現了江南文化的獨特個性：詩性文化。這一江南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就是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遷徙，也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覺醒期，這一時期正是古典的、詩性的江南文化形成期。
江南文化的獨特個性是“詩性”
江東、江左、江表和江南，在措辭上明明是不一樣的方位，但在內涵上指向了同一個中心。一地多名的背后，有著不同的情感態度和內涵意蘊，而這正好構成了“文化”的核心要件，使得那些名詞不再只是一個空間方位的概念，而是獲得了文化的內涵。
想說某朝偏安一隅，不圖北上，不思進取，就叫它“江左”；想形容民心可用，豪氣干云，就叫它“江東”；想“思退”“思歸”“思隱”，就叫它“江南”；想以“中原文化為中心”自居，就叫它“江表”……
江南的一地多名，反映的恰是政治、經濟、軍事等不同視域中的江南，也正說明“江南”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只有獲得了獨特的“文化個性”和“個性文化”的江南，江南才稱得起江南。
僅僅“經濟發達”不是江南獨有的，同一時期的西南“天府之國”同樣擁有雄厚的財富實力；僅僅“文化昌盛”也不是江南獨有的，同一時期的齊魯文化可能更有資格代表文化的高原。江南之所以是江南，它比“財富”和“文化”要多那么一點點的藝術和審美。
這樣獨特的精神氣質，與以儒家為代表的齊魯文化更關心的是人在吃飽穿暖之后“更應該向善”不同，它更關心的是人在吃飽穿暖之后“向何處去”的終極問題。“鄉關何處”，這才是江南文化的獨特魅力。
如果說北方的中原、齊魯、燕趙，所代表的是一種“政治-倫理-秩序”的文化范式，那么吳越、滬上、皖南所代表的則是一種“經濟-審美-自由”的文化范式。這才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底色和精髓，特色和質地。
誰的江南？
文化的主體是人，文化的本質是人化，那么問題來了，誰才是江南文化的創造者、承擔者？江南首先是誰的江南？
劉士林將目光鎖定在了“遺民”“流人”“山人”“學人”這4個類別上。真正將“政治”與“審美”融會貫通、開辟新境的既不是以“脊梁鐵硬”與“馬革裹尸”自詡的北方烈士，也不是一直泡在“杏花春雨”與“小橋流水”中的江南才子，而是那些一直在現實與理想、黑暗與光明、邪惡與正義、倫理與審美之間徘徊、奔走、選擇、掙扎的詩人政治家。他們的生命歷程始于“哀民生之多艱”的現實承擔，中經“為江南文化所化”之階段，而臻于“表里俱澄澈”的自由之境界。
有了人，也就有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學。確切地說，除了江南的自然山水風物有著強大吸引力之外，更具有吸引力的是超越這種自然山水風物之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態度、生活觀念等。
江南人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審美主義”之上的“窮且益堅，不墜享樂之志”。劉士林為這一生活方式找到了一些極具典型意義的代表人物——李漁、張岱、沈復。這3個人物都是中國文化史上頂頂有趣的人物，無論窮達，都沒有忘記追尋生活的詩意。
這讓我們想起美學發展到今天所引出的一個大命題——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者叫審美的日常生活化。回想一下，其實早在張岱、沈復和李漁的時代，人家就過上了這種生活。
以李漁而論，其生活不只是詩意，人家還總結出了一種生活的美學；再以沈復的《浮生六記》而論，夫妻都被公婆趕出了家門，卻絲毫沒有減缺生活的審美；張岱就自不必說了，一部《桃庵夢憶》就是其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最好注腳。他們真真是把生活過成了詩的一族，江南因為有了他們才成其為江南。
人生在世，不僅要活在真實中，更要活在文明中、活在幸福中。異域風光固然充滿強大的誘惑，但“連根拔起”的漂泊感、“水土不服”的陌生感，以及遠離故土的孤獨寂寞感，還有不同文化所帶來的疏離感等，同樣可以使人身心俱疲。那么，有沒有一個地方既可以消弭這些困境、又可以完全滿足我們對生活的奢望呢？
如果有，那一定是“江南小鎮”。原因無他，就在于江南文化本身特有的詩性：既超越庸常生活敘事、又超越家國宏大敘事的詩性精神。一切的學術研究，最終都必須作用于人生，江南文化研究也應作如是觀。
一別江南歲月多，我這個曾經的“過客”渴望成為“歸人”。
作者：田崇雪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百家講壇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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