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當復旦大學在王安憶、陳思和教授領銜下成立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創意寫作MFA專業學位點時，人們還在為高校能否培養文學寫作人才而爭執不休。時光荏苒，在為數眾多的高校陸續開設了創意寫作項目、且中文創意寫作被列為二級學科的今天，“作家能否培養”這一問題雖不能說已銷聲匿跡，但已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如何調動各種資源，高效地培養優質寫作人才。
近年來，隨著一批聲名卓著的作家紛紛加入高校創意寫作教學的行列，不少頂著“師承”名號在文壇脫穎而出的年輕作者在文學圈內外引起關注，“莫言—焦典”和“余華—葉昕昀”便是此類典型的師徒組合。這一現象說新也不新，遠在創意寫作發軔之初，復旦校園中“王安憶—甫躍輝”也是一對吸人眼球的師徒組合。有人據此命名為“名師出高徒”現象，令眾多躍躍欲試的學子心潮澎湃、羨慕不已。
對年輕寫作者而言，“名師出高徒”的培養模式無疑是在文壇揚名立身的終南捷徑。如今在人們的日常話語中，與創造、創新相關的語詞已泛濫成災，在此語境中人們會產生錯覺，以為創造性的文學寫作并不是一項艱辛的勞作，霎時間的頭腦風暴便可輕而易舉地解決所有難題。文學寫作最顯著的特征在于無中生有，盡管許多對象在真實生活中有原型，但寫作者頭腦中要活靈活現地孵化出一大群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及他們置身其間的復雜多變的背景，堪稱是無中生有的創造。它要賦予混沌的萬物以有機的形式，就像生命的孕育與誕生。初學寫作者常常激情澎湃，但時常苦于找不到合適的表達方式，此時如有高人在旁指點，醍醐灌頂間弟子們豁然開朗，有勝讀十年書的感慨；比起他們困守陋室、瞎子摸象般獨自探索，成效之彰明不言而喻。
平心而論，這一“名師出高徒”的培養模式并不是創意寫作領域的專利，從古到今師徒帶教傳承在許多行業（林林總總的手工作坊、美術音樂，以及諸多表演藝術）是通行的慣例。在文學創作領域，在創意寫作進入大學課堂之前，知名作家對年輕一代作家的獎掖、扶植也是不乏其人，最膾炙人口的佳話莫過于19世紀法國作家福樓拜與莫泊桑私人間的傳承。福樓拜曾不厭其煩地教導莫泊桑，對一個事物（一匹馬或一棵樹），只存在一個最為準確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來描述它，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把它們尋找出來。盡管日后莫泊桑的寫作風格與氣象自成一格，但在其起步之初福樓拜的教誨功不可沒。
設想一下，一個意氣風發、時不時陷入青春期迷惘中的年輕寫作者，與一個德高望重的前輩作家經常相處，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
當然，開始有著巨大的亢奮，混雜著敬仰和難以抑止的謙卑。對方會撥云開霧，或許會在短時間內毫不費力將他心中累積的疑云廓清，在他們面前展露出一個美麗的新世界。文學自然是人們情感的表達，是生命能量的結晶，但在其歷史的發展中也演化衍生出多種復雜的技藝，它表現在語言風格、結構、文體等方面。年少氣盛的寫作者常常會輕視前人積累下來的技藝，而迷信自身的靈感與熱情。然而，總有一天他們會后悔，輕視技藝的后果很嚴重，這會使他們的想象難以振翅高飛，他們嘔心瀝血的成果常常只是前人的余唾。
而與前輩導師的親密交往，常常可以使他們拋棄任性幼稚的空想，在言傳身教中獲得熏陶，對自己創作使用的語言有更為深入透徹的領悟。他們將會知道文學除了靈感與神思外，還有艱辛的手藝活。他們將不再徜徉于文本的表層，會感觸到不同語詞的色彩、溫度和風姿，會理解不同句式不同結構的妙用，會明白不同語體的適用場合。只有如此，文學寫作對于他們不再是即興隨感式的發揮，而是精心構撰后的成品。
然而，“名師出高徒”這一培養模式也會對初學者帶來程度不一的壓力。這不僅僅是世俗意義上過高的期待或疑慮、同年齡人冷眼的嫉妒，從他們內心深處也會萌生出一種對于這些前輩作家影響的焦慮。在美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看來，前一代經典作家以其作品的分量為后來者樹立了標桿，但它也成為年輕一代作家成長歷程中產生巨大焦慮的源泉。在布魯姆眼里，一部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后輩作家千方百計突圍、擺脫超越前人影響的歷史。在前輩偉大作品的映襯下，年輕人想要在文壇獨樹一幟會感受到前人的陰影無處不在。而想要擺脫這一影響，他們需要付出不亞于在磨礪技藝上所花費的功夫。幾乎每個年輕寫作者都會體悟到這一文學影響的焦慮，而以師徒傳承的方式出道、與導師親密接觸的學子感受尤深。
需要指出的是，布魯姆不厭其煩地論述的“影響的焦慮”涉及的并不是作家個人間的關系，而是不同時代的文學文本（主要是詩歌）間的競爭關系。而那些精神力量強有力的后來者常常采取“創造性誤讀”的方式，對前人的文本中各種元素進行形式不一的修正，以期推陳出新。而這一切都有賴于后來者強悍有力的內心世界,布魯姆晚年對此曾這樣說：“所有的文學影響都猶如迷宮。遲到的作家在迷宮中徜徉，以為可以找到一個出口，但他們中間強悍的那群會意識到蜿蜒的迷宮通道其實就在他們的內心。”
對于寫作者來說，他們寫作的歷程其實與生命的歷程大面積重疊在一起。每個生命都有其源頭，都繼承了祖輩的多重基因，但他們決然不是前一代人簡單機械的重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一次性、不可重復的體驗，都尋求著自己的生活軌跡，都不愿在前輩圈定的路徑上亦步亦趨。生命是這樣，文學寫作也是這樣。不容否認，那些親炙大師教誨的學子是幸運者，他們有更高的概率在文壇曝光露臉，占據要津并獲得成功，但他們內心深處在感謝導師的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們是他們自己，不是匍匐在前輩光暈下的影子。為此他們背負了或大或小的包袱，在克服影響的焦慮、開創出新的文學疆域時會面臨比無此幸運的同代寫作者更大的挑戰。既要是前輩大師悉心關懷下的寵兒，又想成為開風氣之先的孤勇者，這兩者似乎難以兼得。至于他們的寫作日后將為文學史增添什么，人們將拭目以待。
作者：王宏圖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曾幾何時，當復旦大學在王安憶、陳思和教授領銜下成立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創意寫作MFA專業學位點時，人們還在為高校能否培養文學寫作人才而爭執不休。時光荏苒，在為數眾多的高校陸續開設了創意寫作項目、且中文創意寫作被列為二級學科的今天，“作家能否培養”這一問題雖不能說已銷聲匿跡，但已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如何調動各種資源，高效地培養優質寫作人才。
近年來，隨著一批聲名卓著的作家紛紛加入高校創意寫作教學的行列，不少頂著“師承”名號在文壇脫穎而出的年輕作者在文學圈內外引起關注，“莫言—焦典”和“余華—葉昕昀”便是此類典型的師徒組合。這一現象說新也不新，遠在創意寫作發軔之初，復旦校園中“王安憶—甫躍輝”也是一對吸人眼球的師徒組合。有人據此命名為“名師出高徒”現象，令眾多躍躍欲試的學子心潮澎湃、羨慕不已。
對年輕寫作者而言，“名師出高徒”的培養模式無疑是在文壇揚名立身的終南捷徑。如今在人們的日常話語中，與創造、創新相關的語詞已泛濫成災，在此語境中人們會產生錯覺，以為創造性的文學寫作并不是一項艱辛的勞作，霎時間的頭腦風暴便可輕而易舉地解決所有難題。文學寫作最顯著的特征在于無中生有，盡管許多對象在真實生活中有原型，但寫作者頭腦中要活靈活現地孵化出一大群有血有肉的人物，以及他們置身其間的復雜多變的背景，堪稱是無中生有的創造。它要賦予混沌的萬物以有機的形式，就像生命的孕育與誕生。初學寫作者常常激情澎湃，但時常苦于找不到合適的表達方式，此時如有高人在旁指點，醍醐灌頂間弟子們豁然開朗，有勝讀十年書的感慨；比起他們困守陋室、瞎子摸象般獨自探索，成效之彰明不言而喻。
平心而論，這一“名師出高徒”的培養模式并不是創意寫作領域的專利，從古到今師徒帶教傳承在許多行業（林林總總的手工作坊、美術音樂，以及諸多表演藝術）是通行的慣例。在文學創作領域，在創意寫作進入大學課堂之前，知名作家對年輕一代作家的獎掖、扶植也是不乏其人，最膾炙人口的佳話莫過于19世紀法國作家福樓拜與莫泊桑私人間的傳承。福樓拜曾不厭其煩地教導莫泊桑，對一個事物（一匹馬或一棵樹），只存在一個最為準確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來描述它，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把它們尋找出來。盡管日后莫泊桑的寫作風格與氣象自成一格，但在其起步之初福樓拜的教誨功不可沒。
設想一下，一個意氣風發、時不時陷入青春期迷惘中的年輕寫作者，與一個德高望重的前輩作家經常相處，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
當然，開始有著巨大的亢奮，混雜著敬仰和難以抑止的謙卑。對方會撥云開霧，或許會在短時間內毫不費力將他心中累積的疑云廓清，在他們面前展露出一個美麗的新世界。文學自然是人們情感的表達，是生命能量的結晶，但在其歷史的發展中也演化衍生出多種復雜的技藝，它表現在語言風格、結構、文體等方面。年少氣盛的寫作者常常會輕視前人積累下來的技藝，而迷信自身的靈感與熱情。然而，總有一天他們會后悔，輕視技藝的后果很嚴重，這會使他們的想象難以振翅高飛，他們嘔心瀝血的成果常常只是前人的余唾。
而與前輩導師的親密交往，常常可以使他們拋棄任性幼稚的空想，在言傳身教中獲得熏陶，對自己創作使用的語言有更為深入透徹的領悟。他們將會知道文學除了靈感與神思外，還有艱辛的手藝活。他們將不再徜徉于文本的表層，會感觸到不同語詞的色彩、溫度和風姿，會理解不同句式不同結構的妙用，會明白不同語體的適用場合。只有如此，文學寫作對于他們不再是即興隨感式的發揮，而是精心構撰后的成品。
然而，“名師出高徒”這一培養模式也會對初學者帶來程度不一的壓力。這不僅僅是世俗意義上過高的期待或疑慮、同年齡人冷眼的嫉妒，從他們內心深處也會萌生出一種對于這些前輩作家影響的焦慮。在美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看來，前一代經典作家以其作品的分量為后來者樹立了標桿，但它也成為年輕一代作家成長歷程中產生巨大焦慮的源泉。在布魯姆眼里，一部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后輩作家千方百計突圍、擺脫超越前人影響的歷史。在前輩偉大作品的映襯下，年輕人想要在文壇獨樹一幟會感受到前人的陰影無處不在。而想要擺脫這一影響，他們需要付出不亞于在磨礪技藝上所花費的功夫。幾乎每個年輕寫作者都會體悟到這一文學影響的焦慮，而以師徒傳承的方式出道、與導師親密接觸的學子感受尤深。
需要指出的是，布魯姆不厭其煩地論述的“影響的焦慮”涉及的并不是作家個人間的關系，而是不同時代的文學文本（主要是詩歌）間的競爭關系。而那些精神力量強有力的后來者常常采取“創造性誤讀”的方式，對前人的文本中各種元素進行形式不一的修正，以期推陳出新。而這一切都有賴于后來者強悍有力的內心世界,布魯姆晚年對此曾這樣說：“所有的文學影響都猶如迷宮。遲到的作家在迷宮中徜徉，以為可以找到一個出口，但他們中間強悍的那群會意識到蜿蜒的迷宮通道其實就在他們的內心。”
對于寫作者來說，他們寫作的歷程其實與生命的歷程大面積重疊在一起。每個生命都有其源頭，都繼承了祖輩的多重基因，但他們決然不是前一代人簡單機械的重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一次性、不可重復的體驗，都尋求著自己的生活軌跡，都不愿在前輩圈定的路徑上亦步亦趨。生命是這樣，文學寫作也是這樣。不容否認，那些親炙大師教誨的學子是幸運者，他們有更高的概率在文壇曝光露臉，占據要津并獲得成功，但他們內心深處在感謝導師的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們是他們自己，不是匍匐在前輩光暈下的影子。為此他們背負了或大或小的包袱，在克服影響的焦慮、開創出新的文學疆域時會面臨比無此幸運的同代寫作者更大的挑戰。既要是前輩大師悉心關懷下的寵兒，又想成為開風氣之先的孤勇者，這兩者似乎難以兼得。至于他們的寫作日后將為文學史增添什么，人們將拭目以待。
作者：王宏圖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鏈接：文學創作可以實現“名師出高徒”嗎？http://www.sq15.cn/show-6-51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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