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在科研成果轉化、專利制度與“開放科學”實踐等方面仍面臨多重挑戰。面對“專利多、轉化難”的現實難題,亟需在制度層面打通從實驗室走向產業的最后一公里,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同時,推動更加包容、協同的科研環境建設,讓專利成果更好、更快、更容易地服務人類社會。
日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杭州醫學研究所所長譚蔚泓就“開放科學”與創新生態及專利轉化等話題接受了《中國科學報》專訪。
他建議,針對專利轉化率并不夠高的現狀,國家可探索建立專門的專利轉化基金,并與最初產生該專利的科研經費“掛鉤”,形成前后銜接、相互聯動的機制。這將成為推動“開放科學”和“開放技術”深入發展的關鍵一環。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開放科學運動已成為全球共識,你如何理解開放科學和開放技術的核心理念?
譚蔚泓:“開放科學(Open Science)”和“開放技術(Open Technology)”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前者強調科學知識的全球共享,建立在人類共同認知基礎上;后者則涉及國家安全、區域利益、個人成就以及產業戰略,問題更加復雜和現實。
我們倡導“開放科學”是著眼于人類整體的福祉。公共科研成果應服務于全人類,如果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對新技術的開發,不能實現全球范圍的共享,實際上是資源的浪費。
我認為,我們應當形成這樣一個共識:各國在面對重大的人類健康問題或技術難題時,應以開放姿態開展科技通力合作。這不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文化力量和影響力。
《中國科學報》:在你看來,當下推動開放科學面臨哪些現實挑戰?
譚蔚泓: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專利和數據的開放使用。
科學家和工程師們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開發出的技術或獲取的數據,一旦申請了專利,就受到法律保護,其他人未經授權便無法使用。這種保護機制本身沒有問題,但若專利許可費用過高,導致其他科研團隊無法復現或進一步開發相關成果,實質上是一種資源浪費。
如果能夠在國家層面,尤其是發達國家,將專利的起始使用費用降到很低,讓更多專利有機會進入再開發環節,將真正提升專利的轉化效率。
尤其是那些由國家財政支持產生的專利,應該探索更有效的推廣機制。國家可設立專項基金,一方面保護發明者的合法權益與收益,另一方面通過國家補貼機制推動這些專利以低成本,甚至免費的方式開放,讓更多科研人員和企業有機會去驗證、使用和迭代這些技術。大多數專利只有在二次開發、三次開發中才能真正轉化為生產力。
相較而言,推動“開放科學”相對容易,而“開放技術”則更為復雜,更需要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各級政府具體政策。比如,相關部門在支持科研項目時,或可同步設立“專利轉化基金”,專門用于推動由此產生的科研成果的開放應用和廣泛試驗,在保護研究者的利益和創新成果的同時,真正實現知識的共享與落地。
《中國科學報》:從科研人員角度來看,專利本身也是一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激勵機制。你怎么看待專利共享與科研人員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
譚蔚泓:這確實是一個現實中的矛盾點。我認為,相關部門應當設立專門的轉化激勵基金。舉個例子,如果有人想購買你的專利,政府可以補貼發明人一部分收益,從而降低專利使用門檻、加快技術的進一步開發和產業落地。很多專利技術非常好,但其價值和影響力只有在進一步開放后才有可能彰顯,進而真正實現其潛力。
對于企業而言,可以根據不同的經濟條件靈活定價:經濟實力較強的企業按正常價格支付,條件一般的企業可以通過未來收益或股權回報的方式來回饋。這種機制既有利于技術推廣,也能保障發明人的合理收益。
現實問題是,現在我們國家的專利數量非常多,但真正實現開發并投入實際應用的比例卻很低,原因是多方面的。降低專利使用的初始成本,可以作為推動轉化的第一步。這也是推動“開放科學”,實現“開放技術”的重要一步。
《中國科學報》:導致專利轉化率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譚蔚泓:造成專利轉化率低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是評價體系的問題。過去幾十年里,國家大力倡導“科技強國”“科技大國”,但具體落實中,專利和論文往往被當作科研人員評職稱、漲工資的重要指標。很多專利是“為了申報而申報”,缺乏實際應用價值。這種“無效專利”比例,直接拉低了整個專利體系的質量和轉化效率。
當然,近年來國家也在逐步調整政策,比如提出“破五唯”,這將有助于提升科研成果的質量和實用性,未來我國的專利轉化發展也會越來越好。
第二,是專利轉化過程中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一旦專利轉化缺乏啟動資金,開發過程是難以推進的。因此我建議,國家應設立專門用于專利轉化的基金,最好與最初產生專利的科研經費“掛鉤”,形成聯動機制。
比如,一個專利市場估價是100萬元,國家可以預先投入2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直接交由發明人。這樣一來,發明人在與企業談判時就有了談判的“底氣”,更有意愿將專利用于實際轉化,從而更容易達成合作。這一機制既能保障創新者的合法權益,使其勞動成果得到尊重與合理回報,激勵持續創新;同時也能大幅降低轉化的門檻,推動更多專利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總的來說,要推動專利高效轉化,政府和企業應共同參與,形成協同機制。這正是“開放技術”的核心所在。不僅科研人員和企業能夠直接受益,地方政府也將因專利轉化為實際產業而獲得更大的回報,從而反哺早期投入,最終形成一個可持續運轉的良性循環,為開放技術的實現逐步前行。
《中國科學報》:未來如何實現這種“良性循環”?
譚蔚泓:實現這一良性循環,是推動“開放科學”和“開放技術”走向深入的關鍵。
推動“開放科學”,第一要處理好開放科學和產業、專利之間的關系。
第二,是技術的分級對待問題——對于一些并非最頂尖的技術,比如次級、再次級(second-class、third-class)的技術,應秉持更開放的心態,不要人為設置過多壁壘,阻礙這些技術的傳播與使用。
第三,是科研人員自身的心態轉變。有些科學家出于對潛在競爭的擔憂,不愿共享最好的技術,但這種封閉心態不利于全球科研的協同發展。推動人類知識進步,需要更具包容性和遠見的理念。我國科技事業近年來有非常好的高質量發展,我們應該更開放,充分體現推動人類福祉的責任擔當。
第四,是開放獲?。∣pen Access)的問題。這不僅需要建設平臺,還需要政府出臺有力政策。
中國希望成為更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靠的不會僅僅是經濟總量,還有文化影響力。而文化的傳播力和包容性,恰恰是真正持久的國家實力。
孔子之所以成為世界性文化符號,是因為他的思想走出了書齋,傳播到了全世界。如果他當年只講給幾位弟子聽,就不會有今天“孔子”的文化符號。
我國已在多個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更應以開放姿態影響世界?!伴_放科學”和“開放技術”,正可以成為文化影響力建設的重要起點。中國科學家應更自信、更包容,充分利用國家對科技的強力支持,推動全球范圍內的開放科學,成為科學開放和技術開放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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