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在日本超過33萬外國留學生中，中國留學生就占據了36.7%，超過了12萬人。中國留日學生的數量比上一年增加6.9%，而這個數字在2023年是11.2%。
日本學術圈是什么樣的？留日的學術上升通道如何？對此，我們采訪了3位在日本求學、工作的中國科研人員，試圖勾勒出一幅日本學術圈的真實素描。我們看到，日本學術界不太“卷”，可以給人自由探索的空間；但另一方面晉升路徑固化、科研節奏緩慢，社會變革遲滯……在這樣一個“按部就班”的學術環境中，做科研究竟是理想歸宿，還是職業圍城？
“要晉升誰，都是十年之前就定好了的。沒有特殊情況，這個規則是不會變的?！?span style="display:none">Ldr速刷資訊——每天刷點最新資訊，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SUSHUAPOS.COM
談及職稱晉升，今年44歲的日本岡山大學助理教授哈布爾顯得安之若素，并未展示出焦慮。
自2006年來到日本，她在日本東京大學取得工學博士學位，在經歷數次博士后研究后，于2018年入職岡山大學環境生命自然科學研究院。
哈布爾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按部就班是日本學術生態跟國內最大的不同。在這些大學，“青椒們”的晉升由10人組成的教授會來決定。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名額幾乎是固定的。教授會制定一個十年晉升規劃，每一個職級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
這樣按部就班的日本學術圈，值得奔赴嗎？
哈布爾的博士畢業照
留日
哈布爾在2013年獲得博士學位。在此之前，她用了兩年時間在東京大學拿到了碩士學位。
2004年從內蒙古工業大學畢業后，哈布爾進入內蒙古工業大學烏海學院（現烏海職業技術學院）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工作有些安逸，這反而讓她苦惱，哈布爾似乎看到了在這里終老的樣子。
“不想躺平”，這個念頭促使她在2006年辭去了這份穩定的工作。她要去深造。
為什么選擇日本？哈布爾說，除了距離祖國更近，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彼時她的一個好朋友在日本留學。
當年在成田國際機場剛下飛機的時候，哈布爾有些失望：完全沒有國際大都市的感覺，一個很偏僻的機場，周圍都是小平房。街道很狹窄，出租車就在小胡同里鉆來鉆去。不過市民的素質很高，鮮見有亂丟垃圾的，也很少有人大聲講話。他們對外國人也很友好。
在語言學校的摸底考試中，老師用日語問她幾點了，她沒聽懂，于是就被分到了零基礎班。
本來，哈布爾選擇東京工業大學，可惜沒被錄取，結果被東京大學的信息技術專業和環境系統學專業錄取。雖然是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出身，但她對編程不感興趣，考慮到2008年前后正是中國環境問題爆發的高峰，她就選擇了環境專業。她的碩博課題都聚焦中國的電子產品環境問題研究。
幸運的是，無論是在語言學校，還是攻讀碩士期間，她都得到了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的獎學金。在攻讀碩士期間，獎學金差不多是每個月6.5萬日元，約合4000多元人民幣。她的學費是每年50多萬日元，按當時的匯率來算，大概是4萬多人民幣。
哈布爾說，日本的大學學費多年來都很穩定，并未有大的變化；如今日元貶值，對于中國留學生而言，比前些年便宜多了。
獎學金加上她做助教以及在餐館和便利店打工的收入，哈布爾在求學期間并沒有遭遇物質上的窘境，也未向家里求助過。
而更早赴日留學的曹斌，有著不一樣的體驗。
他在1997年來到東京留學，并于2005年在東京農業大學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歷任東京農業大學助教、日本生物進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林經濟管理博士后，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合作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副教授。
在國內大學暑期實踐期間，他接待了一個來西安的20多人的日本旅游團。其中一位老人腿腳不好，曹斌在照顧他的同時也格外用心練習日語。末了，這位老人問曹斌愿不愿意去日本留學，并說服他父親，承諾會給曹斌做擔保。要知道，那時候赴日留學是需要擔保的，且必須是日本人做擔保。
過了三個月，老人就把入學的資料寄過來了，并告知曹斌需要先交60萬日元（相當于4萬多元人民幣）學費。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筆巨款。曹斌差點以為遇到了騙子，直到收到老人給他墊付學費的收據和入學通知書，才相信這是真的。后來他才知道，那位老人是日本花卉協會創始人之一——三田鶴吉。曹斌抵達日本后，還在三田鶴吉的花店打過工。他們之間的友誼維系多年，直到老人去世。
曹斌在東京生活了11年，為鍛煉自己，他拒絕了父母的資助。母親曾說他“自虐”。他的學費和生活費差不多都是依靠獎學金和打工掙來的。
因為喜歡法律，他本來打算選擇一橋大學的法政學，結果發現在日本需要先學法律本科才行。為了不耽誤時間，他就選擇了在東京農業大學讀碩。
作為后來者，余岱洋是2022年到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讀研的。這所大學如今更名為東京科學大學，由原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和東京工業大學在2024年合并而來。
彼時正值新冠疫情期間，西南醫科大學那一屆的臨床醫學專業畢業生中，出國留學的并不多。在他們班三十來個人中，出國留學的只有他一個。
他是被父母逼著學醫的，因為他們都是醫生。申請學校的時候，他的邏輯很簡單，就是按照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的國際排名挨個投了過去。
入學考試要同時考查英語和日語。余岱洋回憶，在2021年年底的線上面試中，面試官主要使用日語，在涉及專業術語的時候，才會使用英語。還好問題比較簡單，比如為什么選擇到日本留學。余岱洋的回答是，因為喜歡看日本動漫，在大學也自學了日語，并且覺得日本醫學比較先進。
他的留學是純自費，因為各種獎學金都沒有申請成功。這就需要他承擔每年差不多10萬元人民幣的學費和生活費。生活費包括租房加上一日三餐的正?；ㄤN，偶爾他也自己做飯。
幸運的是，在博士生一年級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申請到了國家留學基金委提供的項目獎學金。
學校就在東京的市中心，但很難申請到宿舍。余岱洋就找了一個比較偏遠的房子租住，每個月房租大概4000元人民幣，差不多要40分鐘的電車路程。
余岱洋在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讀博
余岱洋的讀博節奏是舒緩的。每天到實驗室差不多是上午11點到12點；安排好一些生物學實驗后，在等實驗的間隙里去吃午飯；下午一點到兩點開始做實驗，差不多到下午六七點任務就完成了。偶爾也會有周末的實驗安排。比如在養細胞或小鼠的時候，需要加班三四個小時。
加上今年新招的學弟，他們這個整形外科的課題組目前有3個成員。學弟也是中國人。
其實還有一個成員，是日本本土的師姐，只是她懷孕了，正在長期休假。導師并沒有因為師姐休假而焦慮，反而經常關心她的身體狀況。
為什么日本學生這么少？余岱洋解釋，日本社會對于讀博的需求并不普遍，大部分人本科畢業甚至大專畢業就能夠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而讀博并不會讓未來就業選擇有太大的提升。在當地，臨床專業本科畢業后拿到醫師執照就可以工作，待遇比其它行業高兩到三倍。如果自己開診所，收入就會更高。
也就是說，真正熱愛科研的人才會到實驗室搞科研。像余岱洋這樣從事骨代謝學術研究的日本學生更是稀有，因此他們課題組的三個學生中就有兩個中國學生。
盡管他們整形外科對學生的論文發表要求很低，只需要有一篇論文即可，而且不考慮影響因子。不過他的導師會要求學生至少發表兩篇SCI論文。
這對余岱洋不是什么難事。他現在同時負責了好幾個項目，其中一個項目的論文在投，另一個項目也到了論文撰寫的階段。
對于哈布爾來說，研究生階段讓她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日本社會的等級意識。
這種層級制度在日本社會是根深蒂固的。新人必須聽老人的話，碩士生見到博士生要稱呼前輩，“你不可以叫他們的小名，必須要用敬語，老師之間的等級更是如此”。
曹斌的留學異常順利。一般日本社科類博士學位平均需要4~5年，甚至有讀了6~7年都沒拿到學位的，但曹斌僅僅用了3年就拿到了學位。雖然學校規定發表2篇學術論文就可以畢業，但他在3年間就發表了7篇核心期刊和17篇普通期刊，其博士論文獲得學校優秀博士論文獎，之后還拿到了日本農業經濟學會和日本食品系統學會的研究獎勵獎。
曹斌認為，日本的社科類論文不是采用國際通用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而是本國學會的論文發表系統，其特點是采用同行評議。作為學會論文評審專家，雖然做評審的報酬很低，但這代表了學術界對專家能力的認可。因此，被選為評委的專家對這項工作引以為榮，非常認真。對于一篇10頁的論文，評審專家給出的意見有時候甚至超過30頁。
曹斌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市場經濟轉型期中國鮮香菇流通構造變化及其發展方向》，是一個很小的切入點。曹斌說，日本學者并不覺得小選題不值得研究，反而覺得這是能夠以小見大、剖析麻雀的好題目，恰恰能從一種特殊農產品推導出一個一般性的經濟學結論。
他的課題也是自己選擇的。導師發揮引導作用，從不干涉。為了提高學生的思辨能力，導師不會束縛學生的思維，只會問為什么要這么做、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以及這么做有什么意義。
這也是他在日本讀博的最大收獲。三年間，他和導師關于論文的交流合計不超過10個小時。但在他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面臨如何把發表過的十多篇文章串起來的問題，導師僅用了幾句話就讓他醍醐灌頂，“思維境界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曹斌說，如今他身為導師，也打算把這種循循善誘的風格帶到國內。但他感覺有些難度，“有的孩子習慣填鴨，總是期待著老師安排他去做什么，而不是主動去找問題。這可能和我們很少從小就培養學生的尋找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有關”。
2003年7月，曹斌在日本靜岡縣段木香菇種植農場實習
適應
今年曹斌入選國家留學基金委訪問學者項目，再次來到日本，在京都大學做訪問學者。這所大學的校訓是“自由的學風”，京都大學教授伊藤順一解釋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就在2012年，為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和本校國際化水平，京都大學打算建立國際高等教育學院，招納國際人才。當時的操作是，從各個院系里外語水平高的教師中抽調出近百人到新學院。這遭到了學校教授會的反對，被認為破壞各學科自治、不能體現真正的國際化，這些意見被張貼到了學校的各個角落。十幾年過去了，據曹斌說，它們依然被張貼在校園里。
此外，現代的日本社會進步緩慢讓曹斌很是感慨。20多年前吃過的拉面館還在，只是當年的學徒變成了店長。他曾經打過工的學校周邊餐廳也還在，老板還記得他。
在他研究的農業領域，技術升級尤其緩慢。因為日本的老齡化社會特征，無人機等先進農業技術難以推廣，人們保留了幾十年的傳統耕作方式。數字鄉村、智慧農業的普及水平貌似還不如中國的山東、河北。
日本大學教師的職稱評審按部就班，著急也沒有用。曹斌說，“有些日本同行十多年發的文章數量，還沒有我一年發的多”。但這也給了教師自由，不會感受到“太卷”的壓力。曹斌認為，在這種“不被推著趕著”的狀態下做研究，能夠使某些具有學術熱情的教師集中精力對某個特定領域深入思考，這或許更契合所謂的匠人精神。
不過對于曹斌來說，日本留學時期最值得一提的卻是打工。他打過近二十份工作，包括做洗碗工、去餐館做煎餃、在街上維持交通、修剪護道樹、去圖書館管理圖書；語言關通了之后，他去做了導游、翻譯，還做過貿易公司職員，以及投資顧問。早期，他甚至還去捅過馬蜂窩。因為過于危險，這樣的臨時性工作會有一次性兩萬日元的報酬。
他對現在留學生很少打工這件事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打工是留學生接觸和了解當地社會的好途徑。
不過，余岱洋有他了解當地的獨有途徑。他找了一個日本女友。
他們是在英語課上認識的。因為女友當時是學護理的本科生，余岱洋需要扮演一個中國來的患者，用英語描述自己的癥狀。
余岱洋也深深體會到，日本人過于守著已有的規則和程序了。
他們的實驗室很少改變已有的實驗流程，沿用的都是傳承了十幾年的操作手冊。即使余岱洋覺得從中國習得的操作流程更高效也無濟于事。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組織切片。這在國內已經是外包給公司來做，結果漂亮且高效。但在日本，學生需要自己進行石蠟包埋、切片等操作，一不小心就會前功盡棄。
他的導師對此也很無奈。他經常會詢問余岱洋，“你們中國現在有什么新興的技術？有沒有什么更快的處理方式？”
余岱洋的苦惱在于，這種所謂的匠人精神看上去很美，但他若是回到中國，這種技術毫無用武之地。
哈布爾去年回國一趟，她有點不適應國內生活了，“干什么都要用APP。打個車，如果我不下載打車APP，可能就寸步難行” 。反觀日本，現在的生活和20年前是一樣的，學費都沒有變過，打車的方式更是不變。
她已經有了兩個孩子，愛人也在日本工作。她的大兒子小學四年級了，但學習很是放任，“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學校有沒有考試和排名，也從來不知道孩子的學習成績是什么樣的”。
改變
哈布爾并沒有感到一切都很安逸，作為女性教師的憂慮一直伴隨著她。
她說，生了兩個孩子，在日本請保姆又很難，自己帶娃至少讓她的事業停滯了5年。這也是她的一些女同事選擇不生育的原因之一。
女教授成了稀有物種。在岡山大學，女性教職工比例不到20%，而在理工學部只有兩名女教授。
讓哈布爾略感心安的是，日本高校沒有過于追捧“帽子”。在她看來，即使是校長，也沒有權力去為難助理教授。
這幾年，岡山大學在試圖削減教授會的權力。在她所在的環境生命自然科學研究院有一個教授職位空缺，學校理事會要求兩個候選者來競聘，且至少一人是校外學者。然而這遭到了教授會的抵制。因為在他們的規劃中，這個教授職位早就安排給了某位副教授。
最終，這件事以教授會的獲勝告一段落。
哈布爾也看到了日本不重視國際論文發表的負面效應，那就是日本高校在國際上的排名逐年下降。
曹斌也有類似的感慨，日本學術研究水平肉眼可見在下滑。
曹斌發現，在日本某著名大學，有些連基本概念都沒搞明白的學生，也拿到了博士學位。
比如，某博士學位候選者在做調研的時候，在20多個農戶案例選擇上顯得很隨意，有的是10公頃農戶、有的是2公頃農戶。按照日本對小農的定義，這些的樣本選擇很不規范，會導致論文結構缺乏普遍意義。曹斌后來聽說，讓其畢業的背景是，其導師即將退休，這名學生再不畢業的話，就很難畢業了。
要知道，曹斌的導師藤島廣二當年讀博士用了6年，之后又工作了3年，才拿到了學位。他們那一代人會堅守讀博士的門檻。
曹斌友人、某大學教授吐槽，日本經濟和學術缺乏活力，再過十年，可能就會退出發達國家序列。雖然日本學術振興會發放問卷，試圖找出激活學術環境的辦法，但是貌似很難有大的改變。
余岱洋準備在拿到博士學位后回國。
因為留在日本很難。不僅需要提前一年多開始找工作，還要拼命練習日語，加上東京相比成都高昂的生活成本，他寧愿回去掙得少一點。
要是回國，他打算選擇科研崗位。這也是他這樣有生物學研究背景的畢業生的多數選擇。
至于當下，日本大大小小的假期很多，但因為圈子狹窄，余岱洋交不到很好的朋友，以至于他覺得太閑甚至有些無聊了。他只能熬過這段略顯無聊的讀博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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