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揭曉季又如約而至。在日本，大阪大學特任教授坂口志文和與京都大學特別教授北川進相繼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化學獎的消息引起了日本社會的一片熱議。至此，日本已經獲得了31個諾貝爾獎，其中自然科學領域的獎項達到了27項。
日本諾獎獲得者一覽 作者整理 下同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曾提出“在21世紀前50年內獲得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鑒于日本在20世紀僅有9位諾獎獲得者，此計劃一度引來外界的質疑與嘲諷。但如今，在不到25年的時間里，日本幾乎完成了該目標的2/3，成就斐然。
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日本當前的教育和科研政策取得了全面成功？至少在筆者看來，現實可能更為復雜。
近年來，日本的大學國際排名面臨激烈競爭，科研產出的數量與高影響力論文的優勢也在減弱。此外，日本的博士生入學人數持續下降，青年學者的職業前景充滿不確定性，科研領域的后繼乏力問題日益凸顯。
許多日本科研界人士認為，日本的科研體系正面臨深刻危機。至于諾獎領域，近期該國獲獎的學者多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大學，其奠定獲獎基礎的核心研究也主要是在2004年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之前完成的，而那場更注重短期競爭的新自由主義式改革，深刻地改變了日本大學的生態。
因此，與其將近年的日本的獲獎熱潮視為當下的勝利，不如將其看作是對一個特定時代的回響。通過分析所有獲獎者的履歷，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規律，這些規律不僅可以解釋日本過去的成功，也為理解當前日本的科研困境提供了視角。
獲獎年齡與科研的黃金時期
諾貝爾獎的桂冠往往是對獲獎者數十年前工作的追認。在日本，這一現象尤為明顯——該國近八成自然科學領域的獲獎者，其突破性成果的發表年齡集中在了30~50歲之間，40多歲前半期是其中最高產的階段。
日本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獲得者發表突破性成果的年齡段
該年齡段的科學家通常已完成博士和博士后訓練，開始獨立主持研究，知識儲備與思維活力兼具。在當年的體制下，他們有機會獲得穩定的教職和研究經費，從而能開展長期、高風險的探索性研究。
這其中，有4位獲獎者完成其奠基性工作的年齡只有20多歲。比如，2002年諾獎獲得者田中耕一，其在25歲時便發明了軟激光脫離離子化法。彼時，他只是一名企業的普通工程師，甚至僅擁有學士學位。
教育背景：頂尖學府與地方人才的共存
除年齡外，這些獲獎者的教育背景也呈現出豐富的多元性。
在日本，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分別培養了10名與6名諾獎獲得者，成為名副其實的“諾獎搖籃”。但數據同時顯示，有相當數量獲獎者的本科是地方院校，頂尖學府并未形成絕對壟斷。
日本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獲得者的本科大學
比如，2008年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畢業于長崎醫科大學附屬藥學專門部（后并入長崎大學藥學部）。2012年和2015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與大村智，本科分別畢業于山梨大學和神戶大學。2014年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從本科到博士均在德島大學完成。次年的物理學獎得主梶田隆章的本科畢業學校則是埼玉大學。
這些“非主流”求學軌跡的背后，是一個教育資源相對均衡的時代。彼時，日本地方國立大學同樣能為有才華的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和通往頂尖研究的路徑。
向上追溯至高中階段，這種教育公平的底色愈發清晰——大多數獲獎者并非出身于東京、京都等大都市圈的頂級名校，而是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地方高中。以新晉諾獎得主為例：坂口志文畢業于滋賀縣立長濱北高等學校，北川進則來自京都市立塔南高等學校。這兩所學校在當地的偏差值僅為52~53左右，也就是說，其學生的學業水平僅僅略高于地區平均線。
然而，正是這些平凡的起點孕育出了非凡的科學成就。彼時，日本教育機會的天平尚未嚴重傾斜，地方城市的孩子同樣握有問鼎科學殿堂的鑰匙。這與今日日本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今的東京大學早已被大都市富裕家庭子女占據大半江山。曾經那個“寒門亦可出貴子”的時代似乎漸行漸遠。
除教育背景外，雖然大多數獲獎者在獲獎時身處學術界，但仍有江崎玲于奈、田中耕一等4位獲獎者的成果是在企業研發崗位上完成的。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的大企業擁有雄厚的實力和長遠的眼光，愿意為研究人員提供充足的時間和資源，支持其進行長期基礎研究。這種獨特的企業文化也為科學創新提供了除大學外的另一個重要平臺。
科研經費的變遷與“收割效應”
正如前文所言，近年來日本雖諾獎頻出，但這些成果幾乎都完成于上世紀70~90年代，其成果的發表與獲獎的平均間隔長達20年以上。今天我們所見的輝煌，正是在“收割”30年前種下的果實。
這一切的分水嶺正是2004年日本的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改革之前，日本大學享有穩定的政府撥款，教授們擁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去選擇研究方向，可以安心從事長期的基礎研究，而不必為短期成果焦慮。
但改革后，日本政府對大學的運營經費逐年遞減，迫使大學和研究者越發依賴需要不斷申請、強調短期成果的“競爭性經費”。在此環境下，大學很難再給予年輕研究者10年甚至20年，讓他們做一個不確定能否成功的課題了；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企業也普遍收縮了基礎研究投入，更注重短期的產品開發。同時，年輕研究者不穩定的雇傭條件也導致博士生入學人數難以增長。這些因素都給日本科學研究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
總之。日本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基礎科學的長期穩定投入，以京都大學為代表的寬容失敗、鼓勵自由探索的學術風氣，相對均衡的教育資源分布，以及企業愿意投身基礎研究的傳統，共同造就了一個科學的黃金時代。但2004年的改革卻帶來了追求短期成果的考核壓力、博士生培養困境、經費向少數頂尖大學過度集中等問題，這些都為日本科研的未來蒙上了陰影。
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需要漫長周期。今天的投入可能要到數十年后才能結出真正的果實。日本的31項諾獎成果既是過去成功投入的最好證明，也映射出當前其面臨的嚴峻挑戰。這場諾獎盛宴的背后，是一代學者對未來的深切擔憂。
這種擔憂也提醒著我們，在追求科研效率和競爭力的同時，如何保持對長期基礎研究的支持，如何為青年學者提供安心探索的土壤，以及如何維持教育機會的相對均衡，這是任何一個致力于科技發展的國家都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作者系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予機構研究開發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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