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杰（李政道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
40多年前，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向鄧小平同志建議在中國設立博士后制度，并同時設立博士后科學基金，并于1985年正式設立博士后制度；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國博士后制度已從最初十個流動站，18個博士后，發展至近8800個站點，累計培養超過40萬名博士后，許多人已成為學科帶頭人、院士與企業領軍者。
可以說，正是這一博士后制度的設立改變了中國的科技發展格局，如今已成為中國科技創新的主引擎之一，吸引了大量海內外高層次青年人才，為科研機構和高校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力。博士后制度不僅推動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深度融合，也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了重要支撐，為建設科技強國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在博士后制度發展過程中，基金資助、跨學科培養、國際交流機制等不斷完善。制度本身的成長，也是一部薪火相傳的育人史。這離不開李政道先生生前親自參與這一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其背后更是李先生對祖國的深厚感情和眷戀，對祖國科技事業發展的殫精竭慮，對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始終如一的關懷。
我與李先生初識于2000年的日內瓦世界實驗室大會。我當時還很年輕，而他已是享譽全球的科學家，但令我感觸最深的，是他的虛懷若谷和對中國青年學子那份真誠的關懷。2003至2006年，我在擔任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會談中方代表團團長期間，有幸得到李先生的親自指導。李先生對青年的關心、對人才培養的重視，從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發自內心的信念和長期的堅守。
自1972年首次回國至2010年的38年間，李先生63次回到祖國。育才興國，始終是他心系的首要事業。他推動創辦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美聯合培養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等多項人才培養計劃，覆蓋了一位科研人員從本科到博士后的關鍵成長階段。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將目光投向了博士后的培養機制——如何讓在海內外取得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繼續成長，如何將他個人對青年人才的關懷轉化為國家對青年人才的制度性支持，成為他長期努力的方向。
今天，我想通過“博士后制度”這條主線，以四個故事為載體，與大家共同回顧李先生如何將理念轉化為制度、將制度拓展為可持續的人才培養平臺。
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研究所。（受訪者供圖）
第一個故事
始于一份持續而具體的建言
四十年前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高級科技人才極為緊缺。博士特別是海外歸國的博士，不僅面臨科研平臺的局限，還常常受制于復雜的戶口、編制、分配等體制瓶頸，難以發揮專長、有些海歸博士甚至因政策不明確而長期待業。此外，當時國內對“博士后”這一概念普遍陌生，更不了解其對獨立開展科研的關鍵意義。但是，李先生基于長期海外觀察，深刻思考后指出：“得到博士學位不過是工作的開始，尤其是理科的學生，通常尚需有一段‘博士后’時期的訓練，才能主持科學研究的任務。”
他意識到，若缺乏博士后這樣的制度安排，回國人才將難以持續成長，甚至面臨流失的風險。正是出于這樣的遠見，1981年起，他多次向國家提出建立博士后制度的建議。
根據檔案記載，懷著促進中國科研人員隊伍成長和壯大的思考，1983至1984年，李先生利用回國機會，不僅與時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的周光召先生、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丁公量、汪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等學界代表多次探討，還開展了為期半個月的調研，走訪上海、蘇州、安徽、山西、甘肅等地。因此，他對當時國內的情況非常了解，深知祖國科技人員在科研條件、生活狀況及因體制局限而面臨的諸多問題。他深深感到，必須采取得力措施，妥善解決科研人員的具體困難，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科研和生活條件，才能取得預期效果。
鑒于此，他先后多次致信國家領導人，由淺入深、從框架到細節地提出“科研流動站”的構想，并系統提出了設站規模、站點選擇、研究員任期與人數、設備配置、研究選題等建議，甚至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為博士后人員解決工資、編制、人事制度、住房及配偶戶口等細節問題提供了具體方案。
1984年5月21日，鄧小平同志專門會見了李先生。會談中，鄧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設立博士后流動站的設想，指出：“成千上萬的留學人員回來是很大問題。我們現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使用。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在培養和使用中發現更高級的人才。”他還問道，“只建設十個站是否太少”，強調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動站，使之成為制度。這一問，看似簡單，卻是對李先生堅持與耐心的最好注解：制度從來不是僅有一個好的構想就可以完成，而是靠深入的調研，充分的準備，詳細的設計，和長期的堅持與守護者才能被聽見、被理解、被采納并發揮制度的作用。
第二個故事
關乎兩個“第一位博士后”
1985年，從瑞士蘇黎世高等理工學院學成回國的洪志良博士，站在了命運的十字路口。作為國家第一批公派留學人員，他懷揣科技報國的理想學成歸來，但復雜的分配制度如同一座難以逾越的大山，橫亙在他回國發展的道路上。
幸運的是，在李先生數年的力促下，經過有關部門反復磋商和專家多次論證，1985年7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轉國家科委、教育部、中國科學院《關于試辦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報告》，標志著博士后制度在我國正式確立。
在博士后制度確立當年，洪志良博士在復旦大學老校長謝希德的邀請下，進入復旦大學物理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他也成為博士后制度創建后招收的全國第一位博士后，編號“001”。
他從“漂泊”到“落地”，從科研不確定到有平臺可依，最終成長為集成電路領域的杰出科學家和教育者。洪志良的經歷表明，制度創立的核心始終是“人”——只有讓人能安心科研、站穩腳跟，政策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事實上，在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前，試點工作已經展開。1984年末，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陳和生，經李先生推動和丁肇中教授推薦，進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為我國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員。陳和生博士后的成功實踐，為即將全面推開的博士后制度提供了寶貴經驗。
第三個故事
經費的遠見與制度的可持續
李先生很早就意識到，博士后制度若要持久，必須解決好經費保障問題。
1984年，他再次致信鄧小平同志，建設性地提出建立博士后基金，他在信中建議：“非常感謝您對博士后流動站的支持，中央已撥二千萬人民幣，我很想將此數一半為建筑之用，一半可建立一‘鄧小平博士后獎勵金’，用投資方法，每年取其利息而用如此，可用之不竭。”
這一創新制度當時也有人認為可能造成“大鍋飯”風氣。李先生得知后，立即致信周光召，詳細說明和論證博士后制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鐵飯碗”和“大鍋飯”風氣，希望消除誤解。他還為擬派考察國外博士后事宜不遺余力地介紹美國博士后經費情況、提出考察計劃建議，專門撰寫了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及其他院系博士后情況概況，并收集了向美國諸多物理系及國家科學研究所發放的調查問卷供考察團參考。由于李先生前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提供的豐富資料，考察團最終無需成行。
他的建議，包括將國家專款部分用于建設公寓，另一部分作為基金，通過運營收益支持長期運作，以及將博士后年資助額從8000元提高至1.2萬元、以保障體面的生活與科研條件，均被采納。除了經費上的支持，博士后制度還打破了傳統人事體制的束縛，為高層次人才培養與使用開辟了一塊“制度特區”。
1990年，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成立。李先生擔任名譽理事長，通過多渠道吸引捐贈、設立資助名義，推動基金良性運轉。甚至在1994年國家外匯政策調整時，他仍積極溝通，為基金會爭取保留外匯賬戶，保障博士后國際交流的能力。此外，他還為博士后證書設計了博士后圖案。這些細節，處處體現他對制度可持續性的深刻思考。
第四個故事
長期的陪伴與制度的溫度
自中國博士后制度創立以來，李先生一直擔任全國博管會顧問，對博士后工作的進展非常關心，尤其關注遇到的困難。據全國博管會原辦公室主任莊毅回憶，李先生幾乎每年回國都會參加博士后工作會議，認真聽取大家的困難，并主動與相關部門溝通協調。
全國博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人社部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司博士后處原處長劉連軍深情回憶道：“記得當時因為博士后公寓建設經費遲遲未落實，李先生親自去找當時擔任原國家計委主任的鄒家華同志溝通，很快落實了建設經費。”在發現博士后科研經費不足的問題后，他又建議成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動員多方面力量解決經費問題。
此外，李先生還多次與博士后們座談交流，參加他們組織的學術會議和聯誼活動，傾聽他們講述科研與生活的情況，并以切身體會傳授治學方法，勉勵博士后們珍惜國家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為他們創造的條件，努力工作。這種“陪跑式”的關懷，讓制度既有規則，又有人情；讓青年學者在關鍵階段不感孤單，而有制度可依、有前輩指引。
這四個故事串聯起的，不僅是一項制度的誕生歷程，更是一種精神的延續：從問題發現到反復建言，從試點探索到系統推廣，從資金設計到長期陪伴——李政道先生既是構想者、設計師，也是長期的守護者。他把對青年成長的個人關切，升華為可傳承的國家制度。
可以說四十年前，李政道先生以一名科學家的嚴謹與戰略家的遠見，為中國科技事業埋下了18顆“希望的種子”，如今這些種子已長成40多萬株枝繁葉茂的大樹，支撐起中國科技從跟跑、并跑向領跑跨越。這份跨越時空的遠見，將永遠照亮中國科技前行的道路，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向著未知勇敢探索。祝愿年輕的博士后們在未來的歲月中勇攀高峰，不負自己、不負時代、不負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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