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上海報道
“在貨幣政策領域，我想強調一個關鍵原則：央行的獨立性至關重要。必須確保不僅擁有必要的政策工具，更在法律與政治層面被賦予實施必要、有時甚至是艱難決策的能力。”以色列央行原行長、G30榮譽主席、弗倫克爾-祖克曼全球經濟學研究所主席雅各布·弗倫克爾(Jacob A.FRENKEL)近日在2025外灘年會上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時說道。
這一觀點在當前國際背景下尤具現實意義。自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他多次公開批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并敦促美聯儲實施“大幅降息”，使美國央行的獨立性面臨數十年來未有的挑戰。未來數月，各方將密切關注美國央行獨立性能否延續，以及新主席人選的政策傾向將如何影響全局。
弗倫克爾說，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經濟穩定的核心支柱。他解釋道，政治體系天然傾向于關注短期目標，而貨幣政策的效果存在滯后性，需要中長期視角。“如果銀行不獨立，就會面臨政治壓力，要求迅速帶來結果。但快速的結果往往不可持續。”
現年82歲的弗倫克爾被譽為“以色列經濟開放之父”，這一稱號源于他于1991年至2000年擔任以色列央行行長期間的卓越領導。在任期內，他力排眾議，主導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金融自由化與結構改革：他成功取消了以色列的外匯管制，推動以色列貨幣謝克爾走向完全可兌換；他果斷抑制了肆虐以色列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為經濟穩定奠定了基礎；并大力推動以色列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為其日后成為“創新國度”和科技強國注入了關鍵的金融活力。
回顧1990年代以色列的經濟奇跡，弗倫克爾將其歸因于一套綜合戰略：穩定通脹、削減預算赤字、發展資本市場、增強匯率靈活性。他特別提到，大批高素質移民涌入與地緣政治形勢改善創造了有利條件。通過這些改革，以色列形成了以科技為引擎的“創業國家”模式，高科技出口占比超過一半，并展現出強大的經濟韌性。
作為全球經濟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弗倫克爾的職業生涯是一條無縫銜接學術界、公共政策與私人金融部門的典范路徑。在學術領域，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等頂尖學府執教，著述等身，培養了眾多經濟學人才；在公共事務方面，他不僅執掌以色列央行，還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部主任。此外，他還將深厚的理論積淀運用于商業實踐，曾長期擔任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副主席，并在摩根大通國際等頂級金融機構擔任要職。
談及全球經濟治理的挑戰，他對當前全球化轉向“碎片化”表示擔憂。“我們現在不是走向合作，而是陷入某種競爭——將經濟工具武器化，以犧牲伙伴利益為代價來提升自身地位。這是不健康的。”他呼吁中美兩大經濟體保持溝通與合作。
展望未來，他認為，中國已是全球經濟中至關重要的一支力量，應該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對于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制，弗倫克爾持積極看法，認為它們釋放了整合潛力，是對傳統體系中代表性不足的回應。
中美必須交流與合作
《21世紀》：讓我們從全球治理和全球挑戰這一話題開始討論。在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你認為全球經濟治理架構中最“脫節”或不協調的部分是什么？
弗倫克爾： 我們可以先從歷史視角來看。二戰結束后，世界陷入一片混亂。當時，英國、美國及其他代表團共同召開了布雷頓森林會議，商討如何重建世界秩序、推動復蘇，并促進全球和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應運而生，其宗旨是減少不平衡、推動市場開放。后來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則進一步促進了國際商品的自由流動。這些機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非常成功——世界貿易大幅擴展，資本市場也逐步形成并發展，由此需要建立管理資本流動的治理機制，目標正是實現繁榮（包括系統穩定和經濟增長）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近年來我們接連經歷多次危機，全球化趨勢逐漸轉向碎片化。我個人認為這是令人遺憾的，因為世界各國高度相互依存。只要有這種依存關系，就必須有機制來“內部化”彼此之間的影響。可如今我們看到的是集團化趨勢抬頭、保護主義加劇、關稅壁壘增加、競爭和緊張局勢升級。全球體系正承受巨大壓力，氣氛緊張，關稅措施頻出。我非常擔憂當前實施的這些關稅政策，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走向合作，而是陷入某種競爭——將經濟工具武器化，以犧牲伙伴利益為代價來提升自身地位。這是不健康的。
因此，我衷心希望正在進行的中美對話能夠增進理解、促進和諧。作為世界兩大經濟體，美國和中國必須合作、必須交流，彼此之間無法承受割裂的代價。疫情期間，供應鏈的部分中斷就曾造成巨大波動。因此，我們必須確保供應鏈、投入品貿易以及信息交流的持續暢通。
至于未來治理，我認為中國應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已是全球經濟中至關重要的一支力量。回想我在IMF擔任經濟顧問和研究主管時，中國才剛剛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我們當時就常說，中國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其配額和正式權力也應相應提升。這就是我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看法。
《21世紀》：你經常說新興市場的聲音與其經濟分量不匹配。展望未來，你認為需要哪些制度或結構改革來解決這一不匹配問題？
弗倫克爾：我認為，新興市場在過去幾年中表現優于工業化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更善于應對近期的各類危機——或許是因為它們過去經歷過困難，從而建立了更強的韌性。在現代世界中，韌性是關鍵。這些國家通過增強財政能力、推動經濟改革、提升競爭水平，不斷強化自身韌性。許多新興市場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但問題是，它們在IMF等國際機構中的投票權，并未充分反映其實際經濟實力；它們也應當在領導層中占有更多席位。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來我們已看到一些進步，無論是在IMF還是其他組織中。因此，我認為，各方已普遍認識到，提升新興市場的代表權應成為當前的常態。
《21世紀》：在全球治理面臨壓力的背景下，中國提出了很多新倡議，包括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你如何看待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不斷演變的作用？
弗倫克爾：首先，我認為這些倡議是積極的，因為它們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機制，釋放了世界各地整合與互動的潛力，比如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其次，創建像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樣的機構，部分原因是對中國在傳統組織中角色不足的回應。我并不反對這樣的做法；相反，適度的競爭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
在當今時代，國家之間的許多互動并非僅通過實體地理實現，而是通過服務、資本賬戶等方式進行。國際收支中的資本流動以不同方式整合，地理因素只是其次；監管、監督和資本市場標準等，才是更關鍵的共同基礎。
《21世紀》：我們談到了關稅，再來聊聊債務。許多國家現在背負著非常高的公共債務。這在當前全球環境中帶來了哪些系統性風險？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應如何應對？
弗倫克爾：公共債務的積累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解。它是國家連年赤字的必然結果，無論是預算赤字還是經常賬戶赤字，只要長期存在，都會推高債務水平。系統性的經常賬戶赤字，還會導致外部債務不斷膨脹。高企的債務將使經濟體變得脆弱，任何根本性的資本價值波動，都會因其龐大的基數而被放大，進而引發劇烈的資產與債務震蕩。
應對之道，首先在于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這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整頓和財政責任至關重要。資本市場的敏感度取決于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如果市場看到政府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不出現巨額赤字，那么即使債務規模較大，也不至于成為“定時炸彈”。反之，如果政府行為不負責任，那么債務問題就會像一片烏云籠罩未來。因此，關鍵在于發展健全的資本市場以吸納大量債務，同時控制預算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避免進一步推高債務水平。
以色列經驗：從惡性通脹到“創業之國”
《21世紀》：現在，讓我們轉向以色列的經濟成功。回顧你在1991年至2000年擔任以色列銀行行長的時期，以色列實現了從高通脹和嚴格監管到價格穩定和市場開放的顯著轉變。在你看來，哪個單一的制度或政策轉折點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關鍵？
弗倫克爾：并沒有單一因素，但讓我回顧一下為什么人們突然意識到必須改善經濟。其中一個重要背景是1990年代——實際上我們從1980年代走出來時，通脹非常高，甚至一度出現惡性通脹。預算失控，資本市場也不發達。因此，我們確實需要一套全面政策。當時以色列并未融入全球資本市場，因為沒人愿意投資一個缺乏市場的國家。
我們的戰略是：第一，穩定通脹；第二，同時削減預算赤字；第三，發展資本市場，促進交易；第四，穩定外匯市場，增強匯率靈活性，以便合理定價風險。那時我們還很幸運，有大批移民涌入——很多擁有高人力資本的科學家、技術人員等。與此同時，和平進程也在推進，地緣政治形勢有所改善。
在這些因素推動下，外資持續流入，以色列逐步形成了獨特的“創業國家”模式。科技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目前全國超過一半的出口來自高科技領域，大量勞動力投身于此，年輕人才不斷涌入。盡管屢經戰事，以色列經濟卻展現出強大韌性，總能在沖突結束后迅速恢復增長。這得益于其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雖然依賴國外市場，但核心驅動力是國內科技實力，這些并不受戰爭影響。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以色列央行。作為曾擔任其行長的見證者，我可以說該機構已成為獨立、權威的政策支柱。以色列曾經歷惡性通脹，而如今卻實現了價格穩定。這種穩定吸引了外資，也為經濟奠定了基礎。憑借法律授權和政策工具，以色列央行始終專注于維持價格穩定、推動開放經濟，成為國家經濟穩定和增長的錨。
《21世紀》：請談一談貨幣政策、放寬外匯管制和開放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你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橋梁的具體作用是什么？
弗倫克爾：在以色列央行的領導下，我們逐步推動了外匯市場發展，放寬了外匯管制，并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這一系列舉措至關重要。在改革初期，以色列甚至沒有國際信用評級。但隨著我們在抑制通脹和改善財政預算方面持續取得成效，標準普爾和穆迪相繼為我們評級，并隨著每次經濟基本面的改善而不斷上調。這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評級提升吸引更多外國投資，外資涌入又推動經濟增長提速。這意味著，價格穩定并非央行或政府脫離實際的抽象目標，其益處可以立即被民眾感受得到。當人們走進超市，親眼看到商品價格下降，便切身理解了低通脹為自己生活帶來的切實好處。
《21世紀》：從央行的角度來看，哪些以色列經驗對其他新興或中等收入經濟體最為適用？
弗倫克爾：在貨幣政策領域，我想強調一個關鍵原則：央行的獨立性至關重要。必須確保不僅擁有必要的政策工具，更在法律與政治層面被賦予實施必要、有時甚至是艱難決策的能力。
我們為何需要這種獨立性？根源在于多數國家的政治體系天然傾向于關注短期目標。政治家著眼于連任，期望立刻見到成效；然而，經濟運行需要時間，貨幣政策的效果往往存在滯后性。若你缺乏獨立性，就將陷入追求短期政治回報的壓力之中，而無法專注于可持續的長期經濟成果。因此，你的獨立性，正是賦予其中長期視角下制定并執行政策的空間與權威。這是一個核心經驗。任何期望實現經濟穩定的國家，都必須通過強有力的法律，構建起獨立的你。
以以色列為例，有效的公眾溝通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我作為行長，需要頻繁通過電視等媒體向公眾解釋：何為價格穩定、其好處何在，以及我們的政策意圖。通過持續溝通，我們逐步贏得了公眾的理解與支持。而當公眾支持形成后，政府的支持也隨之而來。這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本文鏈接：以色列央行原行長獨家專訪：控通脹如何鑄就“創業國家”傳奇http://www.sq15.cn/show-3-157601-0.html
聲明：本網站為非營利性網站，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