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陸銘：區域增長極需創新消費雙輪驅動
中新網北京10月28日電(記者 查志遠)“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中，區域增長極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中創新和消費是兩大驅動力。”
如何理解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發揮重點區域增長極作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在接受中新網專訪時指出，中心城市作為增長極，需與外圍中小城市形成輻射帶動關系。
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要“發揮重點區域增長極作用”，同時又要“增強區域發展協調性”。在實踐中，資源向增長極集中有時可能會加劇與周邊地區的發展差距。
大城市如何帶動中小城市發展，陸銘表示，這種帶動主要通過以下機制實現：
一是產業鏈關聯。大城市承擔研發、設計和銷售等功能，而外圍城市可承接制造環節，或發展旅游、農產品等特色產業。
二是消費溢出。隨著大城市人口集聚，其消費需求會向外延伸。例如，北京居民的冬季滑雪需求可促進張家口相關旅游業發展；反過來，中小城市居民的高端文化消費，如觀看演唱會或畫展，則需前往大城市完成，由此形成跨城雙向消費流動。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區域方面明確提出，“十五五”時期要注重健全區域間規劃統籌、產業協作、利益共享等“軟協同”機制等舉措。
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多個方面發力。陸銘建議重點可從“人、地、錢”三方面促進一體化雙向流動。
一是在人口流動方面，大城市應加快外來人口市民化進程，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農村與小城市也需完善公共服務配套，吸引適宜人才安居樂業。
二是在土地配置方面，建設用地指標應隨人口流動動態調整，人口流入地區需增加用地供給，存量土地應加快盤活，如轉化閑置工業園、農村集體經營性用地等功能。人口流失地區則可推動閑置建設用地復墾或指標轉讓，以增加地方收入。農村宅基地改革也應提速，宅基地使用權可在更大范圍內進行交易、在更多用途之間進行轉換。
三是在資本與公共服務方面，除市場化資本按回報率自主配置外，政府需加強公共服務資源的動態調配。例如，隨人口流動調整學校和教師編制數量，流入地區增建學校、增加編制，流出地區則相應優化精簡。
此次四中全會再次強調“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陸銘認為，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其根本在于順應人的需求變化，為不同人群的選擇創造外部條件。
陸銘指出，必須根據不同類型人群的需求，以及在人口流入地形成多樣化的供給體系。
為實現上述目標，短期內關鍵的政策舉措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科學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陸銘特別強調，從全國范圍來看，促進人口流動不僅有助于提升全國人力資源配置效率，也能減輕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負擔。人口適度流出可緩解當地資源壓力，使未流出人口的人均資源占有量相應提升，從而改善其福利水平。
“當然，現實中人口流出可能導致地方財政收入下滑，這一問題需通過全國或省級層面的統籌機制予以應對。”陸銘說，可以在整體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加大對人口流出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保障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從而抵消人口流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此次全會將“優化國土空間體系”與“加強海洋開發利用保護”并列提出，在陸銘看來，這標志著國家正從戰略高度推進陸海統籌。
“陸域經濟與海洋經濟本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陸銘說，中國的經濟活動和能源分布存在空間上的不匹配：經濟活動集中在東部，但大量的能源，包括風電、水電等新能源，卻主要分布在西部。
“從能源供給角度看，沿海地區有必要進一步突破能源瓶頸，而海洋經濟則是這些地區進一步發展的新增長點。”
在產業布局上，陸銘認為海洋經濟必須與陸上經濟相互配合，重點發展陸海聯動型產業。如，海洋資源要運往內陸、服務居民，就需要建設相應的物流通道和營銷體系。同時，沿海居民在旅游、研發等方面的溢出需求，也能在海洋領域得到更好的滿足。
“加強這些軟硬件配套，不僅能為沿海省份和城市創造新的經濟發展機遇，也有助于在國家層面開拓出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同時更好地保障國土安全。”
在陸銘看來，沿海城市，特別是一些大城市，應充分重視國家戰略為區域發展帶來的動力，在科研、新能源等關鍵領域積極發力，更好地支撐國家海洋發展戰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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