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替王家衛寫《繁花》？揭秘影視劇本層層轉包“槍手鏈”
記者｜畢媛媛 宋美璐
近日，青年編劇古二(原名程駿年)連續曝光《繁花》劇組私下開會錄音，涉及導演王家衛、編劇秦雯等一眾主創人員。對此，劇組官微發布“聲明”，稱其錄音蓄意剪輯、惡意解讀，要求古二回國應訴。
這場風波的源頭，是古二一個月前向劇組的“維權”，他自稱深度參與《繁花》核心劇情創作，卻只拿到一個前期責任編輯的署名，月薪僅3000元~6000元，還需兼顧王家衛生活雜務，高強度工作加重了其肯尼迪病(嵴髓延髓肌肉萎縮癥)病情。
古二接連向水面擲出的石頭，讓導演、編劇與基層創作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浮出水面，很快從明星八卦升級為行業議題。
輿論中心的秦雯，在截至發稿前未回復《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采訪邀約。然而，圍繞《繁花》風波所引出的行業疑問仍在持續：在光鮮的影視創作鏈條中，劇本究竟如何流轉？從頭部編劇到基層寫手之間，利益與署名如何安排？是否真的存在“層層轉包”的隱性規則？記者通過對話多位出品人、制片人、從業者等影視產業鏈的上下游關鍵人物，揭示編劇群體里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圖景。
酬勞之困
從10萬元/集到3000元/集
層層轉包，酬勞斷崖式下跌
在一部熱播劇的片尾字幕中，編劇署名往往只有三五個名字，顯眼地列于“總編劇”“聯合編劇”之位。
不過，在這短短幾秒的背后，是一條長達數月、跨越多層、報酬斷崖式下跌的隱秘產業鏈。這不是夸張，而是真實發生在中國影視行業的日常。
事實上，近年來編劇署名權頻頻引發爭議，《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多方調查發現，“槍手編劇”普遍存在，而這條利益鏈的本質，是一個高度分化的金字塔結構：塔尖是掌握資源與話語權的頭部編劇與片方，他們決定方向、把控風險、獲取高額回報；中間是承上啟下的“編審團隊”或“徒弟班子”，負責拆解任務、管理流程；底層則是大量自由撰稿人與新人。
據曾在影視行業工作的財財(化名)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某部時裝劇項目最初由導演邀請業內知名編劇操刀，開價高達10萬元一集，并已支付定金啟動創作。然而，這位被片方寄予厚望的“頭部編劇”手頭項目繁多，無暇親力親為，便將任務以3萬元一集的價格外包給一位年輕編劇。但這位年輕編劇也并未動筆，反而在編劇交流群中發布任務，最終選中兩位“寫手”，開價僅為3000元一集。“其中一位寫手(曉曉)當時還挺開心，說‘能接到活就不錯了，先攢點經驗’。”財財回憶道。
從10萬元到3000元，縮水幅度高達97%。薪資差距，令人咋舌。但這種“層層轉包”的現象并非孤例。記者調查發現，當前市場上，“金牌編劇”的單集費用普遍在30萬元至100萬元之間，一部40集的劇，主編劇即可獲得上千萬元收入。而底層編劇，尤其是剛入行的新人，由于接不到獨立項目，只能進入團隊做輔助工作，月薪5000元左右。
財財坦言，這一直是行業心照不宣的秘密。在她認識的基層創作者中，這樣的年輕寫手還有很多，“編劇過剩，他們入行后卻只能靠接代工活生存”。
知名編劇秦知(化名)則認為，高質量劇本很難通過“轉包”的形式完成，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編劇普遍的合作模式，有些成熟的編劇可能會同時帶幾個年輕編劇共同寫作，有的是以“公司團隊”的模式，有的是基于個人口碑和人脈的松散協作，這些都會根據工作量去看是否署名并給予報酬。“真的很有能力的年輕編劇是非常難得的，為了留下人才，自然會給予報酬或署名回報。”
在他看來，所謂“槍手”服務的都是本身質量就很差的劇本，臨時應付一下。“很多人都不能說是編劇，大部分寫得很差。編劇是一個需要大量訓練的工作，不是看看就會了，必須進入到這個體系中，經歷反復地摔打磨練，才能慢慢成熟。”
“這個行業如果躺著就能賺十幾倍的差價，大家都來了，實際上編劇還是個很底層的行業。”秦知說。
署名之爭
口頭約定，缺乏標準
署名與否，“圈子”話語權重
如果說薪酬是生存問題，那么署名權就是尊嚴問題。
古二與《繁花》劇組之爭正是典型。他在公開信中稱自己深度參與《繁花》創作，甚至擔任王家衛的生活助理。但若無書面協議確認其創作角色與署名權益，維權將極為困難。曾在國內頭部影視公司擔任核心管理層的楊安(化名)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或是他前期沒主張權益，或是雙方對‘貢獻度’認定不一。”他進一步解釋，行業內對編劇的定義其實是一個大概念：前期策劃、資料搜集、情節討論、人物小傳撰寫，只要對劇本有貢獻，都可能算“參與編劇工作”。因此，署名也分多種：如“編劇”“編審”“策劃”等。即便后期更換編劇，只要采納了前期成果，理應保留署名。
內地知名編劇、中廣聯合會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副會長余飛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劇本創作初期會有很多人參與，被采訪者、公司或平臺的策劃、投資人、導演、多名前期備選的編劇等，這些人都有可能臨時參與出點子甚至長時間參與討論會，但大多數人實際上對內容影響不大，這些都不能算編劇，也不具備署名權，除非提出了很不錯能延展幾集的點子，有些片方會把參與人名字放在策劃、編輯等地方。“雖然有很多編劇團隊創作的傳言，但行業大多數編劇還是單兵作戰，或者說最核心的創作還是成熟編劇一個人完成，分給團隊的往往是些偏體力的重復勞動。創作行業不是工廠流水線，成熟編劇自己寫個8分的劇本，其實比指導水平還不及格的新手寫個8分的劇本要容易得多。”
“行業里沒有統一的‘署名標準’，全看合同約定。”楊安強調。這意味著，哪怕你參與了核心劇情設計、寫了大部分劇本，只要合同未明確約定署名權，后期也可能被排除在外。他指出：“總編劇簽合同時，會約定‘團隊哪些人能署名’‘署名順序是什么’。如果像‘古二’這樣，前期只是口頭說‘參與創作’，后期就很難界定。”
然而現實是，許多項目在初期并未簽署詳細協議，尤其是涉及非核心成員時。楊安表示：“現在版權意識比20年前強多了，溝通署名權的空間其實很大。”但他也承認，若前期未明確約定，后期協商難度極大。“署名權的背后，是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一旦作品成功，后續衍生開發、海外發行、IP(具有商業價值的創意內容或品牌)授權等都將帶來巨大收益。
“小編劇(無名編劇)不簽合同的情況太多了，初期總要交房租、要吃飯，這種情況下，只要有錢賺就會干。如果后面寫的內容被認可，也會出現后補合同的情況。”余飛說，有才華的編劇一般情況下是可以被看到的，資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能迅速分辨誰是性價比最高的合作者。“當前環境下優秀編劇稀缺，如果真的有才，人品又不差，有一部作品出來，馬上就會有人盯上。因為這個時候你是最便宜，東西又好，只是沒那么有名。”
劇集產量的斷崖式下滑加劇了競爭。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副會長李京盛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年獲得發行許可證的電視劇為429部，而到了2024年，這一數字僅為115部，同比降幅高達73%。十年間，市場容量萎縮了近四分之三。
在這種背景下，許多新人寧愿零薪酬跟組，只為積累經驗、拓展人脈。“而像古二能進入王家衛劇組，已是‘比很多人幸運’了。”楊安說道。
圈層之約
熟人社會，效率優先
高度依賴信任機制
影視圈“慣性合作”模式強化了“熟人社會”的運作邏輯。片方傾向于選擇信任的人，而非最有才華的人。楊安認為：“影視圈是圈子文化，找編劇優先找認識的、有經驗的，是為了提高效率。”
平臺的介入，又進一步固化了“熟人江湖”的格局。互聯網從業者萬妮(化名)透露：“我們會拉取分析過往三年的數據，如果某大牌編劇數據不好，將直接‘降咖’。”如今，演員、導演、編劇都被套上了“數據考核”的枷鎖。一部劇的成功與否，直接影響主創團隊的市場估值。
因此，片方更傾向于選擇“安全牌”，也就是有過爆款經歷的編劇。余飛表示，現在平臺政策變化很快，大編劇寫的東西更容易“過會”(被審核通過)，“小編劇哪怕再便宜，寫得再好，對片方來說，不了解這個人可能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楊安解釋，市場認的是策劃能力，不是寫作能力。頭部編劇的價值，在于能找到人設和故事脈絡的核心點。“就像修機器，他畫個圈，別人按圈修，畫圈的人自然更值錢。片方花一千萬元請他，是因為他能把控項目方向，降低投資風險，這不是底層編劇能替代的。”
當行業規則高度依賴信任機制時，“誰能接觸到導演”比“誰能寫出好劇本”更重要。
而像“古二”能成為王家衛的生活助理，表面看是打雜，實則是信任的體現。“你以為給大導演打雜是隨便誰都能做的？不是的。”楊安解釋，“王家衛找身邊人處理雜事，前提是信任。”這種“貼身服務”既是門檻，也是機會，它意味著有機會接觸核心創作。
但問題是，這種“不成文的規矩”凌駕于正式協議之上。許多人誤以為“只要努力就會被看見”，卻忽略了必須在前期明確權益。楊安提醒：“不能只做雜務，忘了自己的核心訴求，該談的權益一定要提前談。”
破局之時
影視工業化、AI沖擊
重塑編劇生態時刻到了？
近兩年，中國編劇維權事件頻現，其中不乏頭部編劇、爆款電視劇。《隱秘的角落》編劇曾因署名問題將出品方告上法庭，最終勝訴，但這個過程卻花費了四年的時間。今年年初，電視劇《濾鏡》曾因署名問題陷入爭議，對此，出品方的回應是：“未達到署名要求。”
余飛表示：“網絡上關于編劇是否署名、被壓價、騙稿等事情我都經歷過，特別痛苦，我非常感同身受。”
國內編劇則處于“個體戶”狀態，缺乏集體談判能力，維權成本高。“這行誰也不敢把后路堵死。”財財感慨。
盡管現狀殘酷，但變革的種子已在萌芽，最大的希望來自“影視工業化”的推進。
楊安指出：“以前大家覺得工業化就是建攝影棚、用新設備，但工業化的核心是‘流程規范化’。”如今，越來越多頭部公司成立“創意開發中心”，將策劃、資料整理、劇本寫作拆分為標準化流程，每個環節都有明確責任人與交付標準。
這不僅能提升效率，更能減少署名與薪酬爭議。例如，資料整理者可署“編審”，大綱撰寫者可署“故事策劃”，即使未出現在“編劇”欄，也能獲得合理認可與報酬。這種模式正在取代過去“靠關系、憑口頭”的混亂狀態。
與此同時，AI(人工智能)技術正悄然改變編劇的工作方式。楊安透露，在某個歷史題材項目中，團隊已使用AI進行史料梳理與人物關系圖譜生成。他認為，這將使底層編劇從重復性的“體力活”中解放出來，轉向更高階的創意構思。但挑戰也隨之而來：只會“套模板”“拼橋段”的編劇將面臨淘汰。未來的編劇不僅要會寫，還要懂技術、懂市場。
更積極的變化來自市場本身。觀眾不再盲目追捧“頭部編劇”或“頂流明星”，一些小成本、高質量的劇集憑借扎實劇本脫穎而出，迫使片方開始重視內容本身，而非僅依賴咖位背書。余飛表示，平臺近幾年進步神速，對真正好的內容還是能認出來的。“如果劇本寫得真好，即使沒人知道這個編劇，過會的可能性也很大。”
此外，專業編劇公司的興起也為底層創作者帶來曙光。例如，專門做懸疑、公檢法題材的公司，會培養專業編劇，抱團爭取權益，改善生存狀態。這些組織雖未形成全國性工會，但已展現出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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