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馬清水河》是一部“紙上還鄉(xiāng)”的誠意之作。豐厚的知識儲備與搖曳多姿的行文特點，讓這本散文集兼具學術(shù)色彩和文學價值。
透過作者楊占武的書寫，既能夠看到厚重的尋根意識與人文情懷，也可以理解記憶的短暫與永恒。
水聲會陪伴你一生
讀書周刊：清水河在哪里？
楊占武：這確實是一個需要交代的問題。在網(wǎng)上輸入“清水河”一詞，首先顯示的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支流”，同時提示有20多個同名詞條。把這20多個詞條展開看了一下，發(fā)現(xiàn)還都是真實的河流。“清水河”也名列其中，并注明是“黃河寧夏段最大支流”，這是準確的。
更權(quán)威的介紹來自《中國河湖大典》：清水河，黃河右岸支流，發(fā)源于六盤山東麓，由南向北流經(jīng)原州、西吉、海原、同心、中衛(wèi)、中寧等地，在泉眼山注入黃河。
地處黃土高原，清水河有一些不同尋常的重要特點，如“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苦水分布廣，含鹽度高”以及流域“植被覆蓋率低”等。
讀書周刊：這樣的介紹看上去嚴謹、客觀，甚至有些“冷冰冰”。恐怕只有生活在清水河流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著什么。
楊占武：就個人感受而言，清水河的水是苦澀的，既不能飲用，又難以灌溉。更準確地說，清水河的支流——折死溝，這條泥湯橫溢的間歇河的水聲伴隨著我的成長。它不僅水質(zhì)苦澀，而且含沙量巨大。雖以河流為名，卻與“潺潺流水”“浪花漣漪”或“鳥語花香”“低吟淺唱”等形容詞無關(guān)。在降雨量相對集中的7月至9月，奔涌的泥漿排山倒海、呼嘯而來，兩岸冒起陣陣黃色塵煙。
美國當代自然文學作家茲溫格說過一句話：“當一條河伴隨著你成長時，或許它的水聲會陪伴你一生。”她曾與友人一起泛舟，沿著美國西部最大的一條河——綠河漂流而下，穿越西部峽谷，橫跨懷俄明、科羅拉多及猶他三個州，隨后將親身經(jīng)歷寫成一本書——《奔騰的河流》。我自小生活的清水河流域，雖然與綠河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但給人帶來的感觸尤其是就深刻程度而言是一樣的。
我寫清水河，起因是這個流域里曾經(jīng)的貧困，以及我自己對貧困干旱、生態(tài)惡劣等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寂寂無聞的清水河，若換個詞語，則可能如雷貫耳——那就是行政地理意義上常說的“西海固”。它與甘肅河西、定西并稱為“三西”。1982年，國家啟動“三西”扶貧開發(fā)計劃，開有計劃、有組織、有規(guī)模“開發(fā)式扶貧”的先河；進入21世紀，它成為扶貧攻堅的主戰(zhàn)場，并于2020年正式告別絕對貧困。
“塞北江南”舊有名
讀書周刊：水帶來災害，也提供資源。清水河流經(jīng)的寧夏，其北部平原地帶被譽為“塞北江南”，您在書中對此頗多著墨。
楊占武：“江南”本是一個地域概念，后逐漸演變?yōu)橐环N超乎地域的文化認同。在文化的意象里，“江南”特指物產(chǎn)豐裕、人文薈萃之地，道不盡的風物柔美、姹紫嫣紅，說不完的富貴風流、珠光寶氣。這樣的詩性和浪漫，人人向往，以至于從西部到東部、從邊陲到京畿，歷史上出現(xiàn)了多達幾十處的“江南”。
這里面，傳播最廣、影響最大、聲名最著的無疑是“塞北江南”。地以詩而顯，詩因地而聞。說到“塞北江南”，韋蟾是被提及最多的詩人。他在《送盧潘尚書之靈武》中寫道：“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水木萬家朱戶暗，弓刀千隊鐵衣鳴。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兵。卻使六番諸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
讀書周刊：“天府之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戰(zhàn)國時期修建的都江堰。“塞北江南”背后，又閃現(xiàn)著哪些人和事？
楊占武：“塞北江南”的出現(xiàn)，一個基本因素是水利建設(shè)。兩漢時期，寧夏平原的灌溉農(nóng)業(yè)就取得了發(fā)展。到北魏時期，這里的灌溉農(nóng)業(yè)進一步繁榮起來，“官課充足，民亦豐贍”。
經(jīng)過上千年的澆灌、耕耘，寧夏古灌區(qū)作為“古代水利工程可持續(xù)利用的典范”，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chǎn)”。這里面，我們應該記住一個人——刁雍。據(jù)《魏書》記載，刁雍赴任寧夏平原，看到有舊的渠堰遺跡，但年代久遠，可能是“上古所制”，早已無水，農(nóng)夫散居各處，只有一些零星的耕作，稼穡艱難。于是，他著手開鑿新渠，清淤疏滯連通舊渠，筑壩引水，渠道長度達120里。
寧夏平原灌區(qū)的灌溉制度由刁雍第一次記錄，即“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實”。這是一種輪灌的用水辦法，既能夠保證農(nóng)作物對水分的要求，又有助于提高用水效率，最大限度地擴大灌溉面積。
黃河寧蒙段大規(guī)模的長途水運，也是在刁雍手上開啟的。黃河出青銅峽進入銀川平原和內(nèi)蒙古河套平原，地勢豁然開朗，河道平緩，流量穩(wěn)定，適于開展航運。刁雍針對陸地運輸和河運算了一筆賬：如用牛車運輸，每車載重二十石，因道多深沙，輕車往來尚且艱難，載重的牛車常常滯陷，且糧食在河西，要渡運到河東才可以裝車，往返一次需一百多天，每年最多運輸兩次；如河運，造船兩百艘，兩艘合為一舫，一舫可載兩千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魏太武帝稱贊，這是一“大省民力”的做法。
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
讀書周刊：書中有好幾處提到了“預旺”，這個地方為何值得了解？
楊占武：預旺處于寧夏南部的古驛道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于1936年到過這里。胡愈之在《西行漫記》中文重譯本序中曾勾勒這段歷史：“首先他（斯諾）到了蘇區(qū)當時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同志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guān)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后，經(jīng)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jīng)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
斯諾記述，進入預旺后，給他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與陜西、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歷史性的內(nèi)蒙古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后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驚人，姿態(tài)優(yōu)美。”
在預旺，斯諾待了20多天。有人做過統(tǒng)計，《西行漫記》的文字有近1/3是在這里采寫的。“真正的紅軍”以及預旺當時一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地名，如“包頭水”“吊堡子”，隨著這部著作的出版?zhèn)飨蛄巳澜纭?span style="display:none">Rw1速刷資訊——每天刷點最新資訊，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SUSHUAPOS.COM
斯諾在預旺城東門外，還受到彭德懷、李富春、聶榮臻、左權(quán)、鄧小平、陳賡等紅軍高級將領(lǐng)的熱烈歡迎。特別是那幅題為“抗戰(zhàn)之聲”的照片，被選為《西行漫記》的封面，成為“紅星照耀中國”的標志性象征：“在預旺堡的高高結(jié)實的城墻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xiàn)……”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流域，還有一座山——六盤山，與紅軍有很深的淵源。
楊占武：關(guān)于紅軍長征時翻越六盤山的史料，黨史部門、歷史研究學者有過細致研究。這里，我想重點講一個故事。
1935年10月7日拂曉，紅軍準備從青石嘴東北向汝河河谷進發(fā)，進入陜北。登上六盤山峰頂時，突然發(fā)現(xiàn)從南而來、約有兩個連的敵軍。紅軍趁著對方尚未警醒之際，迅速將其包圍，一舉俘虜騎兵100多人，繳獲10多輛車、100多匹戰(zhàn)馬。基于這次繳獲的戰(zhàn)馬，紅軍組建了一支騎兵偵察連。
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它有一個象征意義：在改天換地的時代，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獲得六盤山地的戰(zhàn)馬，往往預示著一個良好的開端。
總是邂逅馬的故事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畔，總是邂逅馬的故事”，除了紅軍與馬的故事，這片土地上還有過哪些“牧馬”故事？
楊占武：在清水河流域，歷史上最好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平耕陡牧，以牧為主，間事農(nóng)作。游牧與農(nóng)耕，都是順應自然的方式。我在書里列舉了大量的事例，在此僅舉三個：
一是司馬遷的記載。他在《史記》中講過一個富豪的故事：倮經(jīng)營畜牧業(yè)，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獻給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包括牲畜，數(shù)量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
二是清水河流域的中心區(qū)域——原州，不僅是官辦馬場的核心區(qū)域，還是隴右馬政的管理中心，是唐代的“牧馬城”（養(yǎng)馬基地）。約50年間，原州一地的牧馬數(shù)量由3000余匹一舉增長到70多萬匹。貞觀二十年，唐太宗去靈州會見鐵勒諸部時越過六盤山，特意視察了隴右監(jiān)牧的牧馬。安史之亂時，北上的太子李亨由于得到清水河流域官辦馬場的數(shù)萬匹軍馬，“軍勢稍振”。可以說，這里的戰(zhàn)馬曾經(jīng)是庇護唐王朝的“一片祥云”。
三是明代馬政的衰落。大致來看，有管理混亂、牧軍逃匿等因素，也有當時北方氣候由暖轉(zhuǎn)冷、植被變遷、土地沙化等自然環(huán)境趨于惡化的原因。到了清代，清水河流域的川谷川道、山間盆地乃至淺山緩坡的草場、林地不斷被墾殖，黃土丘陵區(qū)開荒一直開到山頂上，森林資源被砍伐殆盡。
這種生態(tài)教訓，不得不引發(fā)對人類生活方式、生產(chǎn)方式的思考。生態(tài)建設(shè)要從一棵樹、一根苗、一株草做起，綿綿用力，久久為功。近年來，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實踐中，清水河流域發(fā)生歷史性巨變。如今，寧夏南部地區(qū)生態(tài)建設(shè)日見成效，林草覆蓋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有大幅度提升。水闊山遠的清水河，未來可期！
讀書周刊：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在農(nóng)耕和游牧分界線兩側(cè)，還能打撈出其他歷史“碎片”嗎？
楊占武：書中收錄的《青岡峽里韋州路》，初刊于2022年第10期的《讀書》雜志。韋州是今天寧夏同心縣的一個鎮(zhèn)，政治、經(jīng)濟、交通地位并不突出，卻以“州”為名。歷史上，它曾是兵家必爭之要道。北部為毛烏素沙地的一部分，即著名的“河東沙區(qū)”；過此地，就到達靈州，即今天的寧夏平原。《新唐書》說古老的絲綢之路“蕭關(guān)通靈威路”，“威”即指韋州，軍事意義、商貿(mào)價值都很突出。用“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韋州長期是北方民族的重要安置地，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特點。游牧的匈奴人、吐谷渾人、吐蕃人以及黨項人，都視其為必爭的膏腴之地。韋州也是距離沙漠最近處的一道“甜點”，是中原王朝在塞北最先伸出的觸角之一。唐皇室“和親”的第一位女子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國王諾曷缽后，因為吐谷渾在與吐蕃人的戰(zhàn)爭中失敗，唐朝遂順勢決定辟地安樂州（韋州），安置其部眾，并以諾曷缽為刺史。
此后，“一半胡風似漢家”，大唐的恢宏文明、包容氣質(zhì)逐漸在韋州扎根，確保了文脈賡續(xù)、弦歌錚鳴。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語境下，這有著別樣的重要意義。
共鳴是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有評論說，《牧馬清水河》具有“歷史的厚度、哲學的深度和經(jīng)濟學的尺度”。您怎么看？
楊占武：能不能達到這樣的水準不敢保證，但至少我愿意這樣去寫作。書寫故鄉(xiāng)的關(guān)鍵在于“懂”和“悟”，成為故鄉(xiāng)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說變成一個“文明內(nèi)部的發(fā)言人”。紛至沓來的學術(shù)研究，僅僅將人群、村落視為“田野”，很難說不是在以學術(shù)的方式反復“賞玩貧窮”。我的書寫是對故鄉(xiāng)的一份記錄，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義的祈盼和憐憫。
《一口水窖的容量》《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撈浪茅》等文章，表面上看是記述生活的。《一口水窖的容量》寫“冬儲層冰，夏收暴漲”，用以解決人畜飲水的水窖；《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寫畜草資源的匱乏以及尋找畜草的艱難；《撈浪茅》寫收集洪水中漂浮的茅草、畜糞以解決燃料。大家當然會從中讀出生活的困頓，但貫穿創(chuàng)作始終的主要是歷史的追問以及經(jīng)濟學意義上的評判。
在《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的結(jié)尾，我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每每在大地上行走，甚至是在蘇格蘭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亞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我都會留心辨認有沒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特別是，如果看見冰草、枝兒條、香茅、狗尾巴草、苦籽蔓這些最適宜的畜草，自己會迅速地產(chǎn)生執(zhí)念甚至沖動：這樣繁盛的草，裝滿一背篼豈不是太容易的嗎？”
我曾與讀者作過交流，一些與我有相似經(jīng)歷的人覺得這也是他們的“潛意識”。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一種共鳴。我希望自己書寫的這些記憶，無論其形態(tài)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共鳴，是讀者對我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紙上還鄉(xiāng)”是不是也應盡量避免成為一種私人的感受或體驗？
楊占武：“紙上還鄉(xiāng)”不能變成“鄉(xiāng)愁的烏托邦”。英國近代地理學家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就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起主動作用的是人類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收錄進《牧馬清水河》的作品大多以風土為寫作背景，也體現(xiàn)了這一邏輯。
文化，在風土上孕育。我推薦大家看看《村子：1963—1979》。這篇文章寫了我在“村子”的生活，其中能看到粗糲的風土、人們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風土所塑造的人文精神。黃土地生存的秘密或者說節(jié)奏，是一種叫作“堅忍”或者“忍耐”的東西。
文學創(chuàng)作是由作家的私人事件醞釀而誕生的，但寫作的過程實際上是在對生命作執(zhí)著的意義追究，是選擇一種生存方式和態(tài)度，選擇一種精神方向。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體驗，那寫作的意義難免會大打折扣。寫作只有與現(xiàn)實相遇、與世界邂逅，才顯得彌足珍貴。如果不能觀照現(xiàn)實、不能關(guān)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義就很可疑。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說過，只要是動人心魄又充滿魔力的記憶，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對事實“挑肥揀瘦”。它所醞釀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歷歷在目；既可能包含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是孤立無援的一角；既可能有所特指，也可能象征其他。我希望自己書寫的記憶，無論其形態(tài)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都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只有共鳴，才能回應“挑肥揀瘦”的質(zhì)疑。
《牧馬清水河》是一部“紙上還鄉(xiāng)”的誠意之作。豐厚的知識儲備與搖曳多姿的行文特點，讓這本散文集兼具學術(shù)色彩和文學價值。
透過作者楊占武的書寫，既能夠看到厚重的尋根意識與人文情懷，也可以理解記憶的短暫與永恒。
水聲會陪伴你一生
讀書周刊：清水河在哪里？
楊占武：這確實是一個需要交代的問題。在網(wǎng)上輸入“清水河”一詞，首先顯示的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支流”，同時提示有20多個同名詞條。把這20多個詞條展開看了一下，發(fā)現(xiàn)還都是真實的河流。“清水河”也名列其中，并注明是“黃河寧夏段最大支流”，這是準確的。
更權(quán)威的介紹來自《中國河湖大典》：清水河，黃河右岸支流，發(fā)源于六盤山東麓，由南向北流經(jīng)原州、西吉、海原、同心、中衛(wèi)、中寧等地，在泉眼山注入黃河。
地處黃土高原，清水河有一些不同尋常的重要特點，如“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苦水分布廣，含鹽度高”以及流域“植被覆蓋率低”等。
讀書周刊：這樣的介紹看上去嚴謹、客觀，甚至有些“冷冰冰”。恐怕只有生活在清水河流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著什么。
楊占武：就個人感受而言，清水河的水是苦澀的，既不能飲用，又難以灌溉。更準確地說，清水河的支流——折死溝，這條泥湯橫溢的間歇河的水聲伴隨著我的成長。它不僅水質(zhì)苦澀，而且含沙量巨大。雖以河流為名，卻與“潺潺流水”“浪花漣漪”或“鳥語花香”“低吟淺唱”等形容詞無關(guān)。在降雨量相對集中的7月至9月，奔涌的泥漿排山倒海、呼嘯而來，兩岸冒起陣陣黃色塵煙。
美國當代自然文學作家茲溫格說過一句話：“當一條河伴隨著你成長時，或許它的水聲會陪伴你一生。”她曾與友人一起泛舟，沿著美國西部最大的一條河——綠河漂流而下，穿越西部峽谷，橫跨懷俄明、科羅拉多及猶他三個州，隨后將親身經(jīng)歷寫成一本書——《奔騰的河流》。我自小生活的清水河流域，雖然與綠河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但給人帶來的感觸尤其是就深刻程度而言是一樣的。
我寫清水河，起因是這個流域里曾經(jīng)的貧困，以及我自己對貧困干旱、生態(tài)惡劣等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寂寂無聞的清水河，若換個詞語，則可能如雷貫耳——那就是行政地理意義上常說的“西海固”。它與甘肅河西、定西并稱為“三西”。1982年，國家啟動“三西”扶貧開發(fā)計劃，開有計劃、有組織、有規(guī)模“開發(fā)式扶貧”的先河；進入21世紀，它成為扶貧攻堅的主戰(zhàn)場，并于2020年正式告別絕對貧困。
“塞北江南”舊有名
讀書周刊：水帶來災害，也提供資源。清水河流經(jīng)的寧夏，其北部平原地帶被譽為“塞北江南”，您在書中對此頗多著墨。
楊占武：“江南”本是一個地域概念，后逐漸演變?yōu)橐环N超乎地域的文化認同。在文化的意象里，“江南”特指物產(chǎn)豐裕、人文薈萃之地，道不盡的風物柔美、姹紫嫣紅，說不完的富貴風流、珠光寶氣。這樣的詩性和浪漫，人人向往，以至于從西部到東部、從邊陲到京畿，歷史上出現(xiàn)了多達幾十處的“江南”。
這里面，傳播最廣、影響最大、聲名最著的無疑是“塞北江南”。地以詩而顯，詩因地而聞。說到“塞北江南”，韋蟾是被提及最多的詩人。他在《送盧潘尚書之靈武》中寫道：“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水木萬家朱戶暗，弓刀千隊鐵衣鳴。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兵。卻使六番諸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
讀書周刊：“天府之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戰(zhàn)國時期修建的都江堰。“塞北江南”背后，又閃現(xiàn)著哪些人和事？
楊占武：“塞北江南”的出現(xiàn)，一個基本因素是水利建設(shè)。兩漢時期，寧夏平原的灌溉農(nóng)業(yè)就取得了發(fā)展。到北魏時期，這里的灌溉農(nóng)業(yè)進一步繁榮起來，“官課充足，民亦豐贍”。
經(jīng)過上千年的澆灌、耕耘，寧夏古灌區(qū)作為“古代水利工程可持續(xù)利用的典范”，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chǎn)”。這里面，我們應該記住一個人——刁雍。據(jù)《魏書》記載，刁雍赴任寧夏平原，看到有舊的渠堰遺跡，但年代久遠，可能是“上古所制”，早已無水，農(nóng)夫散居各處，只有一些零星的耕作，稼穡艱難。于是，他著手開鑿新渠，清淤疏滯連通舊渠，筑壩引水，渠道長度達120里。
寧夏平原灌區(qū)的灌溉制度由刁雍第一次記錄，即“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實”。這是一種輪灌的用水辦法，既能夠保證農(nóng)作物對水分的要求，又有助于提高用水效率，最大限度地擴大灌溉面積。
黃河寧蒙段大規(guī)模的長途水運，也是在刁雍手上開啟的。黃河出青銅峽進入銀川平原和內(nèi)蒙古河套平原，地勢豁然開朗，河道平緩，流量穩(wěn)定，適于開展航運。刁雍針對陸地運輸和河運算了一筆賬：如用牛車運輸，每車載重二十石，因道多深沙，輕車往來尚且艱難，載重的牛車常常滯陷，且糧食在河西，要渡運到河東才可以裝車，往返一次需一百多天，每年最多運輸兩次；如河運，造船兩百艘，兩艘合為一舫，一舫可載兩千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魏太武帝稱贊，這是一“大省民力”的做法。
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
讀書周刊：書中有好幾處提到了“預旺”，這個地方為何值得了解？
楊占武：預旺處于寧夏南部的古驛道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于1936年到過這里。胡愈之在《西行漫記》中文重譯本序中曾勾勒這段歷史：“首先他（斯諾）到了蘇區(qū)當時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同志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guān)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后，經(jīng)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jīng)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
斯諾記述，進入預旺后，給他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與陜西、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歷史性的內(nèi)蒙古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后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驚人，姿態(tài)優(yōu)美。”
在預旺，斯諾待了20多天。有人做過統(tǒng)計，《西行漫記》的文字有近1/3是在這里采寫的。“真正的紅軍”以及預旺當時一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地名，如“包頭水”“吊堡子”，隨著這部著作的出版?zhèn)飨蛄巳澜纭?span style="display:none">Rw1速刷資訊——每天刷點最新資訊，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SUSHUAPOS.COM
斯諾在預旺城東門外，還受到彭德懷、李富春、聶榮臻、左權(quán)、鄧小平、陳賡等紅軍高級將領(lǐng)的熱烈歡迎。特別是那幅題為“抗戰(zhàn)之聲”的照片，被選為《西行漫記》的封面，成為“紅星照耀中國”的標志性象征：“在預旺堡的高高結(jié)實的城墻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xiàn)……”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流域，還有一座山——六盤山，與紅軍有很深的淵源。
楊占武：關(guān)于紅軍長征時翻越六盤山的史料，黨史部門、歷史研究學者有過細致研究。這里，我想重點講一個故事。
1935年10月7日拂曉，紅軍準備從青石嘴東北向汝河河谷進發(fā)，進入陜北。登上六盤山峰頂時，突然發(fā)現(xiàn)從南而來、約有兩個連的敵軍。紅軍趁著對方尚未警醒之際，迅速將其包圍，一舉俘虜騎兵100多人，繳獲10多輛車、100多匹戰(zhàn)馬。基于這次繳獲的戰(zhàn)馬，紅軍組建了一支騎兵偵察連。
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它有一個象征意義：在改天換地的時代，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獲得六盤山地的戰(zhàn)馬，往往預示著一個良好的開端。
總是邂逅馬的故事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畔，總是邂逅馬的故事”，除了紅軍與馬的故事，這片土地上還有過哪些“牧馬”故事？
楊占武：在清水河流域，歷史上最好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平耕陡牧，以牧為主，間事農(nóng)作。游牧與農(nóng)耕，都是順應自然的方式。我在書里列舉了大量的事例，在此僅舉三個：
一是司馬遷的記載。他在《史記》中講過一個富豪的故事：倮經(jīng)營畜牧業(yè)，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獻給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包括牲畜，數(shù)量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
二是清水河流域的中心區(qū)域——原州，不僅是官辦馬場的核心區(qū)域，還是隴右馬政的管理中心，是唐代的“牧馬城”（養(yǎng)馬基地）。約50年間，原州一地的牧馬數(shù)量由3000余匹一舉增長到70多萬匹。貞觀二十年，唐太宗去靈州會見鐵勒諸部時越過六盤山，特意視察了隴右監(jiān)牧的牧馬。安史之亂時，北上的太子李亨由于得到清水河流域官辦馬場的數(shù)萬匹軍馬，“軍勢稍振”。可以說，這里的戰(zhàn)馬曾經(jīng)是庇護唐王朝的“一片祥云”。
三是明代馬政的衰落。大致來看，有管理混亂、牧軍逃匿等因素，也有當時北方氣候由暖轉(zhuǎn)冷、植被變遷、土地沙化等自然環(huán)境趨于惡化的原因。到了清代，清水河流域的川谷川道、山間盆地乃至淺山緩坡的草場、林地不斷被墾殖，黃土丘陵區(qū)開荒一直開到山頂上，森林資源被砍伐殆盡。
這種生態(tài)教訓，不得不引發(fā)對人類生活方式、生產(chǎn)方式的思考。生態(tài)建設(shè)要從一棵樹、一根苗、一株草做起，綿綿用力，久久為功。近年來，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實踐中，清水河流域發(fā)生歷史性巨變。如今，寧夏南部地區(qū)生態(tài)建設(shè)日見成效，林草覆蓋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有大幅度提升。水闊山遠的清水河，未來可期！
讀書周刊：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在農(nóng)耕和游牧分界線兩側(cè)，還能打撈出其他歷史“碎片”嗎？
楊占武：書中收錄的《青岡峽里韋州路》，初刊于2022年第10期的《讀書》雜志。韋州是今天寧夏同心縣的一個鎮(zhèn)，政治、經(jīng)濟、交通地位并不突出，卻以“州”為名。歷史上，它曾是兵家必爭之要道。北部為毛烏素沙地的一部分，即著名的“河東沙區(qū)”；過此地，就到達靈州，即今天的寧夏平原。《新唐書》說古老的絲綢之路“蕭關(guān)通靈威路”，“威”即指韋州，軍事意義、商貿(mào)價值都很突出。用“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韋州長期是北方民族的重要安置地，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特點。游牧的匈奴人、吐谷渾人、吐蕃人以及黨項人，都視其為必爭的膏腴之地。韋州也是距離沙漠最近處的一道“甜點”，是中原王朝在塞北最先伸出的觸角之一。唐皇室“和親”的第一位女子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國王諾曷缽后，因為吐谷渾在與吐蕃人的戰(zhàn)爭中失敗，唐朝遂順勢決定辟地安樂州（韋州），安置其部眾，并以諾曷缽為刺史。
此后，“一半胡風似漢家”，大唐的恢宏文明、包容氣質(zhì)逐漸在韋州扎根，確保了文脈賡續(xù)、弦歌錚鳴。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語境下，這有著別樣的重要意義。
共鳴是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有評論說，《牧馬清水河》具有“歷史的厚度、哲學的深度和經(jīng)濟學的尺度”。您怎么看？
楊占武：能不能達到這樣的水準不敢保證，但至少我愿意這樣去寫作。書寫故鄉(xiāng)的關(guān)鍵在于“懂”和“悟”，成為故鄉(xiāng)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說變成一個“文明內(nèi)部的發(fā)言人”。紛至沓來的學術(shù)研究，僅僅將人群、村落視為“田野”，很難說不是在以學術(shù)的方式反復“賞玩貧窮”。我的書寫是對故鄉(xiāng)的一份記錄，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義的祈盼和憐憫。
《一口水窖的容量》《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撈浪茅》等文章，表面上看是記述生活的。《一口水窖的容量》寫“冬儲層冰，夏收暴漲”，用以解決人畜飲水的水窖；《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寫畜草資源的匱乏以及尋找畜草的艱難；《撈浪茅》寫收集洪水中漂浮的茅草、畜糞以解決燃料。大家當然會從中讀出生活的困頓，但貫穿創(chuàng)作始終的主要是歷史的追問以及經(jīng)濟學意義上的評判。
在《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的結(jié)尾，我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每每在大地上行走，甚至是在蘇格蘭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亞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我都會留心辨認有沒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特別是，如果看見冰草、枝兒條、香茅、狗尾巴草、苦籽蔓這些最適宜的畜草，自己會迅速地產(chǎn)生執(zhí)念甚至沖動：這樣繁盛的草，裝滿一背篼豈不是太容易的嗎？”
我曾與讀者作過交流，一些與我有相似經(jīng)歷的人覺得這也是他們的“潛意識”。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一種共鳴。我希望自己書寫的這些記憶，無論其形態(tài)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共鳴，是讀者對我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紙上還鄉(xiāng)”是不是也應盡量避免成為一種私人的感受或體驗？
楊占武：“紙上還鄉(xiāng)”不能變成“鄉(xiāng)愁的烏托邦”。英國近代地理學家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就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起主動作用的是人類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收錄進《牧馬清水河》的作品大多以風土為寫作背景，也體現(xiàn)了這一邏輯。
文化，在風土上孕育。我推薦大家看看《村子：1963—1979》。這篇文章寫了我在“村子”的生活，其中能看到粗糲的風土、人們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風土所塑造的人文精神。黃土地生存的秘密或者說節(jié)奏，是一種叫作“堅忍”或者“忍耐”的東西。
文學創(chuàng)作是由作家的私人事件醞釀而誕生的，但寫作的過程實際上是在對生命作執(zhí)著的意義追究，是選擇一種生存方式和態(tài)度，選擇一種精神方向。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體驗，那寫作的意義難免會大打折扣。寫作只有與現(xiàn)實相遇、與世界邂逅，才顯得彌足珍貴。如果不能觀照現(xiàn)實、不能關(guān)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義就很可疑。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說過，只要是動人心魄又充滿魔力的記憶，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對事實“挑肥揀瘦”。它所醞釀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歷歷在目；既可能包含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是孤立無援的一角；既可能有所特指，也可能象征其他。我希望自己書寫的記憶，無論其形態(tài)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都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只有共鳴，才能回應“挑肥揀瘦”的質(zh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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