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6日,伊麗莎白·畢肖普受邀參加晚宴,便回家換上合適的衣服。她的伴侶愛麗絲·梅斯費塞爾去接她時,發現她躺在地板上,已經沒有了呼吸。這位一生酷愛旅行的詩人,在悄無聲息中結束了自己生命的旅程;而她一生不時經受著孤獨的折磨,遺憾的是,她最終還是在孤獨中離開了人世。
作為一名著名的女詩人,畢肖普獲得過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等重要獎項,在這些耀眼的榮譽背后,我們可能不知道她度過了怎樣的一生,其中有曲折有跌宕,有精彩有輝煌,這些都值得用一部傳記娓娓道來。《未知的愛:伊麗莎白·畢肖普傳》毫無疑問是這樣一部優秀的傳記,它體現了人物寫作的精髓,在全面而細致地呈現傳主非凡一生的同時,還抓取到了最核心的部分:畢肖普的人生與詩歌是如何密切地糾纏和互動的?在她漂泊的一生中,到底隱藏著怎樣的心靈?
不幸的童年
在本書開篇作者便提到,畢肖普“早熟的少作無比清晰地表明,從十幾歲開始,她就已經清晰地勾勒出一個將旅行、友誼、獨立、觀察和寫詩置于首位的人生規劃”。
是的,詩歌、旅行、友誼,在她擁有獨立自主的意志之后,這些活動幾乎占據了她全部的人生;她自我的價值以及她對這個世界的價值,也都體現在這些活動之中。而在這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回歸詩人的童年和家庭,這對觀察和理解畢肖普后來的人生歷程尤為重要。
去年讀了幾位女詩人(藝術家)的傳記,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維斯瓦娃·辛波斯卡、莉奧諾拉·卡林頓。且不說阿特伍德擁有幸福的家庭、包容的父母,或者卡林頓生于一個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巨富之家,即使是與13歲喪父的辛波斯卡相比,畢肖普的童年都可以用“不幸”來形容。
她出生于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八個月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在精神上備受打擊,一直沒有從喪夫之痛中恢復過來,在畢肖普5歲的時候,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從此再也沒有出來。更讓人唏噓的是,直到1934年母親去世,兩人始終都沒再見過一面。
不幸,但或許還稱不上悲慘。畢肖普的祖父母經濟寬裕,在物質上可以提供支持。而對于一個兒童來說,最需要的還是情感撫慰,她的外祖父母和姨媽們彌補了父母缺失的愛。外祖父母住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大村,這里有美麗的風光、淳樸的人情,畢肖普在這座寧靜怡人的鄉村度過了幾年的童年時光(以后還將經常回到這里),快樂而溫馨,治愈了無所怙恃的悲苦。
事實上,最令她感到心安的四個人中,有三個已經提前出場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姨媽格蕾絲(最后一個是她的心理醫生露絲·福斯特)。這兒也是她的詩歌啟蒙之地,對她成為一位詩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據詩人自己回憶,“她8歲時聽到外祖母廚房里嗡嗡作響的聲音,點燃了她第一次詩歌的火花。”
1917年再次回到祖父母家中,那些孤獨、無助的情緒卷土重來,身體免疫力也急劇下降,小畢肖普患上了嚴重的濕疹、哮喘和罕見的西德納姆舞蹈病。雖然僅有半年多的時間,她再也無法忍受這里的生活了,只好被送到了莫德姨媽家。
旅行與人生
作家大都是喜歡旅行的,他們將整個世界視為一本有待逐頁瀏覽的巨書,每行走一個地方,相當于翻閱了其中一頁。旅行的過程也是創作的過程,他們將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感直接或間接地加工為文字,讓自己的作品更加豐富有力。畢肖普的一生都與旅行密不可分,從廣義上來講,甚至可以稱她為一位終生的旅行者。家庭無法給她穩固的生活,她只能頻繁地“寄人籬下”,這段漂泊無定的經歷或許決定了她此后“自我流放”的人生。在本書序曲中,作者引用了批評家們的觀點,這似乎可以準確地解釋畢肖普為何如此熱愛旅行:“畢肖普一生致力于旅行,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尋找‘家園’。然而,旅行并不僅僅是為了尋求安全感或棲身之所,也是對奇遇、冒險和發現的探索,對友誼和永恒之愛的探索,對藝術素材的探索,也許最重要的是對自由的追尋——這種追索也根源于她充滿喪失、孤獨和束縛的童年。”
而在能夠掌控自己的人生時(又有繼承下來的一筆遺產),畢肖普決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去領略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這份“出走的決心”,是她在少年時期大量閱讀《國家地理》雜志時就下定了的。在讀大學期間,她便和朋友進行了一場前往紐芬蘭島的徒步旅行。大學畢業不久,她就沿循前輩作家的足跡,來了一場壯游歐洲之旅,在英國、法國、意大利的土地上感受生活、積累創作。此后,她又去了美國本土最南端的城市基韋斯特、墨西哥等地,最終在巴西生活了十幾年。
作者提到,畢肖普在1966年的一次采訪中說,詩人的目的是“將行動中的心靈而非休憩中的心靈戲劇化”。如果說畢肖普的詩歌展現了她思考中的心靈,這些旅行則揭示了她行動中的心靈,而她一直都有意或無意地遵循著一種在旅行中創作、在創作中旅行的生活模式,將思考與行動相結合,完善心靈的多個面向。戲仿我們當下一句已顯俗套的流行語,“身體和靈魂,至少要有一個在路上。”畢肖普無疑是身體和靈魂同時上路,在用腳步、眼睛、內心去行走、去觀看、去感受的同時,還完美地詮釋了旅行的意義,不僅曾經困擾自身的疾病得到了好轉,還用心靈去孵化一首首優秀的詩歌,將自身逐漸提升至詩神的高度。
今天是一陣哭泣,明天是一頓野餐
畢肖普將創作與旅行深度綁定,她走過的地方、人生的坐標都或顯或隱地備忘在了她的詩歌中。或者說,畢肖普的一生都處于漂泊、流浪的狀態,她的詩歌標記著她的人生軌跡。作者也捕捉到了這一點,他在這部傳記中選取了畢肖普那些最出色的詩歌,不僅做出了抽絲剝繭的文本細讀,還將其與詩人的生命歷程作了絲絲入扣的結合。也只有進入到畢肖普的人生語境中,去欣賞她的欣賞、感受她的感受、思考她的思考,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這些詩歌,進而反身性地進一步理解她的人生。
畢肖普一生詩歌不多,詩集也只有三四本(《北方·南方》《冷春》《旅行的問題》《地理學Ⅲ》),但這些詩歌苦思冥想、精雕細鏤,將生活、藝術和記憶完美地轉化與融合,整體水平很高,“殘次率”極低。關于這一點,畢肖普的好友、同為詩人的蘭德爾·賈雷爾有過解釋:“她的詩寫得很慢。你會覺得她寫詩從來不是為了填滿一頁紙。如果這首詩不再到來,她通常會把它放在一邊好幾年——如果它永遠不再到來,她會把它永遠放在一邊。我認為她幾乎從未寫過一首不是真正的詩的詩。”她的詩歌地位隨著時間穩步上升,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在她去世十幾年后,終于達到了巔峰:讀者們認識到她“不僅是一位重要的詩人,而且是一位真正能力卓絕又輝煌無比的偉大詩人”。
我們知道,畢肖普的原生家庭是不完整的,但她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給予她的,幾乎總是肯定、滿足甚或是喜悅、幸福。或許正因如此,她才會與朋友保持頻繁的書信往來,這些信件承載并維持著這些積極的情感。而評價她的人生與詩歌,熟悉她的這些朋友才是最適格的,作者引用了她的朋友兼門生弗蘭克·畢達特在她去世15年后的評價:“畢肖普的一生,特立獨行,看似邊緣,實則堪稱典范。她戴著面具,但強烈地拒絕成為除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像X射線一樣揭示了20世紀文化的矛盾和愉悅。她生命根源上的悲劇正是她藝術成就的根源。”
不過,我更喜歡她的另一位朋友兼門生詹姆斯·梅里爾的評價:“正是在伊麗莎白的小屋里……我看到了令我心馳神往的日常生活……它有著隨意的契訶夫式的樣態,對瑣事和有趣的驚喜敞開自我,甚至對令人痛苦的驚喜也保持敞開,今天是一陣哭泣,明天是一頓野餐。”的確如此,畢肖普一生偏好沉默,卻足夠敞開,就像作者所說的,“在畢肖普的一生中,為了在各種向她敞開的選擇中盡可能多地尋求自由,畢肖普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風險。毫無疑問,在她生命中的許多時刻,她感覺自己就像水平儀中的氣泡,或者像搖擺不定的指南針。但通過她自己的藝術,并經由詞的軀殼,她終于變成了自由的鳥。”
畢肖普,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女詩人之一,一生都在與哮喘、酗酒、抑郁等疾病作斗爭,也在與孤獨、失落、自我懷疑不停地搏斗。盡管最后在無聲中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她以詩歌為武器,已經取得了這些戰斗的勝利。進一步講,她一生都在經歷著沉默與喪失,而她所有的喧嘩,詩歌都已經訴盡,因此只需保持沉默;她所有的喪失,詩歌都予以填補,因此人生輕盈而完滿。
根據弗洛伊德的童年決定論,個體在成年的痛苦心理與人格缺陷,可以在童年經歷中找到根源。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也說過,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畢肖普的童年,不同的親屬給了她不同的感受,有快樂也有陰影,這在她后來的詩歌和散文中都有反映。她也從這些經歷(特別是痛苦的部分)中汲取了“有益”的養分,滋養了她的創作,就像作者的評論,“作為一名藝術家,她偉大的核心在于她對童年經歷無與倫比的重新創造。”
具體來講,“一路走來,畢肖普所遭遇的喪失也得到了補償,她獲得了犀利的幽默感、對語言的敏銳聽覺、對自然之美的熱愛、對公認意見的堅決懷疑、對自由價值的理解以及對荒謬的敏銳感知。也許最重要的是,至少對她作為一名作家的成長而言,她學會了觀察、等待、傾聽、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靜靜地探究和吸納周圍成年人的編碼語言和神秘行為時,她幾乎不會錯過任何事情。”
1979年10月6日,伊麗莎白·畢肖普受邀參加晚宴,便回家換上合適的衣服。她的伴侶愛麗絲·梅斯費塞爾去接她時,發現她躺在地板上,已經沒有了呼吸。這位一生酷愛旅行的詩人,在悄無聲息中結束了自己生命的旅程;而她一生不時經受著孤獨的折磨,遺憾的是,她最終還是在孤獨中離開了人世。
作為一名著名的女詩人,畢肖普獲得過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等重要獎項,在這些耀眼的榮譽背后,我們可能不知道她度過了怎樣的一生,其中有曲折有跌宕,有精彩有輝煌,這些都值得用一部傳記娓娓道來。《未知的愛:伊麗莎白·畢肖普傳》毫無疑問是這樣一部優秀的傳記,它體現了人物寫作的精髓,在全面而細致地呈現傳主非凡一生的同時,還抓取到了最核心的部分:畢肖普的人生與詩歌是如何密切地糾纏和互動的?在她漂泊的一生中,到底隱藏著怎樣的心靈?
不幸的童年
在本書開篇作者便提到,畢肖普“早熟的少作無比清晰地表明,從十幾歲開始,她就已經清晰地勾勒出一個將旅行、友誼、獨立、觀察和寫詩置于首位的人生規劃”。
是的,詩歌、旅行、友誼,在她擁有獨立自主的意志之后,這些活動幾乎占據了她全部的人生;她自我的價值以及她對這個世界的價值,也都體現在這些活動之中。而在這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回歸詩人的童年和家庭,這對觀察和理解畢肖普后來的人生歷程尤為重要。
去年讀了幾位女詩人(藝術家)的傳記,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維斯瓦娃·辛波斯卡、莉奧諾拉·卡林頓。且不說阿特伍德擁有幸福的家庭、包容的父母,或者卡林頓生于一個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巨富之家,即使是與13歲喪父的辛波斯卡相比,畢肖普的童年都可以用“不幸”來形容。
她出生于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八個月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在精神上備受打擊,一直沒有從喪夫之痛中恢復過來,在畢肖普5歲的時候,她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從此再也沒有出來。更讓人唏噓的是,直到1934年母親去世,兩人始終都沒再見過一面。
不幸,但或許還稱不上悲慘。畢肖普的祖父母經濟寬裕,在物質上可以提供支持。而對于一個兒童來說,最需要的還是情感撫慰,她的外祖父母和姨媽們彌補了父母缺失的愛。外祖父母住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大村,這里有美麗的風光、淳樸的人情,畢肖普在這座寧靜怡人的鄉村度過了幾年的童年時光(以后還將經常回到這里),快樂而溫馨,治愈了無所怙恃的悲苦。
事實上,最令她感到心安的四個人中,有三個已經提前出場了: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姨媽格蕾絲(最后一個是她的心理醫生露絲·福斯特)。這兒也是她的詩歌啟蒙之地,對她成為一位詩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據詩人自己回憶,“她8歲時聽到外祖母廚房里嗡嗡作響的聲音,點燃了她第一次詩歌的火花。”
1917年再次回到祖父母家中,那些孤獨、無助的情緒卷土重來,身體免疫力也急劇下降,小畢肖普患上了嚴重的濕疹、哮喘和罕見的西德納姆舞蹈病。雖然僅有半年多的時間,她再也無法忍受這里的生活了,只好被送到了莫德姨媽家。
旅行與人生
作家大都是喜歡旅行的,他們將整個世界視為一本有待逐頁瀏覽的巨書,每行走一個地方,相當于翻閱了其中一頁。旅行的過程也是創作的過程,他們將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感直接或間接地加工為文字,讓自己的作品更加豐富有力。畢肖普的一生都與旅行密不可分,從廣義上來講,甚至可以稱她為一位終生的旅行者。家庭無法給她穩固的生活,她只能頻繁地“寄人籬下”,這段漂泊無定的經歷或許決定了她此后“自我流放”的人生。在本書序曲中,作者引用了批評家們的觀點,這似乎可以準確地解釋畢肖普為何如此熱愛旅行:“畢肖普一生致力于旅行,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尋找‘家園’。然而,旅行并不僅僅是為了尋求安全感或棲身之所,也是對奇遇、冒險和發現的探索,對友誼和永恒之愛的探索,對藝術素材的探索,也許最重要的是對自由的追尋——這種追索也根源于她充滿喪失、孤獨和束縛的童年。”
而在能夠掌控自己的人生時(又有繼承下來的一筆遺產),畢肖普決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去領略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這份“出走的決心”,是她在少年時期大量閱讀《國家地理》雜志時就下定了的。在讀大學期間,她便和朋友進行了一場前往紐芬蘭島的徒步旅行。大學畢業不久,她就沿循前輩作家的足跡,來了一場壯游歐洲之旅,在英國、法國、意大利的土地上感受生活、積累創作。此后,她又去了美國本土最南端的城市基韋斯特、墨西哥等地,最終在巴西生活了十幾年。
作者提到,畢肖普在1966年的一次采訪中說,詩人的目的是“將行動中的心靈而非休憩中的心靈戲劇化”。如果說畢肖普的詩歌展現了她思考中的心靈,這些旅行則揭示了她行動中的心靈,而她一直都有意或無意地遵循著一種在旅行中創作、在創作中旅行的生活模式,將思考與行動相結合,完善心靈的多個面向。戲仿我們當下一句已顯俗套的流行語,“身體和靈魂,至少要有一個在路上。”畢肖普無疑是身體和靈魂同時上路,在用腳步、眼睛、內心去行走、去觀看、去感受的同時,還完美地詮釋了旅行的意義,不僅曾經困擾自身的疾病得到了好轉,還用心靈去孵化一首首優秀的詩歌,將自身逐漸提升至詩神的高度。
今天是一陣哭泣,明天是一頓野餐
畢肖普將創作與旅行深度綁定,她走過的地方、人生的坐標都或顯或隱地備忘在了她的詩歌中。或者說,畢肖普的一生都處于漂泊、流浪的狀態,她的詩歌標記著她的人生軌跡。作者也捕捉到了這一點,他在這部傳記中選取了畢肖普那些最出色的詩歌,不僅做出了抽絲剝繭的文本細讀,還將其與詩人的生命歷程作了絲絲入扣的結合。也只有進入到畢肖普的人生語境中,去欣賞她的欣賞、感受她的感受、思考她的思考,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這些詩歌,進而反身性地進一步理解她的人生。
畢肖普一生詩歌不多,詩集也只有三四本(《北方·南方》《冷春》《旅行的問題》《地理學Ⅲ》),但這些詩歌苦思冥想、精雕細鏤,將生活、藝術和記憶完美地轉化與融合,整體水平很高,“殘次率”極低。關于這一點,畢肖普的好友、同為詩人的蘭德爾·賈雷爾有過解釋:“她的詩寫得很慢。你會覺得她寫詩從來不是為了填滿一頁紙。如果這首詩不再到來,她通常會把它放在一邊好幾年——如果它永遠不再到來,她會把它永遠放在一邊。我認為她幾乎從未寫過一首不是真正的詩的詩。”她的詩歌地位隨著時間穩步上升,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在她去世十幾年后,終于達到了巔峰:讀者們認識到她“不僅是一位重要的詩人,而且是一位真正能力卓絕又輝煌無比的偉大詩人”。
我們知道,畢肖普的原生家庭是不完整的,但她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給予她的,幾乎總是肯定、滿足甚或是喜悅、幸福。或許正因如此,她才會與朋友保持頻繁的書信往來,這些信件承載并維持著這些積極的情感。而評價她的人生與詩歌,熟悉她的這些朋友才是最適格的,作者引用了她的朋友兼門生弗蘭克·畢達特在她去世15年后的評價:“畢肖普的一生,特立獨行,看似邊緣,實則堪稱典范。她戴著面具,但強烈地拒絕成為除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像X射線一樣揭示了20世紀文化的矛盾和愉悅。她生命根源上的悲劇正是她藝術成就的根源。”
不過,我更喜歡她的另一位朋友兼門生詹姆斯·梅里爾的評價:“正是在伊麗莎白的小屋里……我看到了令我心馳神往的日常生活……它有著隨意的契訶夫式的樣態,對瑣事和有趣的驚喜敞開自我,甚至對令人痛苦的驚喜也保持敞開,今天是一陣哭泣,明天是一頓野餐。”的確如此,畢肖普一生偏好沉默,卻足夠敞開,就像作者所說的,“在畢肖普的一生中,為了在各種向她敞開的選擇中盡可能多地尋求自由,畢肖普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風險。毫無疑問,在她生命中的許多時刻,她感覺自己就像水平儀中的氣泡,或者像搖擺不定的指南針。但通過她自己的藝術,并經由詞的軀殼,她終于變成了自由的鳥。”
畢肖普,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女詩人之一,一生都在與哮喘、酗酒、抑郁等疾病作斗爭,也在與孤獨、失落、自我懷疑不停地搏斗。盡管最后在無聲中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她以詩歌為武器,已經取得了這些戰斗的勝利。進一步講,她一生都在經歷著沉默與喪失,而她所有的喧嘩,詩歌都已經訴盡,因此只需保持沉默;她所有的喪失,詩歌都予以填補,因此人生輕盈而完滿。
根據弗洛伊德的童年決定論,個體在成年的痛苦心理與人格缺陷,可以在童年經歷中找到根源。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也說過,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畢肖普的童年,不同的親屬給了她不同的感受,有快樂也有陰影,這在她后來的詩歌和散文中都有反映。她也從這些經歷(特別是痛苦的部分)中汲取了“有益”的養分,滋養了她的創作,就像作者的評論,“作為一名藝術家,她偉大的核心在于她對童年經歷無與倫比的重新創造。”
具體來講,“一路走來,畢肖普所遭遇的喪失也得到了補償,她獲得了犀利的幽默感、對語言的敏銳聽覺、對自然之美的熱愛、對公認意見的堅決懷疑、對自由價值的理解以及對荒謬的敏銳感知。也許最重要的是,至少對她作為一名作家的成長而言,她學會了觀察、等待、傾聽、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靜靜地探究和吸納周圍成年人的編碼語言和神秘行為時,她幾乎不會錯過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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