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全國文物中心。僅以故宮為例，藏品180萬余件，其中一級文物8000余件/套，占全國所有59541件/套一級文物的八分之一還多。
國家文物局公布的三批共195件“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中，至少70件目前收藏在北京，亦超1/3。其中故宮40件、中國國家博物館24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2件、中國國家圖書館2件、清華大學1件、首都博物館1件。
“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需滿足四個條件：一是國家一級文物，二是絕世孤品，三是極易損壞，四是無法修復。普通人終其一生，也無法看全（其中許多未公開展覽），即使能飽覽其中一件，亦屬幸事。這些文物來自全國，卻匯聚在北京，比如新石器時期彩陶，全國僅8件，都不是在北京出土的，卻有6件在北京，5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包括大名鼎鼎的“鸛魚石斧圖陶缸”，可見北京人眼福不淺。
遺憾的是，關注這些國寶的北京觀眾尚不算多。文物背后藏著海量知識，了解不夠，就算面對好東西，也看不出好來。本文主要參考學者黃冉的論文《〈鸛魚石斧圖〉圖像研究》，試予講解。但愿能有更多北京人關注文物，不負全國各地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亦不負難得的機緣。
從“沒人要”到國寶
1979年正月初八，河南省臨汝縣紙坊公社集市上，民辦教師李建安遇一位60多歲老漢。老漢隨口提到，去年（1978年）11月，紙北村社員種樹，在不到30平方米范圍內，挖出11座甕棺葬（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甕、盆為葬具，多葬幼兒，也有成人），其中一些出土后被砸毀。
早在1950年，當地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即閻村遺址（距今5000至7000年）。因修筑河渠等，不斷出土甕棺葬、石斧、骨針等。老漢說的地方，正在閻村遺址東邊。
李建安立刻前往，用2天時間，將回填的陶缸、陶片挖出，先放在家中，因缸中裝人骨，家人嫌晦氣，送至紙坊公社倉庫保存。李建安聯系臨汝縣文化館，一年多未得肯定答復。
1980年，李建安將調離，把陶缸等拉到臨汝縣文化館，館長張久一見李建安辛苦，同意接收，并贈予5副線手套。
同年10月28日，河南省文物局到臨汝縣文物調查和考古，張久一向省博物館湯文興介紹了情況，最終調查組收集了19件出土陶器，10件是陶缸，3件有彩繪。
1981年，湯文興執筆，以臨汝縣文化館名義，寫成《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發表在《中原文物》上，稱：“是迄今發現最大的一幅原始社會時期的彩陶畫……不僅為研究我國原始社會以及石斧的使用與安裝提供了極為可貴的實物資料，而且在我國繪畫史上也是一件罕見的珍品。”引起轟動。
“鸛魚石斧圖陶缸”先被河南博物館收藏，又被調至中國國家博物館。2003年，國家文物局發布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名單，“鸛魚石斧圖陶缸”排第一。
缸里裝著大人物
“鸛魚石斧圖陶缸”為什么身價飆升？因它距今6000年，保留了先民的生活信息。黃冉指出，“鸛魚石斧圖陶缸”是二次葬的葬具，屬“伊川缸”（在河南伊川縣最早發現）。二次葬是全球性古葬俗，將死者尸骨進行兩次或兩次以上埋葬。古人認為靈魂不滅，二次葬可讓家人死后團聚。
仰韶文化早期，甕棺葬多是嬰幼兒，皆一次葬；中后期，成人甕棺葬增加，皆二次葬。嬰幼兒甕棺葬用日常生活陶罐，只能盛10多公斤遺體。“鸛魚石斧圖陶缸”大，但也只能盛25公斤遺體，非二次葬不可。
美國學者摩爾根記，美洲易洛魁人的二次葬方式是把死者掛在柱子或樹上，使皮肉腐爛，只剩骨架，再將遺骸放入家附近的小屋中，和先人遺骸放在一起；馬尼安人則是將逝者火化，再二次葬……原始人認為“尸體不腐爛的死人令人害怕”，盡快消滅肉體，可助靈魂解脫，進入“出生—死亡—再生”的循環。
在仰韶文化中，不乏幾十人一起二次葬。直到三國時，中國東北的沃沮人仍“葬作大木槨，長十余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
“伊川缸”肩部有3至8個尖狀突起，用來捆繩，不便把持，幾乎無法用于日常生活，缸底有圓孔，方便逝者靈魂進出。仰韶文化晚期，圓孔基本消失，或發生信仰轉變。
甕棺葬是以甕模擬子宮，助逝者重生。甕棺葬位置皆靠近居住區，絕不與土葬墓在一處，應屬特別階層，而“鸛魚石斧圖陶缸”這樣器形大、畫像精美的甕棺絕非常人可用，裝的應是大人物。
“×”符號代表什么？
從“鸛魚石斧圖陶缸”上畫的石斧，已見端倪——它異常精美，手柄上纏著麻繩，不是日常工具。
仰韶文化中期，50%的墓中隨葬石斧，多有使用過的痕跡，少量還是殘次品。仰韶文化后期，石斧數量下降，再后來，隨葬品成銅、玉制斧鉞，無實用價值，象征貴族身份，普通百姓不可使用。從此變遷看，“鸛魚石斧圖陶缸”時，“斧鉞的實用意義正慢慢減弱，而象征意義卻在逐步增強”，喪葬可用斧的人越來越少。
由此推斷，“鸛魚石斧圖陶缸”的主人可能是一位部落酋長，斧柄上麻繩代表他的權力大小。他應是男性，當時女性象征是陶紡輪。石斧筆直豎立，可能是葬禮規范——以石斧為儀仗，引領死者靈魂升天。
在石斧柄上，有個明顯的“×”符號。王志俊先生認為，“×”上下加一橫，是仰韶文化常見符號，可能有特殊含義。學者牛濟普認為，這是一種“史前文字”，表示“會面”“碰頭”，呈現了對輪回轉世的期待。還有學者認為，“×”即“父”字，表示父權，可見斧子主人擁有權威。還有學者認為，“×”意為吉良，代表吉祥。
黃冉認為，從方位學角度看，“×”可能還代表著東南西北交匯，即四方的中心，象征著君位，契合了“君道”一說。
在古巴比倫，“×”意味著占有，因手有五指，“×”與手通用，手拿到什么，就表示占有了什么，“×”成了所有權的象征。黃冉推斷：“標有‘×’形符號的石斧是歸一位軍事首領擁有，‘×’是一種所有權的標志，向他人展示石斧和榮耀是屬于自己的。”
看來看去還是鸛
既然“鸛魚石斧圖陶缸”的主人是大人物，則他與“鸛”又是什么關系呢？其實，是不是鸛，還有爭議。
古人視鸛為神性動物，可斷陰晴。傳為春秋時師曠著的《禽經》稱：“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古文獻記有驩兜（又稱驩頭），是大禹的侄子，與夏同根，繪鸛表明“鸛魚石斧圖陶缸”的主人屬驩兜部族。可夏圖騰是龍，驩兜為何變成鸛？時間也對不上，大禹的兒子啟建夏朝時，距今約4100年，驩兜應相差不多。中國新石器晚期距今5000年，“鸛魚石斧圖陶缸”距今或6000年，古代制缸者怎知后代會出一個叫驩兜的人呢？且驩兜的名聲不好，是四罪（意為有罪者，另三為共工、三苗、鯀）之一，誰會畫像贊美他？
一些學者認為缸上畫的是白鷺，牛濟普先生從古璽中發現，“鷺魚”代表吉利，漢印多刻“鷺銜魚”，漢樂府中有：“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古代進諫需擊鼓求見帝王，鼓上便繪“鷺銜魚”，意思是君王不食不吐，等著擊鼓者，說明求賢若渴。但白鷺頭上有翎，易辨認，與“鸛魚石斧圖陶缸”的圖不符。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畫的是鶴，因陶缸上的鳥是三爪，而鸛是四爪，可站在枝頭。鶴雖也是四爪，但后趾退化，高且小，故鶴無法抓住樹枝，從正面看，后趾易被遮擋，似是三爪，鸛則怎么看都是四爪。仰韶文化對鶴不陌生，考古人員發現30多支丹頂鶴骨笛，且鶴代表長壽。不過，鶴嘴較長，比例大大超過“鸛魚石斧圖陶缸”上的鳥。
陶缸上的畫還是最像鸛。
魚鳥也許是日歷
鸛也好，鷺也好，鶴也好，可能都不是古人繪畫重點，他們畫的是“鳥＋魚”組合。
1958年，陜西寶雞出土細頸瓶，屬仰韶文化中期，比“鸛魚石斧圖陶缸”還早，上繪“水鳥啄魚圖”，與“鸛魚石斧圖”頗似：圖案皆鳥啄魚；都用“X光透視”畫法；均以俯視角度刻畫魚。
在陜西武功游鳳遺址，出土另一細頸瓶，也屬仰韶文化，卻與“鳥叼魚”相反，繪成“大魚吞鳥圖”。仰韶文物中，還有“魚鳥共存圖”“羊鸛魚圖”等。
黃冉認為，鳥即“天”，魚即“地”，因魚善泳，可經黃泉去地下的陰間。鳥、人、魚即天地人三分。
“鳥＋魚”還有生殖崇拜意味。魚產子多，被先民崇拜，此外古人有吞鳥卵而孕的傳說，簡狄吞玄鳥（可能是燕子）卵，生下商朝始祖。不論是鳥吃魚，還是魚吞鳥，都有祈人丁興旺之意。
學者張海天則認為：“原始彩陶的紋飾比較集中地固定在魚紋、蛙紋、鳥紋等動物紋樣上”，這些紋飾應與圖騰無關。圖騰具神性，古人會盡可能繪成一樣，仰韶文化的先民畫法卻無統一規范，未顯出敬畏感，且同一族群會繪制各種動物圖案。張海天認為，這些圖案體現了季節變遷，相當于日歷，“鳥類和魚類有精確的飛行與洄游時間。對于這種規律，早在我國古代就流傳著‘八九燕歸來’‘四月初八鯉魚躍龍門’的諺語”。“鸛魚石斧圖陶缸”可能記錄著主人去世日期。
還有學者認為，“鸛魚石斧圖陶缸”講述了一段真史：以鸛為圖騰的部落，打敗了以魚為圖騰的部落，缸中裝的是鸛部落英勇首領的遺體。
成了中國畫的鼻祖
“鸛魚石斧圖陶缸”被推重，因其藝術價值高。
學者湯麗萍認為“鸛魚石斧圖陶缸”印證了“繪畫出現在黃帝時代”的記載。《世本》稱：“史皇作圖。”史皇是黃帝臣子，善繪。《易卦通驗》則稱黃帝的兒子苗龍是最早的畫家。
《史記》引《龍魚河圖》說，蚩尤死后，天下又亂，黃帝讓人畫蚩尤形象以威懾天下，人們以為蚩尤還沒死，不敢爭鋒，紛紛偃旗息鼓。“鸛魚石斧圖陶缸”恰與黃帝同時，古人記載不謬。
雖然“鸛魚石斧圖陶缸”不是已知最早的繪畫，但它卻被學者贊為“中國畫之祖”：一因動感強；二因有意境，“沒有背景，只有一鳥一魚一石斧，可是一看就會把人帶進五千年前的生活中去”。
“鸛魚石斧圖陶缸”采用了中國畫兩個基本技巧：一是為表現鸛的白羽，用“沒（音如莫）骨”畫法，即不用墨線勾勒，直接用顏色畫，相傳為南朝梁張僧繇所創，“鸛魚石斧圖陶缸”更早4500年；二是魚和石斧用勾勒法，即先勾出物象邊線，中間用墨或色平涂。
黃冉認為，“鸛魚石斧圖”符合中國畫基本要求，即謝赫“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摹寫。”此外，還體現了對偶律，即“陰陽對偶”“陽尊陰卑”。鸛代表陽，必與代表陰的魚相配，鸛強勢，無魚亦體現不出來，二者需同時出現。這對后來中國藝術影響深遠，《國語》稱：“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認為不采用對偶律的畫不吉利，會引發地震。
如此神奇的文物，不仔細端詳，真是遺憾。
北京是全國文物中心。僅以故宮為例，藏品180萬余件，其中一級文物8000余件/套，占全國所有59541件/套一級文物的八分之一還多。
國家文物局公布的三批共195件“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中，至少70件目前收藏在北京，亦超1/3。其中故宮40件、中國國家博物館24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2件、中國國家圖書館2件、清華大學1件、首都博物館1件。
“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需滿足四個條件：一是國家一級文物，二是絕世孤品，三是極易損壞，四是無法修復。普通人終其一生，也無法看全（其中許多未公開展覽），即使能飽覽其中一件，亦屬幸事。這些文物來自全國，卻匯聚在北京，比如新石器時期彩陶，全國僅8件，都不是在北京出土的，卻有6件在北京，5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包括大名鼎鼎的“鸛魚石斧圖陶缸”，可見北京人眼福不淺。
遺憾的是，關注這些國寶的北京觀眾尚不算多。文物背后藏著海量知識，了解不夠，就算面對好東西，也看不出好來。本文主要參考學者黃冉的論文《〈鸛魚石斧圖〉圖像研究》，試予講解。但愿能有更多北京人關注文物，不負全國各地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亦不負難得的機緣。
從“沒人要”到國寶
1979年正月初八，河南省臨汝縣紙坊公社集市上，民辦教師李建安遇一位60多歲老漢。老漢隨口提到，去年（1978年）11月，紙北村社員種樹，在不到30平方米范圍內，挖出11座甕棺葬（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甕、盆為葬具，多葬幼兒，也有成人），其中一些出土后被砸毀。
早在1950年，當地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址，即閻村遺址（距今5000至7000年）。因修筑河渠等，不斷出土甕棺葬、石斧、骨針等。老漢說的地方，正在閻村遺址東邊。
李建安立刻前往，用2天時間，將回填的陶缸、陶片挖出，先放在家中，因缸中裝人骨，家人嫌晦氣，送至紙坊公社倉庫保存。李建安聯系臨汝縣文化館，一年多未得肯定答復。
1980年，李建安將調離，把陶缸等拉到臨汝縣文化館，館長張久一見李建安辛苦，同意接收，并贈予5副線手套。
同年10月28日，河南省文物局到臨汝縣文物調查和考古，張久一向省博物館湯文興介紹了情況，最終調查組收集了19件出土陶器，10件是陶缸，3件有彩繪。
1981年，湯文興執筆，以臨汝縣文化館名義，寫成《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發表在《中原文物》上，稱：“是迄今發現最大的一幅原始社會時期的彩陶畫……不僅為研究我國原始社會以及石斧的使用與安裝提供了極為可貴的實物資料，而且在我國繪畫史上也是一件罕見的珍品。”引起轟動。
“鸛魚石斧圖陶缸”先被河南博物館收藏，又被調至中國國家博物館。2003年，國家文物局發布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名單，“鸛魚石斧圖陶缸”排第一。
缸里裝著大人物
“鸛魚石斧圖陶缸”為什么身價飆升？因它距今6000年，保留了先民的生活信息。黃冉指出，“鸛魚石斧圖陶缸”是二次葬的葬具，屬“伊川缸”（在河南伊川縣最早發現）。二次葬是全球性古葬俗，將死者尸骨進行兩次或兩次以上埋葬。古人認為靈魂不滅，二次葬可讓家人死后團聚。
仰韶文化早期，甕棺葬多是嬰幼兒，皆一次葬；中后期，成人甕棺葬增加，皆二次葬。嬰幼兒甕棺葬用日常生活陶罐，只能盛10多公斤遺體。“鸛魚石斧圖陶缸”大，但也只能盛25公斤遺體，非二次葬不可。
美國學者摩爾根記，美洲易洛魁人的二次葬方式是把死者掛在柱子或樹上，使皮肉腐爛，只剩骨架，再將遺骸放入家附近的小屋中，和先人遺骸放在一起；馬尼安人則是將逝者火化，再二次葬……原始人認為“尸體不腐爛的死人令人害怕”，盡快消滅肉體，可助靈魂解脫，進入“出生—死亡—再生”的循環。
在仰韶文化中，不乏幾十人一起二次葬。直到三國時，中國東北的沃沮人仍“葬作大木槨，長十余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
“伊川缸”肩部有3至8個尖狀突起，用來捆繩，不便把持，幾乎無法用于日常生活，缸底有圓孔，方便逝者靈魂進出。仰韶文化晚期，圓孔基本消失，或發生信仰轉變。
甕棺葬是以甕模擬子宮，助逝者重生。甕棺葬位置皆靠近居住區，絕不與土葬墓在一處，應屬特別階層，而“鸛魚石斧圖陶缸”這樣器形大、畫像精美的甕棺絕非常人可用，裝的應是大人物。
“×”符號代表什么？
從“鸛魚石斧圖陶缸”上畫的石斧，已見端倪——它異常精美，手柄上纏著麻繩，不是日常工具。
仰韶文化中期，50%的墓中隨葬石斧，多有使用過的痕跡，少量還是殘次品。仰韶文化后期，石斧數量下降，再后來，隨葬品成銅、玉制斧鉞，無實用價值，象征貴族身份，普通百姓不可使用。從此變遷看，“鸛魚石斧圖陶缸”時，“斧鉞的實用意義正慢慢減弱，而象征意義卻在逐步增強”，喪葬可用斧的人越來越少。
由此推斷，“鸛魚石斧圖陶缸”的主人可能是一位部落酋長，斧柄上麻繩代表他的權力大小。他應是男性，當時女性象征是陶紡輪。石斧筆直豎立，可能是葬禮規范——以石斧為儀仗，引領死者靈魂升天。
在石斧柄上，有個明顯的“×”符號。王志俊先生認為，“×”上下加一橫，是仰韶文化常見符號，可能有特殊含義。學者牛濟普認為，這是一種“史前文字”，表示“會面”“碰頭”，呈現了對輪回轉世的期待。還有學者認為，“×”即“父”字，表示父權，可見斧子主人擁有權威。還有學者認為，“×”意為吉良，代表吉祥。
黃冉認為，從方位學角度看，“×”可能還代表著東南西北交匯，即四方的中心，象征著君位，契合了“君道”一說。
在古巴比倫，“×”意味著占有，因手有五指，“×”與手通用，手拿到什么，就表示占有了什么，“×”成了所有權的象征。黃冉推斷：“標有‘×’形符號的石斧是歸一位軍事首領擁有，‘×’是一種所有權的標志，向他人展示石斧和榮耀是屬于自己的。”
看來看去還是鸛
既然“鸛魚石斧圖陶缸”的主人是大人物，則他與“鸛”又是什么關系呢？其實，是不是鸛，還有爭議。
古人視鸛為神性動物，可斷陰晴。傳為春秋時師曠著的《禽經》稱：“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古文獻記有驩兜（又稱驩頭），是大禹的侄子，與夏同根，繪鸛表明“鸛魚石斧圖陶缸”的主人屬驩兜部族。可夏圖騰是龍，驩兜為何變成鸛？時間也對不上，大禹的兒子啟建夏朝時，距今約4100年，驩兜應相差不多。中國新石器晚期距今5000年，“鸛魚石斧圖陶缸”距今或6000年，古代制缸者怎知后代會出一個叫驩兜的人呢？且驩兜的名聲不好，是四罪（意為有罪者，另三為共工、三苗、鯀）之一，誰會畫像贊美他？
一些學者認為缸上畫的是白鷺，牛濟普先生從古璽中發現，“鷺魚”代表吉利，漢印多刻“鷺銜魚”，漢樂府中有：“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古代進諫需擊鼓求見帝王，鼓上便繪“鷺銜魚”，意思是君王不食不吐，等著擊鼓者，說明求賢若渴。但白鷺頭上有翎，易辨認，與“鸛魚石斧圖陶缸”的圖不符。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畫的是鶴，因陶缸上的鳥是三爪，而鸛是四爪，可站在枝頭。鶴雖也是四爪，但后趾退化，高且小，故鶴無法抓住樹枝，從正面看，后趾易被遮擋，似是三爪，鸛則怎么看都是四爪。仰韶文化對鶴不陌生，考古人員發現30多支丹頂鶴骨笛，且鶴代表長壽。不過，鶴嘴較長，比例大大超過“鸛魚石斧圖陶缸”上的鳥。
陶缸上的畫還是最像鸛。
魚鳥也許是日歷
鸛也好，鷺也好，鶴也好，可能都不是古人繪畫重點，他們畫的是“鳥＋魚”組合。
1958年，陜西寶雞出土細頸瓶，屬仰韶文化中期，比“鸛魚石斧圖陶缸”還早，上繪“水鳥啄魚圖”，與“鸛魚石斧圖”頗似：圖案皆鳥啄魚；都用“X光透視”畫法；均以俯視角度刻畫魚。
在陜西武功游鳳遺址，出土另一細頸瓶，也屬仰韶文化，卻與“鳥叼魚”相反，繪成“大魚吞鳥圖”。仰韶文物中，還有“魚鳥共存圖”“羊鸛魚圖”等。
黃冉認為，鳥即“天”，魚即“地”，因魚善泳，可經黃泉去地下的陰間。鳥、人、魚即天地人三分。
“鳥＋魚”還有生殖崇拜意味。魚產子多，被先民崇拜，此外古人有吞鳥卵而孕的傳說，簡狄吞玄鳥（可能是燕子）卵，生下商朝始祖。不論是鳥吃魚，還是魚吞鳥，都有祈人丁興旺之意。
學者張海天則認為：“原始彩陶的紋飾比較集中地固定在魚紋、蛙紋、鳥紋等動物紋樣上”，這些紋飾應與圖騰無關。圖騰具神性，古人會盡可能繪成一樣，仰韶文化的先民畫法卻無統一規范，未顯出敬畏感，且同一族群會繪制各種動物圖案。張海天認為，這些圖案體現了季節變遷，相當于日歷，“鳥類和魚類有精確的飛行與洄游時間。對于這種規律，早在我國古代就流傳著‘八九燕歸來’‘四月初八鯉魚躍龍門’的諺語”。“鸛魚石斧圖陶缸”可能記錄著主人去世日期。
還有學者認為，“鸛魚石斧圖陶缸”講述了一段真史：以鸛為圖騰的部落，打敗了以魚為圖騰的部落，缸中裝的是鸛部落英勇首領的遺體。
成了中國畫的鼻祖
“鸛魚石斧圖陶缸”被推重，因其藝術價值高。
學者湯麗萍認為“鸛魚石斧圖陶缸”印證了“繪畫出現在黃帝時代”的記載。《世本》稱：“史皇作圖。”史皇是黃帝臣子，善繪。《易卦通驗》則稱黃帝的兒子苗龍是最早的畫家。
《史記》引《龍魚河圖》說，蚩尤死后，天下又亂，黃帝讓人畫蚩尤形象以威懾天下，人們以為蚩尤還沒死，不敢爭鋒，紛紛偃旗息鼓。“鸛魚石斧圖陶缸”恰與黃帝同時，古人記載不謬。
雖然“鸛魚石斧圖陶缸”不是已知最早的繪畫，但它卻被學者贊為“中國畫之祖”：一因動感強；二因有意境，“沒有背景，只有一鳥一魚一石斧，可是一看就會把人帶進五千年前的生活中去”。
“鸛魚石斧圖陶缸”采用了中國畫兩個基本技巧：一是為表現鸛的白羽，用“沒（音如莫）骨”畫法，即不用墨線勾勒，直接用顏色畫，相傳為南朝梁張僧繇所創，“鸛魚石斧圖陶缸”更早4500年；二是魚和石斧用勾勒法，即先勾出物象邊線，中間用墨或色平涂。
黃冉認為，“鸛魚石斧圖”符合中國畫基本要求，即謝赫“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摹寫。”此外，還體現了對偶律，即“陰陽對偶”“陽尊陰卑”。鸛代表陽，必與代表陰的魚相配，鸛強勢，無魚亦體現不出來，二者需同時出現。這對后來中國藝術影響深遠，《國語》稱：“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認為不采用對偶律的畫不吉利，會引發地震。
如此神奇的文物，不仔細端詳，真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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