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和彼得·霍爾的《文明中的城市》，對于研究城市科學，尤其是研究城市文明、城市文化的學者來說，無疑是無法繞過的兩本巨著。
前著發表于1961年，后著發表于1998年，兩者的共同點是史詩般的全景敘事，囊括作者所處時代與城市相關的各種思想，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甚至有某些實證主義色彩。所以，將這兩本巨著聯系起來閱讀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城市有無數種發展可能性
芒福德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是指出了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孕育之地”，城市的基本使命是“儲存文化、傳播文化、創新文化”。而霍爾最大的貢獻是在研究基礎上闡述了前人提出的“世界城市”內涵。對于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芒福德是悲觀派，認為“異化”的城市如果不朝著人性化的方向發展，最終會“消失”；霍爾則是樂觀派，認為我們正進入到城市的“下一個黃金時代”。
20世紀60年代后期，芒福德的城市思想遭到了一大批學者的批評，可以說是“群起而攻之”。《文明中的城市》可以看作是霍爾對芒福德《城市發展史》的“批判式致敬”：不僅對芒福德的觀點不屑，甚至很不恰當地認為其不是真正的學者，但在圖文并茂的寫作方式上又無法擺脫其隱形影響。霍爾對芒福德的一大指摘是芒福德認為“大城市注定要消亡”，但其實，讀完芒福德的著作，我并沒有在他的原著中看到霍爾所說的“消亡論”。芒福德認為要“消失”的城市，是他認為負面的、以“強權”和“控制”為特征、將“人地景觀連同豐富人性人格一起碾碎”的“那一種”大城市。用“城市消亡說”來全盤否定芒福德的學說似乎有點“強扣帽子”。
今天的城市是否已經是人類城市的終極形態，或者說是最符合人類理想的形態，下斷論還為時過早。判斷現在的城市就是城市的黃金時代，正如預言歷史的終結，可能也并不可靠。進入不確定性的后現代社會，各種價值觀多元凸顯，或許城市還有無數種發展可能性。
芒福德把眼光投入遙遠的城市起源，認為城市發展還有巨大的潛力。同樣情緒激烈的簡·雅各布斯對芒福德的具體城市規劃策略也進行了批評。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直接反駁了芒福德的觀點，她認為城市本來就應該具有即興生長的“芭蕾性”。甚至較為平和的凱文·林奇也加入了批評隊伍。他認為芒福德等所強調的“有機城市”是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城市自己并不成長和變化，也不能繁衍或修復，既不是自治的實體，也不能通過生命循環來運轉自己，或成為被感染的機體”。
“有機城市”再一次被挖掘
其實，芒福德的“有機城市”并非指物理形態上的城市，形而下的理解也并不是芒福德批評紐約的真正含義。芒福德因為“城市病”而對大城市過于否定，以及在具體城市規劃上的捉襟見肘，很容易使他被看作是一個保守、天真，甚至有些迂腐的學者，因此掩蔽了其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主義色彩。芒福德所經歷的資本主義城市不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狀態的城市，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應該更加富有人性，而不是被戰爭、剝削、過度的職業分工以及機械“自動化”所損害的城市。
對于能夠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便捷高效、造福人類的技術，人們很歡迎。但是，如果技術只是帶來焦慮，降低人的幸福感，那么，技術發展就需要糾偏，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芒福德認為，物質能量的無序大噴發足以毀滅人類賴以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整個生態體系。因此，當下的重中之重是設想合理的、足夠的渠道去疏導那些超出生命要求和規范的多余能量和超常活力。
從具體的城市規劃來說，他的郊區化學說被認為反而可能導致城市蔓延（芒福德晚年甚至住到了他心儀的小鎮上），但這只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即便放到現實層面上，芒福德的“有機城市”以及他所崇尚的霍華德的“田園城市”也有相當價值。規模控制城鎮的概念實際上在當下的都市實踐中也是具有操作性的（如上海發力“五個新城”建設），世界上許多地方也有不同方式的實踐。
聯合國確立的生態可持續發展理念，網絡信息技術更新帶來的遠程辦公，經歷價值再發現的東方“山水城市”，新冷戰和戰爭風險可能導致的逆全球化思潮，近在身旁的流失的城市工作崗位，焦慮、內卷、擁擠、長距離通勤、環境污染、不幸福感等現代“城市病”，以及伴隨而來的對慢生活的向往、寵物友好、情緒價值需求激增，都可能導致一部分人選擇芒福德心目中的城市，使芒福德學說的價值再一次被挖掘。
“全球城市”激發“軟實力”
與芒福德從城市的起源開始論述不同，霍爾從西方文明的起點雅典開始他的城市案例敘事。他似乎要和芒福德“較勁”，將芒福德作為一個要推倒的參照對象來建構自己的系統學說，全書從文化熔爐、創意環境、藝術與技術的聯姻、城市秩序的建立等維度縱橫論述城市。
無疑，霍爾的觀點比芒福德主要以人文為核心的思路更開闊，學科跨度也更大，著作中對經濟和技術的論述更詳細。霍爾最聞名于世的成就，是定義“世界城市”，這使他成為“全球城市”概念的先驅。兩者有相同之處，都指具有國際影響力、功能復合性、在等級體系中處于頂流的超大城市，不同之處在于提出的理論背景、核心功能、空間邏輯、衡量標準和學術視角有所差異。“世界城市”相對于“全球城市”略顯傳統，仍然強調工業化背景下城市的中心邊緣、總部集聚、貿易傳統、控制功能、規模效應和“硬實力”，還沒有意識到全球化和信息技術交互作用給城市帶來的深刻影響；“全球城市”則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產生，更強調全球連接性、空間流動性、扁平化網絡、高端服務業、多中心協同和包含文化創新活力的“軟實力”。
霍爾在《文明中的城市》中對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有了更多的分析，并有許多成功的預言。
當然，由于霍爾當時站在西方的視角進行觀察和分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比如，他認為電子購物永遠不能傳達氣味、材質等特征，因此對其發展持有懷疑態度，卻被中國風起云涌的網購反證了。再比如，他分析電動汽車是汽車歷史初期的產物，其性能同內燃機無法相比，且受限于“電池技術”，在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車和智能汽車的背景下，也可能并不盡然。
并非都要變成“巨型城市”
芒福德的立場是充滿憤懣地批評20世紀上半葉的大城市，霍爾的立場則是冷靜分析20世紀下半葉的大城市并為其辯護。
有一點，芒福德和霍爾倒是取得了共識。芒福德認為，人類交往范圍越廣，參與者越眾，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永久性的聚會中心，便于人們突破階層界限和行業壁壘，隨時隨地面對面交流溝通。霍爾也認為網絡時代，距離雖然“消失”，但“需要面對面接觸的創新性活動依舊會增長”。事實上，人們選擇在聚集的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里的工作機會多、生活豐富、文化多元、消費活躍。但在互聯網+高速交通的環境下，人們也可以在有“同城效應”的周邊地區和城市遠程辦公和生活，創新的場域也未必一定發生在大都市中心區。
相反，一些具有“連接性”、呈現“多中心”特征的周邊地區和城市，只要通過網絡保持飽滿的“信息量”和一定的“見面度”，甚至更適宜成為創新的孵化器。比如，因“六小龍”而出挑的杭州、華為練秋湖研發中心設在城市邊緣的上海青浦金澤，其實都是規劃的科技衛星城。正如“全球城市”理論提出者所說，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環境下，重要的是“連接性”。超大型城市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要變成一個巨型城市，沒必要也不可能。
說到底，霍爾偏重當代價值的論述，可能也只是階段性的闡釋，芒福德思想所具有的遠見性和終極關懷，也可能在人文、生態和可持續的意義上重新閃耀光芒。霍爾在全書“結束語”之前似乎也看到了這一點：“技術進步是一個矛盾體，既是壞人也是英雄，一方面可能會消滅工作崗位、工廠和整個工業以及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創造出巨大的新的經濟機遇以及解決城市社會出現的棘手問題，但是使用它的方式將在于我們自己。”
“人性城市”的終極關懷
最近幾年，我相繼游歷考察了蘇杭、成渝、寧紹、潮汕、淮揚、昆明、廈門等地和大理、麗江、巫山，以及上海周邊一大批江南小鎮。從下面這些詩句中可以想象這些城市的山水風貌：“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蘇州）；“一城春色半城花，萬頃波濤擁海來”（廈門）；“青山隱隱水迢迢”“二十四橋明月夜”（揚州）；“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水繞青山山繞城，萬家煙火一川明”（大理）。踏足之下，深感除“北上廣深”之外的中國城市形態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其中必有值得總結梳理的模式和經驗。
西方城市文明和東方城市文明一定會在未來的某個點交匯，正如新近網上用搖滾方式演唱唐詩宋詞的“唐宋搖滾”，水乳相交，毫無生硬違和感。東方城市的風骨和美學也一定會在未來的中國城市發展中，重現“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人生只合揚州死”的當代價值。中國的中小型城市實在應該因地制宜，根據歷史基因，依托“在地文化”構建自身城市形態，千萬不要照搬超大城市的發展模式。可惜的是，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破壞歷史風貌、到處是水泥森林的均質化傾向。
城市的發展理念和模式并非二元對立，我們很容易把超大型城市理解為一套體系和概念，把中小城鎮理解為另一套體系和概念，各說各話，各不相讓，甚至互相否定。但其實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兩個體系會逐漸靠攏和融合，慢慢變成一個體系。集中和離散、趨同和分化，一直都是城市創新發展的兩個方向，回環的妙處就在于雙向奔赴、互為依存，不會止于一端。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趨勢，一定是一個超大城市和中小城鎮、科技城市和人文城市、建材城市和山水城市、實體城市和虛擬城市、遠端城市和近端城市、懸浮城市和煙火城市、快城市和慢城市相互融合、多元發展的協同式開放城市體系。如果不是這樣，那只能說是人類城市發展的悲哀。從長遠來看，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內心的和諧，一定是霍爾所說“更好的城市”的追求目標，也是芒福德所說“人性城市”的終極關懷。
作者：徐錦江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 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和彼得·霍爾的《文明中的城市》，對于研究城市科學，尤其是研究城市文明、城市文化的學者來說，無疑是無法繞過的兩本巨著。
前著發表于1961年，后著發表于1998年，兩者的共同點是史詩般的全景敘事，囊括作者所處時代與城市相關的各種思想，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甚至有某些實證主義色彩。所以，將這兩本巨著聯系起來閱讀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城市有無數種發展可能性
芒福德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是指出了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孕育之地”，城市的基本使命是“儲存文化、傳播文化、創新文化”。而霍爾最大的貢獻是在研究基礎上闡述了前人提出的“世界城市”內涵。對于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芒福德是悲觀派，認為“異化”的城市如果不朝著人性化的方向發展，最終會“消失”；霍爾則是樂觀派，認為我們正進入到城市的“下一個黃金時代”。
20世紀60年代后期，芒福德的城市思想遭到了一大批學者的批評，可以說是“群起而攻之”。《文明中的城市》可以看作是霍爾對芒福德《城市發展史》的“批判式致敬”：不僅對芒福德的觀點不屑，甚至很不恰當地認為其不是真正的學者，但在圖文并茂的寫作方式上又無法擺脫其隱形影響。霍爾對芒福德的一大指摘是芒福德認為“大城市注定要消亡”，但其實，讀完芒福德的著作，我并沒有在他的原著中看到霍爾所說的“消亡論”。芒福德認為要“消失”的城市，是他認為負面的、以“強權”和“控制”為特征、將“人地景觀連同豐富人性人格一起碾碎”的“那一種”大城市。用“城市消亡說”來全盤否定芒福德的學說似乎有點“強扣帽子”。
今天的城市是否已經是人類城市的終極形態，或者說是最符合人類理想的形態，下斷論還為時過早。判斷現在的城市就是城市的黃金時代，正如預言歷史的終結，可能也并不可靠。進入不確定性的后現代社會，各種價值觀多元凸顯，或許城市還有無數種發展可能性。
芒福德把眼光投入遙遠的城市起源，認為城市發展還有巨大的潛力。同樣情緒激烈的簡·雅各布斯對芒福德的具體城市規劃策略也進行了批評。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直接反駁了芒福德的觀點，她認為城市本來就應該具有即興生長的“芭蕾性”。甚至較為平和的凱文·林奇也加入了批評隊伍。他認為芒福德等所強調的“有機城市”是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城市自己并不成長和變化，也不能繁衍或修復，既不是自治的實體，也不能通過生命循環來運轉自己，或成為被感染的機體”。
“有機城市”再一次被挖掘
其實，芒福德的“有機城市”并非指物理形態上的城市，形而下的理解也并不是芒福德批評紐約的真正含義。芒福德因為“城市病”而對大城市過于否定，以及在具體城市規劃上的捉襟見肘，很容易使他被看作是一個保守、天真，甚至有些迂腐的學者，因此掩蔽了其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主義色彩。芒福德所經歷的資本主義城市不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狀態的城市，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應該更加富有人性，而不是被戰爭、剝削、過度的職業分工以及機械“自動化”所損害的城市。
對于能夠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便捷高效、造福人類的技術，人們很歡迎。但是，如果技術只是帶來焦慮，降低人的幸福感，那么，技術發展就需要糾偏，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芒福德認為，物質能量的無序大噴發足以毀滅人類賴以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整個生態體系。因此，當下的重中之重是設想合理的、足夠的渠道去疏導那些超出生命要求和規范的多余能量和超常活力。
從具體的城市規劃來說，他的郊區化學說被認為反而可能導致城市蔓延（芒福德晚年甚至住到了他心儀的小鎮上），但這只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即便放到現實層面上，芒福德的“有機城市”以及他所崇尚的霍華德的“田園城市”也有相當價值。規模控制城鎮的概念實際上在當下的都市實踐中也是具有操作性的（如上海發力“五個新城”建設），世界上許多地方也有不同方式的實踐。
聯合國確立的生態可持續發展理念，網絡信息技術更新帶來的遠程辦公，經歷價值再發現的東方“山水城市”，新冷戰和戰爭風險可能導致的逆全球化思潮，近在身旁的流失的城市工作崗位，焦慮、內卷、擁擠、長距離通勤、環境污染、不幸福感等現代“城市病”，以及伴隨而來的對慢生活的向往、寵物友好、情緒價值需求激增，都可能導致一部分人選擇芒福德心目中的城市，使芒福德學說的價值再一次被挖掘。
“全球城市”激發“軟實力”
與芒福德從城市的起源開始論述不同，霍爾從西方文明的起點雅典開始他的城市案例敘事。他似乎要和芒福德“較勁”，將芒福德作為一個要推倒的參照對象來建構自己的系統學說，全書從文化熔爐、創意環境、藝術與技術的聯姻、城市秩序的建立等維度縱橫論述城市。
無疑，霍爾的觀點比芒福德主要以人文為核心的思路更開闊，學科跨度也更大，著作中對經濟和技術的論述更詳細。霍爾最聞名于世的成就，是定義“世界城市”，這使他成為“全球城市”概念的先驅。兩者有相同之處，都指具有國際影響力、功能復合性、在等級體系中處于頂流的超大城市，不同之處在于提出的理論背景、核心功能、空間邏輯、衡量標準和學術視角有所差異。“世界城市”相對于“全球城市”略顯傳統，仍然強調工業化背景下城市的中心邊緣、總部集聚、貿易傳統、控制功能、規模效應和“硬實力”，還沒有意識到全球化和信息技術交互作用給城市帶來的深刻影響；“全球城市”則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產生，更強調全球連接性、空間流動性、扁平化網絡、高端服務業、多中心協同和包含文化創新活力的“軟實力”。
霍爾在《文明中的城市》中對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有了更多的分析，并有許多成功的預言。
當然，由于霍爾當時站在西方的視角進行觀察和分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比如，他認為電子購物永遠不能傳達氣味、材質等特征，因此對其發展持有懷疑態度，卻被中國風起云涌的網購反證了。再比如，他分析電動汽車是汽車歷史初期的產物，其性能同內燃機無法相比，且受限于“電池技術”，在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車和智能汽車的背景下，也可能并不盡然。
并非都要變成“巨型城市”
芒福德的立場是充滿憤懣地批評20世紀上半葉的大城市，霍爾的立場則是冷靜分析20世紀下半葉的大城市并為其辯護。
有一點，芒福德和霍爾倒是取得了共識。芒福德認為，人類交往范圍越廣，參與者越眾，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永久性的聚會中心，便于人們突破階層界限和行業壁壘，隨時隨地面對面交流溝通。霍爾也認為網絡時代，距離雖然“消失”，但“需要面對面接觸的創新性活動依舊會增長”。事實上，人們選擇在聚集的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這里的工作機會多、生活豐富、文化多元、消費活躍。但在互聯網+高速交通的環境下，人們也可以在有“同城效應”的周邊地區和城市遠程辦公和生活，創新的場域也未必一定發生在大都市中心區。
相反，一些具有“連接性”、呈現“多中心”特征的周邊地區和城市，只要通過網絡保持飽滿的“信息量”和一定的“見面度”，甚至更適宜成為創新的孵化器。比如，因“六小龍”而出挑的杭州、華為練秋湖研發中心設在城市邊緣的上海青浦金澤，其實都是規劃的科技衛星城。正如“全球城市”理論提出者所說，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環境下，重要的是“連接性”。超大型城市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要變成一個巨型城市，沒必要也不可能。
說到底，霍爾偏重當代價值的論述，可能也只是階段性的闡釋，芒福德思想所具有的遠見性和終極關懷，也可能在人文、生態和可持續的意義上重新閃耀光芒。霍爾在全書“結束語”之前似乎也看到了這一點：“技術進步是一個矛盾體，既是壞人也是英雄，一方面可能會消滅工作崗位、工廠和整個工業以及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創造出巨大的新的經濟機遇以及解決城市社會出現的棘手問題，但是使用它的方式將在于我們自己。”
“人性城市”的終極關懷
最近幾年，我相繼游歷考察了蘇杭、成渝、寧紹、潮汕、淮揚、昆明、廈門等地和大理、麗江、巫山，以及上海周邊一大批江南小鎮。從下面這些詩句中可以想象這些城市的山水風貌：“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蘇州）；“一城春色半城花，萬頃波濤擁海來”（廈門）；“青山隱隱水迢迢”“二十四橋明月夜”（揚州）；“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水繞青山山繞城，萬家煙火一川明”（大理）。踏足之下，深感除“北上廣深”之外的中國城市形態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其中必有值得總結梳理的模式和經驗。
西方城市文明和東方城市文明一定會在未來的某個點交匯，正如新近網上用搖滾方式演唱唐詩宋詞的“唐宋搖滾”，水乳相交，毫無生硬違和感。東方城市的風骨和美學也一定會在未來的中國城市發展中，重現“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人生只合揚州死”的當代價值。中國的中小型城市實在應該因地制宜，根據歷史基因，依托“在地文化”構建自身城市形態，千萬不要照搬超大城市的發展模式。可惜的是，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破壞歷史風貌、到處是水泥森林的均質化傾向。
城市的發展理念和模式并非二元對立，我們很容易把超大型城市理解為一套體系和概念，把中小城鎮理解為另一套體系和概念，各說各話，各不相讓，甚至互相否定。但其實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兩個體系會逐漸靠攏和融合，慢慢變成一個體系。集中和離散、趨同和分化，一直都是城市創新發展的兩個方向，回環的妙處就在于雙向奔赴、互為依存，不會止于一端。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趨勢，一定是一個超大城市和中小城鎮、科技城市和人文城市、建材城市和山水城市、實體城市和虛擬城市、遠端城市和近端城市、懸浮城市和煙火城市、快城市和慢城市相互融合、多元發展的協同式開放城市體系。如果不是這樣，那只能說是人類城市發展的悲哀。從長遠來看，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內心的和諧，一定是霍爾所說“更好的城市”的追求目標，也是芒福德所說“人性城市”的終極關懷。
作者：徐錦江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 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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