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8日是第49個國際博物館日，不難想見，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門前將排起千米長隊，三星堆的青銅神樹前將擠滿舉著手機的觀眾，地方中小博物館的特色展覽也會成為社交平臺的熱門話題……“文博熱”方興未艾，但我們不妨從熱潮中抽離，借博物館日的機會，重新思考博物館之于社會、公眾的真正意義。這有助于我們在喧囂中看清本質——博物館不僅承載著文明的基因密碼，更應成為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化場域。
博物館為什么不能建在“荒郊野外”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博物館，愛上博物館，以至于蔚為風尚，掀起一股“文博熱”，這已是肉眼可見的事實。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博物館全年接待觀眾超過14億人次，2025年春節期間，全國博物館接待觀眾超7200萬人次。而在剛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全國博物館單日接待量創歷史峰值，故宮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西安兵馬俑館等熱門場館更是一票難求。
原本“高冷”的博物館躋身“頂流”，映射出隨著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目光逐漸超越有形的物質，開始關注精神層面的需求。在這一趨勢下，匯聚優秀傳統文化，且經常引入海外優質文化的博物館，自然大受追捧，并由此催動供給端發力。國家文物局發布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備案博物館近7000家，其中70%為中小博物館。文博盛況，堪稱空前。
不過，熱潮背后亦有隱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都有過被洶涌人潮擠迫，導致參觀體驗欠佳的經歷。至于交通不便，熱門展覽難預約、展陳內容不接地氣、場館布局和動線設計不合理等現象更是屢見不鮮。凡此種種，促使人們在熱潮中保持冷思考：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博物館？怎樣的博物館才算好博物館？帶著這樣的疑問翻開《博物館是什么》，一定能有所得。
本書以央地共建8+3博物館排名第三的湖南博物院為研究樣本，資深媒體人張小溪通過訪談，全景式呈現了湖南博物院（湘博）近十年的設計和建設過程。
張小溪訪談的對象可謂陣容強大，包括博物館學者陳建明及其團隊、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磯崎新及其中國合伙人胡倩、湖南省建筑設計院集團執行總建筑師楊曉及總經理趙勇、兩屆世博會中國館空間展陳設計中央美院黃建成團隊等。這些大咖從不同維度呈現了他們心中的博物館是什么。其中，原湘博館長陳建明的闡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陳建明將博物館定義為“社會教育機構”，旨在為國民提供終身學習的場所，彌補學校教育之不足。這決定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它的目標不是營利，而是致力于公共教育。自2008年起，全國范圍內的博物館、紀念館免費對公眾開放，便是基于這一理念。
既然是公共品，博物館的營建理應源于公眾的真實需求，因此陳建明認為，博物館要融入原有的城區、社區和生活方式。換言之，好的博物館應當嵌入到其所在的社會生態網中，乃至成為它的一部分。
然而在實踐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地方喜歡將博物館遷出老城區，挪移至配套設施尚未跟上的新城區，究其根本，是利用博物館拉動房地產。這實為本末倒置。陳建明對此銳評道，承載著歷史的博物館“恰恰需要一些帶歷史風貌的遺跡遺址，帶著時代的感受與體驗”，這恰恰是那些位于“荒郊野外”的新博物館所不具備的。而像這樣與城市脈絡割裂，且別有所圖的博物館，難免散發出某些對參觀者不友好的氣息。
顯然，公眾如果對某座博物館觀感不佳，癥結或許不僅僅在于設計細節上的粗糙與疏忽，而是其在根本上就違背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
公共屬性與現代博物館的誕生
從博物館的公共屬性出發，很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例如陳建明提到，中國人對博物館的理解是比較狹義的，局限于收藏、研究和陳列文物的展館。而在國外，博物館的定義寬泛得多，美術館、圖書館、科技館乃至植物園、動物園、名人故居，統統歸入“博物館”——它們的英文名均為“Museum”。
何以如此呢？原來，上述這些場館是歐洲現代化的產物。現代社會需要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和有知識的公民，而培養公民，除了依托學校教育，還需博物館補充。于是近代以來，或由國家扶持或由私人出資，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今遍布歐洲大街小巷的博物館，大多始創于該階段。可見，從出世那刻起，現代博物館就是服務于公眾的。
這在《博物館的誕生：歷史、理論與政治》中得到了印證，英國著名文化學者托尼·本尼特在這本書里系統考察了現代博物館的誕生。18世紀，源自法國的啟蒙思想席卷歐洲，用知識照亮愚昧、引領進步的觀念慢慢深入人心，這催動出公共教育的強烈需求，為博物館的興起培植了土壤。1753年，漢斯·斯隆爵士將個人藏品捐贈給英國王室，促成大英博物館建立。此舉標志著“知識共享”理念成為社會共識，被視作現代博物館的開端。
現代博物館塑造著公眾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以盧浮宮為例，它原為法王宮殿，拒絕平民進入，法國大革命后被改造成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通過策劃展覽、展品布置及參觀規則的制定，盧浮宮不斷向公眾傳播“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核心理念，成為新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
中國也經歷過相似的轉變。據李翔、一森所著《博物館簡史》一書，我國歷代王朝都有專門的地方存放奇珍異寶，并任命官員看管。從宋代起，民間收藏蓬勃發展，出現了不少私人收藏場所。但這些空間均屬帝王顯貴，供小圈子把玩，不具有公共性。晚清時，張謇借赴日本考察的機會，參觀了不少博物館，大開眼界。歸國后遂自費創立南通博物苑，力圖輔助學院教育，科普科學知識，啟迪民智，救亡圖存。張謇顯然認識到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南通博物苑由此被認為開中國現代博物館之先河。
在張謇的帶動下，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陸續建成了70多家博物館。在那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年代，博物館對于保存和弘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增強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視博物館發展，首任文化部部長茅盾曾針對地方博物館的建設、任務、性質及發展方向做過指示。195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政府投建一系列國家級博物館，今天的“打卡勝地”，如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家自然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等，皆可溯源于此。時至今日，全國博物館已超過6800個，再加上圖書館、美術館、動植物園等廣義上的博物館，數量是相當驚人的，其繁榮程度可見一斑。
不過，我們切勿因為走得太遠，忘記為何出發——無論何時，公共屬性都應該是博物館的根本遵循。在此，不妨重溫1974年哥本哈根國際博協大會給出的定義：“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營利的、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關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當作自己的基本職責，以便展出，公之于眾，提供學習、教育、欣賞的機會。”
依托于“物”的共同記憶
經過梳理可以發現，塑造民族記憶和文化認同是博物館的主要職能。這種塑造當然要依托有形的物質才能展開，也因此，中國博物館界普遍認為，“物”是博物館的核心要素。陳建明任職過的湘博就是個例子。
湘博的鎮館之寶是馬王堆墓葬文物，這些實物形態，構成了湘博定位為世界級博物館的基礎。作為湖南本地博物館，湘博也要呈現“湖南人”的前世今生、勾勒湖湘文化的演進脈絡，這同樣需要物質支撐。為此，館方精心設計了楚漢漆器展、長沙窯精品展、湘繡文物珍品展、湘軍中興四大名臣手跡展等常設展，由此構建了一個宏闊的地方性知識體系。
對那些與古建共生的博物館來說，建筑本身也是展品。在《博物館里看文明：圖解中國建筑》一書中，編者取最廣義，將史前聚落、宮殿、民居、石窟、園林直至現代公共建筑都視作博物館，做了一番巡禮。
以故宮為例。論展品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故宮恐怕連一些省級博物館都比不上。但作為明清兩朝皇宮，故宮擁有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試問，還有什么比故宮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更動人心魂的展品呢？至于良渚遺址、佛光寺、應縣木塔、敦煌莫高窟……這些遺存展現出中國建筑數千年間發展演變的脈絡與古代匠人登峰造極的建造技藝，其對民族記憶的凝聚、文化認同的形塑，是普通展品無法替代的。
近年來，各地博物館還加強了館際交流，經常聯合辦展。2024年10月，首都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四川博物院等15家中央地方共建國家級重點博物館攜手發起博物館策展聯盟，致力于為全國博物館打造一個共同研討、交流、協作、提升的開放平臺。這無疑是良好的訊號。
除了館方層面的互動，各家博物館的學者、專家也可以一起“搞事情”。新近推出的《博物館里的“三月三”》一書就是有益的嘗試。
“三月三”古稱“上巳節”，源于先秦時代的求子活動，后演變成人們祈求豐收和平安、外出踏青的活動。千百年來，伴隨中華民族的融合發展，傳遍大江南北，壯族、苗族、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都有歡度“三月三”的習俗。上巳節早已成為多民族共享的傳統節日。《博物館里的“三月三”》匯聚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十余家權威博物館的近50位文博專家，以時間為經、文物為緯，抽絲剝繭般地探尋“三月三”的來龍去脈。
當一件件收藏于博物館的典籍文書、絹帛書畫、祭祀物品、民族服飾、傳世食器和歌舞樂器等珍貴文物呈現于眼前，當文物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娓娓道來，“三月三”的意義得到凸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思想觀念與審美情趣也得到了鮮活揭示，散發出生生不息的強大魅力。
這或許就是博物館的價值所在。當我們在人潮中感受博物館的溫度、在文物前感受文化的肌理，實則是在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博物館的形態或許會變化，但其公共屬性的內核永不過時。那些真正融入城市血脈、回應公眾期待的博物館，將在時光中沉淀為文明坐標，讓每一個走進來的人，都能在歷史縱深里看見自己，在文化長河中錨定方向。這，或許就是博物館最動人的模樣，也是對“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博物館”最好的回答。
今年5月18日是第49個國際博物館日，不難想見，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門前將排起千米長隊，三星堆的青銅神樹前將擠滿舉著手機的觀眾，地方中小博物館的特色展覽也會成為社交平臺的熱門話題……“文博熱”方興未艾，但我們不妨從熱潮中抽離，借博物館日的機會，重新思考博物館之于社會、公眾的真正意義。這有助于我們在喧囂中看清本質——博物館不僅承載著文明的基因密碼，更應成為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文化場域。
博物館為什么不能建在“荒郊野外”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博物館，愛上博物館，以至于蔚為風尚，掀起一股“文博熱”，這已是肉眼可見的事實。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博物館全年接待觀眾超過14億人次，2025年春節期間，全國博物館接待觀眾超7200萬人次。而在剛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全國博物館單日接待量創歷史峰值，故宮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西安兵馬俑館等熱門場館更是一票難求。
原本“高冷”的博物館躋身“頂流”，映射出隨著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目光逐漸超越有形的物質，開始關注精神層面的需求。在這一趨勢下，匯聚優秀傳統文化，且經常引入海外優質文化的博物館，自然大受追捧，并由此催動供給端發力。國家文物局發布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備案博物館近7000家，其中70%為中小博物館。文博盛況，堪稱空前。
不過，熱潮背后亦有隱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都有過被洶涌人潮擠迫，導致參觀體驗欠佳的經歷。至于交通不便，熱門展覽難預約、展陳內容不接地氣、場館布局和動線設計不合理等現象更是屢見不鮮。凡此種種，促使人們在熱潮中保持冷思考：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博物館？怎樣的博物館才算好博物館？帶著這樣的疑問翻開《博物館是什么》，一定能有所得。
本書以央地共建8+3博物館排名第三的湖南博物院為研究樣本，資深媒體人張小溪通過訪談，全景式呈現了湖南博物院（湘博）近十年的設計和建設過程。
張小溪訪談的對象可謂陣容強大，包括博物館學者陳建明及其團隊、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磯崎新及其中國合伙人胡倩、湖南省建筑設計院集團執行總建筑師楊曉及總經理趙勇、兩屆世博會中國館空間展陳設計中央美院黃建成團隊等。這些大咖從不同維度呈現了他們心中的博物館是什么。其中，原湘博館長陳建明的闡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陳建明將博物館定義為“社會教育機構”，旨在為國民提供終身學習的場所，彌補學校教育之不足。這決定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它的目標不是營利，而是致力于公共教育。自2008年起，全國范圍內的博物館、紀念館免費對公眾開放，便是基于這一理念。
既然是公共品，博物館的營建理應源于公眾的真實需求，因此陳建明認為，博物館要融入原有的城區、社區和生活方式。換言之，好的博物館應當嵌入到其所在的社會生態網中，乃至成為它的一部分。
然而在實踐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地方喜歡將博物館遷出老城區，挪移至配套設施尚未跟上的新城區，究其根本，是利用博物館拉動房地產。這實為本末倒置。陳建明對此銳評道，承載著歷史的博物館“恰恰需要一些帶歷史風貌的遺跡遺址，帶著時代的感受與體驗”，這恰恰是那些位于“荒郊野外”的新博物館所不具備的。而像這樣與城市脈絡割裂，且別有所圖的博物館，難免散發出某些對參觀者不友好的氣息。
顯然，公眾如果對某座博物館觀感不佳，癥結或許不僅僅在于設計細節上的粗糙與疏忽，而是其在根本上就違背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
公共屬性與現代博物館的誕生
從博物館的公共屬性出發，很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例如陳建明提到，中國人對博物館的理解是比較狹義的，局限于收藏、研究和陳列文物的展館。而在國外，博物館的定義寬泛得多，美術館、圖書館、科技館乃至植物園、動物園、名人故居，統統歸入“博物館”——它們的英文名均為“Museum”。
何以如此呢？原來，上述這些場館是歐洲現代化的產物。現代社會需要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和有知識的公民，而培養公民，除了依托學校教育，還需博物館補充。于是近代以來，或由國家扶持或由私人出資，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今遍布歐洲大街小巷的博物館，大多始創于該階段。可見，從出世那刻起，現代博物館就是服務于公眾的。
這在《博物館的誕生：歷史、理論與政治》中得到了印證，英國著名文化學者托尼·本尼特在這本書里系統考察了現代博物館的誕生。18世紀，源自法國的啟蒙思想席卷歐洲，用知識照亮愚昧、引領進步的觀念慢慢深入人心，這催動出公共教育的強烈需求，為博物館的興起培植了土壤。1753年，漢斯·斯隆爵士將個人藏品捐贈給英國王室，促成大英博物館建立。此舉標志著“知識共享”理念成為社會共識，被視作現代博物館的開端。
現代博物館塑造著公眾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以盧浮宮為例，它原為法王宮殿，拒絕平民進入，法國大革命后被改造成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通過策劃展覽、展品布置及參觀規則的制定，盧浮宮不斷向公眾傳播“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大革命核心理念，成為新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
中國也經歷過相似的轉變。據李翔、一森所著《博物館簡史》一書，我國歷代王朝都有專門的地方存放奇珍異寶，并任命官員看管。從宋代起，民間收藏蓬勃發展，出現了不少私人收藏場所。但這些空間均屬帝王顯貴，供小圈子把玩，不具有公共性。晚清時，張謇借赴日本考察的機會，參觀了不少博物館，大開眼界。歸國后遂自費創立南通博物苑，力圖輔助學院教育，科普科學知識，啟迪民智，救亡圖存。張謇顯然認識到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南通博物苑由此被認為開中國現代博物館之先河。
在張謇的帶動下，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陸續建成了70多家博物館。在那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年代，博物館對于保存和弘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增強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視博物館發展，首任文化部部長茅盾曾針對地方博物館的建設、任務、性質及發展方向做過指示。195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政府投建一系列國家級博物館，今天的“打卡勝地”，如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家自然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等，皆可溯源于此。時至今日，全國博物館已超過6800個，再加上圖書館、美術館、動植物園等廣義上的博物館，數量是相當驚人的，其繁榮程度可見一斑。
不過，我們切勿因為走得太遠，忘記為何出發——無論何時，公共屬性都應該是博物館的根本遵循。在此，不妨重溫1974年哥本哈根國際博協大會給出的定義：“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營利的、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關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當作自己的基本職責，以便展出，公之于眾，提供學習、教育、欣賞的機會。”
依托于“物”的共同記憶
經過梳理可以發現，塑造民族記憶和文化認同是博物館的主要職能。這種塑造當然要依托有形的物質才能展開，也因此，中國博物館界普遍認為，“物”是博物館的核心要素。陳建明任職過的湘博就是個例子。
湘博的鎮館之寶是馬王堆墓葬文物，這些實物形態，構成了湘博定位為世界級博物館的基礎。作為湖南本地博物館，湘博也要呈現“湖南人”的前世今生、勾勒湖湘文化的演進脈絡，這同樣需要物質支撐。為此，館方精心設計了楚漢漆器展、長沙窯精品展、湘繡文物珍品展、湘軍中興四大名臣手跡展等常設展，由此構建了一個宏闊的地方性知識體系。
對那些與古建共生的博物館來說，建筑本身也是展品。在《博物館里看文明：圖解中國建筑》一書中，編者取最廣義，將史前聚落、宮殿、民居、石窟、園林直至現代公共建筑都視作博物館，做了一番巡禮。
以故宮為例。論展品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故宮恐怕連一些省級博物館都比不上。但作為明清兩朝皇宮，故宮擁有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試問，還有什么比故宮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更動人心魂的展品呢？至于良渚遺址、佛光寺、應縣木塔、敦煌莫高窟……這些遺存展現出中國建筑數千年間發展演變的脈絡與古代匠人登峰造極的建造技藝，其對民族記憶的凝聚、文化認同的形塑，是普通展品無法替代的。
近年來，各地博物館還加強了館際交流，經常聯合辦展。2024年10月，首都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四川博物院等15家中央地方共建國家級重點博物館攜手發起博物館策展聯盟，致力于為全國博物館打造一個共同研討、交流、協作、提升的開放平臺。這無疑是良好的訊號。
除了館方層面的互動，各家博物館的學者、專家也可以一起“搞事情”。新近推出的《博物館里的“三月三”》一書就是有益的嘗試。
“三月三”古稱“上巳節”，源于先秦時代的求子活動，后演變成人們祈求豐收和平安、外出踏青的活動。千百年來，伴隨中華民族的融合發展，傳遍大江南北，壯族、苗族、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都有歡度“三月三”的習俗。上巳節早已成為多民族共享的傳統節日。《博物館里的“三月三”》匯聚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十余家權威博物館的近50位文博專家，以時間為經、文物為緯，抽絲剝繭般地探尋“三月三”的來龍去脈。
當一件件收藏于博物館的典籍文書、絹帛書畫、祭祀物品、民族服飾、傳世食器和歌舞樂器等珍貴文物呈現于眼前，當文物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娓娓道來，“三月三”的意義得到凸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思想觀念與審美情趣也得到了鮮活揭示，散發出生生不息的強大魅力。
這或許就是博物館的價值所在。當我們在人潮中感受博物館的溫度、在文物前感受文化的肌理，實則是在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博物館的形態或許會變化，但其公共屬性的內核永不過時。那些真正融入城市血脈、回應公眾期待的博物館，將在時光中沉淀為文明坐標，讓每一個走進來的人，都能在歷史縱深里看見自己，在文化長河中錨定方向。這，或許就是博物館最動人的模樣，也是對“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博物館”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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