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刑警寫的故事，像日記，沒有刻意制造懸疑，案件推進很快，看似簡單卻滿屏艱辛，真的心疼戰斗在一線的警察。”在豆瓣上，一位網友給最近熱播的連續劇《刑警的日子》寫下了這樣的評語。
在豆瓣上，近6000位網友評價了《刑警的日子》，7.1分不算低，但對有“警匪片教父”之稱的導演高群書來說，也不算高。
個人喜歡一位網友的評論標題：很高群書，但觀眾可就不一定能接受嘍。
說《刑警的日子》“很高群書”，因為它保留了“高氏出品”的兩大特色：一是紀實感強，力求細節真實；二是飽含人文關懷，加入大量“有意味的細節”。說觀眾難接受，因為確有一些網友抱怨“不好看”“情節太慢”“沒有任何轉折”……
多元時代的審美必然多元，眾說紛紜是好事，不必爭論誰對誰錯，重要的是去思考：如何將多元捆扎成統一？怎樣找到那根“繩子”？
靠真實的細節呈現滄桑感
《刑警的日子》講述了20歲出頭、從摔跤隊轉入刑警隊的劉子明（歐豪飾），在嚴師、師兄弟、領導的幫助下，經一次次大案洗禮，最終成長為優秀刑警的故事。全劇以此為主干，刻畫出平凡英雄的群像。然而，因工作繁忙，劉子明也遭遇了婚姻破裂的挫折。
這確實是一部“很高群書”的劇。如網友所說：“沒有主角光環，沒有燒腦推理，沒有神技加持，沒有戲劇反轉，沒有飛車槍戰等好萊塢大場面，只有枯燥、漫長、重復的走訪、摸排與蹲守，只有師傅絮絮叨叨唐僧一樣罵徒弟的傳承，只有老刑警抓持槍毒販時也會有的害怕和手抖，只有破案需要的耐心、運氣這種清湯寡水的日復一日。”
“追求真實如同追求真理。”高群書曾說，“我的原則是，一定要真實，哪怕放棄藝術性都要真實。”《刑警的日子》在細節的真實上不遺余力。比如，每次挨領導訓后，刑警們不服氣，都會偷走他的簽字筆，扔到單位大門的平臺上；當領導退休時，大家又把這些筆撿回，密密麻麻鋪在告別之路上，表達出“頑童對慈父”式的不舍。
再如，抓捕大毒梟安平海，安平海本有機會向近在咫尺的劉子明開槍，可他猶豫了，他不理解劉子明為何如此無畏，入獄后還在追問：“抓我，你能立幾等功？”當得知只有集體二等功時，他更覺郁悶：“就這？你下輩子還當警察？”而劉子明承認，他確實感到后怕，但再來一次，他還會沖上去。
還有老警察馬國強，上班時總穿著警服，扎著寬腰帶，因為當年他師傅有一次穿便裝辦案，一名精神病人不知他是警察，將他殺害了。自此馬國強很少穿便裝，然而，就在他即將退休，穿著便裝去菜市場買菜時，卻在抓小偷時犧牲……
時間并非勻速流逝，靠一個個細節給人以滄桑感，《刑警的日子》準確地抓住了這些細節。
除惡要靠“善的完全”
高群書曾說：“不管拍電影還是電視劇，只有一個主題，就是人和社會的關系。”“劇情不重要，人性才是最重要的。”《刑警的日子》的人文關懷體現在：它不是將犯罪分子妖魔化，而是從人的立場上予以解讀。
如前文提到的大毒梟安平海，他也會敬佩劉子明，他把人生最后一件大事托付給劉子明，而不是其他人：他想給母親換個樓層低點兒的住宅。安平海知道劉子明一定會幫他。
在《刑警的日子》中，犯罪分子行為可憎；但作為人，他們又是可悲的。人性的惡總是先吞噬了他們，再傳導至其他無辜者身上。鹿冰殘忍地殺死了養母王允，卻少有人看到，王允對他幾十年的情感控制，這讓鹿冰無法體會到自我的存在，甚至無權選擇愛情。
楊末殺死父親楊教授，楊教授是社會名流、表面風光，實為人渣，家暴、以權謀色、對子女冷漠；母親卻對此視而不見，當楊末在警局中喊出“我看不起她”時，卻不知母親早就留下自首信，謊稱是她殺了楊教授，并試圖以自殺來保全兒子。
殺人犯周炳升落網時，求警方別告訴他在外地的兒子周曉晨，以免耽誤其學業，卻不知周曉晨壓根沒去上學，而是在異地作案，正是通過他的DNA，警方才找到周炳升……
法律可嚴懲罪犯，卻難以處罰王允、楊教授等間接引發罪案的人。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提出：惡并非實體，而是善的不完全。換言之，社會應警惕“為除惡而生恨，因恨而生新惡”的死循環，除惡要靠“善的完全”。
所以，當屢遭家暴之苦，因愛喝可樂而遭家暴的妻子反殺丈夫，被帶上警車時，劉子明會遞給她一罐可樂；在抓獲毒販葛曉輝后，劉子明仍平等地對待他，并提醒徒弟們，搞明白嫌疑人和罪犯的區別……這都啟迪觀眾更深入地去思考。
對真實的不同解讀
《刑警的日子》既有細節真實，又有人文關懷，具備了高群書創作的全部精華，為何會有觀眾覺得“無聊”？問題的關鍵也許在于：互聯網時代，對“真”的理解已變。
前互聯網時代，“真”即“真實存在”，被規定為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可在互聯網時代，隨著信息激增，各種“競爭性真相”涌現，“真”有時還意味著“新奇”。誰的傳播效率高、誰能抓眼球，誰就是“真”的，越有趣就越像“真”的。對于“互聯網原住民”來說，這是“常識”；對老一代創作者來說，這是“玄學”。
換句話說，在親人病床前徘徊痛悔、因工作錯過重要約會、師傅動輒就大發脾氣之類，因為重復了太多次，已難增加真實感；倒是為抓罪犯而偷領導的車鑰匙、反復吹噓“我是全警隊唯一受過槍傷的”等細節，反而更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迎合當下觀眾的劇，都采取了“神話敘事”，即“出現問題——英雄現身——問題解決”。觀眾選擇警匪劇，恰恰因為它不是生活常態，能把自己想象成劇中人物，通過扮演得到深度愉悅。
當代觀眾關注情節，他們熱愛快節奏、燒腦、邏輯性強、充滿想象力的故事，將這樣的故事稱為“真實”，以抵抗傳統意義的真實，因為傳統的真實，如日常生活那般緩慢、重復、無趣、按部就班，他們渴望從中逃離。
喜愛傳統真實的觀眾會詰問：刑警就是整天追車、槍戰、斗智嗎？
喜愛現代“真實”的觀眾會詰問：沒有這些，我干嗎要看？
觀眾帶著對后者的渴望卻遭遇了前者，自然會抱怨“無聊”。但我們應警惕這樣的話術：當部分網友不接受傳統真實時，便會立刻給劇集貼上庸俗、膚淺、碎片化等標簽，以拒絕對真實的再審視。
為何沒能高于生活
其實，現代“真實”與傳統真實有共通性，都要“寫英雄”，都要回應時代的核心關切。只要正確運用，就能發揮將多元捆扎成統一的“繩子”的功效。
可《刑警的日子》中的劉子明被塑造成了傳統英雄，他有正義感，且不乏反省精神，面對婚姻危機，他意識到自己從小在父母和姐姐的寵愛中長大，只知感情索取，不懂付出，這也使他無法正確地把握情感與事業的平衡。
劉子明是那種不斷成長的理性英雄，但他的愛有時居高臨下：給妻子買房，卻事先不告訴妻子；看到老警察馬國強犧牲，他怕將來會讓妻子痛苦，一度拒絕走入婚姻。但這種自我犧牲式的愛，會給被愛者以負擔，很難與他站在同一高度上對話。劉子明是孤獨的，他愛的人也必然孤獨。
互聯網時代，人們關注的是另一種英雄：有趣，寬容，能持續輸出情緒價值，保持事業與情感的平衡。隨著技術手段、管理水平的提升，現代人面對的問題已不同，在責任感、使命感之外，增加了對生活價值的探尋、對自我的思考、對可持續性的反省。《刑警的日子》的創作者卻未能賦予劉子明這些品質，這也導致觀眾難以與他共情。
劉子明的思維誤區在于：他想當然地認為，工作是“大事”，家庭是“小事”，但正如法國哲學家龐加萊所說，數學上的“大”，意味著包含“小”——4中有3，4才大于3；而在情感上，“大事”又并不包含“小事”，二者不是誰大于誰的關系，而是同等重要。好社會既需要工作中的劉子明，也需要家庭中的劉子明，后者并不是“錦上添花”，它也是人生義務。可《刑警的日子》始終沒有抵達這樣的思辨，反而被“大事小事”之辨誤導。當英雄無法啟迪現實人生時，就會淪為“源于生活卻沒高于生活”。
時代在迅跑，十年前的高群書能準確把握觀眾的脈搏，十年后就略顯隔靴搔癢。這說明，與時俱進并非易事，當舊藥漸失療效，創作需再從“真正理解當代觀眾的需求”做起。
“一位刑警寫的故事，像日記，沒有刻意制造懸疑，案件推進很快，看似簡單卻滿屏艱辛，真的心疼戰斗在一線的警察。”在豆瓣上，一位網友給最近熱播的連續劇《刑警的日子》寫下了這樣的評語。
在豆瓣上，近6000位網友評價了《刑警的日子》，7.1分不算低，但對有“警匪片教父”之稱的導演高群書來說，也不算高。
個人喜歡一位網友的評論標題：很高群書，但觀眾可就不一定能接受嘍。
說《刑警的日子》“很高群書”，因為它保留了“高氏出品”的兩大特色：一是紀實感強，力求細節真實；二是飽含人文關懷，加入大量“有意味的細節”。說觀眾難接受，因為確有一些網友抱怨“不好看”“情節太慢”“沒有任何轉折”……
多元時代的審美必然多元，眾說紛紜是好事，不必爭論誰對誰錯，重要的是去思考：如何將多元捆扎成統一？怎樣找到那根“繩子”？
靠真實的細節呈現滄桑感
《刑警的日子》講述了20歲出頭、從摔跤隊轉入刑警隊的劉子明（歐豪飾），在嚴師、師兄弟、領導的幫助下，經一次次大案洗禮，最終成長為優秀刑警的故事。全劇以此為主干，刻畫出平凡英雄的群像。然而，因工作繁忙，劉子明也遭遇了婚姻破裂的挫折。
這確實是一部“很高群書”的劇。如網友所說：“沒有主角光環，沒有燒腦推理，沒有神技加持，沒有戲劇反轉，沒有飛車槍戰等好萊塢大場面，只有枯燥、漫長、重復的走訪、摸排與蹲守，只有師傅絮絮叨叨唐僧一樣罵徒弟的傳承，只有老刑警抓持槍毒販時也會有的害怕和手抖，只有破案需要的耐心、運氣這種清湯寡水的日復一日。”
“追求真實如同追求真理。”高群書曾說，“我的原則是，一定要真實，哪怕放棄藝術性都要真實。”《刑警的日子》在細節的真實上不遺余力。比如，每次挨領導訓后，刑警們不服氣，都會偷走他的簽字筆，扔到單位大門的平臺上；當領導退休時，大家又把這些筆撿回，密密麻麻鋪在告別之路上，表達出“頑童對慈父”式的不舍。
再如，抓捕大毒梟安平海，安平海本有機會向近在咫尺的劉子明開槍，可他猶豫了，他不理解劉子明為何如此無畏，入獄后還在追問：“抓我，你能立幾等功？”當得知只有集體二等功時，他更覺郁悶：“就這？你下輩子還當警察？”而劉子明承認，他確實感到后怕，但再來一次，他還會沖上去。
還有老警察馬國強，上班時總穿著警服，扎著寬腰帶，因為當年他師傅有一次穿便裝辦案，一名精神病人不知他是警察，將他殺害了。自此馬國強很少穿便裝，然而，就在他即將退休，穿著便裝去菜市場買菜時，卻在抓小偷時犧牲……
時間并非勻速流逝，靠一個個細節給人以滄桑感，《刑警的日子》準確地抓住了這些細節。
除惡要靠“善的完全”
高群書曾說：“不管拍電影還是電視劇，只有一個主題，就是人和社會的關系。”“劇情不重要，人性才是最重要的。”《刑警的日子》的人文關懷體現在：它不是將犯罪分子妖魔化，而是從人的立場上予以解讀。
如前文提到的大毒梟安平海，他也會敬佩劉子明，他把人生最后一件大事托付給劉子明，而不是其他人：他想給母親換個樓層低點兒的住宅。安平海知道劉子明一定會幫他。
在《刑警的日子》中，犯罪分子行為可憎；但作為人，他們又是可悲的。人性的惡總是先吞噬了他們，再傳導至其他無辜者身上。鹿冰殘忍地殺死了養母王允，卻少有人看到，王允對他幾十年的情感控制，這讓鹿冰無法體會到自我的存在，甚至無權選擇愛情。
楊末殺死父親楊教授，楊教授是社會名流、表面風光，實為人渣，家暴、以權謀色、對子女冷漠；母親卻對此視而不見，當楊末在警局中喊出“我看不起她”時，卻不知母親早就留下自首信，謊稱是她殺了楊教授，并試圖以自殺來保全兒子。
殺人犯周炳升落網時，求警方別告訴他在外地的兒子周曉晨，以免耽誤其學業，卻不知周曉晨壓根沒去上學，而是在異地作案，正是通過他的DNA，警方才找到周炳升……
法律可嚴懲罪犯，卻難以處罰王允、楊教授等間接引發罪案的人。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提出：惡并非實體，而是善的不完全。換言之，社會應警惕“為除惡而生恨，因恨而生新惡”的死循環，除惡要靠“善的完全”。
所以，當屢遭家暴之苦，因愛喝可樂而遭家暴的妻子反殺丈夫，被帶上警車時，劉子明會遞給她一罐可樂；在抓獲毒販葛曉輝后，劉子明仍平等地對待他，并提醒徒弟們，搞明白嫌疑人和罪犯的區別……這都啟迪觀眾更深入地去思考。
對真實的不同解讀
《刑警的日子》既有細節真實，又有人文關懷，具備了高群書創作的全部精華，為何會有觀眾覺得“無聊”？問題的關鍵也許在于：互聯網時代，對“真”的理解已變。
前互聯網時代，“真”即“真實存在”，被規定為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可在互聯網時代，隨著信息激增，各種“競爭性真相”涌現，“真”有時還意味著“新奇”。誰的傳播效率高、誰能抓眼球，誰就是“真”的，越有趣就越像“真”的。對于“互聯網原住民”來說，這是“常識”；對老一代創作者來說，這是“玄學”。
換句話說，在親人病床前徘徊痛悔、因工作錯過重要約會、師傅動輒就大發脾氣之類，因為重復了太多次，已難增加真實感；倒是為抓罪犯而偷領導的車鑰匙、反復吹噓“我是全警隊唯一受過槍傷的”等細節，反而更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迎合當下觀眾的劇，都采取了“神話敘事”，即“出現問題——英雄現身——問題解決”。觀眾選擇警匪劇，恰恰因為它不是生活常態，能把自己想象成劇中人物，通過扮演得到深度愉悅。
當代觀眾關注情節，他們熱愛快節奏、燒腦、邏輯性強、充滿想象力的故事，將這樣的故事稱為“真實”，以抵抗傳統意義的真實，因為傳統的真實，如日常生活那般緩慢、重復、無趣、按部就班，他們渴望從中逃離。
喜愛傳統真實的觀眾會詰問：刑警就是整天追車、槍戰、斗智嗎？
喜愛現代“真實”的觀眾會詰問：沒有這些，我干嗎要看？
觀眾帶著對后者的渴望卻遭遇了前者，自然會抱怨“無聊”。但我們應警惕這樣的話術：當部分網友不接受傳統真實時，便會立刻給劇集貼上庸俗、膚淺、碎片化等標簽，以拒絕對真實的再審視。
為何沒能高于生活
其實，現代“真實”與傳統真實有共通性，都要“寫英雄”，都要回應時代的核心關切。只要正確運用，就能發揮將多元捆扎成統一的“繩子”的功效。
可《刑警的日子》中的劉子明被塑造成了傳統英雄，他有正義感，且不乏反省精神，面對婚姻危機，他意識到自己從小在父母和姐姐的寵愛中長大，只知感情索取，不懂付出，這也使他無法正確地把握情感與事業的平衡。
劉子明是那種不斷成長的理性英雄，但他的愛有時居高臨下：給妻子買房，卻事先不告訴妻子；看到老警察馬國強犧牲，他怕將來會讓妻子痛苦，一度拒絕走入婚姻。但這種自我犧牲式的愛，會給被愛者以負擔，很難與他站在同一高度上對話。劉子明是孤獨的，他愛的人也必然孤獨。
互聯網時代，人們關注的是另一種英雄：有趣，寬容，能持續輸出情緒價值，保持事業與情感的平衡。隨著技術手段、管理水平的提升，現代人面對的問題已不同，在責任感、使命感之外，增加了對生活價值的探尋、對自我的思考、對可持續性的反省。《刑警的日子》的創作者卻未能賦予劉子明這些品質，這也導致觀眾難以與他共情。
劉子明的思維誤區在于：他想當然地認為，工作是“大事”，家庭是“小事”，但正如法國哲學家龐加萊所說，數學上的“大”，意味著包含“小”——4中有3，4才大于3；而在情感上，“大事”又并不包含“小事”，二者不是誰大于誰的關系，而是同等重要。好社會既需要工作中的劉子明，也需要家庭中的劉子明，后者并不是“錦上添花”，它也是人生義務。可《刑警的日子》始終沒有抵達這樣的思辨，反而被“大事小事”之辨誤導。當英雄無法啟迪現實人生時，就會淪為“源于生活卻沒高于生活”。
時代在迅跑，十年前的高群書能準確把握觀眾的脈搏，十年后就略顯隔靴搔癢。這說明，與時俱進并非易事，當舊藥漸失療效，創作需再從“真正理解當代觀眾的需求”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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