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文化學者楊小洲對話，仿佛展開一幅流動的書海長卷。
從長沙街頭的童年書店到巴黎左岸的文化地標，從線裝古籍到15世紀活字印刷本，他走訪全球數十個國家的書店，完成了《逛書店》《倫敦的書店》和《逛書店：從北京到巴黎》等書。他的訪書之路既是個人志趣的延伸，也是對人類文明的溫柔打撈。
在這個“快”字當頭的時代，他用慢逛、細讀、深藏的姿態，為我們示范了一種與書籍相處的詩意——那不是簡單的收藏或閱讀，而是將生命與書脈相連，讓每一本舊書都成為時光的錨點。或許正如他所說：“訪書不是尋找目的地，而是讓自己始終走在與書相遇的路上。”
童年書趣與一生癡念
讀書周刊：您曾在采訪中提到五六歲就開始逛書店買書，那時候的閱讀環境與現在大不相同，這段童年經歷如何成為您訪書之路的起點？
楊小洲：說起來，這要追溯到六歲的童年。那是1967年，隨父母遷居長沙的日子。小孩子沒什么娛樂，書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記得第一次帶妹妹去買連環畫，我攥著零花錢站在書架前，眼睛盯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封面，心里只覺得這些畫里藏著說不完的故事。
或許那時還不懂“訪書”的意義，但指尖觸到紙張的那一刻，某種隱秘的聯結就埋下了。從連環畫到文學書，從單純買書到“聚書成癖”，這一路兜兜轉轉，竟成了“為書籍的一生”。你看，人最初的熱愛往往最純粹，就像種子落入土壤，不知不覺就長成了參天大樹。
讀書周刊：這種早期的“聚書”習慣，是否為后來的藏書、寫書埋下了伏筆？
楊小洲：確實。小時候攢書成癖，上學后便開始逛舊書攤、圖書館，從連環畫讀到文學名著，從中國古籍讀到西方譯作。漸漸發現，買書、藏書、讀書形成了一個閉環——喜歡的書想擁有，擁有后想深入研究，研究后又想把心得寫出來。就像古人說的“書非借不能讀也”，但我倒覺得，書非藏不能深也。
我常想，閱讀品位的形成就像流水溯源——早期接觸的書籍如同源頭活水，決定了后來的流向。小時候對文字的好奇，讓我在成年后更傾向于通過書籍構建精神世界。比如現在寫文化類文章，總離不開早年積累的閱讀慣性，這或許就是所謂的“根源性影響”吧。
讀書周刊：您訪書時秉持“隨遇而安”的態度，甚至在國外旅行時也會鉆進小巷里的舊書店，這種“偶遇式”訪書背后有怎樣的文化哲學？
楊小洲：訪書如遇知音，講究一個“緣”字。在布魯塞爾時，我曾誤打誤撞進入一家專賣18世紀科學文獻的舊書店，在積灰的角落發現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726年版的殘卷——書頁邊緣雖有蟲蛀，卻蓋著19世紀藏書家的私章。那一刻就像與歷史撞了個滿懷，即便只是殘頁，也覺得非買不可。這種“不期而遇”的驚喜，比按圖索驥更有意味，就像陶淵明“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書與人的緣分，往往藏在轉角的書架里。
從沖動收藏到文化見證
讀書周刊：您的藏書從“原始沖動”轉向“實用研究”，能否談談這種轉變的內在邏輯？
楊小洲：早年買書多憑直覺，看到裝幀精美或書名有趣的就收入囊中，家里一度“書滿為患”。后來從事文化類寫作，才發現藏書如建“知識倉庫”——即便一本書中只有一段話可用，也需要廣泛搜羅相關版本。
近十多年來，我的藏書興趣轉為收藏西方典型的具有代表意義的書籍，初期我喜歡19世紀英國各種版本的精裝書，慢慢往前走，進入到1450年古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時期。由1450年到1500年這五十年間所印刷的書籍被稱為搖籃本，我除收藏這個時期的書籍之外，還收藏了十多本1500年印刷出版的阿爾定本。
以搖籃本為例，最初收藏只是覺得“古老即是珍貴”，但隨著藏品增多，便開始研究古登堡活字印刷的工藝特點、15世紀歐洲紙張的制作流程，甚至通過藏書票追溯幾百年前歐洲貴族的閱讀趣味。這時才明白，藏書不是簡單的“囤積”，而是對文明切片的打撈與整理。
讀書周刊：您提到“買書的樂趣在于擁有”，但很多書“讀得很少”，這是否與大眾認知中的“藏書為讀”相悖？
楊小洲：這確實是個“靈魂拷問”。但對文化研究者而言，書籍的價值不僅在于閱讀，更在于“在場”——它的版本、裝幀、流傳軌跡本身就是研究對象。比如我收藏的宋版《花間集》殘頁，雖只有幾十頁，卻能從中看出宋代刻書的字體演變、紙張特性，這些實物證據是電子文獻無法替代的。就像博物館收藏青銅器，未必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見證文明的演進。
讀書周刊：近十年您專注收藏西方古籍，尤其是搖籃本與阿爾定本，這些書籍在文化傳承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楊小洲：它們是印刷術誕生初期的“活化石”。古登堡的金屬活字印刷打破了手抄本的壟斷，阿爾杜斯發明的斜體字和便攜開本，則讓書籍從貴族書房走向大眾。我收藏的阿爾定本《神曲》，1502年威尼斯印刷，字體秀美如文藝復興的晨光，書頁間還夾著17世紀讀者的眉批——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讓我真切感受到文明傳播的脈絡。與其說我在藏書，不如說在收藏人類走向知識民主化的腳印。
文化地標中的中外鏡像
讀書周刊：您走訪過全球數十個國家的書店，能否談談中外書店在經營模式與文化氛圍上的差異？
楊小洲：書店是文化的聚散地，也是非常奇妙的所在，也是人類彼此溝通的渠道和橋梁。因此書店所呈現的形態各異，可以裝飾得富麗堂皇，也可以簡陋無華，不論身處何地，都會有愛書的人所鐘愛的書，只是書店經營者對書有著不同的態度。相比而言，書店又是最無奈的場所，比如在商場等地，人們不會滯留太久，也不會過多地翻翻看看挑挑揀揀；但是在書店，很多讀者可以坐上一天看很多書，卻不買，這對書店經營者來說是一個困境。我很贊同紹興荒原書店的經營方式，凡進入荒原書店即需購買一杯咖啡，這種消費是對書和書店所給予的文化氛圍的一種致意，或許也能起到敬惜書籍的作用。
國外的書店經營方式比較多樣，一種是家庭傳承，產業是自己的，經營狀態穩定，比如巴黎的夜鶯書店、皮卡爾德書店等；一種是企業連鎖，也能做到老字號百年長存，比如巴黎的加里納里書店、倫敦的佛耶爾書店；一種是個人志趣，書店立志為書而生存，最著名的就是巴黎莎士比亞書店；還有一種是財團支持，如倫敦二百多年歷史的薩瑟倫書店，或基金會專有的書店，如倫敦的斯威登伯格紀念書店，僅賣斯威登伯格一個人歷年出版的作品。我還遇到過一家有趣的書店，是英國王室授權為王室采購圖書的書店，且將皇家房產作為書店經營場所，從維多利亞女王時期開始，5英鎊的租金延續了一百五十年，直到2016年租約到期。
對于書店的經營模式，我們可能只有兩大類：國營和私營。延續百年歷史的書店非常少，受時代變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生存時好時壞。
讀書周刊：在《逛書店：從北京到巴黎》中，您為何選擇對比北京與巴黎的書店？這種書寫背后有怎樣的文化思考？
楊小洲：北京與巴黎，一個是東方文明古都，一個是西方文化中心，書店恰是兩種文明的縮影。北京的布衣書局搬遷十幾次仍頑強存續，體現的是本土文化的韌性；巴黎的加里納里書店陳列著從啟蒙運動到當代的哲學著作，展現的是西方思想的傳承脈絡。
我寫《逛書店》《倫敦的書店》和新出版的這本《逛書店：從北京到巴黎》其實是記錄下這些書店的“此刻狀態”，如同一幀幀文化切片——布衣書局的舊書堆里藏著市井煙火氣，莎士比亞書店的木質樓梯間回蕩著文學夢，這些細節拼貼起來，就是一部流動的文明對話史。
讀書周刊：互聯網時代，實體書店面臨生存危機，您為何仍堅持“實地訪書”？
楊小洲：因為書店是“有溫度的文化現場”。你在網上搜索“搖籃本”，看到的是高清圖片；但在倫敦薩瑟倫書店親手翻開1475年版的《馬可·波羅游記》，手指觸到粗糙的羊皮紙，聞到油墨與霉菌混合的氣息，才能真切感受到“歷史的質感”。這就像看紀錄片無法替代實地旅行，實體書店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調動人的五感，讓人在空間與時間的交匯處，與文明產生“肌膚之親”。
舊書才是文明的原典
讀書周刊：在電子書盛行的今天，舊書的文化價值如何重新定義？
楊小洲：你看這冊《東京夢華錄》，明刻本，竹紙泛黃如蜜，宋體字端莊如士人立朝。電子書可以快速檢索“汴河船運”的關鍵詞，但無法呈現書頁間的欄線誤差、刻工的刀法變化——這些“不完美”恰恰是歷史的指紋。舊書是“物”與“史”的復合體，就像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不僅記錄詞文，其旁注的工尺譜更是研究古代音樂的孤證。數字化是工具，舊書卻是文明的原典。
讀書周刊：快節奏生活中，讀舊書對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有何特殊意義？
楊小洲：讀舊書如遇故交，能讓人在喧囂中慢下來。我常在地鐵里讀線裝小冊，《陶庵夢憶》里的“西湖七月半”，配上車窗外的霓虹，竟生出一種時空疊錯的美感。舊書的文字帶著前賢的體溫，讀《紅樓夢》庚辰本批語，仿佛脂硯齋就坐在對面，邊品茶邊評點；讀18世紀英國詩人布萊克的手稿影印本，能看見他修改時的墨團，仿佛目睹天才的靈光乍現。這種“沉浸式對話”，是碎片化閱讀無法給予的精神滋養。
讀書周刊：面對AI、VR等新技術，您認為未來書店會如何演變？藏書家的角色又將如何調整？
楊小洲：書店可能會變成“文化體驗空間”——AI推薦書單、VR重現古籍場景，但核心仍應是“以書為媒”。對我而言，新技術是輔助，不是替代。就像現在可以通過拍賣網站競拍古籍，但我仍會飛往紐約蘇富比現場，親眼見證一本搖籃本的落槌——那是數字屏幕無法傳遞的儀式感。未來的藏書家，或許需要兼具傳統學識與科技素養，既能在故紙堆里考據版本，也能利用數據庫構建知識圖譜，但對書籍的熱愛，永遠是最根本的驅動力。
與文化學者楊小洲對話，仿佛展開一幅流動的書海長卷。
從長沙街頭的童年書店到巴黎左岸的文化地標，從線裝古籍到15世紀活字印刷本，他走訪全球數十個國家的書店，完成了《逛書店》《倫敦的書店》和《逛書店：從北京到巴黎》等書。他的訪書之路既是個人志趣的延伸，也是對人類文明的溫柔打撈。
在這個“快”字當頭的時代，他用慢逛、細讀、深藏的姿態，為我們示范了一種與書籍相處的詩意——那不是簡單的收藏或閱讀，而是將生命與書脈相連，讓每一本舊書都成為時光的錨點。或許正如他所說：“訪書不是尋找目的地，而是讓自己始終走在與書相遇的路上。”
童年書趣與一生癡念
讀書周刊：您曾在采訪中提到五六歲就開始逛書店買書，那時候的閱讀環境與現在大不相同，這段童年經歷如何成為您訪書之路的起點？
楊小洲：說起來，這要追溯到六歲的童年。那是1967年，隨父母遷居長沙的日子。小孩子沒什么娛樂，書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記得第一次帶妹妹去買連環畫，我攥著零花錢站在書架前，眼睛盯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封面，心里只覺得這些畫里藏著說不完的故事。
或許那時還不懂“訪書”的意義，但指尖觸到紙張的那一刻，某種隱秘的聯結就埋下了。從連環畫到文學書，從單純買書到“聚書成癖”，這一路兜兜轉轉，竟成了“為書籍的一生”。你看，人最初的熱愛往往最純粹，就像種子落入土壤，不知不覺就長成了參天大樹。
讀書周刊：這種早期的“聚書”習慣，是否為后來的藏書、寫書埋下了伏筆？
楊小洲：確實。小時候攢書成癖，上學后便開始逛舊書攤、圖書館，從連環畫讀到文學名著，從中國古籍讀到西方譯作。漸漸發現，買書、藏書、讀書形成了一個閉環——喜歡的書想擁有，擁有后想深入研究，研究后又想把心得寫出來。就像古人說的“書非借不能讀也”，但我倒覺得，書非藏不能深也。
我常想，閱讀品位的形成就像流水溯源——早期接觸的書籍如同源頭活水，決定了后來的流向。小時候對文字的好奇，讓我在成年后更傾向于通過書籍構建精神世界。比如現在寫文化類文章，總離不開早年積累的閱讀慣性，這或許就是所謂的“根源性影響”吧。
讀書周刊：您訪書時秉持“隨遇而安”的態度，甚至在國外旅行時也會鉆進小巷里的舊書店，這種“偶遇式”訪書背后有怎樣的文化哲學？
楊小洲：訪書如遇知音，講究一個“緣”字。在布魯塞爾時，我曾誤打誤撞進入一家專賣18世紀科學文獻的舊書店，在積灰的角落發現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726年版的殘卷——書頁邊緣雖有蟲蛀，卻蓋著19世紀藏書家的私章。那一刻就像與歷史撞了個滿懷，即便只是殘頁，也覺得非買不可。這種“不期而遇”的驚喜，比按圖索驥更有意味，就像陶淵明“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書與人的緣分，往往藏在轉角的書架里。
從沖動收藏到文化見證
讀書周刊：您的藏書從“原始沖動”轉向“實用研究”，能否談談這種轉變的內在邏輯？
楊小洲：早年買書多憑直覺，看到裝幀精美或書名有趣的就收入囊中，家里一度“書滿為患”。后來從事文化類寫作，才發現藏書如建“知識倉庫”——即便一本書中只有一段話可用，也需要廣泛搜羅相關版本。
近十多年來，我的藏書興趣轉為收藏西方典型的具有代表意義的書籍，初期我喜歡19世紀英國各種版本的精裝書，慢慢往前走，進入到1450年古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時期。由1450年到1500年這五十年間所印刷的書籍被稱為搖籃本，我除收藏這個時期的書籍之外，還收藏了十多本1500年印刷出版的阿爾定本。
以搖籃本為例，最初收藏只是覺得“古老即是珍貴”，但隨著藏品增多，便開始研究古登堡活字印刷的工藝特點、15世紀歐洲紙張的制作流程，甚至通過藏書票追溯幾百年前歐洲貴族的閱讀趣味。這時才明白，藏書不是簡單的“囤積”，而是對文明切片的打撈與整理。
讀書周刊：您提到“買書的樂趣在于擁有”，但很多書“讀得很少”，這是否與大眾認知中的“藏書為讀”相悖？
楊小洲：這確實是個“靈魂拷問”。但對文化研究者而言，書籍的價值不僅在于閱讀，更在于“在場”——它的版本、裝幀、流傳軌跡本身就是研究對象。比如我收藏的宋版《花間集》殘頁，雖只有幾十頁，卻能從中看出宋代刻書的字體演變、紙張特性，這些實物證據是電子文獻無法替代的。就像博物館收藏青銅器，未必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見證文明的演進。
讀書周刊：近十年您專注收藏西方古籍，尤其是搖籃本與阿爾定本，這些書籍在文化傳承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楊小洲：它們是印刷術誕生初期的“活化石”。古登堡的金屬活字印刷打破了手抄本的壟斷，阿爾杜斯發明的斜體字和便攜開本，則讓書籍從貴族書房走向大眾。我收藏的阿爾定本《神曲》，1502年威尼斯印刷，字體秀美如文藝復興的晨光，書頁間還夾著17世紀讀者的眉批——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讓我真切感受到文明傳播的脈絡。與其說我在藏書，不如說在收藏人類走向知識民主化的腳印。
文化地標中的中外鏡像
讀書周刊：您走訪過全球數十個國家的書店，能否談談中外書店在經營模式與文化氛圍上的差異？
楊小洲：書店是文化的聚散地，也是非常奇妙的所在，也是人類彼此溝通的渠道和橋梁。因此書店所呈現的形態各異，可以裝飾得富麗堂皇，也可以簡陋無華，不論身處何地，都會有愛書的人所鐘愛的書，只是書店經營者對書有著不同的態度。相比而言，書店又是最無奈的場所，比如在商場等地，人們不會滯留太久，也不會過多地翻翻看看挑挑揀揀；但是在書店，很多讀者可以坐上一天看很多書，卻不買，這對書店經營者來說是一個困境。我很贊同紹興荒原書店的經營方式，凡進入荒原書店即需購買一杯咖啡，這種消費是對書和書店所給予的文化氛圍的一種致意，或許也能起到敬惜書籍的作用。
國外的書店經營方式比較多樣，一種是家庭傳承，產業是自己的，經營狀態穩定，比如巴黎的夜鶯書店、皮卡爾德書店等；一種是企業連鎖，也能做到老字號百年長存，比如巴黎的加里納里書店、倫敦的佛耶爾書店；一種是個人志趣，書店立志為書而生存，最著名的就是巴黎莎士比亞書店；還有一種是財團支持，如倫敦二百多年歷史的薩瑟倫書店，或基金會專有的書店，如倫敦的斯威登伯格紀念書店，僅賣斯威登伯格一個人歷年出版的作品。我還遇到過一家有趣的書店，是英國王室授權為王室采購圖書的書店，且將皇家房產作為書店經營場所，從維多利亞女王時期開始，5英鎊的租金延續了一百五十年，直到2016年租約到期。
對于書店的經營模式，我們可能只有兩大類：國營和私營。延續百年歷史的書店非常少，受時代變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生存時好時壞。
讀書周刊：在《逛書店：從北京到巴黎》中，您為何選擇對比北京與巴黎的書店？這種書寫背后有怎樣的文化思考？
楊小洲：北京與巴黎，一個是東方文明古都，一個是西方文化中心，書店恰是兩種文明的縮影。北京的布衣書局搬遷十幾次仍頑強存續，體現的是本土文化的韌性；巴黎的加里納里書店陳列著從啟蒙運動到當代的哲學著作，展現的是西方思想的傳承脈絡。
我寫《逛書店》《倫敦的書店》和新出版的這本《逛書店：從北京到巴黎》其實是記錄下這些書店的“此刻狀態”，如同一幀幀文化切片——布衣書局的舊書堆里藏著市井煙火氣，莎士比亞書店的木質樓梯間回蕩著文學夢，這些細節拼貼起來，就是一部流動的文明對話史。
讀書周刊：互聯網時代，實體書店面臨生存危機，您為何仍堅持“實地訪書”？
楊小洲：因為書店是“有溫度的文化現場”。你在網上搜索“搖籃本”，看到的是高清圖片；但在倫敦薩瑟倫書店親手翻開1475年版的《馬可·波羅游記》，手指觸到粗糙的羊皮紙，聞到油墨與霉菌混合的氣息，才能真切感受到“歷史的質感”。這就像看紀錄片無法替代實地旅行，實體書店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調動人的五感，讓人在空間與時間的交匯處，與文明產生“肌膚之親”。
舊書才是文明的原典
讀書周刊：在電子書盛行的今天，舊書的文化價值如何重新定義？
楊小洲：你看這冊《東京夢華錄》，明刻本，竹紙泛黃如蜜，宋體字端莊如士人立朝。電子書可以快速檢索“汴河船運”的關鍵詞，但無法呈現書頁間的欄線誤差、刻工的刀法變化——這些“不完美”恰恰是歷史的指紋。舊書是“物”與“史”的復合體，就像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不僅記錄詞文，其旁注的工尺譜更是研究古代音樂的孤證。數字化是工具，舊書卻是文明的原典。
讀書周刊：快節奏生活中，讀舊書對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有何特殊意義？
楊小洲：讀舊書如遇故交，能讓人在喧囂中慢下來。我常在地鐵里讀線裝小冊，《陶庵夢憶》里的“西湖七月半”，配上車窗外的霓虹，竟生出一種時空疊錯的美感。舊書的文字帶著前賢的體溫，讀《紅樓夢》庚辰本批語，仿佛脂硯齋就坐在對面，邊品茶邊評點；讀18世紀英國詩人布萊克的手稿影印本，能看見他修改時的墨團，仿佛目睹天才的靈光乍現。這種“沉浸式對話”，是碎片化閱讀無法給予的精神滋養。
讀書周刊：面對AI、VR等新技術，您認為未來書店會如何演變？藏書家的角色又將如何調整？
楊小洲：書店可能會變成“文化體驗空間”——AI推薦書單、VR重現古籍場景，但核心仍應是“以書為媒”。對我而言，新技術是輔助，不是替代。就像現在可以通過拍賣網站競拍古籍，但我仍會飛往紐約蘇富比現場，親眼見證一本搖籃本的落槌——那是數字屏幕無法傳遞的儀式感。未來的藏書家，或許需要兼具傳統學識與科技素養，既能在故紙堆里考據版本，也能利用數據庫構建知識圖譜，但對書籍的熱愛，永遠是最根本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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