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王羲之《上虞帖》卷，去年亮相上虞博物館。《上虞帖》所記之事皆發生于公元356年，王羲之的寫作當在此年。其唐人摹本共7行58字。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修齡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其中的地名“上虞”，就是我的家鄉、今紹興市上虞區。
暫且不論簡札中的時代背景、人物之間的錯綜關系，單作為王羲之書法的唐人摹本，就足夠令人矚目。畢竟王羲之存世的書法作品太過珍稀，更何況《上虞帖》“草法隨意灑脫，輕松自然，不拘小節”，實屬難得。其“左右兩上角皆鈐有南唐墨印‘集賢院御書印’半印、‘內合同印’朱印，宋徽宗的泥金書簽題‘晉王羲之上虞帖’”等，足見其藝術價值及受珍愛的程度。
同在紹興一地，王羲之完成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數年后又留下一幀草書《上虞帖》。當然，也有賴于寫下這幀摹本的唐人，否則今人就無緣欣賞王羲之晚年如此瀟灑而富于張力的書風了。
摹本通常指臨摹真本或翻刻的書畫本。在我國古代書畫復制中，臨摹是重要的復制方式之一。北宋黃伯思在《東觀余論》中提到：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拓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拓焉。臨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中國古代書畫的學習和流傳，主要靠臨摹。許多珍貴書畫有臨摹本，在原作無存的情況下，這些摹本為保存古代書畫作品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臨摹選用墨跡本，將“真跡臨摹上石”，也不失為保存原作的一種捷徑——畢竟，以石刻帖之壽有著其他材料所無法比擬的優勢。
言及臨摹刻帖，人們往往會想到宋太宗時所刻的10卷本《淳化閣帖》、清乾隆時所刻的《三希堂法帖》。皇家珍藏自能光照四野，但上乘的私家刻帖也不容小覷。如上虞的《天香樓藏帖》，就是明清書法藝術的集大成者。
天香樓主人王望霖是清代乾、嘉年間上虞梁湖鄉人，他平日喜讀書、藏書，亦工書法、善畫蘭竹怪石，因“有書數萬卷”而建“天香樓”收藏。王望霖曾廣收歷代名家墨跡，匯集《天香樓藏帖》。這一碑刻工程于嘉慶元年開始動工，前后歷時40年。此碑刻共200余方，現尚存100余方，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近百位書法名家190幅共計4萬多字的墨跡。其中有“明末四書家”邢、張、米、董的書法，“吳門四子”唐、祝、文、周的書法，徐渭的《煎茶七類》行書真跡等。
書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將透過宣紙的極為細膩的書法變化絲毫不差地表現于石上，相當于一次藝術的再創造。王望霖最為重要的工作，是精心選擇上等的太湖石作為石材，然后再尋覓兼具書法和刻石藝術雙雄的匠工完成任務。他經人介紹終于找到仁和（今余杭）的一代名匠范圣傳，重金聘請他領銜鑄碑事項，同時又請山陰著名書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為技術顧問。王望霖苦心經營，常與刻工研討，并參與其事。工場的人數雖不多，然“金石相擊之聲，終歲悅耳”，加之主人校勘甚嚴，不惜成本，且寒暑不殆，致使這一藏帖翹首于一地之刻石。難怪美學史論家、畫家王伯敏這樣贊嘆：“由于摹刻者在王望霖嚴格的要求下，又有勝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體現了原作骨法用筆的形貌，更在于顯示了原作的神韻。”
或許，有人會懷疑這些墨寶收集的真實性。這樣的名人墨寶，能收藏到一幅已屬不易，更何況上虞遠離繁華，“第僻處鄉隅，不能遠搜博覽”。而王望霖之所以能擔此大任，主要有兩個原因：一者，他出生在富有人家；二者，借了因捐資被授“中書”一職之便。“中書”屬于負責皇宮撰擬、記載、繕寫文書等事務一職，正是這個職位為他能親手觸摸、親眼看見皇宮內一些明清書家的手跡提供了極大便利。今人曾將《天香樓藏帖》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書法真跡相比對，發現其中54位書法名家所作的91幅書法作品真跡源自北京皇宮，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天香樓藏帖》曾在歷史的浩渺煙海中深藏若虛、少為人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尤其是王望霖逝世后，這些碑刻也遭遇了離散的命運。隨著天香樓遭廢，碑刻或散失或殘破……好在，后來《天香樓藏帖》大多被陸續找回并得以重新影印出版。啟功先生稱：“這套《藏帖》年代雖晚，但因所收作品均為明、清兩代書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書法原作的神韻，可視為碑刻藝術的典范，在現存的碑帖中難得一見，故很有出版價值。”歷代書法墨寶，使上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再添輝煌，可謂是“僻處鄉隅，亦可遠搜博覽”。
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王羲之《上虞帖》卷，去年亮相上虞博物館。《上虞帖》所記之事皆發生于公元356年，王羲之的寫作當在此年。其唐人摹本共7行58字。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修齡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其中的地名“上虞”，就是我的家鄉、今紹興市上虞區。
暫且不論簡札中的時代背景、人物之間的錯綜關系，單作為王羲之書法的唐人摹本，就足夠令人矚目。畢竟王羲之存世的書法作品太過珍稀，更何況《上虞帖》“草法隨意灑脫，輕松自然，不拘小節”，實屬難得。其“左右兩上角皆鈐有南唐墨印‘集賢院御書印’半印、‘內合同印’朱印，宋徽宗的泥金書簽題‘晉王羲之上虞帖’”等，足見其藝術價值及受珍愛的程度。
同在紹興一地，王羲之完成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數年后又留下一幀草書《上虞帖》。當然，也有賴于寫下這幀摹本的唐人，否則今人就無緣欣賞王羲之晚年如此瀟灑而富于張力的書風了。
摹本通常指臨摹真本或翻刻的書畫本。在我國古代書畫復制中，臨摹是重要的復制方式之一。北宋黃伯思在《東觀余論》中提到：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拓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拓焉。臨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中國古代書畫的學習和流傳，主要靠臨摹。許多珍貴書畫有臨摹本，在原作無存的情況下，這些摹本為保存古代書畫作品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臨摹選用墨跡本，將“真跡臨摹上石”，也不失為保存原作的一種捷徑——畢竟，以石刻帖之壽有著其他材料所無法比擬的優勢。
言及臨摹刻帖，人們往往會想到宋太宗時所刻的10卷本《淳化閣帖》、清乾隆時所刻的《三希堂法帖》。皇家珍藏自能光照四野，但上乘的私家刻帖也不容小覷。如上虞的《天香樓藏帖》，就是明清書法藝術的集大成者。
天香樓主人王望霖是清代乾、嘉年間上虞梁湖鄉人，他平日喜讀書、藏書，亦工書法、善畫蘭竹怪石，因“有書數萬卷”而建“天香樓”收藏。王望霖曾廣收歷代名家墨跡，匯集《天香樓藏帖》。這一碑刻工程于嘉慶元年開始動工，前后歷時40年。此碑刻共200余方，現尚存100余方，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近百位書法名家190幅共計4萬多字的墨跡。其中有“明末四書家”邢、張、米、董的書法，“吳門四子”唐、祝、文、周的書法，徐渭的《煎茶七類》行書真跡等。
書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將透過宣紙的極為細膩的書法變化絲毫不差地表現于石上，相當于一次藝術的再創造。王望霖最為重要的工作，是精心選擇上等的太湖石作為石材，然后再尋覓兼具書法和刻石藝術雙雄的匠工完成任務。他經人介紹終于找到仁和（今余杭）的一代名匠范圣傳，重金聘請他領銜鑄碑事項，同時又請山陰著名書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為技術顧問。王望霖苦心經營，常與刻工研討，并參與其事。工場的人數雖不多，然“金石相擊之聲，終歲悅耳”，加之主人校勘甚嚴，不惜成本，且寒暑不殆，致使這一藏帖翹首于一地之刻石。難怪美學史論家、畫家王伯敏這樣贊嘆：“由于摹刻者在王望霖嚴格的要求下，又有勝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體現了原作骨法用筆的形貌，更在于顯示了原作的神韻。”
或許，有人會懷疑這些墨寶收集的真實性。這樣的名人墨寶，能收藏到一幅已屬不易，更何況上虞遠離繁華，“第僻處鄉隅，不能遠搜博覽”。而王望霖之所以能擔此大任，主要有兩個原因：一者，他出生在富有人家；二者，借了因捐資被授“中書”一職之便。“中書”屬于負責皇宮撰擬、記載、繕寫文書等事務一職，正是這個職位為他能親手觸摸、親眼看見皇宮內一些明清書家的手跡提供了極大便利。今人曾將《天香樓藏帖》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書法真跡相比對，發現其中54位書法名家所作的91幅書法作品真跡源自北京皇宮，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天香樓藏帖》曾在歷史的浩渺煙海中深藏若虛、少為人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尤其是王望霖逝世后，這些碑刻也遭遇了離散的命運。隨著天香樓遭廢，碑刻或散失或殘破……好在，后來《天香樓藏帖》大多被陸續找回并得以重新影印出版。啟功先生稱：“這套《藏帖》年代雖晚，但因所收作品均為明、清兩代書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書法原作的神韻，可視為碑刻藝術的典范，在現存的碑帖中難得一見，故很有出版價值。”歷代書法墨寶，使上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再添輝煌，可謂是“僻處鄉隅，亦可遠搜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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