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劇《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文版在上海大劇院的駐演于3月開啟。這部根據(jù)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說改編的中型舞臺作品，與其說是致力于將78萬字巨著濃縮于時長兩個多小時的作品之中，不如說是提供給觀眾一把重新開啟文學(xué)經(jīng)典的鑰匙。它或許推動著今天的年輕人，在與文學(xué)先賢跨越時空的對話中，找到當(dāng)下思想困惑的一些可能的答案。而探求這個答案，不得不重視這部巨著中的一次對話。——編者
閱讀文學(xué)經(jīng)典《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你是否也有著這樣的困惑：在序言中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確地指出卡拉馬佐夫家族中的三弟、見習(xí)教士阿遼沙才是本書的主角，然而在主線故事中，二哥伊凡卻始終占據(jù)著主要地位，仿佛他才是整個故事的主角。作為19世紀現(xiàn)實世界中崇尚理性主義的俄羅斯進步青年的“文學(xué)再現(xiàn)”，陀氏希望通過塑造這樣的人物帶給讀者怎樣的思考？這一切，或許要從伊凡與阿遼沙的一次對話說起。
伊凡與他的“理性主義”
在老卡拉馬佐夫被殺的兇案發(fā)生之前，伊凡與阿遼沙所展開的這次對話，可以說是書中最高潮的部分，無數(shù)學(xué)者和評論家都對這次對話做了深入研究。在這次對話中，伊凡把自己多年來的思考一股腦地拋了出來。
首先，伊凡認為，上帝存不存在的問題是不可知的。他認為對這種終極問題的探求，超出了人類的理解能力范圍，人類不可能認知到正確答案，去思考它只會徒增煩惱。這其實就是哲學(xué)中典型的不可知論。
但他仍然傾向于相信“上帝存在”，因為他認為這意味著這個世界是有秩序的，生活是有意義的，人死后不是化為虛無，這是他所渴求的東西。為此，他還引用了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即使沒有上帝，也要創(chuàng)造一個上帝”。
不過顯然，他也只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待“上帝存在”這個觀念。也就是說，在他看來，這僅僅是維護世界秩序的一個工具，而非真正的信仰。
接著，伊凡提出了在神學(xué)中很有名的“神正論”問題：如果上帝是正義的，那么為什么世界上還會存在苦難呢？伊凡尤其提到孩子的苦難問題，他列舉了他在現(xiàn)實中聽聞的對孩子施虐甚至殺戮的社會新聞。他認為，孩子不同于大人，如果遭受苦難是因為人犯罪了，那無罪的孩子，為什么也要遭受苦難？
古羅馬神學(xué)家奧古斯丁曾對這個問題有所解答。他認為，人間的苦難不過是為了去往永恒天國的一點微不足道的代價罷了。
然而伊凡認為，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代價。天國的幸福不能抵消孩子受的苦難和他們流的淚。他說：如果孩子的苦難是去往天國的入場券，那么我將毫不猶豫地扔掉它，我寧愿永世沉淪，也不去這個所謂的天國。
進而，伊凡又提出了他對“愛鄰人”這一概念的思考。伊凡說，我們只是凡人，怎么可能做到愛自己的仇敵？別說仇敵了，即使只是一個無仇無怨的陌生人，你都不可能愛他。
這里涉及到兩個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著名概念，即“愛具體的人”和“愛抽象的人”，這兩個概念在他的另一部小說《白癡》中也有提及。伊凡認為自己如果只是抽象地愛全人類，或者說遙遠地愛人是可能的，然而面對近在咫尺的人，那種愛便會很快消失。
這是非常有現(xiàn)實意義的話題。如果只把“愛全人類”作為口號來宣揚很容易。因為，這種“抽象的愛”并沒有面對實際的問題，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愛著那個抽象的人類整體。
然而，現(xiàn)實中人類的不同個體必然不可能都是完美良善的，他們有著各自的缺陷。也因如此，即使是心地善良，一心想做善事的人，一旦真的接觸到具體的人，或許就會如伊凡自述的那樣，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理解、嫌棄和厭惡。
所以“愛抽象的人”容易，“愛具體的人”，很難。
最后，伊凡為阿遼沙講述了一個他自己創(chuàng)作的故事，名叫《宗教大法官》。這被不少學(xué)者認為是近200年來用故事形式來展現(xiàn)哲學(xué)思辨的巔峰作品，其思想之深邃讓人驚嘆。
伊凡用這個故事向人類提出了一個終極命題：人究竟是為了什么而活著？
在故事中，伊凡借著宗教大法官之口說：人類不需要天國的幸福，不需要精神的自由。人類只需要現(xiàn)實世界中的幸福，只需要滿足我們的物質(zhì)欲望，人就是為了現(xiàn)世的欲望而活著。
最終伊凡得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如果沒有上帝，那么為了滿足欲望，人類就可以“為所欲為”。因為在伊凡的觀念中，上帝代表的就是社會道德本身。“如果沒有上帝”，就意味著所有的道德都會變成一種相對的道德，一個人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道德準(zhǔn)則。這就是他所說的“為所欲為”的含義。
這是哲學(xué)中另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到底存不存在一種通行的道德觀呢？
很顯然，在這類問題上，伊凡的“理性主義”徹底滑落到了虛無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這是他用自己理性的頭腦思考出來的所謂“終極答案”，但是他的良心卻告訴他，道德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導(dǎo)向的只會是社會秩序的崩潰，是人類現(xiàn)代引以為傲的文明、道德等一切美的事物的毀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甚至吃人肉喝人血的事情也是允許的了。”
所以他在潛意識中隱隱希望著擁有仁愛之心的阿遼沙聽完后能夠給他一個更好的答案。但很遺憾，當(dāng)時的阿遼沙只是一個20歲涉世未深的青年。面對伊凡的質(zhì)疑，面對種種殘酷的現(xiàn)實問題，他沒能給出任何有力的反擊。
陀氏對“理性主義”的洞悉
無疑，伊凡與阿遼沙的這次對話，反映的正是陀氏內(nèi)心中理性與信仰的對立與掙扎。
在陀氏所處的19世紀，正值紅火的工業(yè)革命在歐洲各地開花結(jié)果。人類使用煤炭、鋼鐵和蒸汽機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個龐然大物，軌道、機器以及建筑，電報能夠跨越萬里大洋傳遞信息，轟鳴的火車汽笛日夜響徹整個歐洲。在過去數(shù)千年里，人類從未像那個年代那樣自信過。
與此同時，理性主義思想也借著科學(xué)的東風(fēng)逐漸壓倒了傳統(tǒng)的信仰，人類的理性驕傲地認為，自己也能像科學(xué)發(fā)明一樣，用理性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美的社會。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銳地注意到，這種理性主義思潮對社會來說并非百利而無一害。正相反，它是十分危險的，它的邏輯終點可能并非現(xiàn)世的幸福國度，而是人人自危的人間煉獄。這種對理性主義的洞悉貫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回到彼得堡后的整個作家生涯。
在他的成名作《罪與罰》中，與伊凡同樣崇尚理性的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發(fā)明了一種強者理論，認為世界上的人可以分為強者和普通人兩種，強者就是像拿破侖那樣擁有強大力量的人，這種人無論是殺人、犯罪都是可以被允許的。然后，他為了證明自己屬于強者的行列，親手用斧頭砍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然后搶走了她的錢，因為他的理性主義邏輯告訴他，這些錢在他這個聰明人手里能更有效地發(fā)揮它的價值。
在《白癡》中，他特意提到了一個當(dāng)時真實發(fā)生在俄國的社會新聞，一個男人殺害了一戶人家整整六口人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他的辯護律師居然辯稱，這個男人當(dāng)時很窮很餓，所以殺人劫財也是無可厚非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這些既荒謬又現(xiàn)實的故事告訴了我們：理性只能導(dǎo)向荒誕和虛無，這種荒誕和虛無非但不能拯救人類，反而會加速人類滑向地獄的速度。
但在當(dāng)時，理性主義在彼時西方世界尤其是精英階層頗受歡迎，沒有多少人在意他的警示。直到20世紀的到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納粹大屠殺，法西斯戰(zhàn)爭，戰(zhàn)場上數(shù)以千萬人的尸體還有遍布整個世界的斷壁殘垣，無聲地向我們證明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見之明。
從這個角度來看，創(chuàng)作于近150年前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依舊還有著相當(dāng)?shù)默F(xiàn)實意義。在今天依舊有著許許多多的人，在內(nèi)心深處像伊凡一樣信奉著所謂“絕對的理性”，認為人類能依靠理性解決生命中的一切問題。
誠然，理性是人類構(gòu)筑出現(xiàn)代社會的基石，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如果使用不當(dāng)，走向極端，理性也可能成為人類毀滅的根源。這就是所謂的“理性的困境”，也正是陀氏在他的小說中反復(fù)塑造著像伊凡這樣的理性主義者的意圖所在。
面對這種困境，我們能做的，就是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沉醉于驕傲的理性，也要重視合乎情理的社會道德，重視精神的幸福。愛具體的人，具體地愛人。愛生活甚于愛生活的意義。這也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作為伊凡對立面存在的阿遼沙及佐西瑪長老反復(fù)提及的關(guān)于“愛他人”的理論，一種以他人、以社會責(zé)任為中心思考的利他主義精神。
陀氏把這種理論作為抗衡伊凡式“理性主義”的有力手段，并以此構(gòu)建一種追求個人完美道德的社會秩序，給被伊凡嗤之以鼻的“對他人之愛”，賦予了“人類的生存意義本身”這樣的崇高意義，試圖以此避免理性主義可能滑落到虛無主義的危險。
這樣的理論顯然并不容易實現(xiàn)，而“理性的困境”也恐怕并不會因此而輕易化解。但其中蘊含的利他精神，在當(dāng)下個別人宣揚利己主義、虛無主義的當(dāng)下，無疑是為人類的精神發(fā)展指出了另一條道路，盡管蹚出這條路并不容易。
音樂劇《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文版在上海大劇院的駐演于3月開啟。這部根據(jù)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說改編的中型舞臺作品，與其說是致力于將78萬字巨著濃縮于時長兩個多小時的作品之中，不如說是提供給觀眾一把重新開啟文學(xué)經(jīng)典的鑰匙。它或許推動著今天的年輕人，在與文學(xué)先賢跨越時空的對話中，找到當(dāng)下思想困惑的一些可能的答案。而探求這個答案，不得不重視這部巨著中的一次對話。——編者
閱讀文學(xué)經(jīng)典《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你是否也有著這樣的困惑：在序言中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確地指出卡拉馬佐夫家族中的三弟、見習(xí)教士阿遼沙才是本書的主角，然而在主線故事中，二哥伊凡卻始終占據(jù)著主要地位，仿佛他才是整個故事的主角。作為19世紀現(xiàn)實世界中崇尚理性主義的俄羅斯進步青年的“文學(xué)再現(xiàn)”，陀氏希望通過塑造這樣的人物帶給讀者怎樣的思考？這一切，或許要從伊凡與阿遼沙的一次對話說起。
伊凡與他的“理性主義”
在老卡拉馬佐夫被殺的兇案發(fā)生之前，伊凡與阿遼沙所展開的這次對話，可以說是書中最高潮的部分，無數(shù)學(xué)者和評論家都對這次對話做了深入研究。在這次對話中，伊凡把自己多年來的思考一股腦地拋了出來。
首先，伊凡認為，上帝存不存在的問題是不可知的。他認為對這種終極問題的探求，超出了人類的理解能力范圍，人類不可能認知到正確答案，去思考它只會徒增煩惱。這其實就是哲學(xué)中典型的不可知論。
但他仍然傾向于相信“上帝存在”，因為他認為這意味著這個世界是有秩序的，生活是有意義的，人死后不是化為虛無，這是他所渴求的東西。為此，他還引用了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即使沒有上帝，也要創(chuàng)造一個上帝”。
不過顯然，他也只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待“上帝存在”這個觀念。也就是說，在他看來，這僅僅是維護世界秩序的一個工具，而非真正的信仰。
接著，伊凡提出了在神學(xué)中很有名的“神正論”問題：如果上帝是正義的，那么為什么世界上還會存在苦難呢？伊凡尤其提到孩子的苦難問題，他列舉了他在現(xiàn)實中聽聞的對孩子施虐甚至殺戮的社會新聞。他認為，孩子不同于大人，如果遭受苦難是因為人犯罪了，那無罪的孩子，為什么也要遭受苦難？
古羅馬神學(xué)家奧古斯丁曾對這個問題有所解答。他認為，人間的苦難不過是為了去往永恒天國的一點微不足道的代價罷了。
然而伊凡認為，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代價。天國的幸福不能抵消孩子受的苦難和他們流的淚。他說：如果孩子的苦難是去往天國的入場券，那么我將毫不猶豫地扔掉它，我寧愿永世沉淪，也不去這個所謂的天國。
進而，伊凡又提出了他對“愛鄰人”這一概念的思考。伊凡說，我們只是凡人，怎么可能做到愛自己的仇敵？別說仇敵了，即使只是一個無仇無怨的陌生人，你都不可能愛他。
這里涉及到兩個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著名概念，即“愛具體的人”和“愛抽象的人”，這兩個概念在他的另一部小說《白癡》中也有提及。伊凡認為自己如果只是抽象地愛全人類，或者說遙遠地愛人是可能的，然而面對近在咫尺的人，那種愛便會很快消失。
這是非常有現(xiàn)實意義的話題。如果只把“愛全人類”作為口號來宣揚很容易。因為，這種“抽象的愛”并沒有面對實際的問題，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愛著那個抽象的人類整體。
然而，現(xiàn)實中人類的不同個體必然不可能都是完美良善的，他們有著各自的缺陷。也因如此，即使是心地善良，一心想做善事的人，一旦真的接觸到具體的人，或許就會如伊凡自述的那樣，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理解、嫌棄和厭惡。
所以“愛抽象的人”容易，“愛具體的人”，很難。
最后，伊凡為阿遼沙講述了一個他自己創(chuàng)作的故事，名叫《宗教大法官》。這被不少學(xué)者認為是近200年來用故事形式來展現(xiàn)哲學(xué)思辨的巔峰作品，其思想之深邃讓人驚嘆。
伊凡用這個故事向人類提出了一個終極命題：人究竟是為了什么而活著？
在故事中，伊凡借著宗教大法官之口說：人類不需要天國的幸福，不需要精神的自由。人類只需要現(xiàn)實世界中的幸福，只需要滿足我們的物質(zhì)欲望，人就是為了現(xiàn)世的欲望而活著。
最終伊凡得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如果沒有上帝，那么為了滿足欲望，人類就可以“為所欲為”。因為在伊凡的觀念中，上帝代表的就是社會道德本身。“如果沒有上帝”，就意味著所有的道德都會變成一種相對的道德，一個人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道德準(zhǔn)則。這就是他所說的“為所欲為”的含義。
這是哲學(xué)中另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到底存不存在一種通行的道德觀呢？
很顯然，在這類問題上，伊凡的“理性主義”徹底滑落到了虛無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這是他用自己理性的頭腦思考出來的所謂“終極答案”，但是他的良心卻告訴他，道德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導(dǎo)向的只會是社會秩序的崩潰，是人類現(xiàn)代引以為傲的文明、道德等一切美的事物的毀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甚至吃人肉喝人血的事情也是允許的了。”
所以他在潛意識中隱隱希望著擁有仁愛之心的阿遼沙聽完后能夠給他一個更好的答案。但很遺憾，當(dāng)時的阿遼沙只是一個20歲涉世未深的青年。面對伊凡的質(zhì)疑，面對種種殘酷的現(xiàn)實問題，他沒能給出任何有力的反擊。
陀氏對“理性主義”的洞悉
無疑，伊凡與阿遼沙的這次對話，反映的正是陀氏內(nèi)心中理性與信仰的對立與掙扎。
在陀氏所處的19世紀，正值紅火的工業(yè)革命在歐洲各地開花結(jié)果。人類使用煤炭、鋼鐵和蒸汽機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個龐然大物，軌道、機器以及建筑，電報能夠跨越萬里大洋傳遞信息，轟鳴的火車汽笛日夜響徹整個歐洲。在過去數(shù)千年里，人類從未像那個年代那樣自信過。
與此同時，理性主義思想也借著科學(xué)的東風(fēng)逐漸壓倒了傳統(tǒng)的信仰，人類的理性驕傲地認為，自己也能像科學(xué)發(fā)明一樣，用理性創(chuàng)造出一個完美的社會。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銳地注意到，這種理性主義思潮對社會來說并非百利而無一害。正相反，它是十分危險的，它的邏輯終點可能并非現(xiàn)世的幸福國度，而是人人自危的人間煉獄。這種對理性主義的洞悉貫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回到彼得堡后的整個作家生涯。
在他的成名作《罪與罰》中，與伊凡同樣崇尚理性的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發(fā)明了一種強者理論，認為世界上的人可以分為強者和普通人兩種，強者就是像拿破侖那樣擁有強大力量的人，這種人無論是殺人、犯罪都是可以被允許的。然后，他為了證明自己屬于強者的行列，親手用斧頭砍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然后搶走了她的錢，因為他的理性主義邏輯告訴他，這些錢在他這個聰明人手里能更有效地發(fā)揮它的價值。
在《白癡》中，他特意提到了一個當(dāng)時真實發(fā)生在俄國的社會新聞，一個男人殺害了一戶人家整整六口人被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他的辯護律師居然辯稱，這個男人當(dāng)時很窮很餓，所以殺人劫財也是無可厚非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這些既荒謬又現(xiàn)實的故事告訴了我們：理性只能導(dǎo)向荒誕和虛無，這種荒誕和虛無非但不能拯救人類，反而會加速人類滑向地獄的速度。
但在當(dāng)時，理性主義在彼時西方世界尤其是精英階層頗受歡迎，沒有多少人在意他的警示。直到20世紀的到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納粹大屠殺，法西斯戰(zhàn)爭，戰(zhàn)場上數(shù)以千萬人的尸體還有遍布整個世界的斷壁殘垣，無聲地向我們證明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見之明。
從這個角度來看，創(chuàng)作于近150年前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依舊還有著相當(dāng)?shù)默F(xiàn)實意義。在今天依舊有著許許多多的人，在內(nèi)心深處像伊凡一樣信奉著所謂“絕對的理性”，認為人類能依靠理性解決生命中的一切問題。
誠然，理性是人類構(gòu)筑出現(xiàn)代社會的基石，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如果使用不當(dāng)，走向極端，理性也可能成為人類毀滅的根源。這就是所謂的“理性的困境”，也正是陀氏在他的小說中反復(fù)塑造著像伊凡這樣的理性主義者的意圖所在。
面對這種困境，我們能做的，就是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沉醉于驕傲的理性，也要重視合乎情理的社會道德，重視精神的幸福。愛具體的人，具體地愛人。愛生活甚于愛生活的意義。這也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作為伊凡對立面存在的阿遼沙及佐西瑪長老反復(fù)提及的關(guān)于“愛他人”的理論，一種以他人、以社會責(zé)任為中心思考的利他主義精神。
陀氏把這種理論作為抗衡伊凡式“理性主義”的有力手段，并以此構(gòu)建一種追求個人完美道德的社會秩序，給被伊凡嗤之以鼻的“對他人之愛”，賦予了“人類的生存意義本身”這樣的崇高意義，試圖以此避免理性主義可能滑落到虛無主義的危險。
這樣的理論顯然并不容易實現(xiàn)，而“理性的困境”也恐怕并不會因此而輕易化解。但其中蘊含的利他精神，在當(dāng)下個別人宣揚利己主義、虛無主義的當(dāng)下，無疑是為人類的精神發(fā)展指出了另一條道路，盡管蹚出這條路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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