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流作為地理的脈絡，同樣也是文明的搖籃，紀錄片《江南有苕溪》與《我與大運河》以江南水系河流為敘事載體，著重關注流域的文明演變以及美學實踐，剖析流域紀錄片構建地域特色、生態環境以及文化傳承的多重共同體美學體系。以“文明嬗變”作為切入點，同時以“生生之境”作為美學核心，基于“古今互文”的文化價值重構，揭示流域精神對在地性認同的塑造作用。兩部紀錄片以江南水系作為媒介，借助流域紀錄片的共同體美學實踐，為中國生態文明以及傳統文化價值的當代轉化給予理論啟示和影像范式。
關鍵詞：流域紀錄片；《江南有苕溪》；《我與大運河》；共同體美學；河流敘事與文明演進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人民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推進人類社會發展、建設美好地球家園提出的中國方案，其理論意涵和現實構建中有著豐富的生態意蘊1。河流，既是地理的脈絡，亦是文明的搖籃。
2025年2月26日，五集生態紀錄片《江南有苕溪》登陸CCTV－17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農業農村頻道《鄉土中國》欄目，通過五集篇章（《天目》《天霖》《天瀾》《天擇》《天成》），以四季輪回為敘事軸線，展現苕溪流域的生物多樣性、良渚文明的起源以及“兩山”理念的現代實踐。
《我與大運河》則以京杭大運河為敘事載體，通過二十四位“小人物”的故事，串聯起運河沿岸的商貿、技藝與生活記憶，重構一條“活態”的文化長河。兩部作品雖聚焦不同流域，卻共同揭示河流的雙重身份。
“共同體美學”重視“我者思維”和“他者思維”，關注觀眾需求，足可瞥見整個理論的旨歸都圍繞著“生命”展開，沉淀著對民族審美和性格的觀察2。張海龍導演的生態紀錄片《江南有苕溪》與《我與大運河》，以河流為媒，將鏡頭對準中國兩大標志性流域：人工開鑿的京杭大運河與自然流淌的苕溪，通過影像敘事重構河流與文明的共生關系。苕溪作為良渚文化的搖籃，其水利系統與西險大塘的防洪工程形成古今呼應，彰顯從“疏堵結合”到“生態共富”的智慧延續；大運河則以其“連接性”特質，成為古代中國的“互聯網”，通過漕運、商貿與人口遷徙，塑造南北經濟文化交融的宏大格局。從大運河到苕溪，“山河依舊，哺育詩畫江南。東苕溪畔有良渚，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圣地。3”這兩部作品不僅是對河流的記錄，更是對流域文化共同體的美學探索，揭示從“治水”到“親水”、從“利用”到“共生”的文明演進路徑。
一、文明嬗變：地域共同體的詩意空間
地域作為人類文明的搖籃，它是自然地理意義上的生存基礎所在，是人文精神的源頭起始之地，對于每一個生命個體而言，浙江這片土地猶如一幅立體畫卷，描繪著人生軌跡，又似一段時空見證，記錄著生命的蛻變，其中還蘊藏著先民應對自然生態時所呈現出的生存智慧，河流塑造出群體共同擁有的生活美學，同時構建起跨越時空的價值觀念，在當代社會里與大眾不斷產生文化方面的共鳴。從縱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一直到滋養江南的苕溪，流域不單單是地理脈絡，更是文化同源的精神象征體現。
（一）文明根系：江南水脈傳承的現代性表達
在探尋文明的源頭與發展脈絡之時，沒有人可以忽視河流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種作用在人類文明剛剛起始的階段，大多時候有決定性意義4，甚至可以說是不可以被其他事物所替代的，江河好似文明的臍帶，在持續流動的過程當中延續著文明的永恒性，大運河以及苕溪作為中華文明里非常關鍵的水脈，它們是物質得以流動的通道，同時也是文化進行傳承的載體。
紀錄片《江南有苕溪》把浙北苕溪流域當作一個窗口，呈現出了傳統農耕文明和現代生態智慧相互融合的景象，在這里保留了稻田灌溉、?；~塘等傳承了千年的農業模式，而且還孕育出了獨特的生物多樣性：苕溪鱲作為新被發現的珍稀魚類，因為其對水質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成為生態環境改善的一種“活指標”，揚子鱷以及特有物種天目鐵木、天目杜鵑在這片區域繁衍生長，凹耳蛙、紅腹松鼠與滑子菇等生物共同構建起了水陸生態網絡。
相較而言，《我與大運河》里河流的現代性呈現為傳統技藝跟當代生活相互交融，《造物》中的老木匠唐文化，一生都在專注于運河木船的打造，他的技藝源自千年航運的需要，而他的船模作品成為現代人觸碰歷史的媒介，蘇州非遺傳承人仇慶年借助手工研磨礦物顏料，把傳統工藝轉變成現代藝術語言。水脈不只是地理符號，也是文化基因的傳遞者，這兩部紀錄片共同指出水脈在現代化進程里的雙重角色，既能守護文化根系，又能推動創新表達。
（二）空間詩學：濱水記憶的景觀重構
紀錄片跟詩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一般會以富有詩意的修辭方式呈現出獨特的審美內涵，早期影像會特意借助遠景鏡頭的疊加，增強光影色調的詩性表達，以此與觀眾的審美相互呼應5，紀錄片運用影像語言對濱水空間開展詩意化的重構，把河流的物理屬性轉變為文化符號以及情感載體。這個過程既是對歷史記憶的視覺留存，也是對地方經驗的審美轉變。
濱水空間身為文明演進的地理承載者，其詩學構建本質上是人類認知和自然節律相互交織的書寫，《江南有苕溪》圍繞自然節律這一核心，搭建起多維度的濱水景觀敘事，在《天瀾》一集里，苕溪流域作為良渚文明的見證，以考古遺址為依托，把先民的技術智慧呈現在黑陶玉器之中，借助刻畫符號構建原始文字空間，憑借規模宏大的稻作遺存呈現農業文明對自然景觀的重塑。盛夏時節，苕溪濕地生態節律自成美妙詩章：睡蓮根系起到凈化水體的作用，鳥啼蟬鳴構成生物多樣性的交響，微觀世界在草葉間展開隱秘的敘事，自然力與生命力在此實現動態平衡，促使地理空間升華為有機整體，這樣的空間詩學能解構江南的文化譜系，還可以啟發當代人怎樣憑借景觀重構喚醒沉睡的地域文脈，在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中重建人文與自然的詩意對話。
在紀錄片《我與大運河》里，濱水記憶有著更為深厚的人文歷史底蘊，杭州畫家吳理人花費了整整十年時間，精心手繪了一幅長達百米的運河長卷，他把運河兩岸的市井生活風貌、歷史建筑以及民俗活動都巧妙地濃縮在了筆墨之中，長卷里的拱宸橋、漕運碼頭等場景，借助虛實結合的繪畫筆觸，使得現實空間和歷史想象相互交融在了一起。這樣的“手繪重構”，不單單是對地理景觀的一種再現，也是對文化記憶的一次重新創作?！稐印芬患?，父子二人的“水上診所”是以船屋作為敘事的核心內容，船屋不只是物理空間的一種延伸，還被賦予了“善念容器”這樣的象征意義，成為運河精神的一種人格化體現，這兩部紀錄片都是以影像作為媒介，把濱水空間從地理實體轉變為了文化符號，達成了記憶的視覺化構建以及情感上的共鳴。它們借助影像實現了從“水系的自然屬性”到“文明血脈”的敘事轉變，讓觀眾在審美共鳴里重新構建起對濱水空間的認識，濱水不只是一個地理坐標，也是一個承載著文化基因以及情感認同的精神家園。
（三）流動敘事：流域文明的影像表征
紀錄片在表現地域文化之時，對歷史傳統展開講述乃是其關鍵內容，地域作為個體生存的地方性空間，具有特定的地理特性與文化標識，承載著個體的成長記憶以及族群的文化根脈，是個體用以確認自我身份的關鍵依據6，張海龍導演的兩部紀錄片均以河流作為線索，借助微觀敘事與宏觀視野相互交織，描繪出流域文明的鮮活畫面。
《江南有苕溪》從生態智慧角度回應現代議題，以苕溪生態為基礎，探尋農耕智慧與自然法則的和諧共處，苕溪流域自然景觀以及生物活動的影像展示，成功構建了苕溪空間詩學里“流動敘事”的維度，苕溪的流動象征著自然與人文的平衡，借助影像的呈現，使流域文明被塑造成為一個動態的共同體，傳承傳統，又接納變革。紀錄片借助對苕溪流域自然景觀以及四季變化下生物活動的影像記錄，實際上也是在記錄流域文明的動態演變過程。
從良渚時期的稻作農業一直到現代的濕地生態，苕溪流域的文明一直都和這條河流緊密相連。在影像里，流域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是對苕溪空間詩學里“流動敘事”的生動闡釋，這樣的影像化歷史敘述，讓苕溪流域文明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變得具體可感知，還更容易引發觀眾的共鳴與思考。并且這種敘事方式，提升了紀錄片的觀賞性與藝術性，呈現了苕溪作為一條生命之河以及流域文明載體的獨特價值，為觀眾理解苕溪、理解江南、理解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啟示。
《我與大運河》從個體命運折射國家歷史，以千年運河為軸線，串聯起個體命運與傳統技藝的現代性。流域文明的流動性在影片中通過跨代際、跨文化的敘事得以凸顯。紀錄片以“行運”開篇，通過70歲的攝影師劉世昭時隔三十年的兩次騎行對比，展現運河沿岸的時空變遷。《追夢》一集中，京劇少年與天鵝舞者的故事并置，隱喻文化傳承與個體夢想的共生。
這種流動敘事不僅跨越時間、連接中外，揭示出河流作為文明紐帶的包容性。從大運河到苕溪，此類流域紀錄片構建起地域共同體的詩意空間。顯然，二者的鏡頭語言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即河流如何以流動的姿態承載歷史基因、重塑空間記憶，并在影像中凝結為跨越時空的地域共同體。它們共同詮釋河流作為文化基因庫與文明催化劑的永恒價值，流域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成為凝聚集體記憶、激發文化認同的精神家園。
二、生生之境：生命共同體的生態圖景
“生命共同體”即人與自然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在“生命共同體”理念下公共傳播敘述的邏輯既要強調“人”，也要強調自然，同時還要兼顧二者之間和諧共存與發展的關系7。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是核心概念之一?！吨芤?middot;系辭》有言：“生生之謂易”，意為宇宙萬物始終處于動態的生成、變化與延續之中，強調生命力的永恒流動和自然規律的內在驅動。張海龍導演鏡頭下的紀錄片中萬物循環往復、不斷創生的狀態，既是自然法則，也是人類與天地和諧共生的理想境界。
（一）流域生態的視聽修辭
從文化意義上來看，宏大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賦予故事一定的意義空間。特寫鏡頭、音樂、同期聲、旁白等視聽語言的應用，令受眾對紀錄片中的自然元素產生移情效應，并認可紀錄片所傳遞的內容和觀點8?！督嫌熊嫦放c《我與大運河》以視聽修辭與敘事結構的雙重創新，構建起生命共同體的動態生命圖景。導演通過鏡頭語言，將這種文明嬗變具象化為“自然劇場”中的復調敘事——蟲鳴與雷霆共舞，稻作與城市共生，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交織，呈現出開放性的“生生之境”的美學表達。
苕溪以“自然”為本體，通過航拍與延時攝影技術，展現苕溪流域的季節性景觀變遷：春日稻田的嫩綠、夏日昆蟲的暗涌、秋日菌種的繁復、冬日水面的薄霧，構成一幅動態的水墨長卷。同時，影片通過技術手段放大自然的微觀詩意?！短炷俊芬患校炷可秸婢咦拥娘@微鏡頭，超高清畫面下，孢子與水分子結合形成降雨。同時，配以合成的空靈音效，將科學觀察升華為生命的精華?！短鞛憽芬患校嫦W航拍鏡頭以冷色調呈現水流的蜿蜒，與無人機俯拍的杭嘉湖平原稻田金黃暖色形成冷暖碰撞，暗喻“水脈滋養土地”的生態邏輯。片中“西溪濕地”段落，蘆葦叢中白鷺振翅的聲響與城市交通的轟鳴聲漸次淡入淡出，形成自然與都市的聽覺對話，揭示現代生態治理的復雜平衡。
《我與大運河》則是以“人”為出發點，通過父子船醫懸壺濟世的煙火敘事、工匠技藝的傳承沖突，將運河人文精神嵌入水流脈動，形成“船行家園”的聲景空間與“剛柔并濟”的美學隱喻。兩者一者重“自然哲思”，一者重“人文溫度”，以互補的視聽語法共同演繹流域生態中生命互通的視聽美學。其通過東方智慧的原鄉敘事，將生命共同體升華為文明層面的“天人共生”范式。
《江南有苕溪》從良渚水壩的生態密碼到余村礦坑的綠色重生，通過展現水、土地與人類在時空中的互動關系，揭示“順應自然規律”這一可持續理念的核心理念。而《我與大運河》則是以“技藝即道”勾連傳統與現代：黃酒釀造的“曲骨水血”之喻、礦物顏料的“天人共造”之思，將手工勞動轉化為對自然規律的謙卑效仿。當運河槳聲與苕溪雨聲共鳴，五千年的治水智慧不再是故鄉箴言，而是具象于微生物的發酵、樹木的生長之中，成為對“天人合一”的當代重譯，為全球生態危機提供以柔化剛、以古鑒今的中國方案。
（二）水文網絡的生態復調
復調原本是音樂術語，指多個獨立旋律線同時進行，形成和諧的整體。借音樂中的復調形式隱喻自然生態系統的多維共生與動態平衡，強調水文系統中不同生態要素、生物群落與自然過程相互交織，形成多聲部和諧共振的生態交響。生態復調不僅存在于自然維度，更滲入人文領域。如片中良渚先民依水筑城的空間智慧，詩詞中“蓮葉何田田”的文學意象投射，共同構成文化層與自然層的復調疊加。這種跨物種、跨時空的共鳴，使水文網絡成為承載生態智慧與人文精神的雙重文本。
苕溪流域的生態復蘇與人文積淀互為映照?！督嫌熊嫦分修r民以古法稻谷種植結合有機技術，既傳承“天人合一”的農耕哲學，將生態資源轉化為“水岸共富”的綠色發展動能。從新石器時代的玉器陶器到延續2500年的桑基魚塘系統，農耕歷史深嵌于水土之間，蠶桑技藝、魚文化節等民俗至今鮮活，而“水下森林”凈水、跨區域治水工程則賦予傳統以科技新解。這片土地以白鷺翩飛的森林、魚翔淺底的苕溪鱲，以及循環再生的農業智慧，印證著生態保護與人文傳承的共生邏輯。苕溪不僅是一條河流，更是一條串聯古今的綠色脈絡，為現代可持續發展提供“人與自然共棲”的東方樣本。
《我與大運河》巧妙運用“人物群像”構建多元敘事，編織出大運河的水文網絡?！秱魉嚒芬患?，古籍修復師江澄波與廣陵琴派傳承人的故事交織：江澄波修復《永樂大典》殘頁時，鏡頭聚焦他用鑷子輕夾桑皮紙的細節，而琴師撥動琴弦的特寫與之平行剪輯，紙張的脆弱與琴弦的韌性形成“文明傳承”的雙重隱喻。《造物》中，老木匠唐文化制作木船的場景與景德鎮陶瓷藝人陳曉東燒制瓷器的失敗案例并置：唐文化斧鑿木料的粗獷聲響，與陳曉東開窯時瓷器開裂的聲音形成聽覺沖擊，暗示傳統工藝從“實用”到“藝術”轉型中的重獲新生。
苕溪水系和京杭運河系統憑借不一樣的水文形態共同闡釋了江南地區復合型生態水網的多維協同機制，在苕溪流域，生態保護與人文傳承相互融合，古法技藝與創新精神彼此交融，傳統理念和現代意識產生碰撞，這些在《江南有苕溪》里交織成了一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頌歌，《我與大運河》則以大運河作為軸心，借助眾多人物的命運交織，呈現出傳統工藝在現代社會中的傳承與創新道路。紙張、琴弦、木料、瓷器等承載著歷史記憶的物件，一同演繹著文明傳承的復雜樂章，這兩部作品共同描繪出一幅生動的生態人文圖景，呈現了中華文明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的傳承、演變以及創新歷程。
（三）東方智慧的原鄉敘事
原鄉大多時候是一種呈現為被對象化狀態的復雜情感意象，它意味著家，是祖先那如流動血脈般的存在，是一種深深根植于每一個“原鄉人”生命歷程里的文化記憶。從弗洛伊德的觀點角度去看，或許它象征著一種回歸母體的欲望9。原鄉一般是一個具體的地理空間，這個空間承載著個人的記憶、情感以及文化認同，并且與過去的時間維度有著緊密的關聯。借助回憶、追溯或者重構等方式，可呈現出個體或者群體與原鄉之間的歷史聯系以及情感糾葛，這兩部紀錄片從不一樣的視角呈現了苕溪和大運河這兩條河流與中華文明之間深厚的淵源，借助豐富且細膩的人物故事，詮釋了關于東方智慧的原鄉敘事。
我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其中水的作用尤為重要。所謂“同飲一江水”，指的是一個群體長期生活在同一條河流附近，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協調的生產方式和和諧的生存方式，同時也孕育了共同的文化要素，進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態。10紀錄片《江南有苕溪》追溯苕溪流域五千多年的治理歷史，展現出古人“道法自然”的可持續智慧導演從良渚古城遺址的防洪堤壩，到苕溪全景，再到西溪濕地的水網交織，無不佐證著古人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順應。張海龍導演提出“苕溪為母河”的論斷，與錢塘江的潮涌形成對比，形象地展現出潮水開拓之力與溪流滋養之德的陰陽辯證關系，呼應《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學思想，也恰恰是東方智慧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的體現。
在大運河中，運河兩岸的技藝傳承，詮釋著“技藝即道”的東方生態哲學。古老的工匠們用雙手雕刻著歲月的痕跡，他們的手藝代代相傳，如同運河水般綿延不絕。《尋味》一集中，黃酒釀造師張璐因酒液酸敗求教老匠人，對方以“曲為酒骨，水為酒血”點破關鍵，鏡頭特寫老匠人用竹筒舀水的動作，水面倒映著天空的云影，暗示“取法自然”的釀造智慧。《傳藝》一集里，蘇州顏料匠人仇慶年從礦物中提取朱砂的段落，他手握石杵研磨辰砂，紅色粉末在陽光下閃爍如星，旁白引用《考工記》“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將手工勞作升華為“天人共造”的宇宙觀。影片中每一件作品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自然和諧的理念，展現了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美好愿景，將東方智慧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技藝傳承的敘事中，展現東方生態哲學的獨特魅力。
大運河以及苕溪充分呈現出河流與文明之間的深厚關聯，借助對生態哲學、文化傳播以及地方認同的關注，給予觀眾更多去深入領會中華文明與東方智慧的契機，當運河的槳聲與苕溪的雨聲相互交融，東方智慧不再僅僅是典籍里的抽象理念，而是成為具象化的原鄉故事，這般敘事是對“天人合一”傳統的現代闡釋，也為全球生態危機給出了“中國式解決方案”的一種解讀。
三、古今互文：文化共同體的價值重構
在中華文明悠悠漫長的歷史長河當中，大運河與苕溪不單單只是地理意義層面上的水系網絡，而是歷經千年流淌逐步構建而成的精神坐標系。紀錄片《江南有苕溪》以及《我與大運河》借助獨特的影像詩學，把這種流域精神解析為作為物質交換動脈的經濟之河、作為文化基因寶庫的文明之河、作為集體記憶在場的生命之河這三個不同維度。這樣的多維度敘事沖破了傳統紀錄片的框架束縛，在生態美學與人文地理相互交織的過程里，構建起有現代性的文化認同機制。
（一）流域精神與在地性認同建構
地域文化雖以空間為載體，卻承載著歷史、映照著當下、預示著未來，展現出鮮明的時間維度。11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地域文化承擔著延續中華文脈的重任。
紀錄片在展示地域文化時，清晰地呈現了時間線索：既回顧歷史，探尋其根源；又展望未來，展現其發展。大運河與苕溪作為流動的文化血脈，不僅是地理空間的紐帶，更是情感與記憶的載體。兩部紀錄片以“流域精神”為敘事主線，將自然水系與人文生態交織，構建起在地性認同的集體意識。
苕溪的敘事具有在地性覺醒的意味。《江南有苕溪》通過追溯苕溪的歷史與生態，重新定義了杭州的“母親河”身份。張海龍對苕溪的尋根，揭示了其作為良渚文明源頭和杭州城市起源的核心地位。片中提及的東漢陳渾治水、唐代歸珧修堤等歷史事件，展現了苕溪流域居民世代與水共生的智慧。此外，這種對地方歷史的回溯，不僅喚醒了觀眾對苕溪的文化記憶，更通過“西險大塘”等水利工程，強化了“水與城共生”的在地性認同。
在《我與大運河》中，24位“小人物”的故事生動展現了流域精神。例如，杭州畫家吳理人耗時十年手繪百米運河長卷，用筆墨重現運河歷史；北京攝影師劉世昭兩次騎行大運河，用鏡頭記錄時代變遷。這些個體的生命軌跡與運河的流動同頻共振，呈現出“運河即道路”的主題，不僅指引著中國人的腳步，也串聯起南北文化的認同感。紀錄片將大運河從國家戰略的宏大敘事轉向個體生活的微觀視角，強調“連接”不僅是地理的貫通，更是情感的共鳴。兩部紀錄片的共同之處在于對流域精神的挖掘，將自然地理轉化為文化符號，讓觀眾在“水脈”與“人脈”的交織中，重新確認自身的歸屬感。
（二）良渚文化到“兩山”理念的文化在場
良渚文明存在于距今約5300年至43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良渚先民在面對洪水泛濫的挑戰時，沒有簡單地筑高壩硬抗，而是巧妙地利用地形，修建復雜的水利系統。而現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則是對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它不僅繼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傳統思想，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從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從大運河再到苕溪，紀錄片以古今互文的方式，展現文化在場性的歷史延續與現代重構。
良渚文化是苕溪流域的精神原點。《江南有苕溪》詳細描繪了良渚先民的水利系統，如老虎嶺水壩和谷倉遺址，證明五千年前的先民已通過協同治水實現了“城水共生”與“治水營城”。這種“以疏代堵”的智慧與《我與大運河》中“互聯互通”的智慧一脈相承，形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苕溪之畔，五千年前良渚的“黑陶文明”更被賦予了現代意義：施昕更在戰火中守護考古成果，以實證回擊了“中華文明西來說”，彰顯文化自信的根基。
“兩山”理念的提出則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生態價值?！督嫌熊嫦分?，余村從礦山經濟轉型為生態旅游，成為“綠水青山”理念的實踐典范。苕溪流域的治理不再局限于防洪抗旱，而是通過濕地保護、水源涵養等舉措，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樣本。紀錄片以“天目、天霖、天瀾、天擇、天成”等五個篇章，將苕溪的生態功能與美學價值并置，如西溪濕地從古河道演變為5A景區，既保留自然野趣，又承載文旅經濟的活力，而這類從“治水”到“親水”的轉變，呈現傳統文化在當代生態文明中的在場性與創新性。
從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紀錄片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理解。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使觀眾更加珍視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也為建設生態文明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精神動力。
（三）現代性困境中的文化價值重構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與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當下，傳統文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存在傳承斷裂和價值迷失的風險。張海龍導演的兩部生態自然紀錄片，通過“共同體美學”敘事，探索文化價值的重構路徑，以影像為媒介，展現個體與群體、人與自然、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內在聯系，構建了一個充滿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的共同體空間。
《江南有苕溪》強調科技與人文的融合。余杭未來科技城的崛起，將良渚的“治水基因”轉化為“科創基因”。今天的苕溪兩岸，已是一座充滿想象力的未來之城。以水網作為原型，路網、電網、互聯網正讓今天這個世界連為一體。那些隱匿在大地軀殼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正在讓我們看見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也讓我們得以換個角度重新認識大自然。這些科技突破與施昕更的考古精神形成呼應——二者皆以“探索未知”為使命，彰顯文化基因的延續性。片中通過“數字中軸”、“科創水街”等現代城市圖景，將苕溪的“流動”特質延伸至信息時代，構建起“古今輝映”的文化共同體。
從大運河到苕溪，兩部河流紀錄片以水為媒，架起了古今對話的橋梁?！段遗c大運河》和《江南有苕溪》通過“小中見大”與“大中見小”的結合，揭示出文化共同體的深層邏輯，即在流域精神的滋養下，讓在地認同、生態智慧與現代創新得以交融，最終實現文化價值的永恒流動與重構。
結語
歷史上，苕溪流域誕生了中國大運河漕運之神金龍四大王謝緒，作為南宋儒生卻身兼漕運保護神、黃河河神二種身份，其居所鄰近東苕溪，這無疑佐證了苕溪在歷史長河中的重要地位。而今，余杭正致力于打造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這與苕溪的歷史地位相得益彰，也為這片土地注入新的活力。
從大運河的“人定勝天”到苕溪的“道法自然”，從歷史到未來，《江南有苕溪》《我與大運河》紀錄片以河流為鏡，映照出中華文明從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再到順應自然的轉型軌跡。《江南有苕溪》站在生態文明與人類文明對望的高度，通過視聽敘事與文明敘事的雙重敘事，對苕溪進行全面介紹，也預示著杭州正在從“運河時代”重回“苕溪時代”的文化溯源姿態。
江南水系身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范例，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還為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實踐范例，紀錄片借由具體呈現生命共同體理念，為公眾打造了生態認知的視覺領域，借助引發情感共鳴以及進行價值引導，為達成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
紀錄片在美學與生態的交叉點上，為傳統文化價值的當代轉變開拓了新路徑，這是一種基于生命共同體的“共生美學”，這種美學模式或許能為全球生態文明的話語構建提供了獨特的中國經驗，也以視聽媒介這種動態影像語言闡釋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文明模式。
（作者劉亞男，博士，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長期從事影視藝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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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流作為地理的脈絡，同樣也是文明的搖籃，紀錄片《江南有苕溪》與《我與大運河》以江南水系河流為敘事載體，著重關注流域的文明演變以及美學實踐，剖析流域紀錄片構建地域特色、生態環境以及文化傳承的多重共同體美學體系。以“文明嬗變”作為切入點，同時以“生生之境”作為美學核心，基于“古今互文”的文化價值重構，揭示流域精神對在地性認同的塑造作用。兩部紀錄片以江南水系作為媒介，借助流域紀錄片的共同體美學實踐，為中國生態文明以及傳統文化價值的當代轉化給予理論啟示和影像范式。
關鍵詞：流域紀錄片；《江南有苕溪》；《我與大運河》；共同體美學；河流敘事與文明演進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人民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推進人類社會發展、建設美好地球家園提出的中國方案，其理論意涵和現實構建中有著豐富的生態意蘊1。河流，既是地理的脈絡，亦是文明的搖籃。
2025年2月26日，五集生態紀錄片《江南有苕溪》登陸CCTV－17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農業農村頻道《鄉土中國》欄目，通過五集篇章（《天目》《天霖》《天瀾》《天擇》《天成》），以四季輪回為敘事軸線，展現苕溪流域的生物多樣性、良渚文明的起源以及“兩山”理念的現代實踐。
《我與大運河》則以京杭大運河為敘事載體，通過二十四位“小人物”的故事，串聯起運河沿岸的商貿、技藝與生活記憶，重構一條“活態”的文化長河。兩部作品雖聚焦不同流域，卻共同揭示河流的雙重身份。
“共同體美學”重視“我者思維”和“他者思維”，關注觀眾需求，足可瞥見整個理論的旨歸都圍繞著“生命”展開，沉淀著對民族審美和性格的觀察2。張海龍導演的生態紀錄片《江南有苕溪》與《我與大運河》，以河流為媒，將鏡頭對準中國兩大標志性流域：人工開鑿的京杭大運河與自然流淌的苕溪，通過影像敘事重構河流與文明的共生關系。苕溪作為良渚文化的搖籃，其水利系統與西險大塘的防洪工程形成古今呼應，彰顯從“疏堵結合”到“生態共富”的智慧延續；大運河則以其“連接性”特質，成為古代中國的“互聯網”，通過漕運、商貿與人口遷徙，塑造南北經濟文化交融的宏大格局。從大運河到苕溪，“山河依舊，哺育詩畫江南。東苕溪畔有良渚，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圣地。3”這兩部作品不僅是對河流的記錄，更是對流域文化共同體的美學探索，揭示從“治水”到“親水”、從“利用”到“共生”的文明演進路徑。
一、文明嬗變：地域共同體的詩意空間
地域作為人類文明的搖籃，它是自然地理意義上的生存基礎所在，是人文精神的源頭起始之地，對于每一個生命個體而言，浙江這片土地猶如一幅立體畫卷，描繪著人生軌跡，又似一段時空見證，記錄著生命的蛻變，其中還蘊藏著先民應對自然生態時所呈現出的生存智慧，河流塑造出群體共同擁有的生活美學，同時構建起跨越時空的價值觀念，在當代社會里與大眾不斷產生文化方面的共鳴。從縱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一直到滋養江南的苕溪，流域不單單是地理脈絡，更是文化同源的精神象征體現。
（一）文明根系：江南水脈傳承的現代性表達
在探尋文明的源頭與發展脈絡之時，沒有人可以忽視河流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種作用在人類文明剛剛起始的階段，大多時候有決定性意義4，甚至可以說是不可以被其他事物所替代的，江河好似文明的臍帶，在持續流動的過程當中延續著文明的永恒性，大運河以及苕溪作為中華文明里非常關鍵的水脈，它們是物質得以流動的通道，同時也是文化進行傳承的載體。
紀錄片《江南有苕溪》把浙北苕溪流域當作一個窗口，呈現出了傳統農耕文明和現代生態智慧相互融合的景象，在這里保留了稻田灌溉、?；~塘等傳承了千年的農業模式，而且還孕育出了獨特的生物多樣性：苕溪鱲作為新被發現的珍稀魚類，因為其對水質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成為生態環境改善的一種“活指標”，揚子鱷以及特有物種天目鐵木、天目杜鵑在這片區域繁衍生長，凹耳蛙、紅腹松鼠與滑子菇等生物共同構建起了水陸生態網絡。
相較而言，《我與大運河》里河流的現代性呈現為傳統技藝跟當代生活相互交融，《造物》中的老木匠唐文化，一生都在專注于運河木船的打造，他的技藝源自千年航運的需要，而他的船模作品成為現代人觸碰歷史的媒介，蘇州非遺傳承人仇慶年借助手工研磨礦物顏料，把傳統工藝轉變成現代藝術語言。水脈不只是地理符號，也是文化基因的傳遞者，這兩部紀錄片共同指出水脈在現代化進程里的雙重角色，既能守護文化根系，又能推動創新表達。
（二）空間詩學：濱水記憶的景觀重構
紀錄片跟詩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一般會以富有詩意的修辭方式呈現出獨特的審美內涵，早期影像會特意借助遠景鏡頭的疊加，增強光影色調的詩性表達，以此與觀眾的審美相互呼應5，紀錄片運用影像語言對濱水空間開展詩意化的重構，把河流的物理屬性轉變為文化符號以及情感載體。這個過程既是對歷史記憶的視覺留存，也是對地方經驗的審美轉變。
濱水空間身為文明演進的地理承載者，其詩學構建本質上是人類認知和自然節律相互交織的書寫，《江南有苕溪》圍繞自然節律這一核心，搭建起多維度的濱水景觀敘事，在《天瀾》一集里，苕溪流域作為良渚文明的見證，以考古遺址為依托，把先民的技術智慧呈現在黑陶玉器之中，借助刻畫符號構建原始文字空間，憑借規模宏大的稻作遺存呈現農業文明對自然景觀的重塑。盛夏時節，苕溪濕地生態節律自成美妙詩章：睡蓮根系起到凈化水體的作用，鳥啼蟬鳴構成生物多樣性的交響，微觀世界在草葉間展開隱秘的敘事，自然力與生命力在此實現動態平衡，促使地理空間升華為有機整體，這樣的空間詩學能解構江南的文化譜系，還可以啟發當代人怎樣憑借景觀重構喚醒沉睡的地域文脈，在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中重建人文與自然的詩意對話。
在紀錄片《我與大運河》里，濱水記憶有著更為深厚的人文歷史底蘊，杭州畫家吳理人花費了整整十年時間，精心手繪了一幅長達百米的運河長卷，他把運河兩岸的市井生活風貌、歷史建筑以及民俗活動都巧妙地濃縮在了筆墨之中，長卷里的拱宸橋、漕運碼頭等場景，借助虛實結合的繪畫筆觸，使得現實空間和歷史想象相互交融在了一起。這樣的“手繪重構”，不單單是對地理景觀的一種再現，也是對文化記憶的一次重新創作?！稐印芬患校缸佣说?ldquo;水上診所”是以船屋作為敘事的核心內容，船屋不只是物理空間的一種延伸，還被賦予了“善念容器”這樣的象征意義，成為運河精神的一種人格化體現，這兩部紀錄片都是以影像作為媒介，把濱水空間從地理實體轉變為了文化符號，達成了記憶的視覺化構建以及情感上的共鳴。它們借助影像實現了從“水系的自然屬性”到“文明血脈”的敘事轉變，讓觀眾在審美共鳴里重新構建起對濱水空間的認識，濱水不只是一個地理坐標，也是一個承載著文化基因以及情感認同的精神家園。
（三）流動敘事：流域文明的影像表征
紀錄片在表現地域文化之時，對歷史傳統展開講述乃是其關鍵內容，地域作為個體生存的地方性空間，具有特定的地理特性與文化標識，承載著個體的成長記憶以及族群的文化根脈，是個體用以確認自我身份的關鍵依據6，張海龍導演的兩部紀錄片均以河流作為線索，借助微觀敘事與宏觀視野相互交織，描繪出流域文明的鮮活畫面。
《江南有苕溪》從生態智慧角度回應現代議題，以苕溪生態為基礎，探尋農耕智慧與自然法則的和諧共處，苕溪流域自然景觀以及生物活動的影像展示，成功構建了苕溪空間詩學里“流動敘事”的維度，苕溪的流動象征著自然與人文的平衡，借助影像的呈現，使流域文明被塑造成為一個動態的共同體，傳承傳統，又接納變革。紀錄片借助對苕溪流域自然景觀以及四季變化下生物活動的影像記錄，實際上也是在記錄流域文明的動態演變過程。
從良渚時期的稻作農業一直到現代的濕地生態，苕溪流域的文明一直都和這條河流緊密相連。在影像里，流域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是對苕溪空間詩學里“流動敘事”的生動闡釋，這樣的影像化歷史敘述，讓苕溪流域文明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變得具體可感知，還更容易引發觀眾的共鳴與思考。并且這種敘事方式，提升了紀錄片的觀賞性與藝術性，呈現了苕溪作為一條生命之河以及流域文明載體的獨特價值，為觀眾理解苕溪、理解江南、理解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啟示。
《我與大運河》從個體命運折射國家歷史，以千年運河為軸線，串聯起個體命運與傳統技藝的現代性。流域文明的流動性在影片中通過跨代際、跨文化的敘事得以凸顯。紀錄片以“行運”開篇，通過70歲的攝影師劉世昭時隔三十年的兩次騎行對比，展現運河沿岸的時空變遷。《追夢》一集中，京劇少年與天鵝舞者的故事并置，隱喻文化傳承與個體夢想的共生。
這種流動敘事不僅跨越時間、連接中外，揭示出河流作為文明紐帶的包容性。從大運河到苕溪，此類流域紀錄片構建起地域共同體的詩意空間。顯然，二者的鏡頭語言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即河流如何以流動的姿態承載歷史基因、重塑空間記憶，并在影像中凝結為跨越時空的地域共同體。它們共同詮釋河流作為文化基因庫與文明催化劑的永恒價值，流域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成為凝聚集體記憶、激發文化認同的精神家園。
二、生生之境：生命共同體的生態圖景
“生命共同體”即人與自然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在“生命共同體”理念下公共傳播敘述的邏輯既要強調“人”，也要強調自然，同時還要兼顧二者之間和諧共存與發展的關系7。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是核心概念之一?！吨芤?middot;系辭》有言：“生生之謂易”，意為宇宙萬物始終處于動態的生成、變化與延續之中，強調生命力的永恒流動和自然規律的內在驅動。張海龍導演鏡頭下的紀錄片中萬物循環往復、不斷創生的狀態，既是自然法則，也是人類與天地和諧共生的理想境界。
（一）流域生態的視聽修辭
從文化意義上來看，宏大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相結合，賦予故事一定的意義空間。特寫鏡頭、音樂、同期聲、旁白等視聽語言的應用，令受眾對紀錄片中的自然元素產生移情效應，并認可紀錄片所傳遞的內容和觀點8?！督嫌熊嫦放c《我與大運河》以視聽修辭與敘事結構的雙重創新，構建起生命共同體的動態生命圖景。導演通過鏡頭語言，將這種文明嬗變具象化為“自然劇場”中的復調敘事——蟲鳴與雷霆共舞，稻作與城市共生，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交織，呈現出開放性的“生生之境”的美學表達。
苕溪以“自然”為本體，通過航拍與延時攝影技術，展現苕溪流域的季節性景觀變遷：春日稻田的嫩綠、夏日昆蟲的暗涌、秋日菌種的繁復、冬日水面的薄霧，構成一幅動態的水墨長卷。同時，影片通過技術手段放大自然的微觀詩意?！短炷俊芬患?，天目山真菌孢子的顯微鏡頭，超高清畫面下，孢子與水分子結合形成降雨。同時，配以合成的空靈音效，將科學觀察升華為生命的精華。《天瀾》一集中，苕溪水網航拍鏡頭以冷色調呈現水流的蜿蜒，與無人機俯拍的杭嘉湖平原稻田金黃暖色形成冷暖碰撞，暗喻“水脈滋養土地”的生態邏輯。片中“西溪濕地”段落，蘆葦叢中白鷺振翅的聲響與城市交通的轟鳴聲漸次淡入淡出，形成自然與都市的聽覺對話，揭示現代生態治理的復雜平衡。
《我與大運河》則是以“人”為出發點，通過父子船醫懸壺濟世的煙火敘事、工匠技藝的傳承沖突，將運河人文精神嵌入水流脈動，形成“船行家園”的聲景空間與“剛柔并濟”的美學隱喻。兩者一者重“自然哲思”，一者重“人文溫度”，以互補的視聽語法共同演繹流域生態中生命互通的視聽美學。其通過東方智慧的原鄉敘事，將生命共同體升華為文明層面的“天人共生”范式。
《江南有苕溪》從良渚水壩的生態密碼到余村礦坑的綠色重生，通過展現水、土地與人類在時空中的互動關系，揭示“順應自然規律”這一可持續理念的核心理念。而《我與大運河》則是以“技藝即道”勾連傳統與現代：黃酒釀造的“曲骨水血”之喻、礦物顏料的“天人共造”之思，將手工勞動轉化為對自然規律的謙卑效仿。當運河槳聲與苕溪雨聲共鳴，五千年的治水智慧不再是故鄉箴言，而是具象于微生物的發酵、樹木的生長之中，成為對“天人合一”的當代重譯，為全球生態危機提供以柔化剛、以古鑒今的中國方案。
（二）水文網絡的生態復調
復調原本是音樂術語，指多個獨立旋律線同時進行，形成和諧的整體。借音樂中的復調形式隱喻自然生態系統的多維共生與動態平衡，強調水文系統中不同生態要素、生物群落與自然過程相互交織，形成多聲部和諧共振的生態交響。生態復調不僅存在于自然維度，更滲入人文領域。如片中良渚先民依水筑城的空間智慧，詩詞中“蓮葉何田田”的文學意象投射，共同構成文化層與自然層的復調疊加。這種跨物種、跨時空的共鳴，使水文網絡成為承載生態智慧與人文精神的雙重文本。
苕溪流域的生態復蘇與人文積淀互為映照?！督嫌熊嫦分修r民以古法稻谷種植結合有機技術，既傳承“天人合一”的農耕哲學，將生態資源轉化為“水岸共富”的綠色發展動能。從新石器時代的玉器陶器到延續2500年的?；~塘系統，農耕歷史深嵌于水土之間，蠶桑技藝、魚文化節等民俗至今鮮活，而“水下森林”凈水、跨區域治水工程則賦予傳統以科技新解。這片土地以白鷺翩飛的森林、魚翔淺底的苕溪鱲，以及循環再生的農業智慧，印證著生態保護與人文傳承的共生邏輯。苕溪不僅是一條河流，更是一條串聯古今的綠色脈絡，為現代可持續發展提供“人與自然共棲”的東方樣本。
《我與大運河》巧妙運用“人物群像”構建多元敘事，編織出大運河的水文網絡?！秱魉嚒芬患?，古籍修復師江澄波與廣陵琴派傳承人的故事交織：江澄波修復《永樂大典》殘頁時，鏡頭聚焦他用鑷子輕夾桑皮紙的細節，而琴師撥動琴弦的特寫與之平行剪輯，紙張的脆弱與琴弦的韌性形成“文明傳承”的雙重隱喻?！对煳铩分?，老木匠唐文化制作木船的場景與景德鎮陶瓷藝人陳曉東燒制瓷器的失敗案例并置：唐文化斧鑿木料的粗獷聲響，與陳曉東開窯時瓷器開裂的聲音形成聽覺沖擊，暗示傳統工藝從“實用”到“藝術”轉型中的重獲新生。
苕溪水系和京杭運河系統憑借不一樣的水文形態共同闡釋了江南地區復合型生態水網的多維協同機制，在苕溪流域，生態保護與人文傳承相互融合，古法技藝與創新精神彼此交融，傳統理念和現代意識產生碰撞，這些在《江南有苕溪》里交織成了一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頌歌，《我與大運河》則以大運河作為軸心，借助眾多人物的命運交織，呈現出傳統工藝在現代社會中的傳承與創新道路。紙張、琴弦、木料、瓷器等承載著歷史記憶的物件，一同演繹著文明傳承的復雜樂章，這兩部作品共同描繪出一幅生動的生態人文圖景，呈現了中華文明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的傳承、演變以及創新歷程。
（三）東方智慧的原鄉敘事
原鄉大多時候是一種呈現為被對象化狀態的復雜情感意象，它意味著家，是祖先那如流動血脈般的存在，是一種深深根植于每一個“原鄉人”生命歷程里的文化記憶。從弗洛伊德的觀點角度去看，或許它象征著一種回歸母體的欲望9。原鄉一般是一個具體的地理空間，這個空間承載著個人的記憶、情感以及文化認同，并且與過去的時間維度有著緊密的關聯。借助回憶、追溯或者重構等方式，可呈現出個體或者群體與原鄉之間的歷史聯系以及情感糾葛，這兩部紀錄片從不一樣的視角呈現了苕溪和大運河這兩條河流與中華文明之間深厚的淵源，借助豐富且細膩的人物故事，詮釋了關于東方智慧的原鄉敘事。
我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其中水的作用尤為重要。所謂“同飲一江水”，指的是一個群體長期生活在同一條河流附近，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協調的生產方式和和諧的生存方式，同時也孕育了共同的文化要素，進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態。10紀錄片《江南有苕溪》追溯苕溪流域五千多年的治理歷史，展現出古人“道法自然”的可持續智慧導演從良渚古城遺址的防洪堤壩，到苕溪全景，再到西溪濕地的水網交織，無不佐證著古人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順應。張海龍導演提出“苕溪為母河”的論斷，與錢塘江的潮涌形成對比，形象地展現出潮水開拓之力與溪流滋養之德的陰陽辯證關系，呼應《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學思想，也恰恰是東方智慧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的體現。
在大運河中，運河兩岸的技藝傳承，詮釋著“技藝即道”的東方生態哲學。古老的工匠們用雙手雕刻著歲月的痕跡，他們的手藝代代相傳，如同運河水般綿延不絕。《尋味》一集中，黃酒釀造師張璐因酒液酸敗求教老匠人，對方以“曲為酒骨，水為酒血”點破關鍵，鏡頭特寫老匠人用竹筒舀水的動作，水面倒映著天空的云影，暗示“取法自然”的釀造智慧?！秱魉嚒芬患?，蘇州顏料匠人仇慶年從礦物中提取朱砂的段落，他手握石杵研磨辰砂，紅色粉末在陽光下閃爍如星，旁白引用《考工記》“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將手工勞作升華為“天人共造”的宇宙觀。影片中每一件作品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自然和諧的理念，展現了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美好愿景，將東方智慧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技藝傳承的敘事中，展現東方生態哲學的獨特魅力。
大運河以及苕溪充分呈現出河流與文明之間的深厚關聯，借助對生態哲學、文化傳播以及地方認同的關注，給予觀眾更多去深入領會中華文明與東方智慧的契機，當運河的槳聲與苕溪的雨聲相互交融，東方智慧不再僅僅是典籍里的抽象理念，而是成為具象化的原鄉故事，這般敘事是對“天人合一”傳統的現代闡釋，也為全球生態危機給出了“中國式解決方案”的一種解讀。
三、古今互文：文化共同體的價值重構
在中華文明悠悠漫長的歷史長河當中，大運河與苕溪不單單只是地理意義層面上的水系網絡，而是歷經千年流淌逐步構建而成的精神坐標系。紀錄片《江南有苕溪》以及《我與大運河》借助獨特的影像詩學，把這種流域精神解析為作為物質交換動脈的經濟之河、作為文化基因寶庫的文明之河、作為集體記憶在場的生命之河這三個不同維度。這樣的多維度敘事沖破了傳統紀錄片的框架束縛，在生態美學與人文地理相互交織的過程里，構建起有現代性的文化認同機制。
（一）流域精神與在地性認同建構
地域文化雖以空間為載體，卻承載著歷史、映照著當下、預示著未來，展現出鮮明的時間維度。11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地域文化承擔著延續中華文脈的重任。
紀錄片在展示地域文化時，清晰地呈現了時間線索：既回顧歷史，探尋其根源；又展望未來，展現其發展。大運河與苕溪作為流動的文化血脈，不僅是地理空間的紐帶，更是情感與記憶的載體。兩部紀錄片以“流域精神”為敘事主線，將自然水系與人文生態交織，構建起在地性認同的集體意識。
苕溪的敘事具有在地性覺醒的意味。《江南有苕溪》通過追溯苕溪的歷史與生態，重新定義了杭州的“母親河”身份。張海龍對苕溪的尋根，揭示了其作為良渚文明源頭和杭州城市起源的核心地位。片中提及的東漢陳渾治水、唐代歸珧修堤等歷史事件，展現了苕溪流域居民世代與水共生的智慧。此外，這種對地方歷史的回溯，不僅喚醒了觀眾對苕溪的文化記憶，更通過“西險大塘”等水利工程，強化了“水與城共生”的在地性認同。
在《我與大運河》中，24位“小人物”的故事生動展現了流域精神。例如，杭州畫家吳理人耗時十年手繪百米運河長卷，用筆墨重現運河歷史；北京攝影師劉世昭兩次騎行大運河，用鏡頭記錄時代變遷。這些個體的生命軌跡與運河的流動同頻共振，呈現出“運河即道路”的主題，不僅指引著中國人的腳步，也串聯起南北文化的認同感。紀錄片將大運河從國家戰略的宏大敘事轉向個體生活的微觀視角，強調“連接”不僅是地理的貫通，更是情感的共鳴。兩部紀錄片的共同之處在于對流域精神的挖掘，將自然地理轉化為文化符號，讓觀眾在“水脈”與“人脈”的交織中，重新確認自身的歸屬感。
（二）良渚文化到“兩山”理念的文化在場
良渚文明存在于距今約5300年至43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良渚先民在面對洪水泛濫的挑戰時，沒有簡單地筑高壩硬抗，而是巧妙地利用地形，修建復雜的水利系統。而現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則是對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它不僅繼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傳統思想，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從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從大運河再到苕溪，紀錄片以古今互文的方式，展現文化在場性的歷史延續與現代重構。
良渚文化是苕溪流域的精神原點?！督嫌熊嫦吩敿毭枥L了良渚先民的水利系統，如老虎嶺水壩和谷倉遺址，證明五千年前的先民已通過協同治水實現了“城水共生”與“治水營城”。這種“以疏代堵”的智慧與《我與大運河》中“互聯互通”的智慧一脈相承，形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苕溪之畔，五千年前良渚的“黑陶文明”更被賦予了現代意義：施昕更在戰火中守護考古成果，以實證回擊了“中華文明西來說”，彰顯文化自信的根基。
“兩山”理念的提出則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生態價值。《江南有苕溪》中，余村從礦山經濟轉型為生態旅游，成為“綠水青山”理念的實踐典范。苕溪流域的治理不再局限于防洪抗旱，而是通過濕地保護、水源涵養等舉措，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樣本。紀錄片以“天目、天霖、天瀾、天擇、天成”等五個篇章，將苕溪的生態功能與美學價值并置，如西溪濕地從古河道演變為5A景區，既保留自然野趣，又承載文旅經濟的活力，而這類從“治水”到“親水”的轉變，呈現傳統文化在當代生態文明中的在場性與創新性。
從良渚文明的治水智慧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紀錄片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理解。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使觀眾更加珍視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也為建設生態文明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精神動力。
（三）現代性困境中的文化價值重構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與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當下，傳統文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存在傳承斷裂和價值迷失的風險。張海龍導演的兩部生態自然紀錄片，通過“共同體美學”敘事，探索文化價值的重構路徑，以影像為媒介，展現個體與群體、人與自然、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內在聯系，構建了一個充滿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的共同體空間。
《江南有苕溪》強調科技與人文的融合。余杭未來科技城的崛起，將良渚的“治水基因”轉化為“科創基因”。今天的苕溪兩岸，已是一座充滿想象力的未來之城。以水網作為原型，路網、電網、互聯網正讓今天這個世界連為一體。那些隱匿在大地軀殼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正在讓我們看見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也讓我們得以換個角度重新認識大自然。這些科技突破與施昕更的考古精神形成呼應——二者皆以“探索未知”為使命，彰顯文化基因的延續性。片中通過“數字中軸”、“科創水街”等現代城市圖景，將苕溪的“流動”特質延伸至信息時代，構建起“古今輝映”的文化共同體。
從大運河到苕溪，兩部河流紀錄片以水為媒，架起了古今對話的橋梁。《我與大運河》和《江南有苕溪》通過“小中見大”與“大中見小”的結合，揭示出文化共同體的深層邏輯，即在流域精神的滋養下，讓在地認同、生態智慧與現代創新得以交融，最終實現文化價值的永恒流動與重構。
結語
歷史上，苕溪流域誕生了中國大運河漕運之神金龍四大王謝緒，作為南宋儒生卻身兼漕運保護神、黃河河神二種身份，其居所鄰近東苕溪，這無疑佐證了苕溪在歷史長河中的重要地位。而今，余杭正致力于打造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這與苕溪的歷史地位相得益彰，也為這片土地注入新的活力。
從大運河的“人定勝天”到苕溪的“道法自然”，從歷史到未來，《江南有苕溪》《我與大運河》紀錄片以河流為鏡，映照出中華文明從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再到順應自然的轉型軌跡。《江南有苕溪》站在生態文明與人類文明對望的高度，通過視聽敘事與文明敘事的雙重敘事，對苕溪進行全面介紹，也預示著杭州正在從“運河時代”重回“苕溪時代”的文化溯源姿態。
江南水系身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范例，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還為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實踐范例，紀錄片借由具體呈現生命共同體理念，為公眾打造了生態認知的視覺領域，借助引發情感共鳴以及進行價值引導，為達成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
紀錄片在美學與生態的交叉點上，為傳統文化價值的當代轉變開拓了新路徑，這是一種基于生命共同體的“共生美學”，這種美學模式或許能為全球生態文明的話語構建提供了獨特的中國經驗，也以視聽媒介這種動態影像語言闡釋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文明模式。
（作者劉亞男，博士，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長期從事影視藝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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