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季媛媛 閆碩
對于生物醫藥市場而言，真正的創新宛如一場馬拉松，考驗的是耐力與體系的完善。
歷經七八年的迅猛發展，中國創新藥企已在“1到N”的馬拉松中彰顯了其速度與韌性。BD（商務拓展）交易的持續井噴，不僅是這一階段性勝利的顯著標志，更是產業升級躍遷的關鍵動力。近期，行業報告指出，中國創新者與美國在開發上的差距已從過去的10年縮短至3.7年。依托成本和速度優勢，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在“1到N”創新領域能夠維持可觀的回報率。中國生物科技的全球認可度顯著提升，最直觀地體現在對外授權活動的迅猛增長上。2025年上半年，中國藥企達成72起海外授權交易，同比增長38%，交易總金額高達608億美元，已大幅超越2024年全年的519億美元。
然而，當License-out（對外授權）的捷報頻傳成為常態，當資本市場對交易金額的驚嘆逐漸回歸理性，中國創新藥產業終將直面一個核心命題：如何在已知領域之外，開辟全新的疆域？如何從全球創新的“優秀執行者”蛻變為“核心定義者”？
帶著這些疑問，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了丹麓資本管理合伙人兼北京總經理許謙，圍繞創投在創新藥生態中的角色定位、BD交易熱潮背后的深層邏輯，以及如何在短期現金流與長期市場控制權之間實現平衡策略等現實議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在許謙看來，當前這場“1到N”的加速跑——所積累的資本、人才、經驗與信心，正悄然為攀登“0到1”的險峰奠定堅實基礎。當中國藥企在BD交易中從被動“跟隨”走向主動“定義”合作條款之際，距離真正定義未來疾病治療方案的星辰彼岸，或許已不再遙遠。
當資本回歸理性，創新終將回歸本質。中國生物科技的故事，在“1到N”的基石上，正緩緩揭開“0到1”的新篇章。
從“跟隨者”轉向全球“1到N”創新
《21世紀》：最近，有研報指出，中國生物科技正從“跟隨者”轉向全球“1到N”創新的關鍵貢獻者。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在這一過程中，您認為有哪些顯著的跡象或表現可以明確地指示出這一轉型已經達到了其核心的階段或水平？
許謙：中國生物科技公司是 “1 到 N” 式創新的重要貢獻主體。自 2015 年起，中國創新藥開始步入規范發展階段，審評政策逐步與國際標準接軌，真正全面推進不過七八年時間。應當明確，從源頭靶點的發現直至產品最終推出，即便耗時十年，亦可視為進展迅速。因此，在真正的從 “0 到 1” 創新層面，中國還沒有創新藥能宣稱已取得成功。然而，就從 1 到 N 的創新而言，盡管靶點可能并非由中國原創發現，但中國在某些方面表現出色。例如，靶點被發現后，中國在藥品推進速度方面較快，能成為首個上市的藥物。在這一波發展浪潮中，在靶點發現等領域，中國藥企實現了從跟蹤到定義的轉變。
這一轉變的核心標志為國內涌現出一批相關企業。百濟神州和諾誠健華可作為從 “1 到 N” 創新重要貢獻主體的典型代表。
若需明確核心標志，創新成果的海外授權可作為一項標志性現象。此現象更易形成行業共識，海外跨國公司愿意投入上億美元的首付款，乃至數十億美元開展交易，以認可相關成果，這種情形在行業內易獲廣泛認同。
不過，需要著重強調的是，技術平臺的創新相較于單一靶點的發現與改進更為關鍵。近期，石藥集團授權阿斯利康，獲取了1.1億美元的預付款、16.2億美元的潛在研發里程碑付款以及最高36億美元的潛在銷售里程碑付款，總潛在交易金額超過50億美元。這是一個由人工智能（AI）引擎驅動的高效藥物發現平臺，極具代表性。
當下，人工智能熱度居高不下，將人工智能與創新相結合，阿斯利康來華購買由人工智能引擎驅動的高效藥物發現平臺，這是對中國藥企全球競爭力的高度肯定。
《21世紀》：中國與全球創新差距從10年縮短至3.7年，您認為，這種“加速度”背后的關鍵驅動因素是什么？
許謙：可概括為三大因素。其一為政策扶持。自2015年起，中國醫藥審評工作開始與國際標準同步。從2015年的“722”藥物臨床數據自查核查，到后續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調會（ICH）與國際新藥審評的銜接，這些均體現出顯著的政策優勢，即政策層面給予的有效支持。
其二為資本投入。2018年，香港聯合交易所頒布港股18A規則；2019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發布標準五，這兩項舉措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醫療健康與生物科技領域。在政策扶持下，創新藥行業明顯獲利，但大規模的資本投入是推動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三為海外人才回歸，具體體現為海外科學家與跨國藥企高管回國創業，這也是行業加速發展的重要因素。無論是政策扶持還是資本投入，最終都需依靠行業內的專業人才與團隊來實現其價值。
創新藥發展亟待持續增強動力
《21世紀》：政策紅利所帶來的長期扶持與優惠措施、資本投入所形成的穩定資金鏈與持續投資動力、人才回流所引發的智力資源匯聚與創新活力釋放……在這些眾多影響因素中，哪些因素能夠具備長期的可持續性，對創新藥領域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許謙：支持政策實施之后，切實營造出了一種創新生態環境。蘇州生物醫藥產業集群的發展，就得益于長期的政策支持。
資本投入同樣具備可持續性。2021年起，無論是從全球范圍來看，生物醫藥領域的投資在投資金額和項目數量兩方面均達到了一個峰值。之后，國際上投資的金額和數量有所下降，而且國內下降幅度相對更為顯著。但如果縱向看國內資金投入，與2015年之前相比，投資金額仍然是大幅增長。特別是在IPO上市渠道不暢情況下，業界開展BD授權合作（License - out）。據醫藥魔方發布的數據，2023年中國創新藥企業通過項目BD獲得的首付款總額達210.21億元，首次超過IPO渠道募資總額，并且是后者的近兩倍。
由此可見，中國創新藥的研發能力和資產質量已獲得全球的廣泛認可。眾多跨國藥企紛紛來中國收購創新藥資產，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創新能力和資產質量的肯定。中國在成本效率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臨床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審批速度更快，能夠顯著加速創新及回報周期，這是中國在創新藥領域的顯著優勢所在。
此外，對外開放、加強交流也在持續推進。以北京中關村科學城為例，不僅積極前往歐洲等發達國家開展招商活動，還在香港設立創新加速器，搭建一站式國際綜合服務平臺，助力企業全球化布局。
《21世紀》：中國在“特定治療領域”展現獨特競爭力。您認為哪些領域（如ADC、雙抗、細胞治療等）已形成全球級優勢？這種優勢是技術積累、臨床資源還是成本效率的結果？
許謙：行業熱度呈現周期性波動，與資本市場或資產市場的起伏狀況相類似。抗體藥物偶聯物（ADC）是最早興起的熱點。在2023年全球前十大ADC藥物業務拓展（BD）交易中，有六項來自中國，這一比例具有較強的說明性。
自去年起，雙特異性抗體（雙抗）成為新的熱點。近期，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單抗在頭對頭試驗中戰勝競爭對手默沙東K藥，憑借更優異的療效推動了相關領域的發展。另一典型事例為三生制藥與輝瑞的授權交易，該筆BD交易總金額達60億美元，首付款高達12.5億美元，這是中國藥企海外授權首付款首次突破10億美元，無疑是一個具有顯著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協議條款表明，輝瑞將出資1億美元購買三生制藥的股份，這種情況此前也未曾出現過。這意味著輝瑞不僅認可所收購的BD藥物資產，也對三生制藥的整體價值給予肯定，以實際資金進行投資。
在細胞治療領域，此前金斯瑞等企業的海外布局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我認為細胞治療的優勢尚未充分顯現。在中國，細胞治療的優勢仍處于積累階段，其優勢是技術積累、臨床資源和成本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協同共振的結果。
BD交易中擁有更強話語權
《21世紀》：2024年中國對外授權交易總額突破500億美元，較2022年翻倍增長。除全球需求外，中國Biotech的哪些能力質變使國際大藥企愿意支付高額首付款+里程碑金？
許謙：此情況類似于人工智能領域的“DeepSeek時刻”。此前，社會公眾對于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普遍偏悲觀。直至今年年初，DeepSeek突然問世，僅用七天時間便積累了一億用戶，初期增速甚至超過了ChatGPT。這得益于其卓越的工程優化能力與開源策略。這些特性使其在中國國內的AI大模型中表現較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現象級事件，由此迎來了“DeepSeek時刻”。
Biotech的情況同樣如此，若追溯其根源，可與ADC進行類比。2023年，海外授權案例較多，到了2024年，雙抗領域中康方的相關事件成為了催化劑或引發因素。這一事件讓海外企業認識到中國的研發能力、研發效率以及產品療效，甚至在頭對頭對比中，中國創新藥療效能夠與國外大型藥企的產品相競爭。
《21世紀》：近期License-out交易中，中國企業是否在合作條款（如區域權益分配、銷售分成比例、知識產權歸屬）上獲得更大話語權？這種議價能力提升反映了什么行業本質變化？
許謙：當前，或許尚未引發實質性變革。就這方面而言，在我國創新藥企的 BD 交易中，由于License - out是出讓海外權益，當下出現了一種新情形，即 “NewCo” 模式。在此模式下，并非將產品完全出讓，而是由各方共同組建一家新公司，依據不同股權比例持有股份。中國企業持續在相關資產對應的新公司中持有股權，并共同開展業務。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企業在該領域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這種新方式能夠反映行業的變化，也表明中國企業具備了更強的能力。
《21世紀》：越來越多企業將管線早期授權出海，這是否意味著中國Biotech正從“自主出海”轉向“借船出海”？這種模式如何平衡短期現金流與長期發展？
許謙：企業的首先任務是保障自身生存，遠期戰略需涵蓋長期發展，而當下最為關鍵的是推動研發管線的進展。這對于業內企業來說，特別是在 IPO 遇阻之后，其重要性更為顯著。IPO 遇阻后，投資邏輯難以做到閉環自洽，創新藥企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2024年底，二級市場降至低點，跌出投資價值。但一級市場資金流動性差，資金回流會有延遲。雖然當前二級市場表現提振了市場信心，但資金回流規模有限，難滿足創新藥企資金需求，無法有效支撐其發展。
因此，企業首先需要解決研發投入的現金流問題，部分企業選擇開展BD合作，保留中國國內或大中華地區的市場權益。其實，從平衡的角度進行考量，“NewCo”模式可作為一種選擇，并非簡單地將海外權益一次性授權給國外大型公司，而是與跨國藥企合作以實現共同發展。
盡管“NewCo”模式的數量呈逐漸增多的趨勢，但難以成為主流模式。“NewCo”模式對企業的管理團隊和資金支持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即便企業擁有優質資產，若缺乏全球化管理團隊、全球化資金支持以及開展全球化臨床的能力，也難以采用該模式。所以，企業應先解決自身生存問題，再兼顧未來的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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