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峰北京報道 新質生產力是今年全國兩會上當之無愧的熱詞。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充分發揮創新主導作用，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促進社會生產力實現新的躍升。
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特別是在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可以直接引領產業體系升級。
作為一名經濟學者，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長期從事生產力相關研究。蔡繼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說，“培育和發展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正是實現高質量創新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他同時建議，發展新質生產力要與提升傳統生產力協調推進。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蔡繼明 受訪者供圖）
深化傳統要素的改革，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對新質生產力的提升也有促進作用。蔡繼明長期從事土地制度和城市化問題研究。他曾任九至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十二至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他今年已是第27年參加全國兩會，并再次準備了農村宅基地改革等土地資源配置相關的建議。
數字經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沃土
《21世紀》：你如何理解數字經濟時代的新質生產力？
蔡繼明：生產力是人類再生產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能力。新質生產力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概念，歷史上作為人類勞動力發展測量器的勞動資料的每一次質變，如銅器代替石器、鐵器代替銅器、蒸汽磨代替手推磨、電動機代替蒸汽機、計算機代替電動機、人工智能代替計算機，都標志著一種新質生產力取代了舊質生產力，亦即傳統生產力。
在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就是以數據的收集、處理、存儲、傳輸為勞動對象，以知識創造、技術創新等為主的智能勞動者，以傳感器、移動通信、網絡、軟件、計算機、集成電路、互聯網、物聯網等智能工具等為勞動資料，以人工智能（A）、區塊鏈（B）、云計算（C）、大數據（D）等“ABCD”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生產力。培育和發展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正是實現高質量創新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21世紀》：你認為當前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面臨怎樣的形勢和機遇？
蔡繼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是高質量發展和創新發展的主旋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2024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地方政府在部署今年經濟工作時大都把發展新質生產力放在重要位置。當前，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具有良好基礎和有利條件。
具體來說，數字經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沃土。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測算，2001—2018年間，我國數字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四分之三。據中國社科院蔡躍洲團隊測算，1993—2018年間，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年均增長17.7%，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據中央網信辦《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僅次于美國，是最具數字競爭力的主要經濟體，其中以電子商務、數字媒體、金融科技、智能裝備等為代表的產業數字化新業態加速涌現，成為我國新質生產力的新生擔當。
民營經濟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對稅收、GDP、技術創新和城鎮就業等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都已超過50%，作為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自然也是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等新質生產力載體的重要基礎。《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以及國務院各部委推出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必將為民營經濟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獨角獸企業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引領者。獨角獸企業是成立時間不超過10年、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創業公司，大都擁有獨特性或顛覆性技術、難以復制的商業模式、戰略與品牌協同、彈性的資源共享、持續的資本賦能、異質型企業家精神等特質，是新質生產力的典型代表。根據全球獨角獸企業500強榜單，截至目前，中國獨角獸企業總估值近14萬億元，占中國GDP的11%。榜單前十名中，中國獨角獸企業占據一半。方興未艾的獨角獸企業將持續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輸入強大動能。
《21世紀》：當前，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已有一定基礎，但創新的空間仍很大，你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要與提升傳統生產力協調推進，有哪些具體的考慮和建議？
蔡繼明：在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必須協調好與傳統生產力發展的關系。因為承載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大都是高度數字化和自動化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隨著新興技術和數據要素大規模進入相關生產領域，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的替代將降低中低端勞動力要素在生產要素組合中的重要性，可能會造成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少就業、無就業甚至負就業增長。而就業是民生之本，我國現有3億農民工，今后還將逐年增加，他們大都只能從事相對簡單的勞動，過分強調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政府行為的介入，將導致更多的資源向吸納就業人口相對較少的產業轉移，從而增加社會就業的壓力。保持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的協調發展，使傳統生產力在新質生產力的引領下提質增效，實現蛻變，才能在提高全民就業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基礎上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為高質量創新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為有效推進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協調發展，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統籌協調傳統優勢產業升級與新興未來產業培育。新舊質態生產力之間的平穩過渡既關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接續成敗，又關乎產業體系現代化的轉換節奏。一方面，我們要繼續堅持和發揚傳統優勢產業長期積淀的發展經驗，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加快實現傳統生產力螺旋式上升。另一方面，要著力于培育和壯大新興未來產業的規模體系，引領農業向現代農業、智慧農業轉型，引領制造業向柔性制造、服務型制造、智能制造轉型，引領服務業向高端品牌服務、個性化服務轉型，實現新質生產力對傳統生產力的接續發力。
二是統籌協調工程化技術創新與重大科技創新。創新對新質生產力起主導作用，可以說，新質生產力正是誕生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之中。一方面，要發揮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我國應用創新的既有優勢，維持和拓展我國工程化應用技術創新具有的全球領先優勢，將應用技術優勢擴大到廣泛業務中，做大做強做優新型產品市場。另一方面，需加緊突破重大顛覆性科技創新，發力戰略性前瞻性領域，在焦點領域加快追趕步伐，推動新質生產力、現實生產力落地生根。
三是統籌協調傳統勞動者素養提升與智能勞動者隊伍壯大。勞動者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勞動者隊伍的革新才能推動生產力的飛躍，如果說，數字經濟時代更加召喚數字素養，則新質生產力發展更加召喚智能勞動者。一方面，要引導傳統勞動者的素養提升，在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躍升的過程中要有耐心和恒心，特別要關注保障農民工等弱勢勞動者權益，避免出現少就業、無就業、負就業情形；另一方面，加速培養智能勞動者等新型勞動者隊伍，加大全社會勞動者的數字素養普及力度，完善面向靈活就業等新型就業形態的社會保障制度，為新質生產力飛躍預備好現代產業工人力量。
促進城鄉土地要素自由流動
《21世紀》：2024年2月19日中央深改委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強對優勢地區高質量發展保障能力的意見》。會議指出，要統籌好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利用，立足各地功能定位和資源稟賦，細化土地管理政策單元，提高資源開發利用水平，更好發揮優勢地區示范引領作用。
近幾年全國兩會上，你多次建議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的土地大市場建設，加快推進土地的計劃管理向市場化配置轉變。對于增強優勢地區高質量發展的土地保障能力，你有何建議？
蔡繼明：鑒于我國大城市發展中普遍面臨土地資源的約束，建議從以下三方面增強優勢地區發展的土地保障能力。
一是在取消對特大超大城市人口總量限制的同時，增加優勢地區“計劃性”土地供給。建議放寬特大超大城市積分落戶的標準和條件，慎提超大城市土地減量增長，根據特大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增長的速度和占比，適度增加年度新增建設用地的指標，使土地的供給與優勢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客觀需要相適應。
二是擴大宅基地流轉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范圍，增加優勢地區“制度性”土地供給。建議通過試點和相關涉地法律法規和政策的修改，允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在城鄉之間流轉，允許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對口扶貧指標跨省區市交易，逐步形成全國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從而增加優勢地區“制度性”土地供給，使建設用地在全國范圍內優化配置，促進城鄉土地要素自由流動和城鄉融合發展。
三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擴大農業生產優勢地區戶均耕地規模，為鄉村振興和國家糧食安全提供土地保障。只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擴大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流轉范圍，從而在農業轉移人口和建設用地向城鎮化優勢地區集中的同時，才能伴隨著農村常住人口的減少，使農村戶均土地面積逐步達到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從而使限制開發地區的農業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建議擴大農村宅基地流轉范圍
《21世紀》：你長期主張深化改革，擴大宅基地流轉范圍，這與強化農民增收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蔡繼明：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只允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轉讓，這就把農村巨量宅基地排除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之外，使農村宅基地的收益及議價、增值的功能難以發揮，土地的價值無法得到充分體現，從而不僅堵塞了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渠道，而且導致抵押物不能在城鄉開放的競爭性市場上流通變現，堵塞了農民通過抵押宅基地使用權融資的渠道，難以獲得更多的資金發展農業生產。
農村宅基地是增加農戶收入的重要來源，而城鄉居民宅基地不同權，其流轉僅限于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無法發揮自身財產功能和其他要素協同，從而實現其價值，僅此一項就直接拉大了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
此外，目前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還僅限于在縣市區范圍內實施（個別地方如成都和重慶將實施范圍擴大到了全域），只有少數省市之間在脫貧攻堅期間按照中央政府確定的對口扶貧計劃實施了跨全域增減掛鉤。這也影響拓寬農民的財產收入渠道和融資渠道。
《21世紀》：你對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有何建議？
蔡繼明：要全面理解和貫徹中央1號文件精神，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在以下幾方面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一是賦予農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權，擴大農村宅基地流轉范圍。建議在保障農民基本居住權的前提下引導宅基地從住房保障功能向財產功能轉變，通過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相關涉地法律（包括《民法典》《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允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在城鄉之間更大范圍內流轉，使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及分享改革帶來的紅利。
二是挖掘農村宅基地完整的生產、資產、財產功能，增加農民獲得各類收入的渠道。要增加農民的財產性、經營性和工資性收入，需要不斷挖掘宅基地使用權的權能范圍，拓寬宅基地生產、資產、財產等多功能的實現路徑：通過引導農戶積極參與閑置宅基地流轉，可為下鄉的工商資本項目落地提供土地要素保障，本地村民可結合家庭實際需求選擇貨幣補償或就近在鄉鎮集中安置，從而實現財產性收入增加和居住條件改善；積極引導農民將閑置的宅基地和閑置農房入股村股份經濟合作社，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在保留鄉村內在機理的基礎上，對村民廢舊老宅改造為休閑民宿和特色農家樂，從而拓寬農民經營性收入的渠道。
三是應賦予宅基地完整的擔保物權，拓寬抵押融資渠道。農村宅基地擔保物權的有效實現，必須建立在土地要素可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基礎之上。只有拓寬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范圍，提高其作為抵押物的處置效率，金融部門才愿意接受宅基地抵押，否則抵押貸款業務將會因為抵押物變現范圍受限、成本較高、風險過大而無法推行。
四是為工商資本下鄉和離退休人員回鄉定居提供生產經營和生活居住場所。應重視村莊的資源條件和稟賦，為新型產業和社會資本做好用地載體和承接，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住宅發展鄉村新產業新業態，同時要打通宅基地再利用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銜接，通過建立健全相關保障機制，確保盤活利用的農村閑置宅基地用于鄉村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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