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珍寶”戲曲電影全國巡展不久前啟幕。影展計劃持續兩年，覆蓋12個省市，放映超過1500場戲曲電影。
在上海UME影城舉辦的開幕式上，茅威濤作為影展藝術總監亮相。對于戲曲電影，她有回憶，有羈絆，有思考，有寄托，更有期望。
從浙江走向更廣闊的舞臺。1984年，浙江小百花越劇團來滬。采訪中，記者提到“小百花是眾里尋他千百度”，初出茅廬的茅威濤不假思索地接話“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獲贊“古典文學基礎不錯”。
四十余年過去了，如今的茅威濤已是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劇院藝術總監。
多年來，無論臺上臺下、戲里戲外，她從未停止過探索的腳步。如今，63歲的她對越劇、對越劇觀眾仍然充滿熱情與好奇。銳意創新的她直言：“我們要知道如何把傳統文化留下來，把越劇中的‘本’留下來，才能夠真正去談創新。”
啟發觀眾
從電影“考古”戲曲
1962年，由越劇宗師徐玉蘭、王文娟主演的越劇電影《紅樓夢》問世。這部與茅威濤同齡的戲曲電影，對她有著特殊意義。
“用現在的網絡流行語來說，是它讓我‘入坑’了越劇。”茅威濤回憶當年借著給媽媽送飯的機會溜進電影院，小小的她不僅能背下《紅樓夢》中每個角色的臺詞，還能從頭唱到尾……
周末周刊：每年全國各地都有戲曲電影展，“我們的珍寶”影展有哪些不一樣的亮點？
茅威濤：“我們的珍寶”影展片單時間跨度非常大。
我和華人文化基于此前《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的合作，去年開始共同策劃戲曲電影巡展。我提到，我們必須有老電影，必須網羅各種戲曲門類，選片要有一定門檻，最大限度選出還原戲曲舞臺的電影，選最好的片子，選最早的片子，也選中生代以及當下年輕演員的代表作。
所以，片單中既有20世紀50年代的黃梅戲《女駙馬》、20世紀60年代的越劇《紅樓夢》，年輕的梅花獎得主單雯主演的昆曲《牡丹亭》也納入了影展。整個片單匯聚京劇、越劇、滬劇、昆劇、粵劇、黃梅戲六大戲種，橫跨1958年至2024年的時空長河，未來還計劃涉及中原、西北等更多劇種。
像我這樣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從事戲曲工作的中生代演員，沒看過很多前輩的現場表演，都是通過影像資料學習的。我以為，戲曲電影是通過影像寫就的戲曲“史記”，我希望影展能啟發年輕觀眾“考古”中國戲曲的發展史。
周末周刊：20世紀80年代，《五女拜壽》讓您聲名鵲起，也令浙江小百花越劇團風靡全國。當時是怎樣一個契機？
茅威濤：1982年，甬港聯誼會會長包玉剛先生邀請浙江越劇團去香港演出。省里于是組織了小百花會演，集結全省各院團40位獲獎青年演員，為赴港演出集訓一年，最后留下了28位青年演員。《五女拜壽》是為赴港特別打造的劇目，在香港新光戲劇院演出，一炮打響。
我在《五女拜壽》中的戲份并不多，是一個小配角。但一句尹派起調的“姑娘啊”一出口就贏得了滿堂彩，臺上的我被嚇了一跳。我心里非常明白——觀眾的掌聲不是給我的，是給尹桂芳先生的。他們是因為太久沒有聽到尹派的聲腔，所以才有了強烈的情感共鳴。
隨后，《五女拜壽》紅遍大江南北。1984年，長春電影制片廠以實景和棚景結合拍攝《五女拜壽》。那一整年，我們幾乎停了所有其他工作，把時間都用來拍電影。我們在長春的攝影棚待了好幾個月，又到揚州、蘇州、杭州、紹興拍攝外景。這部電影后來作為新中國成立35周年獻禮片上映，并榮獲了金雞獎最佳戲曲片獎。
我們是非常幸運的一代“小百花”演員，前面有許多優秀老師托舉著。沒有《五女拜壽》和老師們的悉心指導，就不會有我們，也不會有今天的“小百花”。
周末周刊：您拍攝越劇電影《五女拜壽》《唐伯虎落第》后，隔了20多年又拍《梁山伯與祝英臺》。不同時期拍攝戲曲電影，有哪些變化？
茅威濤：我一直認為，戲曲電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門類。
越劇宗師們拍攝《紅樓夢》《梁山伯與祝英臺》都在棚里，《五女拜壽》棚景多、外景少，1987年的《唐伯虎落第》則是外景更多。記得我們當時在黃山獅子峰“猴子觀海”景點等日出，拍攝曙光。恐高的我穿著厚底靴，求導演給我的腰上系一根保險帶，因為我知道鏡頭拍不到腰。
也正是在《唐伯虎落第》之后，我對電影有一點抵觸情緒，再也不想拍了。因為電影鏡頭動輒對著臉大特寫，淡化了“四功五法”，削弱了戲曲表演的技藝。我個人非常在意這件事，作為戲曲演員，我希望通過影像最大化地傳遞舞臺的魅力。
所以，2009年我任團長后，在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省廣電集團、浙江省文化廳的支持下，同時得到了部分社會資金的支持，開始拍攝“小百花詩化三部曲”——《陸游與唐琬》、《西廂記》、新版《梁山伯與祝英臺》，就仿效《紅樓夢》、老版《梁山伯與祝英臺》，變回攝影棚里用膠片拍攝，但是手法與過去有很大不同。
周末周刊：有哪些不同的手法？
茅威濤：《陸游與唐琬》，導演郭小男巧妙設計，長鏡頭從紹興沈園穿過題詩壁，落到舞臺，用一鏡到底的方式展示沈園的歷史性。《梁山伯與祝英臺》強調一花一蝶、一扇一蝶。《西廂記》保留了舞臺表現中最有特點的轉臺設計，雖是全新的電影空間，依然承接了舞臺主創們的智慧。
《梁山伯與祝英臺》是劇種代表作，從老版到新版，一直代表著戲曲文化出海。新版《梁山伯與祝英臺》參加了第65屆戛納電影節單元展，法國導演米歇爾·侯塞為了讓法國觀眾更好地欣賞這部來自中國的藝術電影，特意為我們拍攝了導賞片。之后，又參加了第二屆邁阿密電影節，榮獲了優秀電影獎和最佳女主角獎。當時還有一件趣事——組委會糾結半天，是頒給我“最佳男主角”還是“女主角”。他們說，女演員吃虧了，茅威濤演了男人，卻拿到了最佳女主角。
戲曲電影記錄著不同時期不同戲曲藝術家們的身影，這些珍貴的影像資料不僅帶我們穿越時間，也使得文化交流縮短了空間上的距離。
固本守正
應該看它“保留了什么”
“我們的珍寶”影展中有茅威濤參與的三部電影：1984年主演的《五女拜壽》、2009年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2024年擔任藝術總監的《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
茅威濤認為，隨著電影技術的發展，可以用更好的手段留下更多影像，讓傳統戲劇再次起航。“就像NT Live，我們渴望能參考并研發中國的CT Live，用更新的手段和銀幕，實現傳統戲劇藝術更多元的傳播。”
周末周刊：《新龍門客棧》為何選擇舞臺紀錄的形式拍攝戲曲電影？
茅威濤：越劇《新龍門客棧》第一次抖音直播，點擊量近千萬。這能讓年輕人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越劇，哪怕因為淺層的喜愛而走進劇場。當然，這只是第一步。
英國國家劇院高清影像放映系列NT Live（National Theatre Live）給了我巨大啟發。我第一次在北京中間劇場看到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弗蘭肯斯坦》，還看了《女王駕到》《奧賽羅》。NT Live采用的是多機位拍攝、準確剪輯，追求最大限度還原舞臺。
我把電影《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稱為CT Live（China Theatre Live），也就是“中國戲劇現場”。我希望能夠與海外同行以共同話題、在同一語境中對話，助推電影“出海”，讓全世界觀眾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新龍門客棧》在第三屆華語紀錄電影大會上獲獎，同時獲獎的還有《里斯本丸沉沒》。
我希望這部電影能讓青年演員在他們最好的年齡為自己留下時光的禮物。同時，通過電影這樣的媒介載體再讓受眾更廣泛。不需要走進劇場，只要走進影院，就能讓觀眾接觸到越劇藝術。
周末周刊：環境式越劇《新龍門客棧》問世兩年多，創造了戲曲駐演新紀錄，最近又進駐臺州，但仍有爭議。您怎么看？
茅威濤：環境式越劇《新龍門客棧》的售票率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新龍門客棧》是一個1992年就已經成功的作品，內容自然也毋庸置疑。但像紐約百老匯、倫敦西區的劇可以演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能夠接受市場長期檢驗的，才是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戲。《新龍門客棧》的文本創作借用新武俠劇概念，通過武俠江湖來講述俠、義、情等等，這些正是當下社會缺失的價值與情懷。
《新龍門客棧》有機關、升降裝置，但它萬變不離其宗，保留了中國傳統戲劇舞臺美學風格。記者們總愛問我：《新龍門客棧》創新了什么？但我覺得，我們應該看它保留了什么。在小小的空間中，觀眾看到一桌二椅、出將入相、景隨人移，每個角色根據性格安排對應越劇唱腔。所以，固本守正，我們要知道如何把傳統文化留下來，把越劇中的“本”留下來，才能夠真正去談創新。
周末周刊：截至6月，《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票房623.5萬元，您對這個數字滿意嗎？
茅威濤：比我的預期有落差，但戲曲電影可以細水長流，像看戲一樣反復看。
我主演的《二泉映月》，有一批觀眾沒有落下過一場。他們約定：“茅茅只要演《二泉映月》，場場必看。”我也好奇，觀眾怎么能看那么多次，這就是戲曲的魅力、舞臺的魅力。由華人文化拍攝的電影《新龍門客棧》被改編成環境式越劇，又由華人文化把這一臺越劇拍成了舞臺紀錄電影，沒有幾個作品能具備這種迭代創作的價值。
從影視到互聯網時代，傳統戲劇的傳播也要升級迭代。即使我能如前輩藝術家般一直演到70歲，能看過我現場演出的觀眾也不會超過500萬。因此，拍成影像，它才可以不斷放映，才可以超越時空，獲得更多受眾。
一直思考
“年輕人要看什么樣的戲”
在上海舉辦的“我們的珍寶”開幕式上，茅威濤見到昆曲名家計鎮華、梁谷音等前輩，異常開心。
40年前，她曾隨“小百花”在上海戲劇學院進修一個月，白天聽焦晃、周諒量等老師上表演課，晚上跑遍所有的劇場看話劇和各種戲曲演出。“我看過計鎮華、梁谷音老師的幾乎所有的作品。”
40年后，茅威濤的學生輩也“出圈”成名了。但她說，還有一個心愿——要讓傳統藝術“借船出海”。
周末周刊：您一直在打造新編戲，回到創作本體，有哪些瓶頸需要克服？
茅威濤：現在，傳統戲劇的編劇、導演青黃不接，人才隊伍建設不夠，反倒是演員隊伍略強。創作小圈子太明顯，“近親繁殖”，甚至為“評獎”而創作，這會制約藝術發展。因此我認為，不能以年齡、資歷選擇合作的編劇、導演，重要的是理念和意識。
我們的作品必須有當下性；同時，我們不能為了追求當下性而稀釋了傳統戲劇創作的本體性和專業性，不能去迎合受眾、迎合評獎，必須堅持保留本體的創作。當然，這很難。
此外，我也不贊成“戲不夠景來湊”“戲不夠舞來湊”。戲劇是一個整體，尤其是舞臺空間，更是承載著傳統藝術的美學特征。因此，我一直堅持各個工種對戲曲本體都要有認知和敬畏，然后才能去探索和創新。我認為這是一種態度，也是藝術的修養。
周末周刊：您帶著《寇流蘭與杜麗娘》來上海時，老觀眾拉住您，讓您多唱尹派戲。老一輩戲迷看重唱腔，新一輩觀眾有了流派之外的更多需求，您認為年輕人喜歡怎樣的越劇？
茅威濤：我認為真正愛看戲的人，無論是否年輕，一定會從唱腔、表演、人物塑造、整體藝術的綜合呈現上去欣賞。老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到最后，一定會像大浪淘沙，篩選出真正懂得品鑒好戲的觀眾。
年輕時，我經常來上海，跟隨老師學習，我的上海話甚至比杭州話講得好。現在，我的上海話講得“不來賽”了，但是只要與地道的上海人待幾天，我又會說了。“越劇十姐妹”、越劇幾大流派都在上海形成。上海作為越劇重鎮，影響了我們這一代演員。
我一直都在思考，年輕人究竟要看什么樣的戲。正因為如此，我常常處于爭議中心。我的有些作品或許太超前、太先鋒了，但是我想：萬變不離其宗，傳統戲劇以戲為主體，首先要有好的文本和故事。此外，無論觀眾需求如何變化，我希望“小百花”不要做小圈子的越劇，而是做長三角的越劇、全國的越劇、世界的越劇，不斷傳播中國文化，讓我們具備東方美學的傳統戲劇真正“出海”。
周末周刊：您想帶傳統戲劇出海，有什么具體計劃嗎？
茅威濤：我們今天的戲劇出海，更多的是在做慰問演出，打入海外主流戲劇圈的項目非常少。現在，國家層面正醞釀出臺縮減慰問演出規模、真正通過歐美國家的演出市場來傳播我們的傳統藝術的相關政策。
在紀念湯莎逝世400周年時，時任團長的我曾帶領“小百花”把莎士比亞的《大將軍寇流蘭》和湯顯祖的《牡丹亭》放在一起，做了《寇流蘭與杜麗娘》，首演放在英國倫敦西區。小試牛刀的兩場演出，沒想到反響熱烈。這種“出海”，真正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質內容乃至新質生產力輸送到了國外。如果有一天，英國NT Live能夠引進我們的CT Live，這將是非常好的傳播渠道，也建立了共同對話的可能性。
周末周刊：當前，影視劇、短視頻、游戲都在搶奪注意力市場，傳統戲劇如何跟上時代腳步？
茅威濤：我一直認為我們的傳統戲劇是能夠驚艷世界的，我們不能總被別人的文化驚艷，文化必須有輸出交流，才能再往前進步和迭代。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我們首先要重視傳播。我們要讓真正的藝術、完整的文化，能夠代表中國人精神、中國民族風貌的作品出海。
我在《中國好聲音·越劇特別季》第一季中曾提到，這個時代，“酒香也怕巷子深”，我們借綜藝的“船”出海，通過“好聲音”平臺，讓更多的觀眾了解越劇。到了電影《新龍門客棧》，我們用還原現場的方式拍攝，以期保存舞臺魅力。
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在不久的將來，觀眾很可能就能戴著VR眼鏡看越劇，一些人能自己嘗試去拍攝越劇短劇。往后，必然還有更多更新的傳播方式。我覺得，在保證藝術質量，最大限度還原戲劇舞臺本來樣貌的前提下，不斷地嘗試，相信有一天，中國的傳統戲劇一定能成功“出海”，驚艷世界。
茅威濤
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越劇代表性傳承人，1962年出生于浙江省桐鄉市，曾長期擔任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團長，現任浙江省文聯副主席。曾榮獲中國當代傳統戲劇全部最高獎項，是中國越劇界唯一的戲劇梅花大獎獲得者。她主演的《西廂記》《梁山伯與祝英臺》《陸游與唐琬》《孔乙己》《藏書之家》等深受觀眾喜愛。
“我們的珍寶”戲曲電影全國巡展不久前啟幕。影展計劃持續兩年，覆蓋12個省市，放映超過1500場戲曲電影。
在上海UME影城舉辦的開幕式上，茅威濤作為影展藝術總監亮相。對于戲曲電影，她有回憶，有羈絆，有思考，有寄托，更有期望。
從浙江走向更廣闊的舞臺。1984年，浙江小百花越劇團來滬。采訪中，記者提到“小百花是眾里尋他千百度”，初出茅廬的茅威濤不假思索地接話“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獲贊“古典文學基礎不錯”。
四十余年過去了，如今的茅威濤已是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劇院藝術總監。
多年來，無論臺上臺下、戲里戲外，她從未停止過探索的腳步。如今，63歲的她對越劇、對越劇觀眾仍然充滿熱情與好奇。銳意創新的她直言：“我們要知道如何把傳統文化留下來，把越劇中的‘本’留下來，才能夠真正去談創新。”
啟發觀眾
從電影“考古”戲曲
1962年，由越劇宗師徐玉蘭、王文娟主演的越劇電影《紅樓夢》問世。這部與茅威濤同齡的戲曲電影，對她有著特殊意義。
“用現在的網絡流行語來說，是它讓我‘入坑’了越劇。”茅威濤回憶當年借著給媽媽送飯的機會溜進電影院，小小的她不僅能背下《紅樓夢》中每個角色的臺詞，還能從頭唱到尾……
周末周刊：每年全國各地都有戲曲電影展，“我們的珍寶”影展有哪些不一樣的亮點？
茅威濤：“我們的珍寶”影展片單時間跨度非常大。
我和華人文化基于此前《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的合作，去年開始共同策劃戲曲電影巡展。我提到，我們必須有老電影，必須網羅各種戲曲門類，選片要有一定門檻，最大限度選出還原戲曲舞臺的電影，選最好的片子，選最早的片子，也選中生代以及當下年輕演員的代表作。
所以，片單中既有20世紀50年代的黃梅戲《女駙馬》、20世紀60年代的越劇《紅樓夢》，年輕的梅花獎得主單雯主演的昆曲《牡丹亭》也納入了影展。整個片單匯聚京劇、越劇、滬劇、昆劇、粵劇、黃梅戲六大戲種，橫跨1958年至2024年的時空長河，未來還計劃涉及中原、西北等更多劇種。
像我這樣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從事戲曲工作的中生代演員，沒看過很多前輩的現場表演，都是通過影像資料學習的。我以為，戲曲電影是通過影像寫就的戲曲“史記”，我希望影展能啟發年輕觀眾“考古”中國戲曲的發展史。
周末周刊：20世紀80年代，《五女拜壽》讓您聲名鵲起，也令浙江小百花越劇團風靡全國。當時是怎樣一個契機？
茅威濤：1982年，甬港聯誼會會長包玉剛先生邀請浙江越劇團去香港演出。省里于是組織了小百花會演，集結全省各院團40位獲獎青年演員，為赴港演出集訓一年，最后留下了28位青年演員。《五女拜壽》是為赴港特別打造的劇目，在香港新光戲劇院演出，一炮打響。
我在《五女拜壽》中的戲份并不多，是一個小配角。但一句尹派起調的“姑娘啊”一出口就贏得了滿堂彩，臺上的我被嚇了一跳。我心里非常明白——觀眾的掌聲不是給我的，是給尹桂芳先生的。他們是因為太久沒有聽到尹派的聲腔，所以才有了強烈的情感共鳴。
隨后，《五女拜壽》紅遍大江南北。1984年，長春電影制片廠以實景和棚景結合拍攝《五女拜壽》。那一整年，我們幾乎停了所有其他工作，把時間都用來拍電影。我們在長春的攝影棚待了好幾個月，又到揚州、蘇州、杭州、紹興拍攝外景。這部電影后來作為新中國成立35周年獻禮片上映，并榮獲了金雞獎最佳戲曲片獎。
我們是非常幸運的一代“小百花”演員，前面有許多優秀老師托舉著。沒有《五女拜壽》和老師們的悉心指導，就不會有我們，也不會有今天的“小百花”。
周末周刊：您拍攝越劇電影《五女拜壽》《唐伯虎落第》后，隔了20多年又拍《梁山伯與祝英臺》。不同時期拍攝戲曲電影，有哪些變化？
茅威濤：我一直認為，戲曲電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門類。
越劇宗師們拍攝《紅樓夢》《梁山伯與祝英臺》都在棚里，《五女拜壽》棚景多、外景少，1987年的《唐伯虎落第》則是外景更多。記得我們當時在黃山獅子峰“猴子觀海”景點等日出，拍攝曙光。恐高的我穿著厚底靴，求導演給我的腰上系一根保險帶，因為我知道鏡頭拍不到腰。
也正是在《唐伯虎落第》之后，我對電影有一點抵觸情緒，再也不想拍了。因為電影鏡頭動輒對著臉大特寫，淡化了“四功五法”，削弱了戲曲表演的技藝。我個人非常在意這件事，作為戲曲演員，我希望通過影像最大化地傳遞舞臺的魅力。
所以，2009年我任團長后，在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省廣電集團、浙江省文化廳的支持下，同時得到了部分社會資金的支持，開始拍攝“小百花詩化三部曲”——《陸游與唐琬》、《西廂記》、新版《梁山伯與祝英臺》，就仿效《紅樓夢》、老版《梁山伯與祝英臺》，變回攝影棚里用膠片拍攝，但是手法與過去有很大不同。
周末周刊：有哪些不同的手法？
茅威濤：《陸游與唐琬》，導演郭小男巧妙設計，長鏡頭從紹興沈園穿過題詩壁，落到舞臺，用一鏡到底的方式展示沈園的歷史性。《梁山伯與祝英臺》強調一花一蝶、一扇一蝶。《西廂記》保留了舞臺表現中最有特點的轉臺設計，雖是全新的電影空間，依然承接了舞臺主創們的智慧。
《梁山伯與祝英臺》是劇種代表作，從老版到新版，一直代表著戲曲文化出海。新版《梁山伯與祝英臺》參加了第65屆戛納電影節單元展，法國導演米歇爾·侯塞為了讓法國觀眾更好地欣賞這部來自中國的藝術電影，特意為我們拍攝了導賞片。之后，又參加了第二屆邁阿密電影節，榮獲了優秀電影獎和最佳女主角獎。當時還有一件趣事——組委會糾結半天，是頒給我“最佳男主角”還是“女主角”。他們說，女演員吃虧了，茅威濤演了男人，卻拿到了最佳女主角。
戲曲電影記錄著不同時期不同戲曲藝術家們的身影，這些珍貴的影像資料不僅帶我們穿越時間，也使得文化交流縮短了空間上的距離。
固本守正
應該看它“保留了什么”
“我們的珍寶”影展中有茅威濤參與的三部電影：1984年主演的《五女拜壽》、2009年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2024年擔任藝術總監的《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
茅威濤認為，隨著電影技術的發展，可以用更好的手段留下更多影像，讓傳統戲劇再次起航。“就像NT Live，我們渴望能參考并研發中國的CT Live，用更新的手段和銀幕，實現傳統戲劇藝術更多元的傳播。”
周末周刊：《新龍門客棧》為何選擇舞臺紀錄的形式拍攝戲曲電影？
茅威濤：越劇《新龍門客棧》第一次抖音直播，點擊量近千萬。這能讓年輕人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越劇，哪怕因為淺層的喜愛而走進劇場。當然，這只是第一步。
英國國家劇院高清影像放映系列NT Live（National Theatre Live）給了我巨大啟發。我第一次在北京中間劇場看到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弗蘭肯斯坦》，還看了《女王駕到》《奧賽羅》。NT Live采用的是多機位拍攝、準確剪輯，追求最大限度還原舞臺。
我把電影《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稱為CT Live（China Theatre Live），也就是“中國戲劇現場”。我希望能夠與海外同行以共同話題、在同一語境中對話，助推電影“出海”，讓全世界觀眾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新龍門客棧》在第三屆華語紀錄電影大會上獲獎，同時獲獎的還有《里斯本丸沉沒》。
我希望這部電影能讓青年演員在他們最好的年齡為自己留下時光的禮物。同時，通過電影這樣的媒介載體再讓受眾更廣泛。不需要走進劇場，只要走進影院，就能讓觀眾接觸到越劇藝術。
周末周刊：環境式越劇《新龍門客棧》問世兩年多，創造了戲曲駐演新紀錄，最近又進駐臺州，但仍有爭議。您怎么看？
茅威濤：環境式越劇《新龍門客棧》的售票率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新龍門客棧》是一個1992年就已經成功的作品，內容自然也毋庸置疑。但像紐約百老匯、倫敦西區的劇可以演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能夠接受市場長期檢驗的，才是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戲。《新龍門客棧》的文本創作借用新武俠劇概念，通過武俠江湖來講述俠、義、情等等，這些正是當下社會缺失的價值與情懷。
《新龍門客棧》有機關、升降裝置，但它萬變不離其宗，保留了中國傳統戲劇舞臺美學風格。記者們總愛問我：《新龍門客棧》創新了什么？但我覺得，我們應該看它保留了什么。在小小的空間中，觀眾看到一桌二椅、出將入相、景隨人移，每個角色根據性格安排對應越劇唱腔。所以，固本守正，我們要知道如何把傳統文化留下來，把越劇中的“本”留下來，才能夠真正去談創新。
周末周刊：截至6月，《新龍門客棧（舞臺紀錄電影·越劇）》票房623.5萬元，您對這個數字滿意嗎？
茅威濤：比我的預期有落差，但戲曲電影可以細水長流，像看戲一樣反復看。
我主演的《二泉映月》，有一批觀眾沒有落下過一場。他們約定：“茅茅只要演《二泉映月》，場場必看。”我也好奇，觀眾怎么能看那么多次，這就是戲曲的魅力、舞臺的魅力。由華人文化拍攝的電影《新龍門客棧》被改編成環境式越劇，又由華人文化把這一臺越劇拍成了舞臺紀錄電影，沒有幾個作品能具備這種迭代創作的價值。
從影視到互聯網時代，傳統戲劇的傳播也要升級迭代。即使我能如前輩藝術家般一直演到70歲，能看過我現場演出的觀眾也不會超過500萬。因此，拍成影像，它才可以不斷放映，才可以超越時空，獲得更多受眾。
一直思考
“年輕人要看什么樣的戲”
在上海舉辦的“我們的珍寶”開幕式上，茅威濤見到昆曲名家計鎮華、梁谷音等前輩，異常開心。
40年前，她曾隨“小百花”在上海戲劇學院進修一個月，白天聽焦晃、周諒量等老師上表演課，晚上跑遍所有的劇場看話劇和各種戲曲演出。“我看過計鎮華、梁谷音老師的幾乎所有的作品。”
40年后，茅威濤的學生輩也“出圈”成名了。但她說，還有一個心愿——要讓傳統藝術“借船出海”。
周末周刊：您一直在打造新編戲，回到創作本體，有哪些瓶頸需要克服？
茅威濤：現在，傳統戲劇的編劇、導演青黃不接，人才隊伍建設不夠，反倒是演員隊伍略強。創作小圈子太明顯，“近親繁殖”，甚至為“評獎”而創作，這會制約藝術發展。因此我認為，不能以年齡、資歷選擇合作的編劇、導演，重要的是理念和意識。
我們的作品必須有當下性；同時，我們不能為了追求當下性而稀釋了傳統戲劇創作的本體性和專業性，不能去迎合受眾、迎合評獎，必須堅持保留本體的創作。當然，這很難。
此外，我也不贊成“戲不夠景來湊”“戲不夠舞來湊”。戲劇是一個整體，尤其是舞臺空間，更是承載著傳統藝術的美學特征。因此，我一直堅持各個工種對戲曲本體都要有認知和敬畏，然后才能去探索和創新。我認為這是一種態度，也是藝術的修養。
周末周刊：您帶著《寇流蘭與杜麗娘》來上海時，老觀眾拉住您，讓您多唱尹派戲。老一輩戲迷看重唱腔，新一輩觀眾有了流派之外的更多需求，您認為年輕人喜歡怎樣的越劇？
茅威濤：我認為真正愛看戲的人，無論是否年輕，一定會從唱腔、表演、人物塑造、整體藝術的綜合呈現上去欣賞。老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到最后，一定會像大浪淘沙，篩選出真正懂得品鑒好戲的觀眾。
年輕時，我經常來上海，跟隨老師學習，我的上海話甚至比杭州話講得好。現在，我的上海話講得“不來賽”了，但是只要與地道的上海人待幾天，我又會說了。“越劇十姐妹”、越劇幾大流派都在上海形成。上海作為越劇重鎮，影響了我們這一代演員。
我一直都在思考，年輕人究竟要看什么樣的戲。正因為如此，我常常處于爭議中心。我的有些作品或許太超前、太先鋒了，但是我想：萬變不離其宗，傳統戲劇以戲為主體，首先要有好的文本和故事。此外，無論觀眾需求如何變化，我希望“小百花”不要做小圈子的越劇，而是做長三角的越劇、全國的越劇、世界的越劇，不斷傳播中國文化，讓我們具備東方美學的傳統戲劇真正“出海”。
周末周刊：您想帶傳統戲劇出海，有什么具體計劃嗎？
茅威濤：我們今天的戲劇出海，更多的是在做慰問演出，打入海外主流戲劇圈的項目非常少。現在，國家層面正醞釀出臺縮減慰問演出規模、真正通過歐美國家的演出市場來傳播我們的傳統藝術的相關政策。
在紀念湯莎逝世400周年時，時任團長的我曾帶領“小百花”把莎士比亞的《大將軍寇流蘭》和湯顯祖的《牡丹亭》放在一起，做了《寇流蘭與杜麗娘》，首演放在英國倫敦西區。小試牛刀的兩場演出，沒想到反響熱烈。這種“出海”，真正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質內容乃至新質生產力輸送到了國外。如果有一天，英國NT Live能夠引進我們的CT Live，這將是非常好的傳播渠道，也建立了共同對話的可能性。
周末周刊：當前，影視劇、短視頻、游戲都在搶奪注意力市場，傳統戲劇如何跟上時代腳步？
茅威濤：我一直認為我們的傳統戲劇是能夠驚艷世界的，我們不能總被別人的文化驚艷，文化必須有輸出交流，才能再往前進步和迭代。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我們首先要重視傳播。我們要讓真正的藝術、完整的文化，能夠代表中國人精神、中國民族風貌的作品出海。
我在《中國好聲音·越劇特別季》第一季中曾提到，這個時代，“酒香也怕巷子深”，我們借綜藝的“船”出海，通過“好聲音”平臺，讓更多的觀眾了解越劇。到了電影《新龍門客棧》，我們用還原現場的方式拍攝，以期保存舞臺魅力。
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在不久的將來，觀眾很可能就能戴著VR眼鏡看越劇，一些人能自己嘗試去拍攝越劇短劇。往后，必然還有更多更新的傳播方式。我覺得，在保證藝術質量，最大限度還原戲劇舞臺本來樣貌的前提下，不斷地嘗試，相信有一天，中國的傳統戲劇一定能成功“出海”，驚艷世界。
茅威濤
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越劇代表性傳承人，1962年出生于浙江省桐鄉市，曾長期擔任浙江小百花越劇團團長，現任浙江省文聯副主席。曾榮獲中國當代傳統戲劇全部最高獎項，是中國越劇界唯一的戲劇梅花大獎獲得者。她主演的《西廂記》《梁山伯與祝英臺》《陸游與唐琬》《孔乙己》《藏書之家》等深受觀眾喜愛。
本文鏈接：茅威濤：把越劇中的“本”留下來http://www.sq15.cn/show-6-166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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