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交流展
2024年1月12日-4月11日
故宮博物院午門正殿展廳
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
2024年1月12日-4月11日
故宮博物院午門東雁翅樓展廳
我們常說絲綢之路的東端是中國的長安城，西端是今日意大利的羅馬城。從長安到羅馬有多遠？僅直線距離就有8000公里。而在古代，一支商隊真實的跋涉距離大約是12000公里。
這條商路不僅如此遙遠，關鍵是路途之中極不太平，各種各樣的阻礙不計其數。首先是地理上的障礙要跨越，比如高山、大漠、雪山、河流；其次是極端氣候的考驗要克服，比如高寒與酷熱，風沙和干旱；更少不了人為的阻撓，其間的多少匪盜與兵禍，讓旅人不寒而栗。
因此，在歷史坐標下真實的中西交通路線上，中國一向以伊朗和印度為遠端。這樣說來，今日的伊朗，古代的波斯，可看作中西交流的實際終點，同時又是歐亞大陸交流通道上最為重要的中轉站。理解這一層意義，就會明白故宮博物院在午門上同時舉辦“歷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交流展”和“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的學術依據了。同時，“埃爾奧拉：阿拉伯半島的奇跡綠洲”展也同臺與觀眾見面。
秦漢與波斯
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之間，地跨歐亞非三洲的波斯帝國（即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在它之前，有幾個地區性大國，如古埃及、亞述、巴比倫、赫梯等，在歐亞非的交界處輪番上演爭霸戲碼。但是波斯帝國崛起之后，一下子就囊括和兼并了中近東所有地區性大國，成為這一地區所有帝國的集大成者。此后又經歷了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等帝國更迭，均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公元97年，甘英奉西域都護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羅馬帝國），僅到達了波斯灣一帶。望著起伏的白浪，茫然一片，他只好選擇返程。的確，從中國到羅馬太遠了。無論怎么講，即使那時的中國和羅馬有來往，也絕對繞不過波斯的管控范圍。
在中國史籍中，西漢時稱帕提亞為“安息”，南北朝之后稱“波斯”。與帕提亞帝國（公元前247至公元224）并駕的中國，正是秦漢帝國時期（公元前221至公元220）。這兩大帝國確實可以進行比較：一是疆域遼闊。波斯帝國西起愛琴海，東至印度河，北起阿姆河流域，南至波斯灣，面積約500至600萬平方公里。波斯帝國不僅囊括了中近東的所有國家，也覆蓋了絲綢之路南段的大部分國家。二是統一。波斯崛起于伊朗高原，草原游牧文化為其統治背景，但它滅掉了四大帝國——米底、迦勒底、呂底亞和埃及，建立了二十八個行省，把農耕、游牧、航海這三種不同的文明及不同的族群納入同一片國土。
跟秦始皇下令實行的“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一樣，波斯帝國也規范了官方文書，以統一的驛道連接它的五大首都和各個行省，向四面八方傳遞這些文書，統一法律，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統一宗教。波斯語不僅是伊朗地區的語言，也是絲綢之路上的國際語言。中國的外來宗教，無論是佛教還是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俗稱拜火教），還有后來的摩尼教（又稱明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幾乎都是從波斯傳入，或以波斯為中介。
從獅子說起
中國和波斯，自古往來，史不絕書，可以說交往關系密切。今天從波斯來了金銀珠寶，明天從長安去了瓷器絲綢。不管是貴重的商品，還是各自稀缺的動植物，互通有無成為家常便飯。這里必須說到獅子。
毋庸置疑，獅子是外來的動物，中國壓根就沒有獅子，只有老虎。獅子原產于非洲、西亞等地。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與西亞地區的交流增多，獅子作為貢品被帶入中國，逐漸演化為中國特有的瑞獸形象。獅子的形象在中國扎根，經長期改造，早就已經本土化。
走進東雁翅樓的“璀璨波斯”展廳，正中央擺放的一尊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精美器具“金翼獅來通”是觀眾打卡的焦點。“來通”據說是希臘語的音譯，意為“流出”。這是一種形似獸角的酒杯，可能發端于愛琴文明。傳到波斯，將傳統的牛形象換成了獅子。類似翼獅的形象還可見于展廳中來自馬納文化的釉面磚和波斯波利斯的石浮雕。
漢代對獅子的記載，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獅子輸入中國，有明確記載是東漢時期。《后漢書·和帝紀》記：“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獅子進口，主要是從伊朗、印度，經阿富汗和中亞，最后從新疆輸入漢地。獅子來了，舞獅項目馬上跟進。文獻講得很清楚，舞獅從中亞和南亞傳入中國。
東漢最為成熟的藝術形式之一是石刻。于是，獅子頻繁地出現在石刻工程之中。東漢以來，墓前石刻被制度化。獅子的功能，最初是守護闕門，位置在神道的前端。一直到今天，銀行總部大門口必有一對大石獅子坐鎮。由獅子派生出翼獅形象，中國人聰明地改造成了天祿、辟邪。在午門正殿展廳中起首部分可見到漢晉時期的陶彩繪辟邪，多為獅首與雙翼的組合形象。一旁擺著唐代的陶獅子和石雕獅子。
佛教入華，始于東漢，與獅子入華是前后腳。佛教藝術對獅子形象的普及也有重要推動作用。獅子在中國發展成了三大功能：守門、鎮墓、護法。最后這個功能與佛教有關。獅子常常蹲伏在佛教造像和造像碑上，尤其是南北朝時期。
交流自衣食始
民以食為天，中國和西亞早有種子的貿易。中國本土發源的水稻與距今約4000年前自西亞傳來的小麥，構成了今日中國農業“南稻北麥”的格局。約同一時期，原生于西亞、中亞地區的綿羊、黃牛、馬等家畜經新疆、河西走廊逐漸進入中原；原產于中國的水稻、犬等物種也先后西傳，融入到當地的自然生態與農牧業生產體系之中。
清宮舊藏的“玉石葡萄枝剔紅花卉紋盆景”中有來自西亞的水果。中國人現在吃的葡萄，主要品種的原產地在地中海東岸及西亞地區，經過伊朗的培植與改良。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后，這種葡萄經草原與沙漠兩條路線傳入中國新疆，使那里成為漢唐時期葡萄的生產中心。隨后是石榴、苜蓿、乳香、番紅花等西亞特產陸續傳入中國。
漢晉時期，中國絲織品及絲織技術沿著絲綢之路傳至蒙古高原、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現在，讓我們看看輸入中國的織品。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波斯生產的織物已來到中國。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曾出土提及“缽斯錦”“波斯錦”“婆斯錦”的文書，還發現了大量具有波斯風格的絲織物。在此基礎上，中國的能工巧匠模仿異域圖案、吸納外來題材，設計出符合本土審美的新式紋樣。波斯織錦所用的緯線起花工藝從北朝起開始在中國普及。
唐代以后，斜紋緯錦取代經錦，成為我國提花織物的主流產品。有一件唐代的“幾何瑞花紋錦”殘片，藍色為地，八枚白色圓珠圍繞一顆大珠組成的花朵圖案，每排花朵圖案間以紅白幾何紋間隔，具有中亞裝飾紋樣的風格。而騎士紋錦殘片盡管殘破到只剩下一小塊，仍能看出在聯珠紋圈內有一身騎翼馬的騎士。他高鼻長髯，明顯波斯人長相。翼馬是的薩珊波斯的典型紋樣，在波斯人崇拜的瑣羅亞斯德教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根據考古發現，這種紋樣于北朝晚期進入中國，開始在中原地區流行。通過對比傳統波斯的翼馬紋飾，不難發現，這一紋飾也歷經了漢化的過程，最明顯的是翼馬的雙翅越來越小，圖案中的宗教色彩也逐漸弱化。
冶金技術的東傳與本土化
冶金技術的出現，極大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加速了人類文明進程。中國青銅器、鐵器及金銀器制造業的產生，有著本土發源的基礎，同時受到西亞的影響。青銅禮器、兵器和金銀器上呈現的濃郁西亞藝術元素，留下了中國與西亞交流的印記。
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先民在約公元前14世紀開始使用人工冶鐵制品，中原地區的生鐵冶煉技術可能是在外來塊煉鐵技術的影響下，結合自身青銅冶鑄傳統技術而產生。至戰國秦漢時期，中原冶鐵業發展到了成熟階段。鐵質農具、生產工具的出現與普及，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整合，對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均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展廳中展示了戰國的鐵斧和漢代的鐵犁鏵。
銅是人類最早認知并使用的金屬之一。公元前8000至公元前5000年，西亞地區已出現人工銅器。公元前2100年前后，兩河流域開始普遍使用青銅器，中國青銅冶煉與銅器制作技術的誕生與發展可能間接受到了西亞的影響。
經過長期本土化實踐，中國先民于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發展出較成熟的青銅制造業。橫貫歐亞的草原之路是歷史最悠久的中西交通線。中國北方地區位于這一交通線的東端。商代至西周時期，北方青銅器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有銎兵器，獸首或鈴首、菌首造型的刀、劍等器物，都與草原、西亞地區有著文化淵源。
展品中有一件春秋時期的“邗王是野”戈。戈上有動物吐刃的造型，這在中原或北方系統的青銅兵器上還沒有發現，可能與西亞文化存在淵源。因為類似的造型在伊朗高原上也被發現了。比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個都城波斯波利斯著名的百柱大廳中墻壁上裝飾有浮雕，其中有一名持御用武器的侍者，他的手中握有一把動物吐刃造型的戈，與“邗王是野”戈的設計思路一致。而這尊浮雕的雕刻時期為公元前486年至公元前466年，與中國春秋時期幾乎平行。
另一件是戰國時期的翼獸形提梁盉。盉的整體是一個帶翼的獸，盉嘴作鳥首形，提梁為虎形，四足為獸足。此類有翼神獸形象可能與起源于西亞、流行于歐亞草原的格里芬形象密切相關。在“璀璨波斯”展廳中，有一件公元11到12世紀塞爾柱王朝時期的鳥形玻璃壺，也具有格里芬的造型特征。盡管與翼獸形提梁盉在制作時間上相差一千年，但還是能夠感受到兩件器具之間的“近親關系”。
中國的金銀器制造技術在春秋戰國時期迅速發展，至漢代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工藝體系。這一時期，西亞金銀制品不斷東傳，掀起了本土化仿制、改造的風潮。比如，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銀器不少具有薩珊波斯的風格。廣東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裂瓣銀盒，主體造型、紋飾具有地中海、古波斯地區器物的特點。
有時候，看著漢代的“銅鎏金嵌貝鹿鎮”，馬上會想到帕提亞王朝的“羊首陶來通”。此時最好在午門的正殿與東雁翅樓展廳之間來回穿梭幾趟，以及時滿足大腦對認知與實踐相結合的渴望。
凝視著這些精美的文物，不由得感嘆：中國與西亞，通過“絲綢之路”共同帶動了亞歐大陸文明的融合——從史前時期開始就有的交流與互動，跨越千山萬水，唯求共同繁榮。
埃爾奧拉：一個關于生命修煉的故事
埃爾奧拉：阿拉伯半島的奇跡綠洲
2024年1月6日-3月22日
故宮博物院午門西雁翅樓展廳
如果說波斯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總樞紐，那么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埃爾奧拉就是一個分樞紐。這是一處沙漠中的山谷綠洲。歷史上，這里是橫跨阿拉伯半島的駱駝商隊重要的補給站，是絲綢之路和香料之旅的中轉地，是眾多宗教朝圣路線的交匯點。
這一片經歷了2.5億年演化的土地，距離沙特阿拉伯首都1100公里，地質結構多樣，以繁茂的綠洲山谷為中心，四周環以砂巖山。柔軟多孔的巖石，不僅適合雕刻，還形成了巨大的地下蓄水層，為干旱的環境儲存了重要的淡水資源。早在公元前1000年，人們就開始在山谷中種植棗椰樹、蔬菜和水果。這一處綠洲，曾經孕育出納巴泰王國。
千百年來，納巴泰人守護著這一片土地，他們珍愛那些幾乎寸草不生的高大巖崖。一代一代的納巴泰人把無盡的聰明才智與藝術天賦都用到了對巖基的開鑿與雕刻上面，建造出一座座參拜神靈的巨大廟宇，同時也把去世的長輩安葬在巖穴墓室中。
埃爾奧拉像一個隱士，一個修煉了七千年的隱士，“他”在最惡劣的環境下活了下來，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加入到歐亞大陸貿易與文化互動的主動脈之中。埃爾奧拉的存在像一個巨大的隱喻，告訴今天的世界：高寒、酷熱、干燥、荒涼打不倒我，更毀滅不了我，只要人類不相互殘殺。
唐代孔穎達注疏《尚書》中“文明”一詞寫道：“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文明是共同進步的寫照，是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愿意與你共享我的美好。
歷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交流展
2024年1月12日-4月11日
故宮博物院午門正殿展廳
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
2024年1月12日-4月11日
故宮博物院午門東雁翅樓展廳
我們常說絲綢之路的東端是中國的長安城，西端是今日意大利的羅馬城。從長安到羅馬有多遠？僅直線距離就有8000公里。而在古代，一支商隊真實的跋涉距離大約是12000公里。
這條商路不僅如此遙遠，關鍵是路途之中極不太平，各種各樣的阻礙不計其數。首先是地理上的障礙要跨越，比如高山、大漠、雪山、河流；其次是極端氣候的考驗要克服，比如高寒與酷熱，風沙和干旱；更少不了人為的阻撓，其間的多少匪盜與兵禍，讓旅人不寒而栗。
因此，在歷史坐標下真實的中西交通路線上，中國一向以伊朗和印度為遠端。這樣說來，今日的伊朗，古代的波斯，可看作中西交流的實際終點，同時又是歐亞大陸交流通道上最為重要的中轉站。理解這一層意義，就會明白故宮博物院在午門上同時舉辦“歷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交流展”和“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華展”的學術依據了。同時，“埃爾奧拉：阿拉伯半島的奇跡綠洲”展也同臺與觀眾見面。
秦漢與波斯
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之間，地跨歐亞非三洲的波斯帝國（即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在它之前，有幾個地區性大國，如古埃及、亞述、巴比倫、赫梯等，在歐亞非的交界處輪番上演爭霸戲碼。但是波斯帝國崛起之后，一下子就囊括和兼并了中近東所有地區性大國，成為這一地區所有帝國的集大成者。此后又經歷了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等帝國更迭，均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公元97年，甘英奉西域都護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羅馬帝國），僅到達了波斯灣一帶。望著起伏的白浪，茫然一片，他只好選擇返程。的確，從中國到羅馬太遠了。無論怎么講，即使那時的中國和羅馬有來往，也絕對繞不過波斯的管控范圍。
在中國史籍中，西漢時稱帕提亞為“安息”，南北朝之后稱“波斯”。與帕提亞帝國（公元前247至公元224）并駕的中國，正是秦漢帝國時期（公元前221至公元220）。這兩大帝國確實可以進行比較：一是疆域遼闊。波斯帝國西起愛琴海，東至印度河，北起阿姆河流域，南至波斯灣，面積約500至600萬平方公里。波斯帝國不僅囊括了中近東的所有國家，也覆蓋了絲綢之路南段的大部分國家。二是統一。波斯崛起于伊朗高原，草原游牧文化為其統治背景，但它滅掉了四大帝國——米底、迦勒底、呂底亞和埃及，建立了二十八個行省，把農耕、游牧、航海這三種不同的文明及不同的族群納入同一片國土。
跟秦始皇下令實行的“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一樣，波斯帝國也規范了官方文書，以統一的驛道連接它的五大首都和各個行省，向四面八方傳遞這些文書，統一法律，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統一宗教。波斯語不僅是伊朗地區的語言，也是絲綢之路上的國際語言。中國的外來宗教，無論是佛教還是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俗稱拜火教），還有后來的摩尼教（又稱明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幾乎都是從波斯傳入，或以波斯為中介。
從獅子說起
中國和波斯，自古往來，史不絕書，可以說交往關系密切。今天從波斯來了金銀珠寶，明天從長安去了瓷器絲綢。不管是貴重的商品，還是各自稀缺的動植物，互通有無成為家常便飯。這里必須說到獅子。
毋庸置疑，獅子是外來的動物，中國壓根就沒有獅子，只有老虎。獅子原產于非洲、西亞等地。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與西亞地區的交流增多，獅子作為貢品被帶入中國，逐漸演化為中國特有的瑞獸形象。獅子的形象在中國扎根，經長期改造，早就已經本土化。
走進東雁翅樓的“璀璨波斯”展廳，正中央擺放的一尊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的精美器具“金翼獅來通”是觀眾打卡的焦點。“來通”據說是希臘語的音譯，意為“流出”。這是一種形似獸角的酒杯，可能發端于愛琴文明。傳到波斯，將傳統的牛形象換成了獅子。類似翼獅的形象還可見于展廳中來自馬納文化的釉面磚和波斯波利斯的石浮雕。
漢代對獅子的記載，最早見于《漢書·西域傳》。獅子輸入中國，有明確記載是東漢時期。《后漢書·和帝紀》記：“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獅子進口，主要是從伊朗、印度，經阿富汗和中亞，最后從新疆輸入漢地。獅子來了，舞獅項目馬上跟進。文獻講得很清楚，舞獅從中亞和南亞傳入中國。
東漢最為成熟的藝術形式之一是石刻。于是，獅子頻繁地出現在石刻工程之中。東漢以來，墓前石刻被制度化。獅子的功能，最初是守護闕門，位置在神道的前端。一直到今天，銀行總部大門口必有一對大石獅子坐鎮。由獅子派生出翼獅形象，中國人聰明地改造成了天祿、辟邪。在午門正殿展廳中起首部分可見到漢晉時期的陶彩繪辟邪，多為獅首與雙翼的組合形象。一旁擺著唐代的陶獅子和石雕獅子。
佛教入華，始于東漢，與獅子入華是前后腳。佛教藝術對獅子形象的普及也有重要推動作用。獅子在中國發展成了三大功能：守門、鎮墓、護法。最后這個功能與佛教有關。獅子常常蹲伏在佛教造像和造像碑上，尤其是南北朝時期。
交流自衣食始
民以食為天，中國和西亞早有種子的貿易。中國本土發源的水稻與距今約4000年前自西亞傳來的小麥，構成了今日中國農業“南稻北麥”的格局。約同一時期，原生于西亞、中亞地區的綿羊、黃牛、馬等家畜經新疆、河西走廊逐漸進入中原；原產于中國的水稻、犬等物種也先后西傳，融入到當地的自然生態與農牧業生產體系之中。
清宮舊藏的“玉石葡萄枝剔紅花卉紋盆景”中有來自西亞的水果。中國人現在吃的葡萄，主要品種的原產地在地中海東岸及西亞地區，經過伊朗的培植與改良。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后，這種葡萄經草原與沙漠兩條路線傳入中國新疆，使那里成為漢唐時期葡萄的生產中心。隨后是石榴、苜蓿、乳香、番紅花等西亞特產陸續傳入中國。
漢晉時期，中國絲織品及絲織技術沿著絲綢之路傳至蒙古高原、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現在，讓我們看看輸入中國的織品。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波斯生產的織物已來到中國。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曾出土提及“缽斯錦”“波斯錦”“婆斯錦”的文書，還發現了大量具有波斯風格的絲織物。在此基礎上，中國的能工巧匠模仿異域圖案、吸納外來題材，設計出符合本土審美的新式紋樣。波斯織錦所用的緯線起花工藝從北朝起開始在中國普及。
唐代以后，斜紋緯錦取代經錦，成為我國提花織物的主流產品。有一件唐代的“幾何瑞花紋錦”殘片，藍色為地，八枚白色圓珠圍繞一顆大珠組成的花朵圖案，每排花朵圖案間以紅白幾何紋間隔，具有中亞裝飾紋樣的風格。而騎士紋錦殘片盡管殘破到只剩下一小塊，仍能看出在聯珠紋圈內有一身騎翼馬的騎士。他高鼻長髯，明顯波斯人長相。翼馬是的薩珊波斯的典型紋樣，在波斯人崇拜的瑣羅亞斯德教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根據考古發現，這種紋樣于北朝晚期進入中國，開始在中原地區流行。通過對比傳統波斯的翼馬紋飾，不難發現，這一紋飾也歷經了漢化的過程，最明顯的是翼馬的雙翅越來越小，圖案中的宗教色彩也逐漸弱化。
冶金技術的東傳與本土化
冶金技術的出現，極大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加速了人類文明進程。中國青銅器、鐵器及金銀器制造業的產生，有著本土發源的基礎，同時受到西亞的影響。青銅禮器、兵器和金銀器上呈現的濃郁西亞藝術元素，留下了中國與西亞交流的印記。
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先民在約公元前14世紀開始使用人工冶鐵制品，中原地區的生鐵冶煉技術可能是在外來塊煉鐵技術的影響下，結合自身青銅冶鑄傳統技術而產生。至戰國秦漢時期，中原冶鐵業發展到了成熟階段。鐵質農具、生產工具的出現與普及，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整合，對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均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展廳中展示了戰國的鐵斧和漢代的鐵犁鏵。
銅是人類最早認知并使用的金屬之一。公元前8000至公元前5000年，西亞地區已出現人工銅器。公元前2100年前后，兩河流域開始普遍使用青銅器，中國青銅冶煉與銅器制作技術的誕生與發展可能間接受到了西亞的影響。
經過長期本土化實踐，中國先民于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發展出較成熟的青銅制造業。橫貫歐亞的草原之路是歷史最悠久的中西交通線。中國北方地區位于這一交通線的東端。商代至西周時期，北方青銅器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有銎兵器，獸首或鈴首、菌首造型的刀、劍等器物，都與草原、西亞地區有著文化淵源。
展品中有一件春秋時期的“邗王是野”戈。戈上有動物吐刃的造型，這在中原或北方系統的青銅兵器上還沒有發現，可能與西亞文化存在淵源。因為類似的造型在伊朗高原上也被發現了。比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個都城波斯波利斯著名的百柱大廳中墻壁上裝飾有浮雕，其中有一名持御用武器的侍者，他的手中握有一把動物吐刃造型的戈，與“邗王是野”戈的設計思路一致。而這尊浮雕的雕刻時期為公元前486年至公元前466年，與中國春秋時期幾乎平行。
另一件是戰國時期的翼獸形提梁盉。盉的整體是一個帶翼的獸，盉嘴作鳥首形，提梁為虎形，四足為獸足。此類有翼神獸形象可能與起源于西亞、流行于歐亞草原的格里芬形象密切相關。在“璀璨波斯”展廳中，有一件公元11到12世紀塞爾柱王朝時期的鳥形玻璃壺，也具有格里芬的造型特征。盡管與翼獸形提梁盉在制作時間上相差一千年，但還是能夠感受到兩件器具之間的“近親關系”。
中國的金銀器制造技術在春秋戰國時期迅速發展，至漢代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工藝體系。這一時期，西亞金銀制品不斷東傳，掀起了本土化仿制、改造的風潮。比如，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銀器不少具有薩珊波斯的風格。廣東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裂瓣銀盒，主體造型、紋飾具有地中海、古波斯地區器物的特點。
有時候，看著漢代的“銅鎏金嵌貝鹿鎮”，馬上會想到帕提亞王朝的“羊首陶來通”。此時最好在午門的正殿與東雁翅樓展廳之間來回穿梭幾趟，以及時滿足大腦對認知與實踐相結合的渴望。
凝視著這些精美的文物，不由得感嘆：中國與西亞，通過“絲綢之路”共同帶動了亞歐大陸文明的融合——從史前時期開始就有的交流與互動，跨越千山萬水，唯求共同繁榮。
埃爾奧拉：一個關于生命修煉的故事
埃爾奧拉：阿拉伯半島的奇跡綠洲
2024年1月6日-3月22日
故宮博物院午門西雁翅樓展廳
如果說波斯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總樞紐，那么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埃爾奧拉就是一個分樞紐。這是一處沙漠中的山谷綠洲。歷史上，這里是橫跨阿拉伯半島的駱駝商隊重要的補給站，是絲綢之路和香料之旅的中轉地，是眾多宗教朝圣路線的交匯點。
這一片經歷了2.5億年演化的土地，距離沙特阿拉伯首都1100公里，地質結構多樣，以繁茂的綠洲山谷為中心，四周環以砂巖山。柔軟多孔的巖石，不僅適合雕刻，還形成了巨大的地下蓄水層，為干旱的環境儲存了重要的淡水資源。早在公元前1000年，人們就開始在山谷中種植棗椰樹、蔬菜和水果。這一處綠洲，曾經孕育出納巴泰王國。
千百年來，納巴泰人守護著這一片土地，他們珍愛那些幾乎寸草不生的高大巖崖。一代一代的納巴泰人把無盡的聰明才智與藝術天賦都用到了對巖基的開鑿與雕刻上面，建造出一座座參拜神靈的巨大廟宇，同時也把去世的長輩安葬在巖穴墓室中。
埃爾奧拉像一個隱士，一個修煉了七千年的隱士，“他”在最惡劣的環境下活了下來，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加入到歐亞大陸貿易與文化互動的主動脈之中。埃爾奧拉的存在像一個巨大的隱喻，告訴今天的世界：高寒、酷熱、干燥、荒涼打不倒我，更毀滅不了我，只要人類不相互殘殺。
唐代孔穎達注疏《尚書》中“文明”一詞寫道：“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文明是共同進步的寫照，是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愿意與你共享我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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