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中國古代書畫——明清繪畫中的山水行旅”展，精心遴選了五十余件明清時期的山水畫作精品，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元末明初畫家王紱的《北京八景圖卷》。該圖卷依序畫“金臺夕照”、“太液晴波”、“瓊島春云”、“玉泉垂虹”、“居庸疊翠”、“薊門煙樹”、“盧溝曉月”、“西山霽雪”，是現存最早描繪“北京八景”（又稱“燕京八景”）的畫作。
此次展覽是《北京八景圖卷》的首次全卷展出，由于它一直深藏在皇宮和庫房，能一睹其真容者寥寥無幾，不僅普通觀眾知之甚少，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數，甚至產生了種種推測，現在終于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
真偽之辨
《北京八景圖卷》由圖像和文本錯陳綴合而成，引首為明初文學家、內閣首輔胡廣撰寫的《北京八景圖詩序》，詩序后有八幅獨立的“北京八景圖”，在各圖之后，均有一段對應的景觀注文和一組八景詩。
長達近二十米的《北京八景圖卷》,占據著展廳的一個墻面。站在圖卷前，隔著展臺玻璃，我細細查看著圖上的高山、溪流、瀑布、關隘、古橋、石崖，默詠著圖卷上的每一首詩，探尋著每一處印章和落款，久久駐足，不舍離去。
雖然這是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偶遇，卻如故友相逢。
“八景圖”每幅縱一尺三寸，橫三尺四寸，各標題為篆書，分鈐兩枚印章：篆書朱文長方印“中書舍人”和篆書白文方印“王氏孟端”。“中書舍人”為王紱的官職，“孟端”為王紱的字。乾隆年間纂輯的大型著錄文獻《欽定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此卷，將其歸于王紱名下。畫家、書畫鑒定家徐邦達鑒定《北京八景圖卷》為“真跡上”，這一觀點目前仍得到學界普遍認可。
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質疑。我國繪畫史論家、畫家、美術教育家俞劍華在《王紱》專論中，對《欽定石渠寶笈續編》的看法有所保留，稱“這畫題跋均不真，因而這畫的真實性，也有問題”。
本次明清山水畫展分實景和虛景兩部分展出，《北京八景圖卷》被歸為實景山水畫類。國家博物館藏品保管部副研究館員楊揚在講解中介紹：《北京八景圖卷》山巒粗獷，墨色濃重，蒼郁秀潤，層次深遠，氣息淳厚，與王紱南方山水畫淡潤清秀的風格有很大差異。這是王紱作為一個南方畫家對北方山水的理解。雖然有學者對真偽提出質疑，但不可否認，它是明初繪畫作品的上乘之作。
景觀注文的作者是誰？
在《北京八景圖卷》各圖之后，都有一組詩文，第一段是與圖畫對應的景觀注文，沒有落款。胡廣在詩序里也沒有提及。翰林侍講楊榮在《題〈北京八景〉卷后》一文中稱：“因舉足跡所至，書于卷末，具以諸景之概所以得名，疏于圖首。”楊榮說把撰寫的諸景概況、得名原因分別放在圖首，但圖卷上的景觀注文則放在了“八景圖”之后。
臺灣學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衣若芬稱，在韓國的三家圖書館收藏有“北京八景詩集”，雖然書名略有不同，但內容大致相同。其中收錄了翰林侍講曾棨的《書北京八景詩后》，文中稱：楊榮在北京八景各題之下注疏內容，以便觀者理解。但目前還沒有在我國有關典籍中搜索到曾棨的這篇《書北京八景詩后》。
圖卷上詩的作者都有誰？
各景觀注文之后，均有一組（每組九首）與八景圖對應的八景詩，有的有落款和印章，有的僅有落款，有的沒落款也沒印章。
各組第一首八景詩沒有落款，不過《天府廣記》（明，孫承澤著）有“八景詩”組詩，翰林侍講鄒緝的八首詩均收錄其中，且排在第一位，其內容與圖卷相同；各組第二首詩為翰林侍講胡儼所作，詩右有落款和兩枚印章；各組第三首只有“居庸疊翠”有楊榮的落款和印章一枚，但其他七首與楊榮的《楊文敏集》中收錄的組詩“京師八景”內容相同；各組第四、五、六首分別是翰林侍講金幼孜、曾棨、林環的詩，詩左有落款和一枚印章；各組第七、八、九首分別是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王英的詩，詩左有落款。
在胡廣的詩序、楊榮的跋文，以及《燕山八景圖詩》提要中均提到，參與八景詩創作的共有十三人，除圖卷上的九人外，還有胡廣本人，翰林修撰王直，中書舍人王紱、許翰四人。
因八景詩收錄不全，圖卷末尾也沒有楊榮的跋文，即使胡廣在詩序中稱“裝為一卷”、《燕山八景圖詩》提要中也稱“裱為一卷”，但仍有研究者推測，《北京八景圖卷》原有兩卷，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這本可能是一個副本。
當站在《燕山八景圖卷》前的那一刻，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謎團一下被打開了。在每組八景詩后，均有一米左右的空白紙張，明顯是為其余的八景詩留下的位置。至于胡廣等四人的八景詩為什么沒有收錄上，則不得而知。但了解一下這十三人的身份，就知道收錄全八景詩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十三人皆為翰林院官員，其中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四人又是內閣大臣，他們不僅兩次扈從朱棣北巡，還五次隨從朱棣北征，解決盤踞在漠北的北元殘余勢力。征戰沙場，血火刀劍，無暇顧及吟詩作賦也就不足為怪了。
十三人作有多少八景詩？
為《北京八景圖卷》總共作了多少八景詩，不同的文獻記載有所不同。《北京八景圖卷》上的胡廣詩序說：“得詩百十二首。”
鄒緝先作一組八景詩為倡，其余十二人中，有十一個人每人寫一組八景詩，唯獨胡廣寫了二組，這在胡廣的詩序、楊榮的跋文和《燕山八景圖詩》中都有記述。《胡文穆公文集》中也收錄有《北京八詠和鄒侍講韻》和《后北京八景》兩組詩。
十三人得十四組八景詩，每組八首，正好一百一十二首。
在其他史料中，有稱得詩一百二十首，或一百二十四首，這大概是收錄有誤造成的。
王紱其人 風度冠絕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這是《明史》對王紱傳奇一生的簡要概括。
王紱（1362—1416），明初畫家，別號友石（亦說友石生），自號九龍山人，世居常州無錫，祖父、父親皆隱居不仕，樂善好義。王紱也曾隱居惠山。惠山有九峰，又稱九龍山，號“九龍山人”就是由此得名。
王紱自幼負瑰偉之材，穎敏聰慧，好讀書、喜吟詠，十歲能詩，十五歲（洪武九年，1376年）充博士弟子員，研究四書五經。少年王紱文思泉涌，每當揮灑吟詠，能援毫立就，且動輒千言，清新奇特，旁觀的人莫不跌足贊嘆，驚喜連連，他卻渾然不知。但王紱并不想透露自己的創作技巧，一旦為外人所知，他氣得把筆都扔了，說只是個誤筆。
他的詩渾然天成，別有風趣，與當時彌漫在文壇的葩藻富麗的應酬之作截然不同。翰林院侍講、承直郎王進贊王紱詩“長篇短章，舂容爾雅，無斧鑿痕，而理趣兼至，蓋其心志坦夷，故詞語渾成而不假于雕琢也”。王紱的好友，徴事郎、中書舍人章昞如稱他的古詩類唐代文學家韋應物、柳宗元，律詩類晚唐，詞語婉媚，馳騁于世。
王紱詩畫雙美，詩可入畫，畫亦可入詩。《明詩紀事》（清，陳田編著）對王紱的題畫詩給予高度評價：“九龍山人畫品超絕，詩亦別有風趣，稍錄其矜練之作，如讀一幅著色云林畫也。”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周亮工說，王紱的詩不在明初“吳中四杰”高啟、楊基、張羽、徐賁之亞，認為這也是王紱的繪畫作品貴重于后世的原因之一。
王紱喜愛繪畫且極具繪畫天賦，不由師授而卓絕過人。別人苦苦追求、歷經數年一筆也不可得，他不經意間地抒發情懷就能連畫數幅，且精妙入神，態度橫出。
王紱擅長山水，尤精枯木竹石，畫墨竹多受北宋“墨竹大師”文同的影響，并兼收北宋以來各名家之長，雖寥寥數筆，卻縱橫飄逸，形態傳神，意趣橫生。明后期書畫家董其昌贊譽他為明代畫竹之“開山手”。明代文學家、史學家、刑部尚書王世貞稱他的墨竹為“國朝第一”。
王紱的山水畫繼承了元四家的傳統，吸取吳鎮的水墨淋漓，王蒙的層巒疊嶂，倪瓚的古木茅亭，所學風格不同，擇善而從，不拘一格，畫風幽淡簡遠，蒼古厚重，于運勁中見姿媚，是當時畫壇風格變遷的先驅者，為明中后期的文人畫奠定了基礎，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王紱襟懷率性，卓犖不羈，人品高潔，頗有魏晉風度。酒酣時，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毫灑墨，奇怪跌宕，不可名狀。游覽時遇到長廊素壁，他會向人索酒喝，興致來了縱筆揮灑，層巒疊嶂，煙云浩渺，不可端倪。
他棄絕塵俗，不與凡夫俗子交往，對一些流俗之輩，或者不可意的人，他白眼視之。不是知己，他不輕易作畫送人，即便是朝廷重臣、王孫貴族，他也會當面拒絕，不留情面。曾有人規勸他，王紱則說：“成年男子對待選擇居所這樣的小事都應該謹慎，何況是關乎節操這樣的大事呢？”文徵明說他“能不為藝事所役，雖片紙尺縑非其人不可得也”。坊間也流傳有“舍人風度冠時流，筆底江山不易求”的佳話。
明代開國功臣、黔國公沐晟多次求畫的軼事，也見諸很多文獻中。一天退朝，沐晟從后面呼喊王紱，王紱沒有回應。同僚告訴他：“喊你的是黔國公。”王紱說：“我不是沒聽到他的喊聲。必定是向我索畫罷了。”沐晟跑過來趕上王紱，果然是求畫。王紱僅對他點點頭。幾年過去了，沐晟仍然沒有忘記求畫的事，又寫信催促，王紱這才為他作畫。畫好后他又說：“我的畫直接送給黔國公不好。黔國公的賓客平仲微是我的朋友，我可以把畫送給平仲微，有機會黔國公再向平仲微索要。”
平仲微即平顯，字仲微，曾任廣西藤縣令，后謫戍云南，為黔國公的賓客，與王紱友善，為詩豪放自喜，云南詩人稱“平、居、陳、郭”，平居第一。雖然平顯只是黔國公的賓客，但在王紱眼中，友情的砝碼顯然重于政治地位。
淪落向天涯
雖然王紱的藝術成就卓然，卻仕途坎坷，飽受磨難。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征召博士弟子員入京，十七歲的王紱因過人的書畫才能應征入京。但不久他便離開京師，放跡江湖，縱情詩酒。史料中對王紱進京后的情況均含糊其詞，語焉不詳。王紱自己也稱“不知緣底事，淪落向天涯”。但大多認為王紱是受胡惟庸案牽連才被謫戍朔州（今大同）的。
胡惟庸是明初宰相，早年隨朱元璋起兵，頗受寵信，官至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他日益驕橫跋扈，并暗中勾結他人準備謀反，洪武十三年（1380年）事發，朱元璋大怒，以“謀不軌”罪誅之，并滅其九族。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案進一步大顯，朱元璋又以“伙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多位開國功臣，被誅殺者達三萬余人，成為明初四大案之首。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取消中書省，規定后代子孫皆不得再設立丞相。
如果說王紱是受胡案牽連被發配充軍，但一個參加科舉考試的書生怎么會跟一個當朝宰相扯上瓜葛呢？如果有，也只是間接關系吧，否則就不是戍邊那么簡單了。至于王紱具體哪一年謫戍朔州，一說是在胡案爆發不久，一說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
王紱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子屏處邊陲，其艱辛凄苦、心酸愁苦可以想見。他在《代州道中》一詩中寫道：“稍陰憂雨雪，才霽苦風沙。逆旅人欺客，征途犬護車。”壯盛之年，正是建功立業、大展宏圖的最佳時期，遭受如此打擊，真是“愁邊動寒角，夜久意難平”。他以韓信自比，在《出塞述懷》一詩中寫道：“欲扣天關杳不通，身投荒服遠從戎。王孫誰復哀韓信，行伍何由拔呂蒙。”
王紱的好友章昞如則稱，王紱在謫戍朔州期間并不沮喪氣餒，而是意氣自若，十分淡定，內無搖奪之心，外無沮餒之色，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個有罪之人。負責守護的人也知道王紱是個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對他更加禮遇。雖身處逆境，仍能保持尊嚴，實屬難能可貴。
參與編纂《永樂大典》
王紱在烽火煙墩的荒涼寂寞里度過了漫長的屈辱歲月，一直到建文二年（1400年），朱元璋之孫朱允炆即位，大赦天下，王紱這才得以歸鄉。永樂元年（1403年），王紱因善書被舉薦進京，供事文淵閣，參與編纂《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歷經兩次編纂，王紱全程參與，于永樂六年（1408年）抄寫完畢。《永樂大典》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被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完成《永樂大典》繕錄工作四年后的永樂十年（1412年），王紱官至中書舍人。這時王紱已經五十歲了。之后，王紱迎來了一生中的高光時刻。作為皇帝的“秘書”之一，他時常伴隨朱棣左右。永樂十一年（1413年）、十二年（1414年），王紱兩次扈從朱棣北巡，簪纓黼黻，前后相望，賡歌宴賞，悉皆俊乂，可謂榮耀之極。
然而好景不長，升任中書舍人四年后的永樂十四年（1416年），王紱偶然得病，不久便一病不起，在北京官舍去世。章昞如、胡廣等都記述了這件事。
章昞如說，王紱病情危急時，朋友去看望他，相視而泣。朋友看著他說：“先生倘若有什么不幸，應當把身后事囑托給我。”王紱說：“我這一輩子于心無愧，沒有什么對不起別人的地方。但是忠君之事未盡，實在是天地間的罪人。還有什么可說的呢？”說完便去世了。
王紱口中的君恩未報，正是他心中的壯志未酬。這應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事了。但真正讓王紱吐不出、咽不下，且難以啟齒的，還是那樁一直沒有完結、沒有定論的戍邊之事。
胡廣念在與王紱相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的份上，為王紱撰寫墓表。由這個文淵閣大學士、內閣首輔胡廣來“蓋棺論定”，王紱死后也可以心安了。
為遷都北京做輿論準備
游歷名勝，吟詩作賦，本是文人的尋常雅事，但是，這一次對北京八景的吟詠，并不是單純的一群文學之臣的“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由胡廣、楊榮、鄒緝等人精心策劃的為朱棣遷都北京而做的輿論準備，具有一定的政治屬性。他們想通過繪制畫卷、題寫詩詠這種形式，激起南方臣民對新都北京的興趣。
關于遷都一事，朱棣態度非常堅決。朱棣十歲被封為燕王，二十歲就藩北平，設立王府，自此經營北平二十多年，政治基礎穩固。同時，北平處于北方農業區與牧區接壤處，交通便利，形勢險要，是漢蒙各族貿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與軍事要地，定都北平，有利于維護全國統一。再者，朱棣靠“靖難”奪取皇位，攻破南京，在眾多朱允炆舊臣看來是大逆不道的。朱允炆的舊臣有的效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圖謀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惱怒，大肆屠戮舊臣，血腥、恐怖、疑懼的氣氛籠罩著整個南京，經久不散。朱棣希望盡快離開這座“不祥之城”。
遷都茲事體大，有很多不同意見。朝中大臣，除了不事二主的“忠臣”，更多的是像胡廣這樣見風使舵的“騎墻派”。胡廣本是朱允炆欽點的狀元，后歸附朱棣。在遷都這件事情上，他肯定不會忤逆朱棣。歌詠北京八景，他也是非常積極的，不僅寫了詩序、撰寫了兩組八景詩，還攜同鄒緝一起探求了北京八景的遺址。
永樂四年（1406年）五月，朱棣下詔以南京皇宮為藍本，開始興建北平皇宮和城垣。他還將自己的陵墓修在北平，以證明遷都的決心。永樂十一年、十二年，他接連兩次北巡，檢查遷都的準備工作。眾文學之臣參與創作的《北京八景圖卷》，也是為了向南方臣民推介北方的好山好水。
永樂十八年（1420年），北平皇宮和北平城建成，其規模與南京皇宮相比，“凡廟社、郊祀、壇廟、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新修的北平城周長四十五里，呈規則的方形，符合《周禮·考工記》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朱棣下詔改金陵應天府為南京，改北平順天府為京師，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在奉天殿接受朝賀，大宴群臣，遷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不過，紫禁城建成僅百日，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即遭雷擊引發火災。朱棣恐懼不安，不知所措。他緊急下詔，讓群臣直陳闕失。群臣大多說這是遷都造成的，其中鄒緝的《奉天殿災疏》最為有名。
從積極組織吟詠“北京八景”來看，鄒緝是贊同朱棣遷都的。但為了肇建北京，耗費了二十多年時間，工大費繁、調度甚廣、耗費國儲、官吏橫征、物價上漲，農民也不得務農。災害來時，人們剝樹皮、掘草根充饑，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茍活。他認為不宜再使人民勞苦，應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
鄒緝的上書雖然客觀，但還是惹怒了朱棣，說進言者是毀謗譏刺，下詔嚴禁詆毀，犯者不赦。有人被捕入獄，有人被貶到交趾（今越南），只有鄒緝和其他兩位官員無罪。不久他還升了職。
雖然沒有獲罪，但也并非風平浪靜。有記載稱他“幾得禍”。鄒緝作《行路難·請君勿言苦》吐露出心聲：“請君勿言苦，我歌行路難。世事有反覆，人心若波瀾。布衣扼奪卿相位，禍仇起自杯酒間。……狂呼罵坐何足驚，咸陽市上殊無情。行路難，行路難，人生自古有如此，何須局促增嘆聲。”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九月，鄒緝卒于官，家無余貲，惟留藏書數千卷。《明史》稱他：“博極群書，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
朱棣的一生，金戈鐵馬，馳騁疆場。金幼孜的筆記《北征錄》《北征后錄》、楊榮的筆記《北征記》等都生動地記載了北征期間朱棣的言行、行軍作戰情況、行軍路程、山川勝跡及見聞趣事等。
北征雖然致使蒙古勢力進一步削弱，維護了明朝邊境的安寧，但也使明朝精疲力竭。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西北）。
如今回望，朱棣遷都這一壯舉，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使北京及其周邊成為明朝的核心統治地域，漢族政權對華北的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中國古代書畫——明清繪畫中的山水行旅”展，精心遴選了五十余件明清時期的山水畫作精品，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元末明初畫家王紱的《北京八景圖卷》。該圖卷依序畫“金臺夕照”、“太液晴波”、“瓊島春云”、“玉泉垂虹”、“居庸疊翠”、“薊門煙樹”、“盧溝曉月”、“西山霽雪”，是現存最早描繪“北京八景”（又稱“燕京八景”）的畫作。
此次展覽是《北京八景圖卷》的首次全卷展出，由于它一直深藏在皇宮和庫房，能一睹其真容者寥寥無幾，不僅普通觀眾知之甚少，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數，甚至產生了種種推測，現在終于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
真偽之辨
《北京八景圖卷》由圖像和文本錯陳綴合而成，引首為明初文學家、內閣首輔胡廣撰寫的《北京八景圖詩序》，詩序后有八幅獨立的“北京八景圖”，在各圖之后，均有一段對應的景觀注文和一組八景詩。
長達近二十米的《北京八景圖卷》,占據著展廳的一個墻面。站在圖卷前，隔著展臺玻璃，我細細查看著圖上的高山、溪流、瀑布、關隘、古橋、石崖，默詠著圖卷上的每一首詩，探尋著每一處印章和落款，久久駐足，不舍離去。
雖然這是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偶遇，卻如故友相逢。
“八景圖”每幅縱一尺三寸，橫三尺四寸，各標題為篆書，分鈐兩枚印章：篆書朱文長方印“中書舍人”和篆書白文方印“王氏孟端”。“中書舍人”為王紱的官職，“孟端”為王紱的字。乾隆年間纂輯的大型著錄文獻《欽定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此卷，將其歸于王紱名下。畫家、書畫鑒定家徐邦達鑒定《北京八景圖卷》為“真跡上”，這一觀點目前仍得到學界普遍認可。
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質疑。我國繪畫史論家、畫家、美術教育家俞劍華在《王紱》專論中，對《欽定石渠寶笈續編》的看法有所保留，稱“這畫題跋均不真，因而這畫的真實性，也有問題”。
本次明清山水畫展分實景和虛景兩部分展出，《北京八景圖卷》被歸為實景山水畫類。國家博物館藏品保管部副研究館員楊揚在講解中介紹：《北京八景圖卷》山巒粗獷，墨色濃重，蒼郁秀潤，層次深遠，氣息淳厚，與王紱南方山水畫淡潤清秀的風格有很大差異。這是王紱作為一個南方畫家對北方山水的理解。雖然有學者對真偽提出質疑，但不可否認，它是明初繪畫作品的上乘之作。
景觀注文的作者是誰？
在《北京八景圖卷》各圖之后，都有一組詩文，第一段是與圖畫對應的景觀注文，沒有落款。胡廣在詩序里也沒有提及。翰林侍講楊榮在《題〈北京八景〉卷后》一文中稱：“因舉足跡所至，書于卷末，具以諸景之概所以得名，疏于圖首。”楊榮說把撰寫的諸景概況、得名原因分別放在圖首，但圖卷上的景觀注文則放在了“八景圖”之后。
臺灣學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衣若芬稱，在韓國的三家圖書館收藏有“北京八景詩集”，雖然書名略有不同，但內容大致相同。其中收錄了翰林侍講曾棨的《書北京八景詩后》，文中稱：楊榮在北京八景各題之下注疏內容，以便觀者理解。但目前還沒有在我國有關典籍中搜索到曾棨的這篇《書北京八景詩后》。
圖卷上詩的作者都有誰？
各景觀注文之后，均有一組（每組九首）與八景圖對應的八景詩，有的有落款和印章，有的僅有落款，有的沒落款也沒印章。
各組第一首八景詩沒有落款，不過《天府廣記》（明，孫承澤著）有“八景詩”組詩，翰林侍講鄒緝的八首詩均收錄其中，且排在第一位，其內容與圖卷相同；各組第二首詩為翰林侍講胡儼所作，詩右有落款和兩枚印章；各組第三首只有“居庸疊翠”有楊榮的落款和印章一枚，但其他七首與楊榮的《楊文敏集》中收錄的組詩“京師八景”內容相同；各組第四、五、六首分別是翰林侍講金幼孜、曾棨、林環的詩，詩左有落款和一枚印章；各組第七、八、九首分別是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王英的詩，詩左有落款。
在胡廣的詩序、楊榮的跋文，以及《燕山八景圖詩》提要中均提到，參與八景詩創作的共有十三人，除圖卷上的九人外，還有胡廣本人，翰林修撰王直，中書舍人王紱、許翰四人。
因八景詩收錄不全，圖卷末尾也沒有楊榮的跋文，即使胡廣在詩序中稱“裝為一卷”、《燕山八景圖詩》提要中也稱“裱為一卷”，但仍有研究者推測，《北京八景圖卷》原有兩卷，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這本可能是一個副本。
當站在《燕山八景圖卷》前的那一刻，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謎團一下被打開了。在每組八景詩后，均有一米左右的空白紙張，明顯是為其余的八景詩留下的位置。至于胡廣等四人的八景詩為什么沒有收錄上，則不得而知。但了解一下這十三人的身份，就知道收錄全八景詩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十三人皆為翰林院官員，其中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四人又是內閣大臣，他們不僅兩次扈從朱棣北巡，還五次隨從朱棣北征，解決盤踞在漠北的北元殘余勢力。征戰沙場，血火刀劍，無暇顧及吟詩作賦也就不足為怪了。
十三人作有多少八景詩？
為《北京八景圖卷》總共作了多少八景詩，不同的文獻記載有所不同。《北京八景圖卷》上的胡廣詩序說：“得詩百十二首。”
鄒緝先作一組八景詩為倡，其余十二人中，有十一個人每人寫一組八景詩，唯獨胡廣寫了二組，這在胡廣的詩序、楊榮的跋文和《燕山八景圖詩》中都有記述。《胡文穆公文集》中也收錄有《北京八詠和鄒侍講韻》和《后北京八景》兩組詩。
十三人得十四組八景詩，每組八首，正好一百一十二首。
在其他史料中，有稱得詩一百二十首，或一百二十四首，這大概是收錄有誤造成的。
王紱其人 風度冠絕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這是《明史》對王紱傳奇一生的簡要概括。
王紱（1362—1416），明初畫家，別號友石（亦說友石生），自號九龍山人，世居常州無錫，祖父、父親皆隱居不仕，樂善好義。王紱也曾隱居惠山。惠山有九峰，又稱九龍山，號“九龍山人”就是由此得名。
王紱自幼負瑰偉之材，穎敏聰慧，好讀書、喜吟詠，十歲能詩，十五歲（洪武九年，1376年）充博士弟子員，研究四書五經。少年王紱文思泉涌，每當揮灑吟詠，能援毫立就，且動輒千言，清新奇特，旁觀的人莫不跌足贊嘆，驚喜連連，他卻渾然不知。但王紱并不想透露自己的創作技巧，一旦為外人所知，他氣得把筆都扔了，說只是個誤筆。
他的詩渾然天成，別有風趣，與當時彌漫在文壇的葩藻富麗的應酬之作截然不同。翰林院侍講、承直郎王進贊王紱詩“長篇短章，舂容爾雅，無斧鑿痕，而理趣兼至，蓋其心志坦夷，故詞語渾成而不假于雕琢也”。王紱的好友，徴事郎、中書舍人章昞如稱他的古詩類唐代文學家韋應物、柳宗元，律詩類晚唐，詞語婉媚，馳騁于世。
王紱詩畫雙美，詩可入畫，畫亦可入詩。《明詩紀事》（清，陳田編著）對王紱的題畫詩給予高度評價：“九龍山人畫品超絕，詩亦別有風趣，稍錄其矜練之作，如讀一幅著色云林畫也。”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周亮工說，王紱的詩不在明初“吳中四杰”高啟、楊基、張羽、徐賁之亞，認為這也是王紱的繪畫作品貴重于后世的原因之一。
王紱喜愛繪畫且極具繪畫天賦，不由師授而卓絕過人。別人苦苦追求、歷經數年一筆也不可得，他不經意間地抒發情懷就能連畫數幅，且精妙入神，態度橫出。
王紱擅長山水，尤精枯木竹石，畫墨竹多受北宋“墨竹大師”文同的影響，并兼收北宋以來各名家之長，雖寥寥數筆，卻縱橫飄逸，形態傳神，意趣橫生。明后期書畫家董其昌贊譽他為明代畫竹之“開山手”。明代文學家、史學家、刑部尚書王世貞稱他的墨竹為“國朝第一”。
王紱的山水畫繼承了元四家的傳統，吸取吳鎮的水墨淋漓，王蒙的層巒疊嶂，倪瓚的古木茅亭，所學風格不同，擇善而從，不拘一格，畫風幽淡簡遠，蒼古厚重，于運勁中見姿媚，是當時畫壇風格變遷的先驅者，為明中后期的文人畫奠定了基礎，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王紱襟懷率性，卓犖不羈，人品高潔，頗有魏晉風度。酒酣時，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毫灑墨，奇怪跌宕，不可名狀。游覽時遇到長廊素壁，他會向人索酒喝，興致來了縱筆揮灑，層巒疊嶂，煙云浩渺，不可端倪。
他棄絕塵俗，不與凡夫俗子交往，對一些流俗之輩，或者不可意的人，他白眼視之。不是知己，他不輕易作畫送人，即便是朝廷重臣、王孫貴族，他也會當面拒絕，不留情面。曾有人規勸他，王紱則說：“成年男子對待選擇居所這樣的小事都應該謹慎，何況是關乎節操這樣的大事呢？”文徵明說他“能不為藝事所役，雖片紙尺縑非其人不可得也”。坊間也流傳有“舍人風度冠時流，筆底江山不易求”的佳話。
明代開國功臣、黔國公沐晟多次求畫的軼事，也見諸很多文獻中。一天退朝，沐晟從后面呼喊王紱，王紱沒有回應。同僚告訴他：“喊你的是黔國公。”王紱說：“我不是沒聽到他的喊聲。必定是向我索畫罷了。”沐晟跑過來趕上王紱，果然是求畫。王紱僅對他點點頭。幾年過去了，沐晟仍然沒有忘記求畫的事，又寫信催促，王紱這才為他作畫。畫好后他又說：“我的畫直接送給黔國公不好。黔國公的賓客平仲微是我的朋友，我可以把畫送給平仲微，有機會黔國公再向平仲微索要。”
平仲微即平顯，字仲微，曾任廣西藤縣令，后謫戍云南，為黔國公的賓客，與王紱友善，為詩豪放自喜，云南詩人稱“平、居、陳、郭”，平居第一。雖然平顯只是黔國公的賓客，但在王紱眼中，友情的砝碼顯然重于政治地位。
淪落向天涯
雖然王紱的藝術成就卓然，卻仕途坎坷，飽受磨難。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征召博士弟子員入京，十七歲的王紱因過人的書畫才能應征入京。但不久他便離開京師，放跡江湖，縱情詩酒。史料中對王紱進京后的情況均含糊其詞，語焉不詳。王紱自己也稱“不知緣底事，淪落向天涯”。但大多認為王紱是受胡惟庸案牽連才被謫戍朔州（今大同）的。
胡惟庸是明初宰相，早年隨朱元璋起兵，頗受寵信，官至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他日益驕橫跋扈，并暗中勾結他人準備謀反，洪武十三年（1380年）事發，朱元璋大怒，以“謀不軌”罪誅之，并滅其九族。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案進一步大顯，朱元璋又以“伙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多位開國功臣，被誅殺者達三萬余人，成為明初四大案之首。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取消中書省，規定后代子孫皆不得再設立丞相。
如果說王紱是受胡案牽連被發配充軍，但一個參加科舉考試的書生怎么會跟一個當朝宰相扯上瓜葛呢？如果有，也只是間接關系吧，否則就不是戍邊那么簡單了。至于王紱具體哪一年謫戍朔州，一說是在胡案爆發不久，一說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
王紱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子屏處邊陲，其艱辛凄苦、心酸愁苦可以想見。他在《代州道中》一詩中寫道：“稍陰憂雨雪，才霽苦風沙。逆旅人欺客，征途犬護車。”壯盛之年，正是建功立業、大展宏圖的最佳時期，遭受如此打擊，真是“愁邊動寒角，夜久意難平”。他以韓信自比，在《出塞述懷》一詩中寫道：“欲扣天關杳不通，身投荒服遠從戎。王孫誰復哀韓信，行伍何由拔呂蒙。”
王紱的好友章昞如則稱，王紱在謫戍朔州期間并不沮喪氣餒，而是意氣自若，十分淡定，內無搖奪之心，外無沮餒之色，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個有罪之人。負責守護的人也知道王紱是個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對他更加禮遇。雖身處逆境，仍能保持尊嚴，實屬難能可貴。
參與編纂《永樂大典》
王紱在烽火煙墩的荒涼寂寞里度過了漫長的屈辱歲月，一直到建文二年（1400年），朱元璋之孫朱允炆即位，大赦天下，王紱這才得以歸鄉。永樂元年（1403年），王紱因善書被舉薦進京，供事文淵閣，參與編纂《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歷經兩次編纂，王紱全程參與，于永樂六年（1408年）抄寫完畢。《永樂大典》匯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被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完成《永樂大典》繕錄工作四年后的永樂十年（1412年），王紱官至中書舍人。這時王紱已經五十歲了。之后，王紱迎來了一生中的高光時刻。作為皇帝的“秘書”之一，他時常伴隨朱棣左右。永樂十一年（1413年）、十二年（1414年），王紱兩次扈從朱棣北巡，簪纓黼黻，前后相望，賡歌宴賞，悉皆俊乂，可謂榮耀之極。
然而好景不長，升任中書舍人四年后的永樂十四年（1416年），王紱偶然得病，不久便一病不起，在北京官舍去世。章昞如、胡廣等都記述了這件事。
章昞如說，王紱病情危急時，朋友去看望他，相視而泣。朋友看著他說：“先生倘若有什么不幸，應當把身后事囑托給我。”王紱說：“我這一輩子于心無愧，沒有什么對不起別人的地方。但是忠君之事未盡，實在是天地間的罪人。還有什么可說的呢？”說完便去世了。
王紱口中的君恩未報，正是他心中的壯志未酬。這應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事了。但真正讓王紱吐不出、咽不下，且難以啟齒的，還是那樁一直沒有完結、沒有定論的戍邊之事。
胡廣念在與王紱相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的份上，為王紱撰寫墓表。由這個文淵閣大學士、內閣首輔胡廣來“蓋棺論定”，王紱死后也可以心安了。
為遷都北京做輿論準備
游歷名勝，吟詩作賦，本是文人的尋常雅事，但是，這一次對北京八景的吟詠，并不是單純的一群文學之臣的“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由胡廣、楊榮、鄒緝等人精心策劃的為朱棣遷都北京而做的輿論準備，具有一定的政治屬性。他們想通過繪制畫卷、題寫詩詠這種形式，激起南方臣民對新都北京的興趣。
關于遷都一事，朱棣態度非常堅決。朱棣十歲被封為燕王，二十歲就藩北平，設立王府，自此經營北平二十多年，政治基礎穩固。同時，北平處于北方農業區與牧區接壤處，交通便利，形勢險要，是漢蒙各族貿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與軍事要地，定都北平，有利于維護全國統一。再者，朱棣靠“靖難”奪取皇位，攻破南京，在眾多朱允炆舊臣看來是大逆不道的。朱允炆的舊臣有的效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圖謀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惱怒，大肆屠戮舊臣，血腥、恐怖、疑懼的氣氛籠罩著整個南京，經久不散。朱棣希望盡快離開這座“不祥之城”。
遷都茲事體大，有很多不同意見。朝中大臣，除了不事二主的“忠臣”，更多的是像胡廣這樣見風使舵的“騎墻派”。胡廣本是朱允炆欽點的狀元，后歸附朱棣。在遷都這件事情上，他肯定不會忤逆朱棣。歌詠北京八景，他也是非常積極的，不僅寫了詩序、撰寫了兩組八景詩，還攜同鄒緝一起探求了北京八景的遺址。
永樂四年（1406年）五月，朱棣下詔以南京皇宮為藍本，開始興建北平皇宮和城垣。他還將自己的陵墓修在北平，以證明遷都的決心。永樂十一年、十二年，他接連兩次北巡，檢查遷都的準備工作。眾文學之臣參與創作的《北京八景圖卷》，也是為了向南方臣民推介北方的好山好水。
永樂十八年（1420年），北平皇宮和北平城建成，其規模與南京皇宮相比，“凡廟社、郊祀、壇廟、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新修的北平城周長四十五里，呈規則的方形，符合《周禮·考工記》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朱棣下詔改金陵應天府為南京，改北平順天府為京師，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在奉天殿接受朝賀，大宴群臣，遷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不過，紫禁城建成僅百日，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即遭雷擊引發火災。朱棣恐懼不安，不知所措。他緊急下詔，讓群臣直陳闕失。群臣大多說這是遷都造成的，其中鄒緝的《奉天殿災疏》最為有名。
從積極組織吟詠“北京八景”來看，鄒緝是贊同朱棣遷都的。但為了肇建北京，耗費了二十多年時間，工大費繁、調度甚廣、耗費國儲、官吏橫征、物價上漲，農民也不得務農。災害來時，人們剝樹皮、掘草根充饑，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茍活。他認為不宜再使人民勞苦，應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
鄒緝的上書雖然客觀，但還是惹怒了朱棣，說進言者是毀謗譏刺，下詔嚴禁詆毀，犯者不赦。有人被捕入獄，有人被貶到交趾（今越南），只有鄒緝和其他兩位官員無罪。不久他還升了職。
雖然沒有獲罪，但也并非風平浪靜。有記載稱他“幾得禍”。鄒緝作《行路難·請君勿言苦》吐露出心聲：“請君勿言苦，我歌行路難。世事有反覆，人心若波瀾。布衣扼奪卿相位，禍仇起自杯酒間。……狂呼罵坐何足驚，咸陽市上殊無情。行路難，行路難，人生自古有如此，何須局促增嘆聲。”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九月，鄒緝卒于官，家無余貲，惟留藏書數千卷。《明史》稱他：“博極群書，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
朱棣的一生，金戈鐵馬，馳騁疆場。金幼孜的筆記《北征錄》《北征后錄》、楊榮的筆記《北征記》等都生動地記載了北征期間朱棣的言行、行軍作戰情況、行軍路程、山川勝跡及見聞趣事等。
北征雖然致使蒙古勢力進一步削弱，維護了明朝邊境的安寧，但也使明朝精疲力竭。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蒙古多倫西北）。
如今回望，朱棣遷都這一壯舉，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使北京及其周邊成為明朝的核心統治地域，漢族政權對華北的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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