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2000多個縣域容納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學生，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孩子正在成為中國制造的主力。但相較于城市中產們的“雞娃”現狀，這些孩子似乎不被期待，他們的人生和未來鮮少被討論，他們對基礎教育的真正需求也難以被看見。
在《縣中的孩子：中國縣域教育生態》一書中，林小英敏銳而細致地指出了縣中教育所面臨的復雜情況，在數次調研中，縣中的問題逐漸清晰，而關于“縣中”困境的解法也不言自明——無論是“自主摸索”的縣中道路，還是“學在山林”的文化傳統，不過都是讓教育重新回到它最本真的面貌：讓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觸動另一個靈魂。
縣中的處境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分享了一些自己在縣中讀書時的經歷，與那時相比，今天縣中最大的變化在哪里？
林小英：我高中就讀于湖南省長沙縣第六中學，當時縣里有10所高中，我沒考上最好的一中，但六中的學習氛圍比較自然，我在高三的時候選擇了文科，算是一個文科生，不過在這里獲得了現在看來還算比較全面的教育，包括理科教育和體育訓練。作為文科生，我在分科前幾乎參加過各種理科科目的競賽。我最大的感受是踏實，從校長到老師，再到學生，我們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曾立大志，就是每天盡量做好眼前事而已。當然，這可能與我的主觀感受相關，人們總愿意浪漫化自己的青春年華。
今天的縣中則可能有些“魔幻”。“撤點并校”讓縣里的中心學校的學生人數激增，而教育資源的過度集中，又為“內耗”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在激烈的競爭中，一些超級中學崛起了，逐漸地，無論是優質的教育資源還是優質的生源，都會被它吸走。而那些剩下的學校就只有“躺平”。很多學校的硬件都特別好，但學校里的人失去了信心和期待，好學生不斷流失，剩下的學生和老師也不知何去何從。
讀書周刊：縣中為什么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林小英：從1980年到2000年，我國經歷了從“窮國辦大教育”到“大國辦強教育”的轉變。1990年之后，村鎮不再承擔基礎教育職能，農民自己參與辦學的模式退場，“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體制逐漸形成，自此，學校與鄉村的連帶關系減弱，教育資源集中由縣級政府統籌。
在這樣的情況下，縣政府一定會有動力集中力量去突出辦學成果，于是乎，通過引進外部名校資源，結合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開發，三者一拍即合，加上給頭部學生和教師豐厚的獎學金和教師待遇，市里和縣城“超級中學”就此誕生，但整個縣的教育生態也自此失去了平衡。
在這樣的競爭中，縣里的中學開始著眼于“更高”，它們變得更關心一線城市的教育理念，從而成為城市精英教育的盲目追隨者，對自己的教育經驗反而變得不自信，而那些被“吸走”資源的學校被定義為不合格。
讀書周刊：近十幾年，縣中的變化也伴隨著外部環境的諸多變化，很多人會將“鍋”甩給經濟發展，但您始終認為教育應該并可以具有獨立性？
林小英：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的口號。但是當這個口號被泛化，甚至被濫用的時候就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后果——非經濟部門也拼命去挖掘它的經濟功能。
對教育來講，這種“泛化”的實踐就是讓一部分人先進好學校，將優質的教育資源先集中在少量的人身上，也就是重點學校制度。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重點學校體系一直延續至今。但它的時代局限性也在逐漸凸顯。
過去“窮國辦大教育”的時候，教育資源非常稀缺，因此教育資源有所傾斜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教育公平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這種模式就不太符合基礎教育的基礎性和全面性了。我們需要看到，在縣中，很多學生畢業后，可能一生都不會再踏入學校，因此，在縣中度過的歲月，可能就是奠定他們人生走向的基石，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讀書周刊：重點學校或者說“超級中學”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小英：重點學校或者“超級中學”其實都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產物，只不過有些可能是政策性的，有些可能是市場性的，但它們都是集聚效應的產物，也可以叫作“壟斷型中學”。
事實上，高中依然是一個公立教育系統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大量的資源是政府提供的，一旦政府在學校建設和學校發展的過程當中不能當好一個執中者的角色，在資源投放（包括生均培養經費、特色項目建設、政策資源和政策許可等）不平等的情況下用同一把尺子去度量所有學校的辦學效益，就是極為惡劣但又司空見慣的做法。那么，許多的縣中一定是難以達到標準的。
讀書周刊：是因為教育政策沒有跟上教育形勢的變化，才導致現在這個結果嗎？
林小英：我覺得恰恰相反，這是因為教育資源的投放受到了經濟利益的驅動，沒有保持它的獨立性和公平性。教育不是經濟，但是我們過去這些年辦教育，對學校發展、規模擴張采用了經濟發展的思路，把學校當作了企業，而超級中學自然變成了教育領域的“壟斷型企業”。
壟斷會扼殺什么，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喬木全部都栽到一個園子里，而把其他植物全部放到外圍不管，在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中，有的草木是起水土保持的作用，有的可能是要變成觀賞植物或者建筑材料的，這是相得益彰的。因此，有些地方“超級中學”辦得越好，其整體基礎教育質量反而越差。
出路與解法
讀書周刊：所以，縣中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林小英：我認為是一種人心的“塌陷”。今天的縣中不再能承載起全縣人民對于教育的希望。
以前，縣里的高中作為縣域正式教育系統的最高學段，大家對它是信賴的，家長和學生們認為考入縣里的高中后，只要認真地學習，考大學是有希望的，未來是有出路的。這種感覺非常簡單，甚至都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讀書周刊：與城市中學相比，縣中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似乎更加復雜，它需要更多照顧到分數之外，人的成長與發展。
林小英：在縣里面的學校，有很多都是寄宿，甚至是全員寄宿，校長、老師跟學生接觸的時間比較長，他更有機會也有必要去開展教書之外的育人工作，也因此這些老師和校長對學生的家庭情況、個人情況比較了解。在里面我會看到老師對學生的呵護還有關照，還有對學生家庭情況的了解，有句話說得很好，你越了解他，就越理解他，理解了，一切都可以原諒，原諒了，一切都可以理解。在這里，更能看到師生之間相互理解和包容。
特別是對于那些父母都在外面打工的留守兒童而言，學校不僅僅是教學的場所，更是幫助他們健康成長的地方，還需要承擔不少原本應該由家庭負責的事務，以及社會教化功能。
在西部的一些縣里，我們會發現有一些校長、老師自愿地承擔起這樣的職責。例如，到了初高中，情竇初開，會有一些校外的男青年、高年級的男生對女孩子進行一些不恰當的追求，有些校長、老師就會守在學校門口當她們的臨時“家長”。
讀書周刊：在這種情況下，縣中是否需要調整它的培養策略和目標？
林小英：對。一所中學，無論好壞，都需要對學生負責。但對于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學生，我們不能用同樣的考核標準來要求。學校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去發展，而評價體系需要更加靈活地運用，需要給予學校本身更大的空間。打個比方，我手里沒有鵝肝，你非得讓我做出一頓法式大餐，我一定是兩手一攤，連辦法都懶得想。
現在的矛盾點在于，很多關于學校考核標準就是拿著法式大餐的標準來要求縣中。以至于縣里的中學派校長、老師出去搞培訓，也是先讓他們吃頓“鵝肝”。但回來之后呢？他們還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處理眼前的情況。
讀書周刊：這個時候縣中會面臨一個選擇，您在書里有提到過一對概念，一個是普惠式教育，還有一個是精英式教育。那對于縣中來說，它有得選嗎？
林小英：我覺得縣中在過去這些年一直在逃避一個問題，它們總把自己的辦學失敗歸為是家長的期待，認為如果不把成績提高，或者不出多少個“一本”就對不起家長的期待。但是真的是所有的家長都覺得上一本是唯一的選擇嗎？我認為并不是，唯升學率論正在發生動搖。中國的家長特別務實，反而是縣中的管理者們會存在一些對所謂“教育政績”不切實際的期待。
因此，縣中對于自己的教育目標、辦學宗旨需要重新反思和清理一下了，尤其是要重新樹立自己的學生觀。對縣中而言什么叫作好學生？什么樣的能力和素質是我們這個學校應該好好培養的？
縣中是搬不走的，它勢必將長期存在并服務于地方，那么縣中的目標是把這里的學生統統送走嗎？我看反而是需要回歸到鄉土本身。今天的鄉村同樣需要大量的人才，同樣能提供創造的土壤，那么，人才的流動也不只有去大城市這一條路。
讀書周刊：隨著鄉村振興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口開始回到鄉村，此時，教育系統也該思考怎么承接他們、容納他們。
林小英：這迫使我們想想作為一個縣的基礎教育應有的狀態，以及它應該奉行的評價標準是什么。把人通過教育往城里運送的價值一定不是所有人的期待了。它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就是本土化的生活，當本土價值被重視之后，縣中的功能將更加完善，不只是為大城市輸送優秀人才，也能為本土持續地輸送人才，從而保持鄉村的活力。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提到縣中其實有很多很好、很樸素的經驗？
林小英：沒錯，就以“走班”為例，我們的“新課改”里大量提到建構主義的思路，包括希望學生在課堂上多進行小組討論，進行探究式、參與式、項目式的學習。“走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被提出的。
但我遇到過一個縣中的副校長，他覺得“走班”這種新高考試點方案倡導的做法在縣中并不適宜，所以依然按照老辦法開展教學，兩年后的高考成績也證明了他們學校堅持的做法是對的——當然，盡管他們成績不錯，也不能只用成績來衡量這種搞法的價值。實際上，不搞走班制，維持傳統的行政班模式，看起來雖然不那么有創意，但至少讓學生少了一個額外的任務：找朋友。因為固定的班級已經給他們配備了固定的朋友，這似乎不太尊重學生的自由選擇權，但我們真的只有放任不管，才算是給了這些未成年人以自由選擇權嗎？我一直認為在“管理”“教學”“引導”這三個取向的教育手段中，我們經常干鐘擺式的事情，而不是做一個因地制宜的配比。
我記得還有一個縣中的校長，他得知在實施新高考方案后，當地家長對孩子高考科目的選擇和填報志愿的咨詢意愿非常強烈，他們就提前部署一些懂統計、概率的老師對學生進行科目填報的風險測算和錄取專業的勝算規劃。真是讓我感嘆“高手在民間”。
讀書周刊：您在第二章完整地去描述一堂高二的數學課，也是想說明，許多來自基層的經驗是值得被重視的？
林小英：對。我想讓大家看看，一節優秀的數學課在沒有所謂參與式教學、討論和項目式學習的情況下可以依然精彩，當課堂只有所謂“滿堂灌”、講卷子時，教師依然能游刃有余，人們也會嘆服這樣一位教學高手。
在我們的基礎教育傳統中，有一些特別好的經驗性的東西，它在課堂傳遞的效率上是很高的。我們基層的教師有很強的學科素養和教學能力，但這些東西在現存的評價標準中反而得不到彰顯。有趣的是，這些我們忽視的東西卻引發了很多外國學者的重視。
但今天，對于基層教師，我們常常會陷入“過度評價”的泥沼中，要求他們普通話多么好、課件制作多么精良、公開課有多少互動、項目化學習……否則就很難評上特級教師，很難在學校和職業生涯中收獲成就感。可是仔細想想，這些“花活”真的是教學的必要構成部分嗎？
關心具體的人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還提到了村小、縣中的一些具體困境，例如因為不懂“透視法”數不清氣球，理科教育在方法上十分貧瘠……有人認為這些差異可以通過遠程教學等技術手段填平，但您似乎對這種方法持保留態度。
林小英：知識傳遞只是教育當中的一部分，但是當我們把知識傳遞和知識點學習當作教育的全部，那么離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就越來越遠了。
什么叫做教育？這是一群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的一種教化力量，一種影響力，然而我們很難從屏幕里去獲得這種影響力。屏幕將所有人都變成了所謂的“單向度的人”，忽視了人的復雜屬性。
當學生發現，在老師眼里，在學校眼里，自己就是個產生分數的“機器”而已，這種“異化”走向了教育的反面，學生成為知識的“容器”，他們的內心勢必會產生極大的震動，這也是很多縣中的學生很容易產生心理問題的誘因。
讀書周刊：我們需要很審慎地對待這種教學方式，不能將其作為實現教育公平的“特效藥”，不能認為這樣的做法能夠彌合不同地域間師資力量的差距。
林小英：我對這個東西并不反對，甚至我自己也受益良多，但把這種模式當作基礎教育階段的主要教學方式去追求，我持保留態度。在這樣的直播課堂中，既不能追溯，也不能回放。它把人的主體性和主動性降為零，學生永遠只能成為跟隨者。教育是由很多瞬間組成的，接入屏幕的課堂剝奪了很多學生的瞬間，學生和老師之間是沒有交流的，教學最基本的溝通和互動沒了。當學生只能是一個跟隨者的時候，教育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就都喪失了，他也就不再是一個具體的人了。
讀書周刊：而且，某種程度上它也削弱了教師的職業歸屬感。
林小英：在這樣的課堂當中，教師是沒有尊嚴的。他們的角色被不斷地分割，他們的教學自主性也由此被扼殺掉了。
當整個教學的邏輯鏈條被打斷，教師甚至不能完完整整地去照顧這一門課，更別說課堂答疑、課后作業、階段性測試了。連課都不是我上的，后續的相關問題，教師又如何能夠負責呢？
讀書周刊：教師的主動性其實被很多東西影響，不只是剛剛說的一塊屏幕的問題，還有過度評價標準的問題，基層教師們被過度的評價指標淹沒。
林小英：對，當縣中的教師們面對的考核指標與他的教學工作脫節，他面臨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否定。因為我們對教師的評價不僅是過度的，也是單一的。縣中很多教師所承擔的責任并沒有被納入教師的考評體系中，于是乎，他們的主動性可能難以發揮了。我在調研中，真的接觸到了好多具有教育情懷的老師，他們有辦法，有責任心，也有耐心。但一個再有責任心的教師，也會在一次次的打擊中逐漸喪失他的熱情，他會感到無力。
讀書周刊：您對縣中的關心，本質上也是基于對教育公平的關切。您提到中國人從很早就開始注重教育公平問題，我們曾經有深厚的“學在民間”和“學在山林”的文化傳統，這樣的傳統對我們今天重塑對鄉土教育的認識有什么借鑒意義嗎？
林小英：中國的文明挺特別的，我們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綿延了幾千年而從未間斷過的文明，而支撐這個文明非常重要的系統就是教育。因此，我們本應該對我們自己的教育系統很有信心才對。
在我們的教育傳統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尊重教育、尊重教育者。這個土壤歷史悠久。我訪談的一些家長，他們對教育這項事業是非常尊重的，他們認可教育的功能，而不只是為了升學。今天我們很多的評價方式和監管措施卻在不斷制造家長與教育者之間的緊張關系，讓彼此之間變得不那么相互信任。這種信任建立起來很難得，摧毀起來卻是很容易的。
另外，我覺得鄉村社會一直存在著它獨特的氣質，這是集體教化的力量。看到誰家孩子在池塘邊上玩，你肯定會喊一聲注意安全，這就是民間生生不息相互守望的傳統，它不是用一些數據指標去規定和衡量的，而是一種無聲的默契，一種相互照看，一種文化教養的傳承。
讀書周刊：您說的這種力量，某種程度上，現實中還真是有部分保留的，就如同剛剛您說的老師守在門口，某種上也是這種力量的傳遞？
林小英：是。在縣城，很多學校比較嚴格的作息紀律，比較嚴格的到校和關校門的制度，其實都是一種守護，是一種對學生負責的態度，是一種相互照看的默契。
盡管中國本身就有學在民間、學在山林的傳統，可是自近代以來，我們習慣了向外學習，我們曾持續不斷地向日本、德國、美國、蘇聯等國家學習，但你見過哪個學校去向農村學校學習的嗎？似乎從來沒有。現在也永遠是縣里的學校學城里的學校，城里的學校難道就認為縣里學校一丁點可學的東西都沒有嗎？
當信息和資源以及價值觀的流動是單向的，我們就會喪失來自更廣闊的鄉土的視角，也會被單一的價值觀和評價標準所遮蔽。我想，這也是為什么今天會有一些城市里的家長愿意把孩子送到縣城讀書。今天，我們的縣域教育中依然保存著一些我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卻十分珍貴的東西。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相信他們，再多給他們一點時間和空間。
在中國，2000多個縣域容納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學生，從這些學校畢業的孩子正在成為中國制造的主力。但相較于城市中產們的“雞娃”現狀，這些孩子似乎不被期待，他們的人生和未來鮮少被討論，他們對基礎教育的真正需求也難以被看見。
在《縣中的孩子：中國縣域教育生態》一書中，林小英敏銳而細致地指出了縣中教育所面臨的復雜情況，在數次調研中，縣中的問題逐漸清晰，而關于“縣中”困境的解法也不言自明——無論是“自主摸索”的縣中道路，還是“學在山林”的文化傳統，不過都是讓教育重新回到它最本真的面貌：讓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觸動另一個靈魂。
縣中的處境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分享了一些自己在縣中讀書時的經歷，與那時相比，今天縣中最大的變化在哪里？
林小英：我高中就讀于湖南省長沙縣第六中學，當時縣里有10所高中，我沒考上最好的一中，但六中的學習氛圍比較自然，我在高三的時候選擇了文科，算是一個文科生，不過在這里獲得了現在看來還算比較全面的教育，包括理科教育和體育訓練。作為文科生，我在分科前幾乎參加過各種理科科目的競賽。我最大的感受是踏實，從校長到老師，再到學生，我們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曾立大志，就是每天盡量做好眼前事而已。當然，這可能與我的主觀感受相關，人們總愿意浪漫化自己的青春年華。
今天的縣中則可能有些“魔幻”。“撤點并校”讓縣里的中心學校的學生人數激增，而教育資源的過度集中，又為“內耗”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在激烈的競爭中，一些超級中學崛起了，逐漸地，無論是優質的教育資源還是優質的生源，都會被它吸走。而那些剩下的學校就只有“躺平”。很多學校的硬件都特別好，但學校里的人失去了信心和期待，好學生不斷流失，剩下的學生和老師也不知何去何從。
讀書周刊：縣中為什么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林小英：從1980年到2000年，我國經歷了從“窮國辦大教育”到“大國辦強教育”的轉變。1990年之后，村鎮不再承擔基礎教育職能，農民自己參與辦學的模式退場，“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體制逐漸形成，自此，學校與鄉村的連帶關系減弱，教育資源集中由縣級政府統籌。
在這樣的情況下，縣政府一定會有動力集中力量去突出辦學成果，于是乎，通過引進外部名校資源，結合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開發，三者一拍即合，加上給頭部學生和教師豐厚的獎學金和教師待遇，市里和縣城“超級中學”就此誕生，但整個縣的教育生態也自此失去了平衡。
在這樣的競爭中，縣里的中學開始著眼于“更高”，它們變得更關心一線城市的教育理念，從而成為城市精英教育的盲目追隨者，對自己的教育經驗反而變得不自信，而那些被“吸走”資源的學校被定義為不合格。
讀書周刊：近十幾年，縣中的變化也伴隨著外部環境的諸多變化，很多人會將“鍋”甩給經濟發展，但您始終認為教育應該并可以具有獨立性？
林小英：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的口號。但是當這個口號被泛化，甚至被濫用的時候就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后果——非經濟部門也拼命去挖掘它的經濟功能。
對教育來講，這種“泛化”的實踐就是讓一部分人先進好學校，將優質的教育資源先集中在少量的人身上，也就是重點學校制度。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重點學校體系一直延續至今。但它的時代局限性也在逐漸凸顯。
過去“窮國辦大教育”的時候，教育資源非常稀缺，因此教育資源有所傾斜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教育公平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這種模式就不太符合基礎教育的基礎性和全面性了。我們需要看到，在縣中，很多學生畢業后，可能一生都不會再踏入學校，因此，在縣中度過的歲月，可能就是奠定他們人生走向的基石，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讀書周刊：重點學校或者說“超級中學”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小英：重點學校或者“超級中學”其實都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產物，只不過有些可能是政策性的，有些可能是市場性的，但它們都是集聚效應的產物，也可以叫作“壟斷型中學”。
事實上，高中依然是一個公立教育系統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大量的資源是政府提供的，一旦政府在學校建設和學校發展的過程當中不能當好一個執中者的角色，在資源投放（包括生均培養經費、特色項目建設、政策資源和政策許可等）不平等的情況下用同一把尺子去度量所有學校的辦學效益，就是極為惡劣但又司空見慣的做法。那么，許多的縣中一定是難以達到標準的。
讀書周刊：是因為教育政策沒有跟上教育形勢的變化，才導致現在這個結果嗎？
林小英：我覺得恰恰相反，這是因為教育資源的投放受到了經濟利益的驅動，沒有保持它的獨立性和公平性。教育不是經濟，但是我們過去這些年辦教育，對學校發展、規模擴張采用了經濟發展的思路，把學校當作了企業，而超級中學自然變成了教育領域的“壟斷型企業”。
壟斷會扼殺什么，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喬木全部都栽到一個園子里，而把其他植物全部放到外圍不管，在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中，有的草木是起水土保持的作用，有的可能是要變成觀賞植物或者建筑材料的，這是相得益彰的。因此，有些地方“超級中學”辦得越好，其整體基礎教育質量反而越差。
出路與解法
讀書周刊：所以，縣中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林小英：我認為是一種人心的“塌陷”。今天的縣中不再能承載起全縣人民對于教育的希望。
以前，縣里的高中作為縣域正式教育系統的最高學段，大家對它是信賴的，家長和學生們認為考入縣里的高中后，只要認真地學習，考大學是有希望的，未來是有出路的。這種感覺非常簡單，甚至都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讀書周刊：與城市中學相比，縣中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似乎更加復雜，它需要更多照顧到分數之外，人的成長與發展。
林小英：在縣里面的學校，有很多都是寄宿，甚至是全員寄宿，校長、老師跟學生接觸的時間比較長，他更有機會也有必要去開展教書之外的育人工作，也因此這些老師和校長對學生的家庭情況、個人情況比較了解。在里面我會看到老師對學生的呵護還有關照，還有對學生家庭情況的了解，有句話說得很好，你越了解他，就越理解他，理解了，一切都可以原諒，原諒了，一切都可以理解。在這里，更能看到師生之間相互理解和包容。
特別是對于那些父母都在外面打工的留守兒童而言，學校不僅僅是教學的場所，更是幫助他們健康成長的地方，還需要承擔不少原本應該由家庭負責的事務，以及社會教化功能。
在西部的一些縣里，我們會發現有一些校長、老師自愿地承擔起這樣的職責。例如，到了初高中，情竇初開，會有一些校外的男青年、高年級的男生對女孩子進行一些不恰當的追求，有些校長、老師就會守在學校門口當她們的臨時“家長”。
讀書周刊：在這種情況下，縣中是否需要調整它的培養策略和目標？
林小英：對。一所中學，無論好壞，都需要對學生負責。但對于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學生，我們不能用同樣的考核標準來要求。學校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去發展，而評價體系需要更加靈活地運用，需要給予學校本身更大的空間。打個比方，我手里沒有鵝肝，你非得讓我做出一頓法式大餐，我一定是兩手一攤，連辦法都懶得想。
現在的矛盾點在于，很多關于學校考核標準就是拿著法式大餐的標準來要求縣中。以至于縣里的中學派校長、老師出去搞培訓，也是先讓他們吃頓“鵝肝”。但回來之后呢？他們還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處理眼前的情況。
讀書周刊：這個時候縣中會面臨一個選擇，您在書里有提到過一對概念，一個是普惠式教育，還有一個是精英式教育。那對于縣中來說，它有得選嗎？
林小英：我覺得縣中在過去這些年一直在逃避一個問題，它們總把自己的辦學失敗歸為是家長的期待，認為如果不把成績提高，或者不出多少個“一本”就對不起家長的期待。但是真的是所有的家長都覺得上一本是唯一的選擇嗎？我認為并不是，唯升學率論正在發生動搖。中國的家長特別務實，反而是縣中的管理者們會存在一些對所謂“教育政績”不切實際的期待。
因此，縣中對于自己的教育目標、辦學宗旨需要重新反思和清理一下了，尤其是要重新樹立自己的學生觀。對縣中而言什么叫作好學生？什么樣的能力和素質是我們這個學校應該好好培養的？
縣中是搬不走的，它勢必將長期存在并服務于地方，那么縣中的目標是把這里的學生統統送走嗎？我看反而是需要回歸到鄉土本身。今天的鄉村同樣需要大量的人才，同樣能提供創造的土壤，那么，人才的流動也不只有去大城市這一條路。
讀書周刊：隨著鄉村振興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口開始回到鄉村，此時，教育系統也該思考怎么承接他們、容納他們。
林小英：這迫使我們想想作為一個縣的基礎教育應有的狀態，以及它應該奉行的評價標準是什么。把人通過教育往城里運送的價值一定不是所有人的期待了。它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就是本土化的生活，當本土價值被重視之后，縣中的功能將更加完善，不只是為大城市輸送優秀人才，也能為本土持續地輸送人才，從而保持鄉村的活力。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提到縣中其實有很多很好、很樸素的經驗？
林小英：沒錯，就以“走班”為例，我們的“新課改”里大量提到建構主義的思路，包括希望學生在課堂上多進行小組討論，進行探究式、參與式、項目式的學習。“走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被提出的。
但我遇到過一個縣中的副校長，他覺得“走班”這種新高考試點方案倡導的做法在縣中并不適宜，所以依然按照老辦法開展教學，兩年后的高考成績也證明了他們學校堅持的做法是對的——當然，盡管他們成績不錯，也不能只用成績來衡量這種搞法的價值。實際上，不搞走班制，維持傳統的行政班模式，看起來雖然不那么有創意，但至少讓學生少了一個額外的任務：找朋友。因為固定的班級已經給他們配備了固定的朋友，這似乎不太尊重學生的自由選擇權，但我們真的只有放任不管，才算是給了這些未成年人以自由選擇權嗎？我一直認為在“管理”“教學”“引導”這三個取向的教育手段中，我們經常干鐘擺式的事情，而不是做一個因地制宜的配比。
我記得還有一個縣中的校長，他得知在實施新高考方案后，當地家長對孩子高考科目的選擇和填報志愿的咨詢意愿非常強烈，他們就提前部署一些懂統計、概率的老師對學生進行科目填報的風險測算和錄取專業的勝算規劃。真是讓我感嘆“高手在民間”。
讀書周刊：您在第二章完整地去描述一堂高二的數學課，也是想說明，許多來自基層的經驗是值得被重視的？
林小英：對。我想讓大家看看，一節優秀的數學課在沒有所謂參與式教學、討論和項目式學習的情況下可以依然精彩，當課堂只有所謂“滿堂灌”、講卷子時，教師依然能游刃有余，人們也會嘆服這樣一位教學高手。
在我們的基礎教育傳統中，有一些特別好的經驗性的東西，它在課堂傳遞的效率上是很高的。我們基層的教師有很強的學科素養和教學能力，但這些東西在現存的評價標準中反而得不到彰顯。有趣的是，這些我們忽視的東西卻引發了很多外國學者的重視。
但今天，對于基層教師，我們常常會陷入“過度評價”的泥沼中，要求他們普通話多么好、課件制作多么精良、公開課有多少互動、項目化學習……否則就很難評上特級教師，很難在學校和職業生涯中收獲成就感。可是仔細想想，這些“花活”真的是教學的必要構成部分嗎？
關心具體的人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還提到了村小、縣中的一些具體困境，例如因為不懂“透視法”數不清氣球，理科教育在方法上十分貧瘠……有人認為這些差異可以通過遠程教學等技術手段填平，但您似乎對這種方法持保留態度。
林小英：知識傳遞只是教育當中的一部分，但是當我們把知識傳遞和知識點學習當作教育的全部，那么離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就越來越遠了。
什么叫做教育？這是一群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的一種教化力量，一種影響力，然而我們很難從屏幕里去獲得這種影響力。屏幕將所有人都變成了所謂的“單向度的人”，忽視了人的復雜屬性。
當學生發現，在老師眼里，在學校眼里，自己就是個產生分數的“機器”而已，這種“異化”走向了教育的反面，學生成為知識的“容器”，他們的內心勢必會產生極大的震動，這也是很多縣中的學生很容易產生心理問題的誘因。
讀書周刊：我們需要很審慎地對待這種教學方式，不能將其作為實現教育公平的“特效藥”，不能認為這樣的做法能夠彌合不同地域間師資力量的差距。
林小英：我對這個東西并不反對，甚至我自己也受益良多，但把這種模式當作基礎教育階段的主要教學方式去追求，我持保留態度。在這樣的直播課堂中，既不能追溯，也不能回放。它把人的主體性和主動性降為零，學生永遠只能成為跟隨者。教育是由很多瞬間組成的，接入屏幕的課堂剝奪了很多學生的瞬間，學生和老師之間是沒有交流的，教學最基本的溝通和互動沒了。當學生只能是一個跟隨者的時候，教育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就都喪失了，他也就不再是一個具體的人了。
讀書周刊：而且，某種程度上它也削弱了教師的職業歸屬感。
林小英：在這樣的課堂當中，教師是沒有尊嚴的。他們的角色被不斷地分割，他們的教學自主性也由此被扼殺掉了。
當整個教學的邏輯鏈條被打斷，教師甚至不能完完整整地去照顧這一門課，更別說課堂答疑、課后作業、階段性測試了。連課都不是我上的，后續的相關問題，教師又如何能夠負責呢？
讀書周刊：教師的主動性其實被很多東西影響，不只是剛剛說的一塊屏幕的問題，還有過度評價標準的問題，基層教師們被過度的評價指標淹沒。
林小英：對，當縣中的教師們面對的考核指標與他的教學工作脫節，他面臨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否定。因為我們對教師的評價不僅是過度的，也是單一的。縣中很多教師所承擔的責任并沒有被納入教師的考評體系中，于是乎，他們的主動性可能難以發揮了。我在調研中，真的接觸到了好多具有教育情懷的老師，他們有辦法，有責任心，也有耐心。但一個再有責任心的教師，也會在一次次的打擊中逐漸喪失他的熱情，他會感到無力。
讀書周刊：您對縣中的關心，本質上也是基于對教育公平的關切。您提到中國人從很早就開始注重教育公平問題，我們曾經有深厚的“學在民間”和“學在山林”的文化傳統，這樣的傳統對我們今天重塑對鄉土教育的認識有什么借鑒意義嗎？
林小英：中國的文明挺特別的，我們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綿延了幾千年而從未間斷過的文明，而支撐這個文明非常重要的系統就是教育。因此，我們本應該對我們自己的教育系統很有信心才對。
在我們的教育傳統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尊重教育、尊重教育者。這個土壤歷史悠久。我訪談的一些家長，他們對教育這項事業是非常尊重的，他們認可教育的功能，而不只是為了升學。今天我們很多的評價方式和監管措施卻在不斷制造家長與教育者之間的緊張關系，讓彼此之間變得不那么相互信任。這種信任建立起來很難得，摧毀起來卻是很容易的。
另外，我覺得鄉村社會一直存在著它獨特的氣質，這是集體教化的力量。看到誰家孩子在池塘邊上玩，你肯定會喊一聲注意安全，這就是民間生生不息相互守望的傳統，它不是用一些數據指標去規定和衡量的，而是一種無聲的默契，一種相互照看，一種文化教養的傳承。
讀書周刊：您說的這種力量，某種程度上，現實中還真是有部分保留的，就如同剛剛您說的老師守在門口，某種上也是這種力量的傳遞？
林小英：是。在縣城，很多學校比較嚴格的作息紀律，比較嚴格的到校和關校門的制度，其實都是一種守護，是一種對學生負責的態度，是一種相互照看的默契。
盡管中國本身就有學在民間、學在山林的傳統，可是自近代以來，我們習慣了向外學習，我們曾持續不斷地向日本、德國、美國、蘇聯等國家學習，但你見過哪個學校去向農村學校學習的嗎？似乎從來沒有。現在也永遠是縣里的學校學城里的學校，城里的學校難道就認為縣里學校一丁點可學的東西都沒有嗎？
當信息和資源以及價值觀的流動是單向的，我們就會喪失來自更廣闊的鄉土的視角，也會被單一的價值觀和評價標準所遮蔽。我想，這也是為什么今天會有一些城市里的家長愿意把孩子送到縣城讀書。今天，我們的縣域教育中依然保存著一些我們看不見、摸不著，但卻十分珍貴的東西。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相信他們，再多給他們一點時間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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