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
展期：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月5日
地點：故宮博物院
儒家是中華大地上孕育出來的文化系統，代表了古代中國人守護這片山河，經營自己生活理念與行為準則的智慧結晶和意志體現。儒家孕育了一位最為杰出的領袖人物——孔子。2024年是孔子誕辰2575周年，故宮博物院聯合相關機構在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舉辦了“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出國內外近30家考古文博單位的380件（組）展品。
用生命傳承經典
在午門正殿展廳中有一件展品，需要排隊才能觀賞到。玻璃柜中展開的這件《伏生授經圖》卷，傳為唐代王維所繪，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這次專門借來，展期僅一個月。
畫面中一位老者匍匐于幾案上，他身披薄紗，盤坐蒲團，枯瘦的左手以肘部緊緊撐住案幾，右臂緣案伸出，握著一軸紙卷，似乎費力地說著什么。這位老人是濟南人名伏生（亦作伏勝），生于戰國時期，為秦博士。畫中展現的情景為漢文帝時期，他已九十高齡，因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舍命將一部《尚書》藏匿于家中墻壁里而聞名天下。考慮到伏生年邁，漢文帝特派博學的太常掌故晁錯前來領受經戰火還未焚毀的遺書二十九篇。
此事記錄在司馬遷的《史記·儒林列傳》中。史家評論伏生的貢獻：“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能曉其義。”伏生不僅將殘存的《尚書》移交給了晁錯，還把自己對經典的解釋親口傳授給他。因此，在《周禮》中，鄭玄釋“先師”言：《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
《尚書》原稱《書》，到漢代改稱《尚書》，意為上代之書。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絕大部分應屬于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確切地講，它應是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官方史書。后來儒家所稱的“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原本包含《樂》一書，合為“六經”或“六藝”。在秦焚書坑儒后，《樂》便就此失傳，只剩下“五經”，足見焚書令的影響。
如果伏生沒有冒死將《尚書》保存，或者沒有活到九十多歲的高齡，能等到國家重視儒家經典的年代，那么《尚書》之學或許就此失傳。中華上古的很大一部分的歷史，或許就因此湮滅。中國歷史的軌跡，可能會有很大不同。
與伏生所傳《尚書》相對照的是2023年在荊州秦家嘴戰國楚墓出土的《尚書·呂刑》竹簡，這是近年有關早期儒家文獻的極為重要的發現，使今人能夠有幸重新窺見秦火之前的戰國《尚書》傳本。經學者釋讀，秦家嘴《呂刑》內容與今文本《尚書·呂刑》非常接近，從而說明伏生所傳《尚書·呂刑》的可靠性，也再次證明了伏生的偉大功績。
從伏生手里獲取的《尚書》二十九篇成為西漢時期朝廷極為重視的一部經典，不僅令國家圖書館妥善保存，也命有關人員多次抄錄，以供天下人傳閱。至漢武帝時，決定實行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一躍而成為古代社會的正統學說。東漢建立之后，儒學研究日益細致化、學術化，研究古文經學蔚然成風。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議郎蔡邕、張訓等人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經典選定正本、訂正文字，并由國家出資刻于46座石碑之上，作為經書的標準版本，成為我國第一部官定石刻經本。
這項工程歷時9年，全部碑文約20萬字，因刻于熹平年間，又只有隸書一種字體，故稱“漢石經”“熹平石經”或“一字石經”。熹平石經鐫刻竣工后，立于洛陽偃師縣太學（當時國立最高學府）門外，這項由政府欽定、規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當時引起極大轟動，慕名前來觀看、摹寫者蜂擁而至，以至造成了很長時間的交通堵塞。
然而，如此氣勢宏偉的石碑僅僅輝煌了七年，便開始了它多舛的命運。到唐貞觀年間，魏征收拾殘碑時已是十不存一，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殘片。自宋朝之后，不斷又有殘石出土，據說現在已經集存了8000余字，仍可以讓我們一窺熹平石經的原貌。
離《伏生授經圖》不遠處，在幽微的燈光下，熹平石經和三國正始石經等官方校定的儒家經典定本刻石殘塊靜靜地安放在獨立的玻璃展柜中，無聲地述說著歲月的滄桑，傳遞著經典傳承的堅韌意志。
圍繞《伏生授經圖》一共設置了四個中心柜，另三柜的主題分別是“儒典崇尊”“卷帙浩繁”與“雕版活字”，從竹簡到紙本、從書卷到書冊、從雕版到活字，用不同文獻載體形式，反映了儒家經典跨越時代的賡續精神。
儒家文化的緣起
儒家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精髓所在，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儒家思想的源頭在哪里？西展廳（即西雁翅樓）用了大量遠古至先秦時代的文物加以追溯，其中陶器和青銅器占據了主要地位。
1986年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系鶴類尺骨制成，距今約9000年，說明在近一萬年前的中原地區已開始綻放音樂文明的曙光，禮樂的緣起與人類文明的演進是同步的。
《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見，早在原始社會的生活中已有“禮”的萌芽。到了夏商周時期，禮樂的發展更具規模，也為后世儒家禮樂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儒家為何如此重視禮樂呢？
先要從“儒”這個字的歷史沿革講起。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意思是說，儒字屬于需字族。在需字族里，需字都是聲符兼義符。需字族漢字均與“柔軟”之義有關。因此，“儒”字的本義是“身體柔弱的人”。
“儒”這個稱呼由來已久。據典籍《漢書·藝文志》記載：“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相傳上古時期，在堯擔任炎黃部落聯盟首領時，即已設立“司徒”一職，其職責是管理民眾、土地和教育等行政事務。由此可知，最初的儒是與初民社會中人神交通的巫祝活動相關的。禮樂制度由巫祝文化發展而來，因為“禮”字的本義是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為祭神的宗教儀式，再后才泛指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儀式。
隨著時代的變遷，最晚到殷商，儒者由精通當地風俗文化和禮儀習慣的人，逐漸轉變為專門負責治喪、相禮和教學的人，當時統稱為“術士”，他們可以看作中國早期的知識分子階層。通常來說，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地位低微、收入少，做事時還要看人臉色，容易給人以“柔弱”的印象。
可以說，上古禮樂文化是儒學產生的搖籃。儒學是上古已來禮樂文化傳統的集大成者，誕生于“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孔子之所以創立儒家學派，與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革緊密相連。
春秋時期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的時期。經濟上井田制崩潰，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諸侯士大夫崛起，階級關系上也出現新的變化，傳統的禮法秩序受到了猛烈沖擊。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是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以“尊尊而親親”為特點的宗法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有機的思想體系。
那么，為什么儒家能從春秋和戰國的“百家爭鳴”中獨樹一幟，成為歷代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首選？因為儒家的一整套理論與觀念可以幫助建立國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并使人民信服，它與生產方式緊密相連，是對農耕生活及風俗習慣的最佳闡釋與規范。這套體系一直沿用到清代。
展廳中有兩件清代乾隆時期的粉彩耕織圖瓷板，圖中內容以康熙時期《御制耕織圖》為本，生動描繪了中國古代稼穡蠶桑等農業生產過程，體現了清代重農思想與民本觀念，而這正是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基本理念。一枚小小的昌化石上鐫刻有“政在養民”四字，是民本觀念深深烙印在執政者心中的見證。
儒家人物英雄榜
孔子之后，歷朝歷代產生了無數的儒學后續者，展廳中通過一件件與此相關的文物，將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呈現在觀眾面前。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樹立了儒家所倡導的“忠孝”榜樣。忠的思想基礎是孝道，這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中國歷史上，晉元帝、晉武帝、梁武帝和唐玄宗等帝王均曾為《孝經》作注。展廳中的《御注孝經》成書于順治十三年（1656年），體現清代入關后對儒家學說的接受與提倡，奠定有清一代“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
這一理念更為生動地體現在器物之上。不少觀眾對一只立于桿頭的小玉鳥產生了好奇。這是棕竹刻乾隆帝御題詩鑲白玉鳩首杖的一部分。鳩首杖又稱鳩杖，指扶手處做成斑鳩鳥形狀的手杖。“杖”古已有之，雅稱“扶老”。而“鳩”作“九”意，乃陽數最大，為長久之意，代表長壽無疆，吉祥尊榮。
在中國古代，鳩首杖是尊老敬老的專用之物。漢時老人以擁有皇帝所賜鳩杖為榮，獲此手杖相當于擁有“老年證”，在當時不僅受到社會的關愛和尊敬，同時還享有一系列的生活優待。
遼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孝子圖鎏金銀壺體現了少數民族政權對儒家孝道思想的尊崇。耶律羽之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堂弟，曾擔任契丹東丹國左相。此壺以孝子圖為裝飾，側面反映了他深受孝道觀念影響。
清代宮廷畫家焦秉貞所作《歷代賢后故事圖冊》之“親掖鑾輿”一頁上，繪明宣德五年（1430年）清明節，宣宗奉母謁陵，親自騎馬在前引導，過清河橋時，還下馬扶掖鑾輿，此孝行一時傳為美談。
清代的竹雕東山報捷圖筆筒雖小，卻講述了南北朝歷史上的大事件。《世說新語·雅量》載淝水之戰捷報至，東晉名相謝安正在東山與人圍棋，“意色舉止，不異于常”。謝安運籌帷幄之智勇與沉靜安定之雅量，正與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相契合。而“忠”的思想也體現在于國家危難之時，救民于水火之中，因此，“東山報捷”故事成為后世藝術創作的常見題材之一。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闡述的核心思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明代書畫家陳淳抄錄的《岳陽樓記》傳達了出來。而元代趙孟頫所錄《出師表》也是對諸葛亮忠君思想的展現。
岳飛則是以畫像的形式出現，他手捧《春秋》，分明在告訴觀眾“我正在閱讀儒家經典”。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朝主力軍隊在土木堡遭遇慘敗，明英宗被俘，舉國上下人心惶惶。此危急時刻，于謙力排眾議，指揮了北京保衛戰。展柜中有他的親筆手書展出。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陽明迅疾果斷地平定了南昌寧王朱宸濠叛亂，立下奇功。他致兄弟的一封信札出現在歷代儒學大家的展區。此外還有于1876至1878年間收復新疆的左宗棠墨跡展出。
北宋理學家張載有一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些儒家發展史上的經典人物無不印證了這句話的內涵。
儒家的朋友圈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儒家文化博采眾長，善于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精華，不斷豐富和完善自身。在漢代，儒家與陰陽家等思想結合，形成新的儒學體系。宋明時期，又吸收佛道思想，發展出理學和心學。儒家文化兼容并包，能夠接納不同地域文化的優勢，使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來自山東博物館的一塊東漢畫像石上刻畫了三個經典故事。從上往下包含“泗水撈鼎”“孔子見老子”“周公輔成王”等畫面。其中“孔子見老子”圖，老子在右，孔子在左。這不僅是兩位學者的歷史性會面，更體現了儒道思想的交流與溝通，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宋人所繪《松蔭談道》圖上，云霧繚繞泉石，三人坐于松蔭下，各持書卷，一著儒裝，一服僧袍，一作道家采藥人打扮，為三教論道的題材。
北宋時，傳駙馬王詵曾邀蘇軾、蘇轍、黃庭堅、米芾、秦觀、李公麟、道士陳碧虛及日本圓通大師等16位文人雅士在西園聚會，號為“西園雅集”。傳經李公麟繪制，此圖雖存在不同版本，但各版本中都少不了對儒釋道三教合流的詮釋與表現。展廳中以一件清代“碧玉西園雅集圖插屏”加以佐證。另一件清代瓷筆筒的外壁上以青花書《后赤壁賦》，并繪一儒一僧一道泛舟江上。儒士打扮者應為蘇軾，另有佛印與黃庭堅，分別象征釋與道。
儒釋道三家的美好交往史更以竹雕“虎溪三笑”圖香筒為最。竹雕刻畫東晉高僧慧遠與名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交游的“虎溪三笑”故事。慧遠送客歷來不過虎溪，但與陶、陸二人話別時不知不覺過了虎溪，三人不由相視大笑。該主題的流行，寓意儒釋道三教融和的趨勢。
陶淵明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其一生深受儒、道學說影響，是后代士人追求與歌頌的人格典范。陶淵明的形象出現在了清乾隆剔紅采菊圖扁圓盒上，在蓋面之上雕刻有陶淵明率童子采菊的場景。
除了這些精巧的小器物，不乏儒釋道大型聚會的場景想象。重慶大足妙高山摩崖造像“三教合一”窟，興建于南宋紹興十四年。山西長治觀音堂“三教合一”懸塑，興建于明萬歷九年。這些都是佛家接納儒家和道家在民間的最佳體現。
由本次特展可見，中國古代的儒學思想是一種理論化的社會意識形態，但它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也不是靜態的、抽象的、教條的概念，而是有一個具體的、流動的發展過程。
作為歷史范疇之下的儒學思想，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在歷史的進程中，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為基礎，經由人民群眾中產生的優秀知識分子不斷改造與創新，儒學思想將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納入其中，成為中華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辯證地研究與看待儒學思想的歷史演變及其作用，繼承與發揚好儒家思想與文化中的優秀傳統。
展覽：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
展期：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月5日
地點：故宮博物院
儒家是中華大地上孕育出來的文化系統，代表了古代中國人守護這片山河，經營自己生活理念與行為準則的智慧結晶和意志體現。儒家孕育了一位最為杰出的領袖人物——孔子。2024年是孔子誕辰2575周年，故宮博物院聯合相關機構在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舉辦了“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出國內外近30家考古文博單位的380件（組）展品。
用生命傳承經典
在午門正殿展廳中有一件展品，需要排隊才能觀賞到。玻璃柜中展開的這件《伏生授經圖》卷，傳為唐代王維所繪，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這次專門借來，展期僅一個月。
畫面中一位老者匍匐于幾案上，他身披薄紗，盤坐蒲團，枯瘦的左手以肘部緊緊撐住案幾，右臂緣案伸出，握著一軸紙卷，似乎費力地說著什么。這位老人是濟南人名伏生（亦作伏勝），生于戰國時期，為秦博士。畫中展現的情景為漢文帝時期，他已九十高齡，因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舍命將一部《尚書》藏匿于家中墻壁里而聞名天下。考慮到伏生年邁，漢文帝特派博學的太常掌故晁錯前來領受經戰火還未焚毀的遺書二十九篇。
此事記錄在司馬遷的《史記·儒林列傳》中。史家評論伏生的貢獻：“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能曉其義。”伏生不僅將殘存的《尚書》移交給了晁錯，還把自己對經典的解釋親口傳授給他。因此，在《周禮》中，鄭玄釋“先師”言：《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
《尚書》原稱《書》，到漢代改稱《尚書》，意為上代之書。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絕大部分應屬于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確切地講，它應是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官方史書。后來儒家所稱的“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原本包含《樂》一書，合為“六經”或“六藝”。在秦焚書坑儒后，《樂》便就此失傳，只剩下“五經”，足見焚書令的影響。
如果伏生沒有冒死將《尚書》保存，或者沒有活到九十多歲的高齡，能等到國家重視儒家經典的年代，那么《尚書》之學或許就此失傳。中華上古的很大一部分的歷史，或許就因此湮滅。中國歷史的軌跡，可能會有很大不同。
與伏生所傳《尚書》相對照的是2023年在荊州秦家嘴戰國楚墓出土的《尚書·呂刑》竹簡，這是近年有關早期儒家文獻的極為重要的發現，使今人能夠有幸重新窺見秦火之前的戰國《尚書》傳本。經學者釋讀，秦家嘴《呂刑》內容與今文本《尚書·呂刑》非常接近，從而說明伏生所傳《尚書·呂刑》的可靠性，也再次證明了伏生的偉大功績。
從伏生手里獲取的《尚書》二十九篇成為西漢時期朝廷極為重視的一部經典，不僅令國家圖書館妥善保存，也命有關人員多次抄錄，以供天下人傳閱。至漢武帝時，決定實行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一躍而成為古代社會的正統學說。東漢建立之后，儒學研究日益細致化、學術化，研究古文經學蔚然成風。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議郎蔡邕、張訓等人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經典選定正本、訂正文字，并由國家出資刻于46座石碑之上，作為經書的標準版本，成為我國第一部官定石刻經本。
這項工程歷時9年，全部碑文約20萬字，因刻于熹平年間，又只有隸書一種字體，故稱“漢石經”“熹平石經”或“一字石經”。熹平石經鐫刻竣工后，立于洛陽偃師縣太學（當時國立最高學府）門外，這項由政府欽定、規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當時引起極大轟動，慕名前來觀看、摹寫者蜂擁而至，以至造成了很長時間的交通堵塞。
然而，如此氣勢宏偉的石碑僅僅輝煌了七年，便開始了它多舛的命運。到唐貞觀年間，魏征收拾殘碑時已是十不存一，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殘片。自宋朝之后，不斷又有殘石出土，據說現在已經集存了8000余字，仍可以讓我們一窺熹平石經的原貌。
離《伏生授經圖》不遠處，在幽微的燈光下，熹平石經和三國正始石經等官方校定的儒家經典定本刻石殘塊靜靜地安放在獨立的玻璃展柜中，無聲地述說著歲月的滄桑，傳遞著經典傳承的堅韌意志。
圍繞《伏生授經圖》一共設置了四個中心柜，另三柜的主題分別是“儒典崇尊”“卷帙浩繁”與“雕版活字”，從竹簡到紙本、從書卷到書冊、從雕版到活字，用不同文獻載體形式，反映了儒家經典跨越時代的賡續精神。
儒家文化的緣起
儒家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精髓所在，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儒家思想的源頭在哪里？西展廳（即西雁翅樓）用了大量遠古至先秦時代的文物加以追溯，其中陶器和青銅器占據了主要地位。
1986年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系鶴類尺骨制成，距今約9000年，說明在近一萬年前的中原地區已開始綻放音樂文明的曙光，禮樂的緣起與人類文明的演進是同步的。
《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見，早在原始社會的生活中已有“禮”的萌芽。到了夏商周時期，禮樂的發展更具規模，也為后世儒家禮樂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儒家為何如此重視禮樂呢？
先要從“儒”這個字的歷史沿革講起。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意思是說，儒字屬于需字族。在需字族里，需字都是聲符兼義符。需字族漢字均與“柔軟”之義有關。因此，“儒”字的本義是“身體柔弱的人”。
“儒”這個稱呼由來已久。據典籍《漢書·藝文志》記載：“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相傳上古時期，在堯擔任炎黃部落聯盟首領時，即已設立“司徒”一職，其職責是管理民眾、土地和教育等行政事務。由此可知，最初的儒是與初民社會中人神交通的巫祝活動相關的。禮樂制度由巫祝文化發展而來，因為“禮”字的本義是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為祭神的宗教儀式，再后才泛指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儀式。
隨著時代的變遷，最晚到殷商，儒者由精通當地風俗文化和禮儀習慣的人，逐漸轉變為專門負責治喪、相禮和教學的人，當時統稱為“術士”，他們可以看作中國早期的知識分子階層。通常來說，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地位低微、收入少，做事時還要看人臉色，容易給人以“柔弱”的印象。
可以說，上古禮樂文化是儒學產生的搖籃。儒學是上古已來禮樂文化傳統的集大成者，誕生于“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孔子之所以創立儒家學派，與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革緊密相連。
春秋時期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的時期。經濟上井田制崩潰，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諸侯士大夫崛起，階級關系上也出現新的變化，傳統的禮法秩序受到了猛烈沖擊。
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是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以“尊尊而親親”為特點的宗法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有機的思想體系。
那么，為什么儒家能從春秋和戰國的“百家爭鳴”中獨樹一幟，成為歷代統治階級治國理政的首選？因為儒家的一整套理論與觀念可以幫助建立國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并使人民信服，它與生產方式緊密相連，是對農耕生活及風俗習慣的最佳闡釋與規范。這套體系一直沿用到清代。
展廳中有兩件清代乾隆時期的粉彩耕織圖瓷板，圖中內容以康熙時期《御制耕織圖》為本，生動描繪了中國古代稼穡蠶桑等農業生產過程，體現了清代重農思想與民本觀念，而這正是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基本理念。一枚小小的昌化石上鐫刻有“政在養民”四字，是民本觀念深深烙印在執政者心中的見證。
儒家人物英雄榜
孔子之后，歷朝歷代產生了無數的儒學后續者，展廳中通過一件件與此相關的文物，將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呈現在觀眾面前。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樹立了儒家所倡導的“忠孝”榜樣。忠的思想基礎是孝道，這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中國歷史上，晉元帝、晉武帝、梁武帝和唐玄宗等帝王均曾為《孝經》作注。展廳中的《御注孝經》成書于順治十三年（1656年），體現清代入關后對儒家學說的接受與提倡，奠定有清一代“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
這一理念更為生動地體現在器物之上。不少觀眾對一只立于桿頭的小玉鳥產生了好奇。這是棕竹刻乾隆帝御題詩鑲白玉鳩首杖的一部分。鳩首杖又稱鳩杖，指扶手處做成斑鳩鳥形狀的手杖。“杖”古已有之，雅稱“扶老”。而“鳩”作“九”意，乃陽數最大，為長久之意，代表長壽無疆，吉祥尊榮。
在中國古代，鳩首杖是尊老敬老的專用之物。漢時老人以擁有皇帝所賜鳩杖為榮，獲此手杖相當于擁有“老年證”，在當時不僅受到社會的關愛和尊敬，同時還享有一系列的生活優待。
遼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孝子圖鎏金銀壺體現了少數民族政權對儒家孝道思想的尊崇。耶律羽之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堂弟，曾擔任契丹東丹國左相。此壺以孝子圖為裝飾，側面反映了他深受孝道觀念影響。
清代宮廷畫家焦秉貞所作《歷代賢后故事圖冊》之“親掖鑾輿”一頁上，繪明宣德五年（1430年）清明節，宣宗奉母謁陵，親自騎馬在前引導，過清河橋時，還下馬扶掖鑾輿，此孝行一時傳為美談。
清代的竹雕東山報捷圖筆筒雖小，卻講述了南北朝歷史上的大事件。《世說新語·雅量》載淝水之戰捷報至，東晉名相謝安正在東山與人圍棋，“意色舉止，不異于常”。謝安運籌帷幄之智勇與沉靜安定之雅量，正與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相契合。而“忠”的思想也體現在于國家危難之時，救民于水火之中，因此，“東山報捷”故事成為后世藝術創作的常見題材之一。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闡述的核心思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明代書畫家陳淳抄錄的《岳陽樓記》傳達了出來。而元代趙孟頫所錄《出師表》也是對諸葛亮忠君思想的展現。
岳飛則是以畫像的形式出現，他手捧《春秋》，分明在告訴觀眾“我正在閱讀儒家經典”。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朝主力軍隊在土木堡遭遇慘敗，明英宗被俘，舉國上下人心惶惶。此危急時刻，于謙力排眾議，指揮了北京保衛戰。展柜中有他的親筆手書展出。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陽明迅疾果斷地平定了南昌寧王朱宸濠叛亂，立下奇功。他致兄弟的一封信札出現在歷代儒學大家的展區。此外還有于1876至1878年間收復新疆的左宗棠墨跡展出。
北宋理學家張載有一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些儒家發展史上的經典人物無不印證了這句話的內涵。
儒家的朋友圈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儒家文化博采眾長，善于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精華，不斷豐富和完善自身。在漢代，儒家與陰陽家等思想結合，形成新的儒學體系。宋明時期，又吸收佛道思想，發展出理學和心學。儒家文化兼容并包，能夠接納不同地域文化的優勢，使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來自山東博物館的一塊東漢畫像石上刻畫了三個經典故事。從上往下包含“泗水撈鼎”“孔子見老子”“周公輔成王”等畫面。其中“孔子見老子”圖，老子在右，孔子在左。這不僅是兩位學者的歷史性會面，更體現了儒道思想的交流與溝通，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宋人所繪《松蔭談道》圖上，云霧繚繞泉石，三人坐于松蔭下，各持書卷，一著儒裝，一服僧袍，一作道家采藥人打扮，為三教論道的題材。
北宋時，傳駙馬王詵曾邀蘇軾、蘇轍、黃庭堅、米芾、秦觀、李公麟、道士陳碧虛及日本圓通大師等16位文人雅士在西園聚會，號為“西園雅集”。傳經李公麟繪制，此圖雖存在不同版本，但各版本中都少不了對儒釋道三教合流的詮釋與表現。展廳中以一件清代“碧玉西園雅集圖插屏”加以佐證。另一件清代瓷筆筒的外壁上以青花書《后赤壁賦》，并繪一儒一僧一道泛舟江上。儒士打扮者應為蘇軾，另有佛印與黃庭堅，分別象征釋與道。
儒釋道三家的美好交往史更以竹雕“虎溪三笑”圖香筒為最。竹雕刻畫東晉高僧慧遠與名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交游的“虎溪三笑”故事。慧遠送客歷來不過虎溪，但與陶、陸二人話別時不知不覺過了虎溪，三人不由相視大笑。該主題的流行，寓意儒釋道三教融和的趨勢。
陶淵明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其一生深受儒、道學說影響，是后代士人追求與歌頌的人格典范。陶淵明的形象出現在了清乾隆剔紅采菊圖扁圓盒上，在蓋面之上雕刻有陶淵明率童子采菊的場景。
除了這些精巧的小器物，不乏儒釋道大型聚會的場景想象。重慶大足妙高山摩崖造像“三教合一”窟，興建于南宋紹興十四年。山西長治觀音堂“三教合一”懸塑，興建于明萬歷九年。這些都是佛家接納儒家和道家在民間的最佳體現。
由本次特展可見，中國古代的儒學思想是一種理論化的社會意識形態，但它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也不是靜態的、抽象的、教條的概念，而是有一個具體的、流動的發展過程。
作為歷史范疇之下的儒學思想，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在歷史的進程中，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為基礎，經由人民群眾中產生的優秀知識分子不斷改造與創新，儒學思想將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納入其中，成為中華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辯證地研究與看待儒學思想的歷史演變及其作用，繼承與發揚好儒家思想與文化中的優秀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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