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王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唐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總領隊）胡嘉麟（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研究館員）
主持人：李婷（記者）
備受矚目的“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2月2日在新啟用的上海博物館東館揭開面紗。古蜀文明出土文物總是令人過目難忘，它緣何如此神秘而獨特？其基因源自哪里？有哪些待解之謎？我們邀請考古領域和青銅研究領域的專家給予解答。
古蜀文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原王朝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
主持人：上海博物館東館舉辦“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古蜀文明為何重要，它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占據怎樣的位置?
王巍：古蜀文明是中國西南地區的區域性文明，年代與中原地區夏商周時期大體相當。實際上，同一時期，中原王朝的周圍有多個這樣的區域性文明，可以說是方國林立。比如西南的古蜀，江西的新干，北方有土方、鬼方、羌方，東邊還有東夷等。它們跟中原夏商王朝有密切的關系，起碼名義上都是臣屬于夏商王朝，受其影響，同時又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文化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又有自己獨特的特點。
古蜀文明應該說是特點最鮮明的一個。其代表性遺址三星堆于2013年和2022年兩次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說明了古蜀文明的重要性。從發掘出土的青銅人像、神樹、面具等，可以看出其文明發展水平之高，尤其它的精神信仰特別突出，在《山海經》當中也有所記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簡單來說，古蜀文明是夏商時期王朝周圍區域文明當中發展水平最高、文化最有特色的一支，是中華文明滿天璀璨群星當中最亮的一顆，但夜空中還有一個月亮，就是中原地區的夏商王朝。
唐飛：以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長江上游文明發展的高峰，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跨河建城、宮殿區與祭祀區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漢”城市規劃模式，因地制宜營建城市防御措施、對水資源進行充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權與王權并重的社會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營建方面留給后世的寶貴遺產。
古蜀文明是三四千年前連接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農業文明區和以“半月形地帶”為代表的游牧文明區的地理單元，不同區域文化要素在這里交流、融合、創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邊其他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華文明連綿不斷發展的基因之中，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融合發展的鮮活見證，生動展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
主持人：與同時期中華大地上產生的其他區域性的文明相比，古蜀文明最主要的特點是什么？
王巍：古蜀文明最大的特點是神秘性，出土的文物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一特色的形成，首要前提是積極吸收中原夏商王朝的文化因素。比如，使用的玉戈、玉璋、有領玉璧等都是夏王朝發明的。當然，傳到古蜀的時候，究竟是夏代的晚期，還是已經進入到商王朝紀年，兩種可能都存在。青銅冶煉鑄造技術是從商王朝傳過去的，不一定是直接傳，也可能是先傳到長江中游，因為這一帶的湖北黃陂盤龍城是商王朝控制的銅礦重要據點，也是青銅器生產地，與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更接近，然后經此再傳至古蜀。
第二是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有自己的發明和創造。以青銅熔接技術為例，先采用商王朝青銅冶煉鑄造技術分體鑄造各個部件，再將其連接成為一體，創造性地鑄造出復雜的組合青銅器。比如神樹神鳥相結合、結構復雜的神壇、頂尊人像等。我們可以看到不止一尊銅人的頭頂著青銅禮容器，而且是跪姿，顯示了古蜀對商王朝系統青銅器格外地尊崇，這一點非常耐人尋味，也值得高度關注。
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古蜀人用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把他們的思想、信仰的世界展現出來。他們的信仰體系非常豐富：有祖先崇拜，對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鱉靈等歷代蜀王的崇拜；也有自然崇拜，包括了對太陽、神樹、神鳥、山川等的崇拜。從出土文物可以看出，龍的形象就有近十種之多，鳥的形象有十幾種。
古蜀文明與中原王朝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當然，中原王朝輻射、影響各個區域性文明的同時，也廣泛吸收周圍先進的文化因素，因此才能夠發展成為引領。比如，玉璧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夏王朝吸收各地的因素后將它禮器化。玉璋是黃河下游地區史前時期的發明，被中原的夏王朝吸收過去成為重要的禮器。從玉璋分布來看，最多還是在河南，以此為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包括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福建、香港，甚至最遠到了越南北部。這也體現了中原禮制的影響力——夏王朝通過建立一套完善的禮樂制度維護社會秩序，被周圍區域文明所尊崇和吸收。
唐飛：古蜀文明極具辨識度，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的文化瑰寶特征鮮明，青銅面具、人頭像、神樹、四鳥繞日金箔飾等風格獨特的文物寫意與寫實并存，體現出古蜀人的非凡的想象力與創造力。陶盉、玉琮、青銅尊罍等文物又無不顯示出古蜀地區與中原及周鄰地區間文化因素的相互影響，生動地展現著文化交流、融合與創新的歷史過程。
胡嘉麟：這次“星耀中國”特展，我們向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8家單位借展文物。四川省內有12家借展單位，幾乎涵蓋了該省各地市的重要博物館，四川省外有16家借展單位。如果算上我們上博自己的藏品，以及知名工匠博主制作的仿三星堆的現代藝術品，這個展覽是由30家單位的藏品組成。從這次借展的地域范圍就可知，古蜀文明與中華文明的關系非常密切——它不是西方的、外來的文明，更不是外星文明，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興起和繁榮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不同族群和文化長期交流、互動的結果。考古學強調“以物證史”，這個展覽就是要通過各個地區與古蜀文明有聯系的文物來闡述古蜀文明的面貌、內涵和特質。
三星堆遺址八個祭祀坑的發掘給考古界帶來了巨大的驚喜，也留下諸多謎團
主持人：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遺址，兩處遺址也在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它們是什么關系？有何異同？還有哪些古蜀文明相關遺址值得被關注？
唐飛：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是前后相繼的古蜀國都城，文化屬性具有明顯的傳承性，皆為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
兩個遺址在城址選址、功能布局、居址、墓葬、祭祀行為與代表性文物方面具有諸多相似之處。城址選址均北部臨河，又有一條河流穿城而過，將城址分為南北兩部分，水陸交通兼具，重視水資源利用與管理。宮殿區位于城北，祭祀區位于城南。盛行干欄式建筑。葬俗簡約，墓葬以小型為主，隨葬品較少。祭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突出地位，均有整根集中埋藏的象牙。金面具、銅人像、銅眼形器等極具辨識度的文物在兩個遺址均有發現。
不同之處：三星堆發現有城墻，并可區分為內城、外城等不同的城圈；金沙遺址尚未發現城墻。兩者的祭祀遺存傾向不同，三星堆盛行大型青銅器，青銅人物造像發達；而金沙青銅器較少，缺少大型銅器，更加偏向使用玉器進行祭祀。生活用器方面，三星堆遺址盛行平底陶器，金沙遺址盛行尖底陶器。
王巍：古蜀文明經歷了源頭、萌生、曙光、輝煌、繼承、余韻六個時期，從公元前3100年川西高原的營盤山文化到成都平原的桂圓橋文化、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橋文化）、晚期巴蜀文化，再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前后延續2000余年。
寶墩遺址是目前長江上游發現的最大史前城址，它證明至少在龍山時代晚期，成都平原就有人群大規模居住，并出現定居農耕農業。寶墩文化的興起和良渚文化的衰落，時間大體一致，雖然它遠遠達不到良渚文化的輝煌，但是表明在距今約4500年的時候，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已經進入到初級文明的階段，為后面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奠定了基礎。
主持人：說到古蜀文明，特別是三星堆，很多人的反應是神秘，目前有哪些謎團等待被揭曉？未來有什么打算？
王巍：三星堆確實很神秘，令人無限遐想。在我參與的三星堆考古發掘三次直播中，我都要求把彈幕打開，有些人把出土人像跟阿凡達聯系在一起。我說，三星堆不可能受阿凡達影響，阿凡達吸收了我們的三星堆元素倒是可能。有人覺得出土的那些神樹特別不可思議，當時怎么能造出來？其實它是先分體鑄造，后熔接在一起，在神樹背面可以看到清晰的熔鑄痕跡。這說明古人能夠達到的技術和思想的豐富，遠超我們的想象。還有那些被認為像外星人的人像，也是源于生活的，當然它高于生活。這些人像共同特點是小方臉，此種長相在德陽、綿陽一帶大有人在。有人提出面具的鼻子好寬，這是因為它要戴在人的臉上，按照真人鼻子的大小沒法扣進去，所以會做得比較夸張。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兩個埋藏了大量青銅器、玉器和象牙的長方形土坑，可謂“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近年來，考古人員在一、二號坑附近又發現六個新坑，出土上萬件各類珍貴文物，三星堆“再醒驚天下”。這八個坑給考古界帶來了巨大的驚喜，也留下諸多謎團。
首先，它們都與祭祀有關，但顯然不是祭祀“第一現場”，應該是發生了某種變故將祭祀用品一次性埋入。那么，當時祭祀的場所在哪？有沒有神廟？如果有，建筑的結構是什么樣？大小銅像等相關祭祀用品當年是如何使用的？其次，到底發生了什么，當時的古蜀人要把視作無比珍貴的祭祀用品埋入地下？再次，三星堆為什么會衰落？它和金沙是繼承關系還是敵對勢力的此消彼長？當然，三星堆有沒有文字，也是大家關心的。
唐飛：三星堆遺址最受關注、最精彩出色的就是祭祀坑及坑里出土的金器、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除此之外，作為古蜀國都城，三星堆遺址還有大量與社會日常生活相關的發現，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接下來，三星堆遺址將圍繞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繼續加強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發表、多學科研究等工作，一直做下去。上海大學、上海博物館等兄弟單位，在考古發掘、青銅器清理修復等方面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未來，也歡迎上海乃至全國、全世界的民眾、各社會團體繼續支持三星堆考古工作。
在上海這個展示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好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主持人：與其他以古蜀文明為主題的展覽相比，這次的“星耀中國”特展有何特別之處？
唐飛：本次展出的精品眾多，包括三星堆遺址最新出土文物100多件，像銅權杖、銅虎頭龍身像、銅大神獸、銅豬鼻龍形器、扭頭跪坐人像等“重器”，均為之前所未見，系三星堆遺址首次發現；還有銅人像、銅人頭像、銅面具、銅神樹、玉璋、玉戈等古蜀文明的典型器，同類文物有的雖然在早些年發現過，但每一件都不一樣，都很精彩。
除此之外，一批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陶器亮相本次展覽，像陶盉、觚形杯、瓶、高柄豆等，有早年間出土的、也有最新出土的，大多是第一次對外展出，它們是了解古蜀文明的另一把鑰匙。
胡嘉麟：以往的古蜀文明展基本是以出土單位劃分單元板塊，比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組成一個單元，金沙出土的文物組成一個單元。這次展覽打破常規，將不同出土單位的展品重新組合。這種策展思路有兩個好處：一個是我們能看到古蜀文明發展的連續性，而不是斷裂的。古蜀文明有源頭、有余韻，與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面貌存在必然的聯系，這是以前我們所忽視的。另一個是古蜀文明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博大，很難通過一個展覽全部講述清楚，所以就需要在有限的展廳里告訴觀眾古蜀文明最核心的內容是什么。
整個展覽劃分為序廳、天行乾道、地勢坤物、人和明德、尾廳五個部分，核心內容就是中間的三個部分。我使用了“三才”的觀念。天、地、人“三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強調宇宙中三種基本元素的關系和互動。“天”主要講述古蜀文明的神靈崇拜和精神信仰。“地”主要講述表現古蜀文明上層建筑的各種物質文化關系。“人”主要講述古蜀文明的社會生活和禮儀活動。三個單元板塊的展品雖然有所交叉，卻是各有主線，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包容性、創新性等進行闡述的，顯示天地人三者之間不可割裂的互動關系。序廳以后以三星堆的青銅眼形器開篇，尾廳以前以三星堆的青銅蛇收尾，整個展覽就是圍繞著一個“蜀”字在講述古蜀文明，這個也是展覽策劃中的一個巧思。在展陳設計上，我們希望能夠重現當時古蜀人進行祭祀的場景，設計了幾組“陣列”來讓觀眾感受當時的儀式感。具體的文物陳列也保持了上博一貫的風格，將最佳欣賞文物的角度展示給觀眾。
主持人：在上海這樣的國際文化大都市舉辦“星耀中國”特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巍：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對文化高度重視。我舉個例子，11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在上海舉辦“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如今已經舉辦了五屆。兩年一次評選的“世界考古論壇終身成就獎”和“世界考古論壇重大田野考古發現”，被看作國際考古學界的奧斯卡獎。
上博東館首個特展聚焦古蜀文明展，跟上海對文化的高度重視是很契合的。可以預見，這次的展品數量、質量，也會遠高于其他同類主題的展覽。它便于上海市民近距離領略古蜀文明的魅力，同時這座城市的國際化也能讓更多的外國人了解多元一體、開放包容的中華文明。這個展覽在新落成的上博東館舉辦，可以說是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唐飛：“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四川與上海“共飲一江水”，歷來交流密切、關系友好，舉辦這個展覽是兩地友好關系的見證，是川滬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上海是文化建設的高地，也是展示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通過這個平臺，展示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輝煌燦爛而又別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對于推廣古蜀文化、傳播中華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將更好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嘉賓：王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唐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總領隊）胡嘉麟（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研究館員）
主持人：李婷（記者）
備受矚目的“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2月2日在新啟用的上海博物館東館揭開面紗。古蜀文明出土文物總是令人過目難忘，它緣何如此神秘而獨特？其基因源自哪里？有哪些待解之謎？我們邀請考古領域和青銅研究領域的專家給予解答。
古蜀文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原王朝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
主持人：上海博物館東館舉辦“星耀中國：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古蜀文明為何重要，它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占據怎樣的位置?
王巍：古蜀文明是中國西南地區的區域性文明，年代與中原地區夏商周時期大體相當。實際上，同一時期，中原王朝的周圍有多個這樣的區域性文明，可以說是方國林立。比如西南的古蜀，江西的新干，北方有土方、鬼方、羌方，東邊還有東夷等。它們跟中原夏商王朝有密切的關系，起碼名義上都是臣屬于夏商王朝，受其影響，同時又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文化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又有自己獨特的特點。
古蜀文明應該說是特點最鮮明的一個。其代表性遺址三星堆于2013年和2022年兩次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說明了古蜀文明的重要性。從發掘出土的青銅人像、神樹、面具等，可以看出其文明發展水平之高，尤其它的精神信仰特別突出，在《山海經》當中也有所記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簡單來說，古蜀文明是夏商時期王朝周圍區域文明當中發展水平最高、文化最有特色的一支，是中華文明滿天璀璨群星當中最亮的一顆，但夜空中還有一個月亮，就是中原地區的夏商王朝。
唐飛：以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長江上游文明發展的高峰，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跨河建城、宮殿區與祭祀區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漢”城市規劃模式，因地制宜營建城市防御措施、對水資源進行充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權與王權并重的社會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營建方面留給后世的寶貴遺產。
古蜀文明是三四千年前連接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農業文明區和以“半月形地帶”為代表的游牧文明區的地理單元，不同區域文化要素在這里交流、融合、創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邊其他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華文明連綿不斷發展的基因之中，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融合發展的鮮活見證，生動展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
主持人：與同時期中華大地上產生的其他區域性的文明相比，古蜀文明最主要的特點是什么？
王巍：古蜀文明最大的特點是神秘性，出土的文物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一特色的形成，首要前提是積極吸收中原夏商王朝的文化因素。比如，使用的玉戈、玉璋、有領玉璧等都是夏王朝發明的。當然，傳到古蜀的時候，究竟是夏代的晚期，還是已經進入到商王朝紀年，兩種可能都存在。青銅冶煉鑄造技術是從商王朝傳過去的，不一定是直接傳，也可能是先傳到長江中游，因為這一帶的湖北黃陂盤龍城是商王朝控制的銅礦重要據點，也是青銅器生產地，與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更接近，然后經此再傳至古蜀。
第二是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有自己的發明和創造。以青銅熔接技術為例，先采用商王朝青銅冶煉鑄造技術分體鑄造各個部件，再將其連接成為一體，創造性地鑄造出復雜的組合青銅器。比如神樹神鳥相結合、結構復雜的神壇、頂尊人像等。我們可以看到不止一尊銅人的頭頂著青銅禮容器，而且是跪姿，顯示了古蜀對商王朝系統青銅器格外地尊崇，這一點非常耐人尋味，也值得高度關注。
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古蜀人用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把他們的思想、信仰的世界展現出來。他們的信仰體系非常豐富：有祖先崇拜，對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鱉靈等歷代蜀王的崇拜；也有自然崇拜，包括了對太陽、神樹、神鳥、山川等的崇拜。從出土文物可以看出，龍的形象就有近十種之多，鳥的形象有十幾種。
古蜀文明與中原王朝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系。當然，中原王朝輻射、影響各個區域性文明的同時，也廣泛吸收周圍先進的文化因素，因此才能夠發展成為引領。比如，玉璧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夏王朝吸收各地的因素后將它禮器化。玉璋是黃河下游地區史前時期的發明，被中原的夏王朝吸收過去成為重要的禮器。從玉璋分布來看，最多還是在河南，以此為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包括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福建、香港，甚至最遠到了越南北部。這也體現了中原禮制的影響力——夏王朝通過建立一套完善的禮樂制度維護社會秩序，被周圍區域文明所尊崇和吸收。
唐飛：古蜀文明極具辨識度，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的文化瑰寶特征鮮明，青銅面具、人頭像、神樹、四鳥繞日金箔飾等風格獨特的文物寫意與寫實并存，體現出古蜀人的非凡的想象力與創造力。陶盉、玉琮、青銅尊罍等文物又無不顯示出古蜀地區與中原及周鄰地區間文化因素的相互影響，生動地展現著文化交流、融合與創新的歷史過程。
胡嘉麟：這次“星耀中國”特展，我們向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8家單位借展文物。四川省內有12家借展單位，幾乎涵蓋了該省各地市的重要博物館，四川省外有16家借展單位。如果算上我們上博自己的藏品，以及知名工匠博主制作的仿三星堆的現代藝術品，這個展覽是由30家單位的藏品組成。從這次借展的地域范圍就可知，古蜀文明與中華文明的關系非常密切——它不是西方的、外來的文明，更不是外星文明，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興起和繁榮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不同族群和文化長期交流、互動的結果。考古學強調“以物證史”，這個展覽就是要通過各個地區與古蜀文明有聯系的文物來闡述古蜀文明的面貌、內涵和特質。
三星堆遺址八個祭祀坑的發掘給考古界帶來了巨大的驚喜，也留下諸多謎團
主持人：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遺址，兩處遺址也在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它們是什么關系？有何異同？還有哪些古蜀文明相關遺址值得被關注？
唐飛：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是前后相繼的古蜀國都城，文化屬性具有明顯的傳承性，皆為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
兩個遺址在城址選址、功能布局、居址、墓葬、祭祀行為與代表性文物方面具有諸多相似之處。城址選址均北部臨河，又有一條河流穿城而過，將城址分為南北兩部分，水陸交通兼具，重視水資源利用與管理。宮殿區位于城北，祭祀區位于城南。盛行干欄式建筑。葬俗簡約，墓葬以小型為主，隨葬品較少。祭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占據突出地位，均有整根集中埋藏的象牙。金面具、銅人像、銅眼形器等極具辨識度的文物在兩個遺址均有發現。
不同之處：三星堆發現有城墻，并可區分為內城、外城等不同的城圈；金沙遺址尚未發現城墻。兩者的祭祀遺存傾向不同，三星堆盛行大型青銅器，青銅人物造像發達；而金沙青銅器較少，缺少大型銅器，更加偏向使用玉器進行祭祀。生活用器方面，三星堆遺址盛行平底陶器，金沙遺址盛行尖底陶器。
王巍：古蜀文明經歷了源頭、萌生、曙光、輝煌、繼承、余韻六個時期，從公元前3100年川西高原的營盤山文化到成都平原的桂圓橋文化、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橋文化）、晚期巴蜀文化，再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前后延續2000余年。
寶墩遺址是目前長江上游發現的最大史前城址，它證明至少在龍山時代晚期，成都平原就有人群大規模居住，并出現定居農耕農業。寶墩文化的興起和良渚文化的衰落，時間大體一致，雖然它遠遠達不到良渚文化的輝煌，但是表明在距今約4500年的時候，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已經進入到初級文明的階段，為后面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奠定了基礎。
主持人：說到古蜀文明，特別是三星堆，很多人的反應是神秘，目前有哪些謎團等待被揭曉？未來有什么打算？
王巍：三星堆確實很神秘，令人無限遐想。在我參與的三星堆考古發掘三次直播中，我都要求把彈幕打開，有些人把出土人像跟阿凡達聯系在一起。我說，三星堆不可能受阿凡達影響，阿凡達吸收了我們的三星堆元素倒是可能。有人覺得出土的那些神樹特別不可思議，當時怎么能造出來？其實它是先分體鑄造，后熔接在一起，在神樹背面可以看到清晰的熔鑄痕跡。這說明古人能夠達到的技術和思想的豐富，遠超我們的想象。還有那些被認為像外星人的人像，也是源于生活的，當然它高于生活。這些人像共同特點是小方臉，此種長相在德陽、綿陽一帶大有人在。有人提出面具的鼻子好寬，這是因為它要戴在人的臉上，按照真人鼻子的大小沒法扣進去，所以會做得比較夸張。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兩個埋藏了大量青銅器、玉器和象牙的長方形土坑，可謂“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近年來，考古人員在一、二號坑附近又發現六個新坑，出土上萬件各類珍貴文物，三星堆“再醒驚天下”。這八個坑給考古界帶來了巨大的驚喜，也留下諸多謎團。
首先，它們都與祭祀有關，但顯然不是祭祀“第一現場”，應該是發生了某種變故將祭祀用品一次性埋入。那么，當時祭祀的場所在哪？有沒有神廟？如果有，建筑的結構是什么樣？大小銅像等相關祭祀用品當年是如何使用的？其次，到底發生了什么，當時的古蜀人要把視作無比珍貴的祭祀用品埋入地下？再次，三星堆為什么會衰落？它和金沙是繼承關系還是敵對勢力的此消彼長？當然，三星堆有沒有文字，也是大家關心的。
唐飛：三星堆遺址最受關注、最精彩出色的就是祭祀坑及坑里出土的金器、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除此之外，作為古蜀國都城，三星堆遺址還有大量與社會日常生活相關的發現，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接下來，三星堆遺址將圍繞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繼續加強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發表、多學科研究等工作，一直做下去。上海大學、上海博物館等兄弟單位，在考古發掘、青銅器清理修復等方面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未來，也歡迎上海乃至全國、全世界的民眾、各社會團體繼續支持三星堆考古工作。
在上海這個展示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好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主持人：與其他以古蜀文明為主題的展覽相比，這次的“星耀中國”特展有何特別之處？
唐飛：本次展出的精品眾多，包括三星堆遺址最新出土文物100多件，像銅權杖、銅虎頭龍身像、銅大神獸、銅豬鼻龍形器、扭頭跪坐人像等“重器”，均為之前所未見，系三星堆遺址首次發現；還有銅人像、銅人頭像、銅面具、銅神樹、玉璋、玉戈等古蜀文明的典型器，同類文物有的雖然在早些年發現過，但每一件都不一樣，都很精彩。
除此之外，一批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陶器亮相本次展覽，像陶盉、觚形杯、瓶、高柄豆等，有早年間出土的、也有最新出土的，大多是第一次對外展出，它們是了解古蜀文明的另一把鑰匙。
胡嘉麟：以往的古蜀文明展基本是以出土單位劃分單元板塊，比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組成一個單元，金沙出土的文物組成一個單元。這次展覽打破常規，將不同出土單位的展品重新組合。這種策展思路有兩個好處：一個是我們能看到古蜀文明發展的連續性，而不是斷裂的。古蜀文明有源頭、有余韻，與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面貌存在必然的聯系，這是以前我們所忽視的。另一個是古蜀文明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博大，很難通過一個展覽全部講述清楚，所以就需要在有限的展廳里告訴觀眾古蜀文明最核心的內容是什么。
整個展覽劃分為序廳、天行乾道、地勢坤物、人和明德、尾廳五個部分，核心內容就是中間的三個部分。我使用了“三才”的觀念。天、地、人“三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強調宇宙中三種基本元素的關系和互動。“天”主要講述古蜀文明的神靈崇拜和精神信仰。“地”主要講述表現古蜀文明上層建筑的各種物質文化關系。“人”主要講述古蜀文明的社會生活和禮儀活動。三個單元板塊的展品雖然有所交叉，卻是各有主線，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包容性、創新性等進行闡述的，顯示天地人三者之間不可割裂的互動關系。序廳以后以三星堆的青銅眼形器開篇，尾廳以前以三星堆的青銅蛇收尾，整個展覽就是圍繞著一個“蜀”字在講述古蜀文明，這個也是展覽策劃中的一個巧思。在展陳設計上，我們希望能夠重現當時古蜀人進行祭祀的場景，設計了幾組“陣列”來讓觀眾感受當時的儀式感。具體的文物陳列也保持了上博一貫的風格，將最佳欣賞文物的角度展示給觀眾。
主持人：在上海這樣的國際文化大都市舉辦“星耀中國”特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巍：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對文化高度重視。我舉個例子，11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在上海舉辦“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如今已經舉辦了五屆。兩年一次評選的“世界考古論壇終身成就獎”和“世界考古論壇重大田野考古發現”，被看作國際考古學界的奧斯卡獎。
上博東館首個特展聚焦古蜀文明展，跟上海對文化的高度重視是很契合的。可以預見，這次的展品數量、質量，也會遠高于其他同類主題的展覽。它便于上海市民近距離領略古蜀文明的魅力，同時這座城市的國際化也能讓更多的外國人了解多元一體、開放包容的中華文明。這個展覽在新落成的上博東館舉辦，可以說是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唐飛：“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四川與上海“共飲一江水”，歷來交流密切、關系友好，舉辦這個展覽是兩地友好關系的見證，是川滬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上海是文化建設的高地，也是展示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通過這個平臺，展示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輝煌燦爛而又別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對于推廣古蜀文化、傳播中華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將更好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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