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周慧 實習生劉龍珠 北京報道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長丁洪，帶來了一份關于優化研究生招生機制和提高研究生待遇的提案。
作為科技界的委員和物理學家，丁洪比較關心中國科技自立自強和人才培養的問題。
他呼吁大幅提高研究生待遇，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待遇，讓他們更好地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做貢獻。
會議期間，丁洪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專訪，他聊到了對于人才培養、企業創新等方面的建議，還聊到了舉國體制創新和中美國家實驗室模式等話題。
丁洪認為，國內大企業和小規模團隊的密切配合不足，比如參考微軟與OpenAI的合作，大企業提供平臺、數據和算力，小規模團隊提供創新的想法。國內這方面的合作機制不太暢通，大廠和央企與來自單位以外的團隊合作少，丁洪建議央企應該和小規模創新團隊多開展合作。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長丁洪 受訪者供圖
呼吁提高研究生和博士生待遇
《21世紀》：請你大概介紹一下今年兩會的提案。
丁洪：我主要針對研究生教育提了兩條建議。
第一，建議教育部以一些高水平的高校作為試點，下放研究生招生名額。目前高校研究生招生名額基本上是由教育部統一分配，新成立的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名額難以得到充分保障，比如南方科技大學、西湖大學、大灣區大學等以前碰到過這個問題，對于現在一些新的大學解決研究生名額問題應該是它們關鍵的任務。
第二，建議大幅提高研究生待遇，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待遇，額度可根據同機構博士后待遇進行一定比例的折算。目前博士研究生的待遇低，而選擇繼續讀博的學生通常是同屆學子中的佼佼者，學業水平和收入的倒掛，對于學生的職業選擇較為不利。
《21世紀》：多家媒體報道了你的提案，該提案在教育行業的討論度如何？有沒有收到相關部門的反饋？
丁洪：因為剛提出來沒多久，還沒有得到官方正式回復，但是在媒體報道以后，得到了很多教育同行的反饋，特別是有很多在讀研究生反饋，整體比較正面。
建議大企業和小規模團隊密切配合
《21世紀》：中國的理工科人才非常優秀，但是人工智能領域，我們與最先進的創造力存在一定距離。你認為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美的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丁洪：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團隊合作不足。美國的大企業和小規模團隊能夠密切配合，比如微軟與OpenAI的合作，大企業提供平臺、數據和算力，小規模團隊提供創新的想法。國內這方面的合作機制不太暢通，大廠和央企可以充當，但是與來自單位以外的團隊合作少，所以我們也建議央企和小規模創新團隊多開展合作。
（不過這種現象正逐漸得到改善），不久前（3月5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張玉卓在“部長通道”上回應央企發展問題時表示，央企要繼續加大研發投入，開放創新，加強與高校、科研院所、民營企業等創新主體的協同。我看到相關報道時感到很欣喜。
其次，對底層技術的關心不夠。國內的很多高校和科研機構有足夠的資源和人才，卻沒有將人才很好地組織起來做底層技術。我們希望能出現聯盟組織，有算力的企業最好也能加入，共同建設底層技術。
《21世紀》：相對來說，民營企業在創新方面的動力會不會更強一些？
丁洪：發展人工智能牽涉到平臺，必須有足夠的數據和算力。有些民營企業比如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雖然擁有很多資源，但是可能更關注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央企肩負的是國家發展的使命，應該承擔更多責任，增強與創新團隊的合作。
《21世紀》：目前對于中國一些高市值互聯網公司“原始創新和研發投入不足”的討論也比較多，這些公司在新一輪的AI大模型創新中被批評“缺位”，你認為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應該如何改善？
丁洪：跟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有很大關系，（有些民營企業有能力有資源，但是可能更關注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這方面華為做得比較好，國家也支持很多。
我們呼吁國家對大型互聯網公司進行創新激勵，我們叫incentive，比如稅收補貼和政策支持等等。一方面，（長遠來看）科技創新對企業自身發展有好處，另一方面，大型互聯網公司占據了很多數據資源，同時擁有人才和資金，創新是企業回饋社會的一種方式。
科研要避免本位主義和重復研究
《21世紀》：我們經常談到舉國體制創新，未來中國在科技自立自強的進程中，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應該怎樣發揮作用？
丁洪：近年來，中國的科技自立自強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在物理學的很多領域，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跟美國并跑。我們在數學物理方面發展得比較好，但是人工智能領域和最先進的國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首先，美國外科研回報高。以藥物研制舉例，為什么美國能有這么多新藥出來？因為研制出來回報很高，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人工智能是同樣的道理。中國更多地依靠資源壟斷，比如大型的互聯網公司，他們擁有先發優勢，壟斷了創新渠道，（在競爭壓力之下對創新的關注又不足），所以到后面會慢慢出現差距。
第二，本位主義過強，大企業不注重與個人或者小團隊的合作，這就有可能導致重復研究，不同的單位互相做相同的事情。所以應該弱化本位主義，使人才容易流動。
第三，專利保護不足，國內不少科研人員有創新的想法，但是成果轉化效率低。一方面，由于專利保護不足，在成果轉化階段，研發人員只能自己下場或者交給信得過的學生；另一方面，一種普遍的看法是科技成果沒轉化成商品，就是不值錢的，（但是實際轉化為需求也需要時間）。
《21世紀》：你曾經在美國的國家實驗室工作過，在創新方面，美國政府是如何參與的？投入力度有多大？
丁洪：國外的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但是不能生搬硬套。美國國家實驗室做了很多底層技術，通過一定的轉化機制使社會共有，更加注重社會效益而不是實驗室本身的經濟效益。最有名的是貝爾實驗室，貝爾實驗室發明的晶體管，沒有獲得商業利益，但是對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貝爾實驗室是一個壟斷企業，但是它利用資源優勢做了很多基礎科研，中國的央企應該學習。
中國也學習借鑒了國家實驗室的模式，我深度參與了中科院方面的前期設計和規劃，中國國家實驗室是領域型的，這跟中國科技現階段的發展狀況有關，我們希望（未來能夠）建設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充分發揮科學裝置集群，體現實驗室的交叉性。另外，國家實驗室如何吸引人才，把最優秀的人才聯合起來，是當下需要進一步思考和完善的。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完善國家實驗室運行管理機制,發揮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輻射帶動作用。
《21世紀》：你在美國學習工作了18年，當時是怎么想到從美國回到中國的？
丁洪：一方面，國內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平臺，另一方面，自身也有中國夢的情懷。
建議將科學規劃給科學家做
《21世紀》：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如何更好地發揮人才優勢？在改善人才發展環境方面，你有哪些建議？
丁洪：一方面，資源要向創新能力強的人才和隊伍傾斜。中國比較尊重資深科學家，存在論資排輩、重視帽子和平均主義的現象。美國科學界有一種精神叫作winner takes all (贏者通吃），在美國即使拿了諾獎也可能拿不到資助，但是有些能力強的年輕教授實驗室規模大，有十幾個博士后，這在國內是不可想象的。
《21世紀》：近年國內科技體制改革動作很多，如何評價政策效果？對現存的問題有改善嗎？
丁洪：政策出臺以后，現存的問題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具體的政策來自于科技管理層，或者說處長們的想法，跟一線科研人員存在一定的距離和不科學性。
建議將科學規劃交給科學家來做，我回國以后花了挺多時間做科學規劃，（對于科學家而言），做科學規劃雖然不能獲得利益（credit），但科學家應該花時間去做。
《21世紀》：在涉及科技資源分配方面，如何才能做到更合理？
丁洪：資源的分配，要跟人才和團隊現有的創新能力成正比，資源要匯集到最有創造力的人身上。（這就涉及）如何評價一個人的創造力（的問題），對于基礎科研而言，已經存有良好的標準了，比如國際會議邀請報告數量等等。
《21世紀》：最后一個問題，在你看來，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匹配什么樣的人才？
丁洪：主要還是科技人才，具有原創新，能夠進行顛覆性的創新，成果和技術最關鍵的還是要看科技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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