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歷的四季更迭以春為首，正所謂“一年之計在于春”；中國歲時的流轉以春最為艷麗，又所謂“萬紫千紅總是春”。如果要找一個代表春天的節日，很多中國人腦海第一個浮現的可能會是春節。
這里其實有些誤會，春節以“春”為名卻未必在春天。中國農歷是陰陽合歷，春節屬于陰歷那部分，而春天以立春為起點，立春卻屬于陽歷那部分。也就是說，春節要是追到了立春前面，就妥妥地成了晚冬。而且，春節尚處于數九寒天，百姓家的門前雖然貼滿了紅幅，大自然卻依然一片萬物肅殺，春節的春意，終究還是淡了一些。
其實，中國有一個更適合代表春天的“艷麗”節日，那就是花朝節。
比起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花朝”二字實在有些生僻。花朝節一度盛行于大江南北，但最終在歲月流逝中湮沒無聞；花朝節所供奉的花神曾廟宇廣布、香火不斷，如今卻在大眾認知中被遺忘了姓名。
更令人訝異的是，花朝節究竟在哪一天也是樁“疑案”：山西人認為是在二月初二，北京人、江蘇人相信是在二月十二，浙江人則篤定是在二月十五。細細算來，花朝節的日子竟橫跨了小半個二月，真要叫人感嘆“芳蹤”難覓了。
花之時：仲春飄渺百花生
花朝節的花香飄渺，日子也飄渺。要確定它的時間，非得從更大尺度的時間單位入手，回溯十余個朝代才行。
“花朝”一詞首次出現，是在晉人周處的《風土記》：“浙間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游賞之時，花朝月夕，世所常言。”春序正中即是二月十五，可見在浙江百姓眼中，此時正是賞花觀月的好時節。在南北朝時期的詩句中，“花朝”二字已不算罕見，如蕭繹有“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江總有“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從字義中不難看出，這些段落中的“花朝”意為“花開的清晨”，恰能與“月夕”“月夜”相映成趣。
賞花的雅趣，順著南北朝一路向未來流淌，至唐代已蔚然成風。唐人愛花、賞花、鑒花，如晚唐羅虬甚至寫了一篇《花九錫》，用重頂帷、金剪刀、甘泉等“九錫”，作為對花的禮贊——要知道，古代加“九錫”的權臣往往有稱帝建國的野心，羅虬以“九錫”歌頌花卻不覺僭越，唐人對花的寵溺由此可見一斑。
即便集“萬千寵愛于一身”，花朝在唐代依然未形成法定節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中曾提到“唐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采百花和米搗碎蒸糕”，這一掌故很有些真偽莫辨。因為，直到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李適因為二月沒有節日而與大臣李泌商議，李泌回答：“二月十五日以后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開時，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可見，“二月十五日以后是花時”在唐代只是約定俗成的觀念，但二月的確沒有像樣的節日，所以李適君臣這才將二月初一定為中和節。不過，雖然沒有節日的“加持”，唐人眼中的“二月十五日”終究是非同尋常的日子，徐凝《二月望日》中的“長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勝中春”一句，甚至將這一天凌駕于中秋之中，可見春花的魅力竟是蓋過了秋月。
到了宋代，花朝終于“修”出了節日的“正果”。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花朝節的表述不再曖昧：“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可見，宋代——至少是宋代的浙江，花朝節明白無誤是在二月十五。當時花朝節民俗活動也蔚為壯觀，杭州百姓大多出行“玩賞奇花異木”，并形成了如王保生園、包家山桃花、天慶觀老君誕會等“知名景點”，各處一派“觀者紛集，竟日不絕”的熱鬧場面。
從文獻記載來看，唐人的花朝只是達官貴人用于吟詩作賦的良辰美景，但宋代的花朝節則已經發展成君民同樂的世俗節日。花朝節的出現，背后不僅僅是文化的流變，更是農業技術的發展。
宋代花卉種植與買賣已是頗為常見的行當，不然也不會有李清照“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陸游“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種種“小心思”。宋人對花的喜愛癡迷到了何種程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當時百姓出城探春的勝景：“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踘踈狂，尋芳選勝，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于是相繼清明節矣。”
從時令輪轉來看，花朝節“相繼清明”；從朝代更迭來看，花朝節則要“相繼明清”了。明清時期，花市比之于唐宋愈加繁榮，李斗《揚州畫舫錄》中記載的揚州花市盛況，直讓人在幾百年后依然感到驚艷，甚至還有張秀才舉辦“百花會”，“四鄉名花集焉”。不過，花朝節的日期也出現了“變數”——明代民間多認為二月十二為花神生日，這一觀念影響極大，以至于花朝節自然而然被“合并”到了二月十二，清人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便有“十二日傳為花王誕日，曰花朝”的記述，這分明是將花神生日和花朝混為一談了。當然還有些地方將花朝節定為二月初二，其源流已不可考，大約是受了中和節與龍抬頭習俗的影響吧……
面對這些“亂象”，明末陳繼儒曾專門考證：“二月十五日為真花朝。俗指十二日為花生日者，訛也。”當然，這種考證顯然對抗不了民間的約定俗成，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紅樓夢》：曹雪芹將林黛玉的生日定在二月十二——這當然是為了暗示林黛玉是百花之神了。
花之史：十二花神各爭春
花神用生日將花朝節“搶注”，雖然有些“強勢”，但背后的邏輯倒也稱得上水到渠成。那么，花神又是何許“神”也呢？曹雪芹將林黛玉寫成百花之神當然純屬個人創作——在歷史上，花神其實另有其“神”，只是相關記載略有些漫漶不清，需要后人花些心思加以整合。
最早的線索，源于唐代顏真卿的墨寶。顏真卿任撫州刺史時，專門寫過一篇《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記錄當地一位名為黃令微的女道士的“神跡”：這個黃令微八十歲時依然鶴發童顏，面容如少女般姣好，因此時人稱其為“華姑”。黃令微尋訪魏夫人未遂，后終于還是修煉成仙。
這個故事初看與花神無關，但卻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北宋成書的《太平廣記》記載同一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姑’……（魏）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后亦升天。”黃靈徽明顯是黃令微的音訛，“華”與“花”則相通。這里明確了黃令微是受到魏夫人點撥之后得道，因此可視為魏夫人的女弟子。比《太平廣記》略晚的《類說》，又引《花木錄》載：“魏夫人李弟子善種，謂之‘花姑’。”魏夫人，指的是晉代開創道教上清派的女道士魏華存，后被奉為紫虛元君，在道教神仙體系中地位頗高，黃令微能得到魏夫人指點，成仙自然也不足為奇了。
可見在兩宋時期的傳說中，黃令微已經從“華姑”演變為“花姑”，但她距離“花神”還是差了一步——這一步，就要從更古老的《淮南子》上跨出去了。
《淮南子》由西漢淮南王劉向召集門客所編，其《天文訓》中記載：“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谷禽鳥草木。”后高誘作注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到了南北朝時期，杜臺卿《玉燭寶典》又明確了這位女夷的身世：天帝之女。可見，女夷作為天帝的女兒，是一位掌握春夏兩季萬物生長的神祇。
農耕時代，女夷這樣的神祇當然大受世人愛戴。周代以降，歷代王朝均有頗為完善的勸農制度，在仲春二月，皇帝要親耕、后妃要親桑，各州縣還要設專門的勸農官員，祭拜主事的相應神祇，當然是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儀式。隨著歲月流逝，主管萬物生長的神祇女夷和被稱為“花姑”的黃令微逐漸合二為一，最終就成為了“花神”的模樣。明清時期，這兩個源頭并不相同的傳說已經緊密結合在一起：明代陳懋仁《庶物異名疏》記載：“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清代馮應京《月令廣義》亦載：“女夷，主春夏和養之神，即花神也。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為花神。”
黃令微榮升花神之后，與二月十二為百花生日的傳說再次融合，于是這復雜的花神生日自然成為二月最為盛大的節日。只怪這傳統的花朝節與花神生日實在過于接近，于是百姓眼中花朝節就漸漸被花神“捕獲”，變成了二月十二。說來也是，還有什么日子，比花神生日更適合作為花朝節呢？
不過，“花姑”黃令微也沒有笑到最后，因為在后世建造的花神廟中，廣受香火的并不是這位曾經的道姑，而是一組由十二位花神組成的“花神團隊”，更過分的是黃令微并不在其中。比如清代吳有如的《十二花神圖》陣容如下：
一月梅花神柳夢梅，二月杏花神楊玉環，三月桃花神楊延昭，四月薔薇花神張麗華，五月石榴花神鐘馗，六月荷花神西施，七月鳳仙花神石崇，八月桂花神綠珠，九月菊花神陶淵明，十月芙蓉花神謝素秋，十一月山茶花神白居易，十二月臘花神老令婆。
十二花神在民間版本眾多且越傳越“走樣”，清末俞樾認為這些版本過于“鄙俚不經”，于是親自加以勘定，還又增加了兩位“總領群花之神”，一位是佛教的迦葉尊者，因其曾在釋迦牟尼面前“拈花一笑”；至于另一位，依然不是黃令微，而是魏夫人……
花之事：撲蝶賞紅品糕酒
曹雪芹沒能將林黛玉成功捧為花神，但《紅樓夢》卻還有一處暗筆勾勒出了花朝節的風俗，那就是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楊妃指的是薛寶釵，飛燕指的是林黛玉，而“戲彩蝶”“泣殘紅”背后，則浸染著滿滿的花朝節意象。
《紅樓夢》中是這樣寫“寶釵撲蝶”的：“薛寶釵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雖然只字未提花朝，但要知道，花朝節別名“撲蝶會”，節日中最吸引人的游藝活動，就是撲蝶。
至少在宋代，撲蝶這一活動就已經為文人墨客所喜聞樂見，如蘇軾《蝶戀花·佳人》中有“撲蝶西園隨伴走”，蘇漢臣的《嬰戲圖》所畫也正是兩個兒童撲蝶嬉戲的場面。清代《廣群芳譜》引《誠齋詩話》云：“東京二月十二曰花朝，為撲蝶會。”這里更是將撲蝶與花朝節結合在了一起。
需要說明的是，世傳本《誠齋詩話》中并無此句，而宋代花朝節應為二月十五，因此這一引用是否為訛誤尚有待商榷。不過在明清時期，花朝節中的撲蝶確確實實是一時盛事。明代湯顯祖即有《花朝》詩直詠撲蝶之俗道：“百花風雨淚難銷，偶逐晴光撲蝶遙。一半春隨殘夜醉，卻言明日是花朝。”清代不少地方直接稱花朝為“撲蝶會日”，如嘉慶年間《如皋縣志》載：“十五日花朝名撲蝶會，好事者置酒園亭，或嬉游郊外。”正值仲春二月百花盛開，這春光明媚之時，以扇撲蝶實在是最應景的雅趣，又何需“好事者”呢？恰如清代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所云：“是日閨中女郎撲蝶會，并效崔玄微護百花避風姨故事，剪五色彩繒，系花枝上為彩幡，謂之賞紅。”
袁景瀾這句話，前面說的是撲蝶，后面所言則是花朝節另一項活動：賞紅。賞紅是女子結伴出閣踏青，在游春過程中將紅紙、紅絹懸系于花枝，又稱“掛紅”或“百花掛紅”。賞紅雖是娛樂，倒也有祈農的寓意在里面，陳繼儒考證道：“仲春花生日，家家剪彩繒，懸樹為花祈晴，以占百果五谷之豐稔。”清代袁枚亦有《花朝日戲諸姬》云：“花朝時節祭花神，片片紅羅縛樹身。”可見，女子賞紅有祭花神之意，而且能為花祈晴甚至占卜五谷的收成，這又與女夷崇拜的傳統結合到了一起。
袁景瀾所說的“崔玄微護百花避風姨”卻是貨真價實的唐代傳奇。《太平廣記·崔玄微》篇中記崔玄微為保護園中諸花，“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幫助群花抵抗住了“風神”封十八姨的摧折——這便是賞紅活動中紅紙、紅絹的原型。不過，賞紅的習俗唐宋未見，崔玄微之事應當是明清時期被附會的遙遠緣起。
中國傳統節日中的樂事，吃從來未曾缺席。花朝節吃什么？當然是吃花。中國人吃花的傳統自古有之，屈原《離騷》中便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在花朝節，最出名的美食便是以花為原料的百花糕和百花酒。
關于百花糕的傳說，可以追溯至唐代。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記載：“唐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采百花，和米搗碎，蒸糕以賜近臣。”這一典故出處不明，不過卻有佐證，清代光緒年間《青浦縣志》載：“二月十二日花朝，群卉遍系紅彩，家食年糕可免腰疼，謂之撐腰糕。”撐腰糕是蘇州一帶的名點，乃是將正月里沒吃完年糕切成長條形薄片，用油煎了吃——講究點的，還要撒上干桂花或是玫瑰花，據說吃了能讓腰變結實，所以叫“撐腰糕”。不過，撐腰糕多在龍抬頭這一天吃，如果武則天的百花蒸糕真是撐腰糕的前身，那花朝節與二月二倒又多了一些淵源。至于百花酒，也并非是真的純粹用花釀酒。中國傳統中的酒并非蒸餾而成的燒酒，而是用谷物、水果制成的發酵酒，若其中混入花自然能稱為百花酒，但縱然沒有花，只消在花朝節飲用，一樣可以視為百花酒。百花糕也好，百花酒也罷，既然能在百花盛開時享用，自然就無愧于“百花”之名了。
花朝節肇始于唐、形成于宋、興盛于明，至清代已極為盛大隆重。然而，這樣一個歷史底蘊深厚的節日，卻在清民易代的亂世中迅速衰敗。1925年農歷二月十三日，上海世界書局《紅玫瑰》雜志專門開設“百花生日號”專刊，紀念當時已經遠離普通民眾生活的花朝節，可以視為這一節日的時代絕響——在之后的數十年間，花朝節的影響江河日下，其習俗逐漸被人淡忘，唐代“長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勝中春”的景象也不復存在。
花朝節衰敗原因可以有很多猜測，比如各地花期不一因而日期不同，比如習俗地方特色過濃而未能普世化，比如百花糕和百花酒不如月餅和粽子那般“貨真價實”……不過論其根本，恐怕離不開清末以降長年戰亂導致的民生多艱——溫飽尚成問題，誰還有心花事呢？
花的綻放需要春意盎然，人的雅意自然也要太平盛世打底。一旦國泰民安，花朝節的復興便不足為奇了。近年來，在漢服文化復興大潮的驅使下，花朝節再次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民眾眼前。這一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身穿傳統漢服前往各自城市的郊野踏春賞花，被春色浸染的公園盡是《夢粱錄》中“觀者紛集，竟日不絕”的場面——如果，下次有人問哪一個節日代表春天，可千萬別忘了這三個字：花朝節。
中國農歷的四季更迭以春為首，正所謂“一年之計在于春”；中國歲時的流轉以春最為艷麗，又所謂“萬紫千紅總是春”。如果要找一個代表春天的節日，很多中國人腦海第一個浮現的可能會是春節。
這里其實有些誤會，春節以“春”為名卻未必在春天。中國農歷是陰陽合歷，春節屬于陰歷那部分，而春天以立春為起點，立春卻屬于陽歷那部分。也就是說，春節要是追到了立春前面，就妥妥地成了晚冬。而且，春節尚處于數九寒天，百姓家的門前雖然貼滿了紅幅，大自然卻依然一片萬物肅殺，春節的春意，終究還是淡了一些。
其實，中國有一個更適合代表春天的“艷麗”節日，那就是花朝節。
比起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花朝”二字實在有些生僻。花朝節一度盛行于大江南北，但最終在歲月流逝中湮沒無聞；花朝節所供奉的花神曾廟宇廣布、香火不斷，如今卻在大眾認知中被遺忘了姓名。
更令人訝異的是，花朝節究竟在哪一天也是樁“疑案”：山西人認為是在二月初二，北京人、江蘇人相信是在二月十二，浙江人則篤定是在二月十五。細細算來，花朝節的日子竟橫跨了小半個二月，真要叫人感嘆“芳蹤”難覓了。
花之時：仲春飄渺百花生
花朝節的花香飄渺，日子也飄渺。要確定它的時間，非得從更大尺度的時間單位入手，回溯十余個朝代才行。
“花朝”一詞首次出現，是在晉人周處的《風土記》：“浙間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游賞之時，花朝月夕，世所常言。”春序正中即是二月十五，可見在浙江百姓眼中，此時正是賞花觀月的好時節。在南北朝時期的詩句中，“花朝”二字已不算罕見，如蕭繹有“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江總有“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從字義中不難看出，這些段落中的“花朝”意為“花開的清晨”，恰能與“月夕”“月夜”相映成趣。
賞花的雅趣，順著南北朝一路向未來流淌，至唐代已蔚然成風。唐人愛花、賞花、鑒花，如晚唐羅虬甚至寫了一篇《花九錫》，用重頂帷、金剪刀、甘泉等“九錫”，作為對花的禮贊——要知道，古代加“九錫”的權臣往往有稱帝建國的野心，羅虬以“九錫”歌頌花卻不覺僭越，唐人對花的寵溺由此可見一斑。
即便集“萬千寵愛于一身”，花朝在唐代依然未形成法定節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中曾提到“唐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采百花和米搗碎蒸糕”，這一掌故很有些真偽莫辨。因為，直到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李適因為二月沒有節日而與大臣李泌商議，李泌回答：“二月十五日以后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開時，請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可見，“二月十五日以后是花時”在唐代只是約定俗成的觀念，但二月的確沒有像樣的節日，所以李適君臣這才將二月初一定為中和節。不過，雖然沒有節日的“加持”，唐人眼中的“二月十五日”終究是非同尋常的日子，徐凝《二月望日》中的“長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勝中春”一句，甚至將這一天凌駕于中秋之中，可見春花的魅力竟是蓋過了秋月。
到了宋代，花朝終于“修”出了節日的“正果”。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花朝節的表述不再曖昧：“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可見，宋代——至少是宋代的浙江，花朝節明白無誤是在二月十五。當時花朝節民俗活動也蔚為壯觀，杭州百姓大多出行“玩賞奇花異木”，并形成了如王保生園、包家山桃花、天慶觀老君誕會等“知名景點”，各處一派“觀者紛集，竟日不絕”的熱鬧場面。
從文獻記載來看，唐人的花朝只是達官貴人用于吟詩作賦的良辰美景，但宋代的花朝節則已經發展成君民同樂的世俗節日。花朝節的出現，背后不僅僅是文化的流變，更是農業技術的發展。
宋代花卉種植與買賣已是頗為常見的行當，不然也不會有李清照“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陸游“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種種“小心思”。宋人對花的喜愛癡迷到了何種程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當時百姓出城探春的勝景：“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踘踈狂，尋芳選勝，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于是相繼清明節矣。”
從時令輪轉來看，花朝節“相繼清明”；從朝代更迭來看，花朝節則要“相繼明清”了。明清時期，花市比之于唐宋愈加繁榮，李斗《揚州畫舫錄》中記載的揚州花市盛況，直讓人在幾百年后依然感到驚艷，甚至還有張秀才舉辦“百花會”，“四鄉名花集焉”。不過，花朝節的日期也出現了“變數”——明代民間多認為二月十二為花神生日，這一觀念影響極大，以至于花朝節自然而然被“合并”到了二月十二，清人潘榮陛在《帝京歲時紀勝》便有“十二日傳為花王誕日，曰花朝”的記述，這分明是將花神生日和花朝混為一談了。當然還有些地方將花朝節定為二月初二，其源流已不可考，大約是受了中和節與龍抬頭習俗的影響吧……
面對這些“亂象”，明末陳繼儒曾專門考證：“二月十五日為真花朝。俗指十二日為花生日者，訛也。”當然，這種考證顯然對抗不了民間的約定俗成，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紅樓夢》：曹雪芹將林黛玉的生日定在二月十二——這當然是為了暗示林黛玉是百花之神了。
花之史：十二花神各爭春
花神用生日將花朝節“搶注”，雖然有些“強勢”，但背后的邏輯倒也稱得上水到渠成。那么，花神又是何許“神”也呢？曹雪芹將林黛玉寫成百花之神當然純屬個人創作——在歷史上，花神其實另有其“神”，只是相關記載略有些漫漶不清，需要后人花些心思加以整合。
最早的線索，源于唐代顏真卿的墨寶。顏真卿任撫州刺史時，專門寫過一篇《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記錄當地一位名為黃令微的女道士的“神跡”：這個黃令微八十歲時依然鶴發童顏，面容如少女般姣好，因此時人稱其為“華姑”。黃令微尋訪魏夫人未遂，后終于還是修煉成仙。
這個故事初看與花神無關，但卻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北宋成書的《太平廣記》記載同一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姑’……（魏）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后亦升天。”黃靈徽明顯是黃令微的音訛，“華”與“花”則相通。這里明確了黃令微是受到魏夫人點撥之后得道，因此可視為魏夫人的女弟子。比《太平廣記》略晚的《類說》，又引《花木錄》載：“魏夫人李弟子善種，謂之‘花姑’。”魏夫人，指的是晉代開創道教上清派的女道士魏華存，后被奉為紫虛元君，在道教神仙體系中地位頗高，黃令微能得到魏夫人指點，成仙自然也不足為奇了。
可見在兩宋時期的傳說中，黃令微已經從“華姑”演變為“花姑”，但她距離“花神”還是差了一步——這一步，就要從更古老的《淮南子》上跨出去了。
《淮南子》由西漢淮南王劉向召集門客所編，其《天文訓》中記載：“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谷禽鳥草木。”后高誘作注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到了南北朝時期，杜臺卿《玉燭寶典》又明確了這位女夷的身世：天帝之女。可見，女夷作為天帝的女兒，是一位掌握春夏兩季萬物生長的神祇。
農耕時代，女夷這樣的神祇當然大受世人愛戴。周代以降，歷代王朝均有頗為完善的勸農制度，在仲春二月，皇帝要親耕、后妃要親桑，各州縣還要設專門的勸農官員，祭拜主事的相應神祇，當然是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儀式。隨著歲月流逝，主管萬物生長的神祇女夷和被稱為“花姑”的黃令微逐漸合二為一，最終就成為了“花神”的模樣。明清時期，這兩個源頭并不相同的傳說已經緊密結合在一起：明代陳懋仁《庶物異名疏》記載：“花神名女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清代馮應京《月令廣義》亦載：“女夷，主春夏和養之神，即花神也。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為花神。”
黃令微榮升花神之后，與二月十二為百花生日的傳說再次融合，于是這復雜的花神生日自然成為二月最為盛大的節日。只怪這傳統的花朝節與花神生日實在過于接近，于是百姓眼中花朝節就漸漸被花神“捕獲”，變成了二月十二。說來也是，還有什么日子，比花神生日更適合作為花朝節呢？
不過，“花姑”黃令微也沒有笑到最后，因為在后世建造的花神廟中，廣受香火的并不是這位曾經的道姑，而是一組由十二位花神組成的“花神團隊”，更過分的是黃令微并不在其中。比如清代吳有如的《十二花神圖》陣容如下：
一月梅花神柳夢梅，二月杏花神楊玉環，三月桃花神楊延昭，四月薔薇花神張麗華，五月石榴花神鐘馗，六月荷花神西施，七月鳳仙花神石崇，八月桂花神綠珠，九月菊花神陶淵明，十月芙蓉花神謝素秋，十一月山茶花神白居易，十二月臘花神老令婆。
十二花神在民間版本眾多且越傳越“走樣”，清末俞樾認為這些版本過于“鄙俚不經”，于是親自加以勘定，還又增加了兩位“總領群花之神”，一位是佛教的迦葉尊者，因其曾在釋迦牟尼面前“拈花一笑”；至于另一位，依然不是黃令微，而是魏夫人……
花之事：撲蝶賞紅品糕酒
曹雪芹沒能將林黛玉成功捧為花神，但《紅樓夢》卻還有一處暗筆勾勒出了花朝節的風俗，那就是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冢飛燕泣殘紅”。楊妃指的是薛寶釵，飛燕指的是林黛玉，而“戲彩蝶”“泣殘紅”背后，則浸染著滿滿的花朝節意象。
《紅樓夢》中是這樣寫“寶釵撲蝶”的：“薛寶釵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雖然只字未提花朝，但要知道，花朝節別名“撲蝶會”，節日中最吸引人的游藝活動，就是撲蝶。
至少在宋代，撲蝶這一活動就已經為文人墨客所喜聞樂見，如蘇軾《蝶戀花·佳人》中有“撲蝶西園隨伴走”，蘇漢臣的《嬰戲圖》所畫也正是兩個兒童撲蝶嬉戲的場面。清代《廣群芳譜》引《誠齋詩話》云：“東京二月十二曰花朝，為撲蝶會。”這里更是將撲蝶與花朝節結合在了一起。
需要說明的是，世傳本《誠齋詩話》中并無此句，而宋代花朝節應為二月十五，因此這一引用是否為訛誤尚有待商榷。不過在明清時期，花朝節中的撲蝶確確實實是一時盛事。明代湯顯祖即有《花朝》詩直詠撲蝶之俗道：“百花風雨淚難銷，偶逐晴光撲蝶遙。一半春隨殘夜醉，卻言明日是花朝。”清代不少地方直接稱花朝為“撲蝶會日”，如嘉慶年間《如皋縣志》載：“十五日花朝名撲蝶會，好事者置酒園亭，或嬉游郊外。”正值仲春二月百花盛開，這春光明媚之時，以扇撲蝶實在是最應景的雅趣，又何需“好事者”呢？恰如清代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所云：“是日閨中女郎撲蝶會，并效崔玄微護百花避風姨故事，剪五色彩繒，系花枝上為彩幡，謂之賞紅。”
袁景瀾這句話，前面說的是撲蝶，后面所言則是花朝節另一項活動：賞紅。賞紅是女子結伴出閣踏青，在游春過程中將紅紙、紅絹懸系于花枝，又稱“掛紅”或“百花掛紅”。賞紅雖是娛樂，倒也有祈農的寓意在里面，陳繼儒考證道：“仲春花生日，家家剪彩繒，懸樹為花祈晴，以占百果五谷之豐稔。”清代袁枚亦有《花朝日戲諸姬》云：“花朝時節祭花神，片片紅羅縛樹身。”可見，女子賞紅有祭花神之意，而且能為花祈晴甚至占卜五谷的收成，這又與女夷崇拜的傳統結合到了一起。
袁景瀾所說的“崔玄微護百花避風姨”卻是貨真價實的唐代傳奇。《太平廣記·崔玄微》篇中記崔玄微為保護園中諸花，“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幫助群花抵抗住了“風神”封十八姨的摧折——這便是賞紅活動中紅紙、紅絹的原型。不過，賞紅的習俗唐宋未見，崔玄微之事應當是明清時期被附會的遙遠緣起。
中國傳統節日中的樂事，吃從來未曾缺席。花朝節吃什么？當然是吃花。中國人吃花的傳統自古有之，屈原《離騷》中便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在花朝節，最出名的美食便是以花為原料的百花糕和百花酒。
關于百花糕的傳說，可以追溯至唐代。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記載：“唐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采百花，和米搗碎，蒸糕以賜近臣。”這一典故出處不明，不過卻有佐證，清代光緒年間《青浦縣志》載：“二月十二日花朝，群卉遍系紅彩，家食年糕可免腰疼，謂之撐腰糕。”撐腰糕是蘇州一帶的名點，乃是將正月里沒吃完年糕切成長條形薄片，用油煎了吃——講究點的，還要撒上干桂花或是玫瑰花，據說吃了能讓腰變結實，所以叫“撐腰糕”。不過，撐腰糕多在龍抬頭這一天吃，如果武則天的百花蒸糕真是撐腰糕的前身，那花朝節與二月二倒又多了一些淵源。至于百花酒，也并非是真的純粹用花釀酒。中國傳統中的酒并非蒸餾而成的燒酒，而是用谷物、水果制成的發酵酒，若其中混入花自然能稱為百花酒，但縱然沒有花，只消在花朝節飲用，一樣可以視為百花酒。百花糕也好，百花酒也罷，既然能在百花盛開時享用，自然就無愧于“百花”之名了。
花朝節肇始于唐、形成于宋、興盛于明，至清代已極為盛大隆重。然而，這樣一個歷史底蘊深厚的節日，卻在清民易代的亂世中迅速衰敗。1925年農歷二月十三日，上海世界書局《紅玫瑰》雜志專門開設“百花生日號”專刊，紀念當時已經遠離普通民眾生活的花朝節，可以視為這一節日的時代絕響——在之后的數十年間，花朝節的影響江河日下，其習俗逐漸被人淡忘，唐代“長短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勝中春”的景象也不復存在。
花朝節衰敗原因可以有很多猜測，比如各地花期不一因而日期不同，比如習俗地方特色過濃而未能普世化，比如百花糕和百花酒不如月餅和粽子那般“貨真價實”……不過論其根本，恐怕離不開清末以降長年戰亂導致的民生多艱——溫飽尚成問題，誰還有心花事呢？
花的綻放需要春意盎然，人的雅意自然也要太平盛世打底。一旦國泰民安，花朝節的復興便不足為奇了。近年來，在漢服文化復興大潮的驅使下，花朝節再次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民眾眼前。這一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身穿傳統漢服前往各自城市的郊野踏春賞花，被春色浸染的公園盡是《夢粱錄》中“觀者紛集，竟日不絕”的場面——如果，下次有人問哪一個節日代表春天，可千萬別忘了這三個字：花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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